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與國之間的貿易無非兩種類型：自由與管制。世界的大潮流是自由貿易，原因在於世界經濟不僅集團化、區域化，而且已經全球化。既然如此，何以台灣對大陸經貿逆自由之風，獨步管制之途，更不嫌麻煩綁了再鬆？原因只有一個，基於政治考量，害怕上共產黨的當。

　　怕上當的思想很容易與經濟學概念相聯繫，一曰依存度，另一曰空洞化。一九八五年台灣對大陸的貿易依存度（兩岸間接貿易量與台灣貿易總量的比）第一次超過百分之二，政府警告商人少去大陸為妙。這樣的多愁善感常為國際所不解。一次會上香港學人問道，香港對大陸的貿易依存度高達百分之三十以上，豈不早就被中共吃掉了。「六四」之後的一段時間大陸外資真空，台灣資本趁虛而入，本是一場單純的搶灘商戰，可是政府卻顧慮跑了和尚空了廟，台灣經濟空洞化如何是好。

　　十多年過去了，台灣對大陸的貿易依存度已升到一九九五年的百分之五．四（是一九七九年的二十二倍），台商在大陸的投資每年以百分之二十左右的速度成長，政府又怎樣看呢？五月六日行政院副院長在執政黨改革研討會上說：「大陸是我國最大貿易伙伴，也是我國最大貿易出超的來源，在考量大陸政策時，應在政治主題之外多一些經濟利益的考量。」這樣的政經分離觀與依存度和「空洞化」理論已不可同日而語。

　　博弈理論中的「囚犯模型」指出一種詭弔，即常理上，兩個囚犯應該攻守同盟抗拒坦白而雙雙獲釋，實際上偏偏相反，兩人偷偷去坦白而落得刑求，最後兩敗俱傷。為什麼，乃因互不信任。兩岸關係的政策制定者何嘗不是在這種滋味中煎熬。誰敢打包票中共不會利用台商搞統戰或以商逼降，因而「寧要政治不要經濟」（或重政治輕經濟）才是最保險的，也所以台灣的兩岸政策最初階段落入了「囚犯模型」。假定改變初始條件，十年以前趁萬國資本進入大陸市場「猶抱琵琶半遮面」，而中共期盼台灣秋波之時，政府啟動自由貿易的閘門，打開金融資本的鳥籠，率領跨國公司登陸，今天的局面會是怎樣呢？政治的籌碼是多了是少了？談判的地位是主動了還是被動了？答案是不言可喻的。

　　政治經濟兩件事固然常常糾纏一起，所謂剪不斷理還亂，然而並不等於政治的運作必犧牲經濟的原理。經濟獨立於政治至少有三個要件：一、鈔票不是政治符號，資本沒有國界，君不見台幣在福建始終是搶手的第一外匯，儘管那上面有政治上絕對犯忌的「中華民國」和「人民公敵」蔣介石的肖像；二、利潤的正負原則不因政黨和制度而改寫；三、產品和技術的周期轉移不因意識形態而改變方向。兩岸之間顯然三要件都成立，經濟應可獨立於政治之外。話雖如此，做起來仍舊有算術問題，一「斤」經濟利益等於幾「斤」政治利益？一個老例子是「三通」，放在經濟利益的天平上，沒人說ＮＯ，可是折成政治的斤兩則算法大異。一個新例子是台塑投資大陸電廠一案，台塑的帳冊一清二楚，有利可圖，可是卻難為新任經濟部長（日前他拜訪了王永慶），因為經濟部沒有「政治秤」，此案必須轉呈政策（政治）部門。兩個案子都要政治來掛帥，因為國家第一。但政治掛帥等於國家安全嗎？很值得思考。

　　務實外交與元首訪問乃是為政治利益，具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不怕死精神，固然可欽可佩；但若為經濟利益民眾福祉而缺少「炭中取栗」的不怕燙手的勇氣，豈不可悲可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