＜蔓延在「建構」與「實在」間的戰火：關於愛丁堡學派及其「敵人」＞

壹、緒論：科學實在論與社會建構論

        在哲學的知識論脈絡下，特別是近來在科學哲學這一領域裡，科學實在論（scientific realism）與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vism）間的戰況開始趨向於激烈。首先，科學實在論的觀點認為科學研究和科學理論的主要內容，是獨立於人們對它的知識而存在的，而科學的目的則是描述並解釋世界可觀察和無法觀察的面向，揭示了前所未有的心外實體（entities）與性質。科學實在論者強調真實存在體與僅僅是有用的建構物之間的差異，並主張哲學上的實在論為科學的成功提供了最佳的說明。(Audi，2002)

        因此，科學實在論從科學的歷史與實踐中擷取證據，並為科學的成功給予解釋，而這些解釋是用來彰顯這類證據所具有的動態而不平均的性質，而大多數科學實在論的論證就和自然主義的版本並存。總之，在科學實在論的許多不同用法下，其共同的宣稱，即是「成熟」的科學理論典型地指稱了世界的真實特徵，過去科學理論被否證的歷史，並不能對當前最新的理論之真實宣稱抱持固執的懷疑態度，提供一個良好的理由，而且被假想指稱了不可觀察物的理論語句，應當把它們指稱的對象當成是實在的，不能以某種工具論的方式重新解釋。(Audi，2002)

        其次，在對立的另一方－社會建構論，則是指任何宣稱某些領域之知識是社會實踐和體制之成果的觀點，或是相關社會群體間互動和協商的成果。弱建構主張社會因素形成對世界的詮釋；強建構的觀點主張世界、或是其中重要部分是由理論、實踐和體制所構成。支持者往往從溫弱走向強硬，堅稱只有透過吾人之詮釋，才能通向世界之管道。同時，堅持獨立實在這樣的概念，只是個不相關的抽象，更糟的，是不一致的概念。(Audi，2002)

        社會建構論的濫觴，可遠溯至康德的觀念論，康德主張吾人不能認知物自身，而且我們對世界知識的可能性，僅能透過在初始經驗中植入思考的先天範疇，康德認為吾人以此詮釋和建構世界之範疇是先驗給予的，當代建構主義者則相信，相關概念和相關實踐隨著群體或歷史時期之不同而有所不同。(Audi，2002)因為沒有獨立的標準可以去評價不同的概念系統，社會建構論者自然而然地就與相對主義結合起來了。

        一般認為，社會建構論觀點開始發揚於T.Kuhn之＜科學革命的結構＞，其立論是，科學中的觀察與方法是深深依賴於理論的（theory dependent），並認為抱根本不同假設的科學家實際上是居住在不同的世界中，即Kuhn主張科學思想由「典範」（paradigm）所定義，並以各種方式將這些典範描述成學科的母體或範例，也就是包含由一既定社群的成員所分享的信念、價值、技巧的概念性世界觀。（Kuhn，1994）Kuhn因此提出了另一種科學觀的可能性，這是不同於科學實在論所主張依賴於理論的方法可以使我們認知獨立於理論之世界。

        雖然Kuhn不願接受因其觀點而衍生出的激進結論，但其著作一直影響後來的科學社會學研究，支持者開始向相對主義與強建構論大步邁進。1970年代，英國愛丁堡大學的一些科學社會學家（其中以D.Bloor與B.Barnes為主要代表），提出「科學知識社會學」之「強綱領」（strong programme in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主張科學知識的形構，將受到利益、權力、意識型態等種種社會因素不可避免的影響，在其中，他們所擁護的「對稱性原則」，就是主張社會學者應該以同等的方式解釋對科學觀點的形成，不論這些觀點是真、是假。(Audi，2002)科學知識，現在不是單純自然實在與客觀經驗的反映，而是人為磋商妥協建構的信念系統，經過約定後被科學社群所確定。因此它無可避免地受到科學家或社會的價值偏好所沾染，甚至意識型態、性別歧視、偏見這些負面價值，其實也悄悄地隱藏在科學活動、甚至是科學知識產品之中。(Gross & Levitt，2001)

