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超文本（hypertext）這個語彙最早是由泰德．奈爾森（Ted Nelson）在1965年美國「計算機學會」（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舉辦的國際會議中所提出。至於超文本的各種定義，可參見George Landow（1997: 3-6）、鄭明萱（1997: 3-33）與李順興（2001）所作的梳理與流變簡史。在超文本的諸多定義中，我們可以簡單窺見超文本建構出一個由節點串連起的網絡與無始無終的閱讀路徑，也就是在這種文字接駁、選擇、與歧出，以及書寫範式由「印刷」向「數位」的悄然移轉過程中，喬治．藍道（George Landow）宣稱超文本體現了諸多後結構主義理論家的理論架構。他把超文本實驗與後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及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媾連起來，他認為當軟體設計師遭逢雅克．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的經典名著《書寫學》（De la grammatologie）；或當文學理論家檢視奈爾森所寫作的《文學機器》（Literary Machine）時，其實都會覺得彼此遇見的是「數位、超文本的德希達」與「解構主義或後結構主義者的奈爾森」。超文本不僅是德希達文學理論的科技版本，更是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的「理想文本」（ideal text）與茱莉亞．克麗絲蒂娃（Julia Kristeva）的「互文本性」（intertextuality）之最佳體現（Landow, 1997）。不單只有藍道認為超文本是後結構與解構主義的現代版本，馬克．史洛卡（Mark Slouka）也認為網路空間（cyberspace）自身就是一種解構主義和電腦科技的婚配（史洛卡，1998：41）。論者多半認為超文本是一種對線性邏輯與階層秩序的反動，也是對所謂印刷世代與字母霸權的挑戰。當超文本作家麥可．喬伊思（Michael Joyce）寫作《下午》（Afternoon）、史都華．摩斯洛坡（Stuart Moulthrope）創造《勝利花園》（Victory Garden）時，樂觀者如羅伯．庫佛（Robert Coover）曾經認為超文本的降世宣告了書本的終結，而反對超文本者如斯凡．伯克特（Sven Birkert）則在其文集《古騰堡輓歌》（The Gutenberg Elegies）中宣稱超文本的實驗是一種不愉快的閱讀經驗（鄭明萱，1997：30-31）。不論超文本是否可能以劃時代的書記科技，造成古騰堡印刷革命的覆滅與終結，超文本仍舊是一種類同網路空間的體現，解構了樹狀與軸心的權力階序。

[2] 「歧路花園」之意係取自波赫斯（Jorge Luis Borges）的小說名，大陸版另譯〈交叉小徑的花園〉或〈小徑分叉的花園〉，此處不採大陸版譯名，採桂冠版伍軒宏的譯本，是因為「歧路花園」相較於「交叉小徑的花園」，更能提示出作者對於每個情節叉出的過程，都是另個時間維度開啟的原義。

[3] 「千高原」之意，係借自德勒茲（Gilles Deleuze）和瓜塔里（Félix Guattari）的《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一書所揭櫫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