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節伊始，那邊廂江澤民先生提出八點建議，兩月後，這邊廂李登輝先生作了六點回應，在第三點中特別提到「我們願意提供技術與經濟，協助改善大陸農業」，是謂「中國人幫助中國人」。六月初在台北結束的第二次辜汪會談第一次預備會議中，兩岸達成共識將農業交流列為八項正式議題之一。好事多磨，爾後的一場政治風暴，使得這項工作姍姍來遲。

　　為什麼兩岸諸多事務中農業問題容易談，而且談得攏？原因簡單，第一在面對都想入盟ＷＴＯ（世界貿易組織）問題上，彼此難兄難弟；第二合作利多弊少；第三合作的可操作性高，容易兌現。總括而言，大陸面臨人口繼續成長，糧食不足的威脅日盛，在捉襟見肘財力不濟的情況下，十分需要外部資金和技術投入。而台灣頭痛的問題是面對廉價的大陸農產品（是台灣農產品價格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禁而不入，一方面造成消費者的福利損失，另一方面肇生走私，若走私長期杜而不絕，將產生海疆安全的政治和軍事憂慮。

　　我曾利用Bale模型作過粗估，如果兩岸農產品自由貿易，將使台灣整體ＧＮＰ得益百分之三左右，以糙米為例，使消費者得益三十至五十億新台幣（一九九一年價），另方面，由於市場價格下降，如果沒有相應措施，將使本省糙米生產量減少到原有的二分之一，二十萬公頃左右的種稻地閒置及四分之一左右農戶被迫轉業。政府只有用補貼生產者的方法刺激生產，而增加補貼正是入盟ＷＴＯ的最大禁忌，可見自由貿易的天堂並非一步可登。當今各種不同形式集團貿易所處的真實狀況，介乎自由貿易的「天堂」與壁壘貿易的「地獄」之間，這個中間的位置是更接近於天或更靠近地獄，正是各種集團不同的智慧所在，大多數人公認，歐盟（ＥＣ）接近理想。

　　那麼，甚麼是兩岸農業互動最好的組織型態呢？在回答這一問題時，人們自然想到台商整合的可能性，據不完全統計台商的農業投資者約二百多家，其中百分之四十左右投資食品加工，二十五從事畜牧，二十四從事蔬菜加工，百分之八水產養殖，農藥百分之二，總共利用大陸土地三、四百畝。嚴格而論食品加工、農藥均非農業範疇，把他們除去後總共的投資金額不過一、兩千萬人民幣；此外農業投資最重要的一個指標是土地，要在大陸使用大規模土地非台商的「商力」所及，同時為了市場的分配也必須有「政力」的介入。

　　一個「可兌現」程度很高的方案可能是本人建議的「二二一方案」：兩行兩會一農墾。今年五月間台灣工商巨頭，諸如統一的高清愿、聯華的苗育秀、味全的黃烈火等針對兩岸農業合作已籌組「亞洲農村發展基金會」，由此而觀台灣的資金已有來頭；大陸方面自一九八六年開始「中國農業銀行」即設有兩項專業貸款；「星火計畫」和「豐收計畫」，並納入長期預算。這兩個「銀行」相加便是雙方合作的大本錢。長期以來人們幾乎忘記了大陸未被外人開墾的處女地──國營農場。國營農場在大陸也叫農墾系統，最初由退役邊疆的軍人組成，最早的農墾部長是已故中共元老王震，目前農墾管理屬農業部農墾司。「二二一」方案中的兩會是指海基會和海協會。在此架構下即可組建「海峽農業發展總公司」。

　　大陸共有兩千多國營農場遍布全國（西藏例外），最多的是新疆，擁有的可耕地三千七百九十二萬公頃（占全國可耕地百分之五），人均可耕地面積是全國平均數的三倍，人均ＧＮＰ是全國農業人均ＧＮＰ的兩倍，固定資本投資為全國農業投資的一半，出口總值占全國農業出口值的五成以上，與此相關，農場人均投資和人均出口值是全國農業平均水準的三十倍和三十四倍。上述構想的海峽總出司設計五個生產基地和一個「工業和社會區發展部」，前者以不同的比較優勢專司不同的生產，後者負責配套的外圍工業（化肥、飼料、農用塑膠、農藥）及標準社區。例如種植基地主要設在具有產糧優勢的農場：黑龍江、江西和湖北；畜牧基地設在內蒙古和新疆；水產養殖在河北、江蘇；蔬菜、瓜果、蛋在沿海和雲南等。

　　海基、海協兩會作為契約的甲方和乙方，專門協調產品銷售市場的分配（內銷、外銷和回銷），以適應兩岸整體發展的特定需求。以鰻魚為例，兩岸在日本市場競爭激烈，台灣十分需要大陸的鰻苗，而大陸已禁止出口，因此契約中大陸應開放適量的出口，這樣的條款可稱為稀缺補償。第二類可謂價格補償，花生、大蒜可列入此類。由於兩岸價差懸殊和台灣禁入，稀缺品走私猖獗，前幾年黑瓜子種植面積銳減九成，產量減少八成。大陸按成本價供給台灣的稀缺品，台灣以個案方式申請入關，銷售所得的價差全部轉為相關農產品的生產補貼；對大陸來說這是對台灣援助性投資的一種價格補償（犧牲了出口價），對台灣來說，農業補貼移向境外，有助於整體農業的調整。

　　這樣的合作是雙贏的，大陸獲得了資金和技術，有助於糧食產量的穩定提升，台灣也可解決某些稀缺以及實現補貼境外化，有助於結構調整。這樣的合作並非做白日夢，因而組合的要素像積木一樣僅待拼湊，萬事具備只欠東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