        秉持社會建構論的愛丁堡學派從此形成了一個顯赫的學派觀點，並掀起了人文及社會學者研究科學的風潮。(Gross & Levitt，2001)但相應地，科學社群本身的一些成員們，為了捍衛科學的「基本價值」和「威望」，也不容社會建構論者如此任意沾染科學理論的本質，遂亦展開「反撲」的行動，一場不可避免的「戰火」，已經點燃。

貳、愛丁堡學派

        在20世紀的70年代中期之後，在英國出現一群自稱為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簡稱SSK），或者被別的學者稱之為科學知識建構論的研究者，這些研究者以愛丁堡大學為中心，形成了所謂的愛丁堡學派，在此學派中，David Bloor與齊名的Barry Barnes是最主要的學者。在80年代之後，在不列顛群島的對岸，SSK繼續在歐洲大陸生根茁壯，法國出現了另一個具有相當影響力的SSK學派，即以Bruno Latour為首的巴黎學派。

        雖然SSK源出於知識社會學，但它不像K.Mannheim在＜意識型態與烏托邦＞一書中那樣，在研究範圍之內排除了自然科學知識（也賦予了知識份子崇高的神聖性與自主性），也不像R.K.Mertons的科學社會學，只關心社會對知識的結構和發展的影響，而不考慮知識本身的社會建構問題。SSK明確地把科學知識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目的在於探索和揭露社會因素對科學知識的生產、改變和發展的作用，並要從理論上對這種作用加以闡述，SSK拒絕傳統哲學的主張，否認理性、客觀性和真理的普遍標準，認為由具體的科學社群有侷限的文化規範所決定。（魯旭東，2001）因此，由於SSK理論所持的這種相對主義傾向，使許多科學社群學者極為不滿，認為這是對科學的貶抑，是對啟蒙理性的威嚇。

以下本部分將概略敘述愛丁堡學派代表學者Bloor與Barnes的經典著作，如《知識與社會意象》（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科學知識與社會學理論》（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sociological theory）、《局外人看科學》（about science），來一窺此學派理論之堂奧。

        首次出版於1976年的《知識與社會意象》，可算是Bloor在科學知識社會學中，第一部最重要的經典著作，這部著作的核心，即由「強綱領」（strong programme）和與知識有關的相對主義所構成，這也等於是構成了整個愛丁堡學派的理論核心。

概括來說，Bloor之「強綱領」所主張的是，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在內的所有各種知識，都是處於一定的社會建構過程中的信念；所有這些信念都是相對的、由社會文化決定的，都是處於一定的社會情境之中的人們進行協商的結果。（艾彥，2001）因此，處於不同時代、不同社會群體、不同種族或族群之中的人，會基於不同的「社會意象」而形成不同的知識。

        在此，「因果性」所規定的實際上是對於進行這種研究的基本要求，要想研究知識的社會成因，就必須從因果關係的角度出發，去研究究竟是哪些條件使人們形成了特定的信念和知識；「無偏見性」要求研究者必須客觀公正地對待真理與謬誤、合理性與不合理性、成功與失敗，絕不能因為它們令人反感或令人失望，就不客觀公正地看待它們；「對稱性」說明了之所以的原因：無論是就真理與謬誤、合理性與不合理性，成功與失敗、還是就真實和虛假的信念而言，它們的社會成因都是相同的，所以當人們在研究和說明科學知識的社會成因時，必須運用同一些原因類型；「反身性」是指研究者所堅持和運用的理論本身，也變成他自己所要研究的對象，亦即研究者必須把他用於說明其他知識和理論的模式，同樣用於對待和研究他自己的理論，從而達到對知識的社會成因進行徹底的研究和說明（Bloor，2001）。

