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兩岸政策賭局　何不設在澳門

　　在兩岸隔阻與大陸封閉的鐵幕時代，兩岸的相互認知可形容為牛頓觀，一種甲動乙不動的絕對論，在這種認知文化下神話頗具誘惑力。例如大陸當時的政治教材說，台灣人民水深火熱並日夜期盼獲得中共之解放。台灣的宣教資料正好相反，大陸人民飢寒交迫反攻大陸指日可待。兩岸開放與交流後神話變成實話，台灣既非水深火熱，大陸也非飢寒交迫，比較僅具相對意義。在這個絕對觀轉變為相對觀的十多年過程中，兩岸的重商主義起了重大作用，因為商業強調比較利益而非絕對利益。

　　到了逐步政治攤牌的今天，絕對論又時興起來，因為政治涉及絕對利益，於是重商主義受到批判，賺錢可以不愛國嗎？報酬率高不值得警惕嗎？「統戰」的政治資本因素，商人不該替政府考慮嗎？這是經濟方面。在政治方面絕對論的質疑更多，中共有絕對誠意嗎？我們有絕對尊嚴嗎？於是談判主義受到批評。其實絕對論的認知方法早在三十年代已為相對論取代，首先是愛因斯坦的相對時間和相對空間概念，在經濟學上「相對利益」取代「絕對分工」的理論要更早，冷戰結束後政治概念的絕對威脅論也逐漸由區域均衡論取代，尤其最近兩三年柯林頓政府的戰略設計由美國的全球中央主義改變為美國的區域相對中心主義。

　　既然國際關係的大天候已經星移斗轉，台灣為何必須堅持絕對勝利（或絕對失敗）的絕對觀設計對大陸的政經政策呢？堅持絕對論可能形成如下弊端：一、與國際觀察的預期相左，國際資本期望台灣是進入大陸市場的「橋」，否則他們也無心幫助營造甚麼中心，此乃其一。國際政治期望兩岸現階段平衡，一方面降低衝突，一方面構造大環境逐漸由外而內的推動大陸政治改革。二、談判已是大勢所趨，三○年代日本侵華之初的「以時間換空間」的拖延戰術已不能解決問題，任何一個肯動腦的人都會明白，一九九九年澳門回歸大陸之後，台灣問題勢必列入中共之行事日程。面對談判，絕對論是結果導向的思維，而結果如何在絕對論的判斷中，以小搏大失敗居多。相對論的看法不盡相同，談判雙方雖非勢均，只要以過程導向規劃談判，每個過程大都是比較優勢在起作用，所謂東方不亮西方亮，何有「談必敗」之虞；三、任何策略都是大腦運動的結果，不要忘記大腦有兩個半球各司其職，絕對論的策略思維者善用右半球，把問題感情化、直覺化，即絕對化，這樣的策略雖具有煽情的短效，但缺少左半球邏輯思維的支持很難一貫到底。比方「戒急用忍」便是用感情表達的情緒化策略，「急」、「忍」都是右腦半球主宰的情緒反應；四、東南亞金融風暴以來，台灣的經濟發展憂多喜少，各種政策必須以穩定經濟為前提，絕對論主導的兩岸策略與全球經濟思潮不合流，民主的經濟主義與政府的泛政治主義衝突。以上各種因素的惡性循環台灣首受其害，實宜避之。

　　相反若以相對論處之，則兩岸政策可大進可大取。首要者乃結束雙方敵對狀態之簽約談判也。兩岸失去和平相處的永久空間，動輒互相生疑，動輒互相生怨，極易陷入絕對論的泥坑而兩敗。決一雌雄的並非那個絕對勝敗原則，而是識世界時務的追求，放在無限時空的結構中那有甚麼絕對性。大家都在談二十一世紀是考試中國人智商的世紀，其實通過考試很簡單，不要抱殘守缺而要多懂一點相對論。如果說促進相對論的養成需要地理環境，筆者最近在澳門走了一遭，聽到許多聲音，有如高山流水、空谷回音，為什麼兩岸都忘掉了澳門的作用呢？

　　澳門不是香港，也不是北京、也不是台北，然而澳門卻兼具香港、北京和台北的特徵。第一，澳門是自由地區，進出比香港更方便，台灣人只要落地簽證，賭客之外，政治人、經濟人皆可「人不知鬼不覺」的自由出入，少掉許多媒體追蹤之苦惱；第二，澳門是所謂半個解放區，中共中央的政策既一竿子插到底，政策的反應也一股腦返上去，因為一半解放了另一半並未解放。訊息管道因此雙軌化，有利於兩岸政策性較量；第三，葡澳政府歷史上親台，台灣的別名「福爾摩莎」正是葡語，是葡人由澳門去日本的「美麗」發現。綜而觀之，澳門是兩岸相對優勢的平衡點，兩岸適宜在此互設辦事機構，互訂通話規則，中國人好講面子的人性弱點在澳門的「蒙特卡羅」面具下得以巧妙掩飾，爭吵時無人知曉，不致惱羞成怒，和解時大放空氣，兩岸都可以報喜不報憂，或者倒過來，各種政策願望皆可一試，兩岸政策賭博何不去澳門一爽呢？

（本文原載於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國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