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愛台灣小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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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在中國威脅與 經濟利益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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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在三十年前,德國亞琛大學(Aachen)教授富克斯(W. Fucks)用他新穎的「國力方程」預測全球未來,他預言中國將在本世紀末超過日本而於二○一○年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當時中國大陸正陷入「文革」的水深火熱之中,富氏的預言被人當做笑話而逐漸遺忘。八十年代開始,大陸結束政治動亂並對外門戶開放,關於中國經濟強國的種種預言重新出籠,其中特別需要提到,日本為準備本世紀末走上世界舞台,一九八七年組織大批專家進行預測,結論是二○○○年中國大陸GNP(國民生產毛額)將達到一兆美元,而人平GNP與西方列強的差距將增大,大陸不可能在可見的未來超過日本。

  使人意外的是富克斯的「笑話」成了真。根據最新發表的統計資料,一九九五年按PPP方法(購買力平價理論)計算的GNP,大陸為三兆美元,已經超過日本的二.六兆美元,僅次於美國的六.七兆美元,並從日本手中奪得全球第二把交椅。這項挑戰震驚美、日。冷戰結束,「蘇東坡」垮台後,由於中共堅持社會主義路線不為西方所動,成為共產主義威脅的最後來源,由此英語國家的「中國威脅論」、德語國家的「新黃禍論」得以流行。然而由於中國經濟走強,在全球貿易中的比例日益增多,特定含義的「中國威脅論」與西方各國的日常經濟利益並不協調,往往形成西方大國口實與務實、說與做的分裂;也因此在蘇聯瓦解之後,防禦東方共產主義的西方統一戰線始終無法形成。例如法國從來腳踩兩隻船,一面與台灣維持高額軍售關係,另一面也未斷絕與中共的軍事高技術買賣;德國更趁西方「六四」制裁之際向大陸高速貿易滲透。

  而中共為避免落入中國威脅論的陷阱,在軍事上十分謹慎,一方面「精兵」以縮減軍費開支比例,另一方面避免捲入軍事爭端而布置後發制人的全球新戰略;在這次「保釣」運動中,寧受老百姓的責難與抗議而不對日進行軍事阻遏,李光耀先生說,這是中共領導人政治「成熟」的表現。

  鑑於軍事(或政治)的中國威脅論並非有效,而諸如WTO入會條件的挑剔或智慧產權的責難極易引出中共的反報復招數,為糾正中共「行為不軌」需要另一張「牌」,這就是大陸的污染威脅論,西方的代表作是發表於一九九五年美國「挑戰」雜誌的一篇文章,「中國牌:全球氣溫高升」(作者為加里勒G.Carliner)。他說「矯正」中國的最容易方法是經濟的環境問題,全球都在抱怨氣候異常,元兇是二氧化碳排放量,而後者又與能源消耗緊密相關,大陸的能源消耗佔全球總量約一成,這個比例隨大陸經濟發展勢必擴大,因此他建議與紡織品貿易相同,二氧化碳也進行配額制,對二氧化碳配額實際上就是對經濟成長量配額,看你有何本事跳出如來佛掌心。可是此「槍」一開,可能「走火」傷及非共產主義的其他開發中大國,這是問題的一個負面。

  「中國威脅論」的主角中共又如何呢?儘管經濟發展十分迅速,然而中共的政治改革並未同步跟進,引起外界對其「政治倒退」的高度質疑,尤其是最近的兩件大事:其一為對異議分子的政治逮捕和審判,另一為中共十四屆六中全會的「精神文明建設」的決議。也許中國威脅論並不能打倒中共,而停滯不前的政治改革卻是致命傷害。

  面對這種新形勢台灣怎麼辦?許多人說如果隨著經濟發展、中共能夠「和平演變」,兩岸即使現在修好台灣吃點虧也在所不惜。其實這種「理性預期」的前提並不符合已有的世界經驗。俄國是蘇聯和平演變的標準產物,至今俄國既未徹底進入西方懷抱,也未與「共產主義最後堡壘」的中共割斷臍帶,可見世界的演變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仍將處於似非而是的兩種制度並存的不穩定期,和平演變也僅具相對意義。在這種複雜的情況下,台灣很容易納入「中國威脅論」的一面倒體系,而忽視逆向策略的巧妙應用。例如恐懼中共的威脅而減少兩岸投資與貿易的主張,幾乎是台灣目前的主流政策思想,殊不知當著貿易對象在經濟上升期,增加「貿易依賴度」所帶來的正面效果才是主要的。回過頭來看歷史,台灣經濟發展的高速期不正是高依賴度的對象國(美、日)的高成長期嗎?

(本文原載於一九九六年十月十八日《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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