        強綱領的相對主義傾向，主要顯現在知識都是相對的，由社會建構和決定的，隨著社會情境的轉變而不同，但其亦與傳統的相對主義有不同之處。傳統相對主義一般說來有以下幾個特徵：（1）藉由極度強調變動性，來否定確定性；（2）藉由極度強調認識主體的主觀性和歷史依賴性，來否定作為認識結果的客觀真理；（3）藉由強調過渡與轉化，來否定區別與對立；（4）反對強調確定性、客觀真理、以及區別與對立的傳統，但卻很少自成主流、居於主導；（5）重視強調存在於認識過程和結果的形式方面的相對自主性特徵，很少直接去主張作為認識結果的知識內容具有相對性。（艾彥，2001）

        總言之，傳統的相對主義所說作為認識主體的「人」，基本上像是原子化個人主義式的，孤零零、非社會的、過度理想化的個人，而非處於具體歷史情境中，並且隨著具體歷史情境的發展而變化的人。與傳統的相對主義比較，以Bloor為首的愛丁堡學派的相對主義，不僅強調知識在形式方面具有相對主義的特徵，並且進一步強調知識內容的相對主義特徵；此外，愛丁堡學派更加強調「社會向度」（社會建構）所發揮的決定性作用。（艾彥，2001）

        Bloor認為，通過對神聖和世俗的區分，我們就可以具體說明人們抵制對科學進行科學的調查研究的理由。對於Durkheim來說，這種區分處於各種宗教現象的核心部位。神聖的事物是那些得到各種禁令保護與孤立的事物；而世俗的事物則是這些禁令所針對的那些事物，是那些必須與神聖的事物保持一定距離的事物。如果把這種科學是不可侵犯的令人困惑的態度，當做某種神聖的東西來看待，那麼，這種態度就是可以說明的。（Bloor，2001）

        Bloor指出，科學知識社會學正是會對這種情況造成威脅，它似乎從反面去抵銷，或者干涉由精力和靈感組成的、奔涌而出的洪流，而這種洪流則來源於與科學和方法論所具有的基本真理和原則的接觸，也就是說，科學的實踐，與它的根源相比所具有的神聖性較少、具有的世俗性較多。因此，把由這些原則啟發的某種活動轉用於這些原則本身，就是褻瀆行為和玷污行為。因此產生的必定是災禍。（Bloor，2001）

        出版於1974年的《科學知識與社會學理論》一書，亦是愛丁堡學派早期的經典之一。在本書一開始，Barnes試圖解除在科學頭頂上的光環，目的在於探討知識的易變性與人們如何改變和維持知識。Barnes不同意傳統哲學將知識與信念截然二分，這樣只會使知識看起來如同教條一般。對於知識是否有效、是否為真、以及何為評價知識的最終方法，是不一定有必然的結論的。Barnes認為，知識只是一種偶然的知識，是已被社會群體接受的信念，而不是指涉正確無誤的信念。與經驗相符、一致性、合邏輯性和有效性並不能把科學知識與其他知識區別開。Barnes指出作為信念的知識，其穩定性是相對的。信念的持有是否合理，要視這種信念是否與持有者所處的文化相一致。（Barnes，2001）

        在談到自然科學的文化裡，Barnes認為科學文化和其他文化相比，並不必定具有特殊的地位。科學知識也是會受到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即使是在對於事實的純粹描述，因為人們往往要藉由信念來處理本身的感官知覺，所以這種描述也會受一定的理論或文化制約的。有一些後維根斯坦味道的是，在Barnes看來，描述要使用語言，而任何語詞只有在一定的語境當中才會產生意義，這種語境只能是由社會群體所共享的，就像Barnes說的，「事實是被群體界定的；任何知識體系由於其制度特徵，必然只包括集體認可的陳述」。（Barnes，2001）

        Barnes再指出，科學知識是一種理論知識，它是從理論而非完全從經驗中推導出來。吾人關於世界的景象並不是從世界中產生，而是吾人強加於這個世界的。既然信念不能超脫出環境和文化的影響，社會文化又會隨著時空而有所不同，那麼自然信念的多樣性就不可避免了，因而科學文化就有其多樣性，科學家們就不可能有某種共享的單一約定，所以普遍的科學方法只不過是一種理想而已。（Barnes，2001）

        有關科學專業化與職業化的討論，在本書中佔了相當大且重要的篇幅，在Barnes看來，科學的職業化促進了系統的科學教育的發展，為科學社群儲備了重要的人力資源；專業化團體的出現，則使得科學家之間的有效交流成為可能，從而推動了科學知識的傳播與分化；而成為正式的職業後，科學的資金也有了比較可靠的保證，使得科學研究的效率也大幅地提升。總之，這一切最重要的意義在於，這一過程確立了科學在發展和改變知識方面的重要角色，使科學成為人類生活中的一種重要制度。在進入到20世紀後，科學的實驗與研究需要人力、物力，其規模都是空前的，所以Barnes指出，現代科學活動的水平是由政治過程所決定的，並且要反映經濟現實，政治因素和經濟因素對於科學的發展方向之影響就更大了，因而科學機構中對於功利和短期效益的考慮可能越來越佔上風。（Barnes，2001）

        至於專業化的過度發展會不會造成科學領域內外，或科學裡各專業領域之間，互不信任、難以溝通的鴻溝，Barnes認為事情並不會如想像的嚴重，因為專業化使得科學與社會其他部分的相互依賴關係日益加強了。實際上，在今天，通過扮演技術知識的發展者、檢驗者與傳播者的角色，使得科學與社會的各個方面建立起密切的關係。（Barnes，2001）

        談到科學的「權威」問題，傳統的科學史把科學的興起描述成一種反權威的運動，Barnes認為，實際上人們只看到科學對宗教權威的反抗，而沒有把反權威的價值觀用於分析科學本身，按Barnes的觀點，科學家就是以權威為基礎來建立他們在社會中的地位。另一方面，科學權威也是科學分化的必然結果。在現代社會中，知識的增長越來越快，如果不想被大量的資訊淹沒，就得依靠權威對新的知識進行篩選和評估，以免知識系統因資訊超載而崩潰，所以有必要建立一種社會關係，即信任和對權威的承認。（Barnes，2001）

        對於Habermasn所憂慮的在高度專業化的現代社會中，專業菁英宰制的可能性，Barnes表示懷疑，他認為，「如果知識是技術專家的權力基礎，那麼知識必須是統一的，專家也必須團結在一起。」在今天，科學的分化導致了不同的知識菁英群體，由於專業背景、專業忠誠和所隸屬的社會群體不同，他們不可能有一個統一的目標。也由於專業菁英是為不同的利益團體服務，依賴其他有權勢的人，並且因利益的不同而有著不同的道德觀念和政治觀點，故很難形成一種統一的政治力量。Barnes指出儘管知識的分配與權力相關，但知識的分配並不等於權力的分配。（Barnes，2001）

        在最後，Barnes把社會的問題根源，直接指向具有功利主義色彩的個人主義思維，認為人們之所以會有只要科技進步發展，所有的社會問題就可迎刃而解的迷思，原因就在於我們都把社會看成是放大的個人，把個人的優先選擇，轉變成為對社會的優先選擇的衡量標準，我們常常會忘了考量到，當許多個人合理性估計相互作用後，所產生的不幸結果的可能性。雖然科學和技術對社會的未來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但是，我們並不能從技術的變革來預測社會變遷，就如Barnes所要我們記住的，控制科學和技術的是人，「技術總是是人們手中的一種資源：它本身沒有生命，但卻可以在人們的控制之下得以發展和運用」，沒有考慮到相應的社會背景，沒有對社會環境的細緻瞭解，也就不可能對科學技術有深刻的認識。（Barnes，2001）

參、對社會建構論的反撲

原本大部分科學社群成員所堅信牢不可破的價值，即所謂科學事實是客觀的、是至高無上的仲裁者，所有任何非社會中立和價值中立的科學理論，最終都要在客觀事實的光芒之下現出原形。但現在不同了，在社會及文化建構論觀點影響下，特別是許多抱持著後現代主義的人文社會學者們，援引此一立場來形構另類的科學觀，從「基進」的觀點提出科學研究，發展出所謂的「基進科學研究」（radical science studies），大張旗鼓地主張科學事實本身，都是被實驗工具和社會過程建構出來的，或者主張「事實」只是一套主觀詮釋後的語言遊戲，是權力的玩偶，根本不存在由實在所決定的客觀事實。

        這些「激進」的主張讓科學家感到困惑與荒謬，他們完全無法同意。科學知識如果不是實在的反映，不是真理的揭示，那麼他們窮其一生對客觀知識的追求，意義何在？因此科學家們紛紛跳出來為科學辯護，甚至反擊社會及文化建構論者們的基本主張，一場關於「科學」的大戰，就此引發。

科學家們反擊社會建構論的觀點內容，其實可以從兩本深具批判性與代表性的著作中看到，一本是由P.R.Gross與N.Levitt合著的《高級迷信》（Higher Superstition）；另一本則是由A.Sokal與T.Bricmont所合著的《知識的騙局》（Fashionable Nonsense）。

《高級迷信》一書，將戰線拉的很長，也確實造成「遍地烽火」的效果，其中批判了各種「基進科學研究」，雖然沒有直接點名愛丁堡學派，但首當其衝的，即是社會建構論，不僅如此，還包括了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研究、女性主義科學、基進環境論、多元文化主義等等，作者乾脆將它們統稱為「學院左派」（academic left）。筆者在此只將焦點集中於本書對社會建構論所做的部分批判。

        首先，作為批判標靶的是S.Aronowitz之《科學作為權力》一書，作者指出其在論證的取徑上，顯然很拙劣，主要的方法似乎是在一個盡可能小的空間裡，從科學哲學裡召求盡可能多的名稱，簡潔並隱密地將所有的事物混凝在一起。(Gross & Levitt，2001)

作者認為Aronowitz有意地把量子力學的發展視為西方科學「莊嚴的轉捩點」。測不準原理無疑是量子力學的基石之一，但如果考察一下量子力學及其哲學意涵的處理，測不準仍然不折不扣地是一個物理學信條，是一個能夠檢驗和印證具體現象行為的預測定律，和其它的物理學定律是一樣的。可是，在Aronowitz的描述下，它反而是指稱一種知識論上和精神上的不安，折磨著當代物理學者們的靈魂，彷彿物理世界今後再沒有可靠的資訊。因自認發現物理學裡的文化成分而亢奮，不僅引導了Aronowitz忘記科技和預測，同時也又使他同樣忽視了物理學。作者認為Aronowitz的論證與其是邏輯上，還不如說是修辭上的，辯論式的詐欺佔了相當重要的份量，從邏輯上的眼光來看，卻是毫無價值。(Gross & Levitt，2001)

        其次，作者再談B.Latour的作品，認為Latour對於科學社群的挑釁之處，在於他把完全合格的科學與技術菁英，放在「研究對象」的位置，而這個位置原本只是為叢林裡的原始民族所保留的。Latour為了破除「科學偶像」，而把相對主義與反實在論走過了頭－「自然」純粹是社會約定，科學爭論可由科學社群內的對話過程來解決。作者以一個例子來比喻Latour的說法：就好比一群人關在一個沒有窗戶的房子，透過討論來決定屋外到底有沒有下雨，卻沒有人打開門到外面看一看。作者在Latour對大眾運輸計畫的社會分析中發現，Latour完全避開了數學；在《科學行動》一書中，更發現他對數學概念的誤解、心虛、甚至是「駑鈍」的地步，並以此來推定Latour為何會熱切地貶低公式化、抽象與數學運算，使它們看來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其意圖就是：「從抽象模型之精確分析中顯現的、對於真實世界之深入驚人的預測，只不過是壘同贅詞的客廳閒聊」。(Gross & Levitt，2001)Latour對科學是懷著十分強烈的憎恨。

        其三，作者舉出S.Shapin與S.Schaffer的《利維坦與空氣幫浦》一書，此書中主張現代科學一開始便是這樣的領域：組織嚴密、完全與外界隔絕的小團體（十七世紀的皇家協會）、盡心保護其特權以及對沒有適切認證的外來入侵者（霍布斯）採敵對態度，這種自命的科學貴族階級，被視為和西方社會的統治菁英連成一氣。作者認為本書的立論雖然精微，但仍是從菁英支配的隱喻引導出來的，且將深刻的錯誤根源，歸於在科學史運作上出現短暫的、局部的與不一致的情境。如果考察一下十七世紀科學生活的特別圖像，就知道這是經不起考驗的，皇家協會是上層社會權貴代表嗎？那麼該如何解釋牛頓－沒有什麼財產、宗教信仰不見容於當道、還可能是個同性戀者，還有其他許多協會成員都有類似的處境；也沒有注意到霍布斯處理數學的能力－實際上他是不夠格的。Shapin與Schaffer只想到「意識型態」的問題，卻沒有談到科學與數學的實質內容，才真正是把問題給扯遠了。《利維坦與空氣幫浦》對霍布斯過度的尊崇傳達了如下的意涵：不是專業科學的「哲學家」應該有權威去宣稱、甚至指導科學的問題。(Gross & Levitt，2001)

        最後，作者在本章就是要闡明社會建構論本身作為政治符碼，不論是在不去注意任何歷史和科學的細節，或是在建立一個細微卻過度侷限的社會歷史記載之檢查上，顯然都是設計來散播某種特定的政治觀點，或是斷定某種政治靈活性對於科學史和科學哲學的支配。但相應諷刺的是，社會建構論點論點已經成熟到反過來反對自己，它所揭開的建構論方案的本質，遠多過該方案曾揭開的科學本質。總言之，「文化建構論本身也是文化建構的」。(Gross & Levitt，2001)

        在談《知識的騙局》這本書前必須要先提一下著名的「索卡事件」，1996年（《知識的騙局》出版前一年），本書作者之一的美國的物理學教授Alan Sokal進行一個特別的「實驗」，他向一份著名的文化研究期刊《社會文本》投稿，且得到接受以專輯形式刊登出來，篇名為〈逾越邊界：邁向一個轉型的量子力學詮釋學〉，這篇文章大量引證科學的社會建構論、後現代主義、文化研究、女性主義科學哲學等學派之科學研究相關文獻，文中充斥著荒誕的片段章節；另外，文章斷言一種極端性的知識相對主義態度，主張「存有一個外在的世界，其性質獨立於任何個人與全體人類之外」是個老朽的「教條」。在嘲笑這個教條之後，宣稱「物理實在」和「社會實在」一樣，都是社會的語言的建構。在連續令人嘆為觀止的邏輯跳躍之後，文章的結論就是：「歐基理得的圓周率π與牛頓的重力常數G，以前被視為恆常且普遍，現在卻讓人趕之它們無可避免的歷史性：假想的觀察者完全被除去了中心地位，和任何不再由幾何來定義的時空點沒有知識的連結」。（Sokal & Bricmont，2001）

        幾天後，Sokal在另一本期刊《佛蘭卡語》上，自我揭發了在《社會文本》上的那篇文章只是一堆無意義的胡扯，結果震驚了美國學術界。這篇文章，因此也被稱為「索卡的惡作劇」（Solkal’s Hoax），更引爆了一場在科學界與人文社會學界之間的「科學戰爭」，延燒大西洋兩岸至今。

        《知識的騙局》源於這場惡作劇，作者就是不滿於許多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研究者，似乎都在採用所謂的「後現代主義」哲學，這股知識潮流的特色是公然拒絕啟蒙的理性傳統，其理論性的論述與任何客觀經驗的檢證無關並且採取一種知識上級文化上的相對主義，把科學視同於一種「敘事」、「神話」或社會建構。

本書的目標有二，第一，是批判當代法國知名思想家J.Lacan、J.Kristeva、L.Irigaray、B.Latour、J.Baudrillard、G.Deleuze&F.Guattari、P.Virilio等人對科學概念與術語的濫用，並揭露它們的部分著作只是一堆毫無意義的空話。作者在此強調，不懂科學並不可恥，但若要談科學，至少該把基本的科學概念弄清楚，而不是在一知半解的情形下，不知所云地任意賣弄；第二，本書則是要批判知識相對主義的不當，這包含了在第四章後半段裡的愛丁堡學派強綱領，以及Latour的科學知識社會學，而筆者亦將把焦點集中於此。Solkal在此抱持的觀點，是科學哲學中一種溫和的「科學實在論」立場，就是認為科學理論與實驗數據的驚人吻合程度以及科學如此有力的最好說明－即是自然「實在」就是科學所揭開的樣貌。（Sokal & Bricmont，2001）

        作者認為強綱領這一基本概念最大的問題，就是忽略了某個最重要的部分：自然本身。和《高級迷信》看法一樣，相對主義一開始就會引起一種自我反駁的爭議，因為他們自己（指Bloor和Barnes）也宣稱其論述對於其他論述而言有「特殊地位」。此外，所謂「真理」，並非等同「偏好」，如某甲今天早上喝了咖啡是真實的，但不能僅僅理解為某甲偏好相信他今天早上喝了咖啡。Bloor和Barnes對真理的重新界定，是不會使人在實踐上區去接受它是一般知識的。再者，Bloor和Barnes未能有系統的使用關於真理的新觀念，以致造成混亂，例如「說所有的信念為真，會遇到如何處理相互衝突信念的問題」，而「說所有的信念為假，便會帶來相對主義者自我宣稱之地位問題」；但如果「一個真的信念」只意味著「一個人與他所在之地的其他人共同持有的信念」，就不會有造成衝突的困難了的這種奇怪結論－地球是圓的，應該不是什麼「地區信念」吧！對於「知識」（knowledge）此概念的使用上，也是犯了同樣的謬誤。（Sokal & Bricmont，2001）

        Bloor和Barnes的立論似乎是在兩個層面之間相互衝突，一種是普通的懷疑論，另一種是以「科學的」知識社會學為目的的具體方案，後者已預設一個人放棄了徹底的懷疑論並且儘量試著去瞭解某部分的真實。（Sokal & Bricmont，2001）

        作者再考察了所謂的「對稱性」原則，來看以此為立基的強綱領是否可行。如果僅是主張應該使用社會學和心理學同樣的原則，去說明所有信念發生的原因，那麼作者不會特別反對；但是如果主張只有社會原因才能說明世界的實然（即自然），那麼這就萬萬不能接受，用一個物理史的例子來看，18世紀歐洲科學社群會深信牛頓力學，無疑地，各種歷史的、社會的政治的與意識型態的因素會在其中發揮作用，但提供最重要說明的必定是－行星和慧星真如牛頓所預測的那樣運行。（Sokal & Bricmont，2001）

        至於科學知識社會學強綱領在法國的迴響：Latour的學說，如果自然無法解決所有的爭辯，社會學家就能以相對主義了解「科技要了解的每一件事」的說法

被作者大加批判，認為Latour不斷地混淆事實與針對事實而產生的知識，因為任何科學問題的正確答案，不管已解決與否，都端賴自然的狀態，沒有理由在一種情況中採取一種「相對主義」的態度，在另一種情況中採取「實在論」的態度；這些態度間的差別是一個哲學問題，與問題是否解決完全無關。一位尋求正確解答的科學家的確把自然用在外在參考，努力想知道自然中真正發生什麼事，而且為了該目的而設計實驗。實際上，研究科學家之間的結盟和權力關係或許重要，但並不足夠。被一位社會學家看似純粹權力遊戲的，可能事實上是由全然具合理性的考量所發動，要瞭解這種考量，只有通過對科學理論和實驗的詳細理解，但是在Latour的方法規則中，沒有一條建議科學社會學家這麼做。（Sokal & Bricmont，2001）

肆、結論

綜觀本文所探討的各著作，筆者感覺出身人文社會學科的學者，在進行所謂的「科學研究」時，確實該對科學概念與名詞的使用，要更加謹慎小心，免得在外行人面前造成迷惑，在內行人面前鬧出笑話。代表科學社群反擊行動的兩本著作：《高級迷信》與《知識的騙局》；曾經有人認為《高級迷信》以「學院左派」一詞，株連甚廣，「控訴的音量有餘而罪證不足」，以致不免讓人覺得論辯失焦；相較之下，《知識的騙局》則步步為營、筆觸溫和，讓證據說話，將大部分焦點集中在後現代思想及相對主義對科學概念的濫用上，某個比喻是蠻有道理的，即前者是機關槍，火力強大，但沒什麼準頭；而後者是手術刀，雖不凶猛，卻精確無比。（陳瑞麟，2001）

到什麼樣的程度以上才算是「強」的建構？什麼樣的程度以下才算是「弱」的建構？有沒有什麼確切的標準？筆者認為如果把這個問題，不管是拿去問社會建構論者還是科學實在論者，可能都不會得到什麼明白清楚的答案。《高級迷信》的作者認為社會建構論必定是「強」文化建構論，筆者不明白的是，其界定的標準在哪裡？即使是提出「強綱領」的Bloor，在他《知識與社會意象》一書裡，也明白的表示，社會因素會影響科學知識的形構，但它不是全部的因素，亦絕非唯一的決定性因素。（Bloor，2001）可以了解的是，社會建構論還是有在「自然實在」的部分保留相當的迴旋空間，更何況，即便是立場強硬堅定的科學實在論者（如《高級迷信》的作者），也是同意「弱文化建構論」的。

「建構」與「實在」間有沒有和解的可能？要如何調解？如何平衡？這不禁讓筆者想起晚近幾年興起的「建構實在論」（constructive realism），或許便為解決這樣的衝突之哲學基礎提供了一種可能性。建構實在論是近約十年間逐漸興起的新學說，是以維也納大學科學哲學家F.Wallner為首所組成的新維也納學派所提倡的，他們試圖推展以建構實在論做為核心的新知識運動。（黃光國，2001）

        建構實在論的理論核心為「兩重實在論」（two types of reality），其將「實在」分為兩種，一種是實在本身（reality itself），另一種建構的實在（constructied reality）。建構實在論認為，所有的認知活動皆是透過語言來進行，因而強調語言的重要性。但是，不同科學建立出不同的術語與不同的論述方式，來接近實在，結果每個科學都用各自的語言，不同的理論建立一個「微世界」（microworld）。因此，按照各自的興趣、理論領域，便會形成各自不同的微世界。建構實在論假定，將不同微世界總和起來，就可以得到一個「建構的實在」。此外，建構的實在假定了自然存在的環境，也就是「實在本身」的存在，它是使人類生存得以可能的的世界。（Wallner，1997）

        建構實在論的主要目的，便是要在哲學上提出一套知識的策略，讓不同學科所建構出來的知識體系得以整合在一起，藉以擴大科學社群的視域，（黃光國，2001）由此可知，建構實在論的提出，首先，其初始是僅在於強化科學社群本身內部各專業領域之溝通與整合，範圍如果對象擴及到科學社群之外，可能還有待考驗；其次，它的理論內涵仍存有許多疑義，如其「「外推」策略依然得求助於「實在本身」，（Wallner，1997）會讓人覺得，既然如此，何不直接就回到科學實在論的懷抱裡；其三，建構實在論強調行動的濃厚實用主義色彩，也使筆者對於它是否能填平「建構」與「實在」間具理論本質性的斷裂，抱持著保留的態度。總之，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建構實在論並沒有完全定型，它的發展其實還存在著很大的變數，吾人也只能靜觀其變了。

伍、參考書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