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ＡＫＵＦ（漢堡大學戰源研究所）分析，一九八八年以來全球軍費支出平均每年遞減百分之四，九四年全球軍費總支出已減少到九千億美元，估計至二○○○年還會進一步下降（大約為七千億美元），八七至九四年全球軍費節約所帶來的「和平利息」總計為一兆一千億美元。冷戰結束之前北約（ＮＡＴＯ）和華約（ＷＶＯ）的軍費佔全球總數的一半，東亞不足百分之十，冷戰之後前者以每年百分之四的速度削減，後者（不含日本）卻以百分之二的速度增加。據ＳＩＰＲＩ（斯德哥爾摩和平研究所）統計，東亞諸國中軍費支出的首席為北朝鮮（佔ＧＮＰ的百分之二十七）、第二位為新加坡（百分之五．八），第三位為台灣（百分之四．六）、第四位為南韓（百分之三．六）。

　　何以世界上經濟成長最快的東亞黃金海岸軍費成長也最快，何以軍風隨著金風走？究其原因，不外是：一、美國扮演阿特拉斯（Atlas希臘神話中的擎天巨神）的時代已經過去，以霸權穩定世界秩序的理論已經過時，依靠地區均衡推動和平的均勢論已深入人心，不僅中共罵美國為洋基（Yankee），就是親密無間的朋友日本也說ＮＯ，最近爆發的美軍基地反續約運動是一例，日本人說何以我們要用百分之七十的成本維持美軍，俄國的威脅已不存在了。二、「共產主義的最後堡壘」尚盤踞東亞，全球的美蘇冷戰時代雖已結束，東亞的冷戰時期剛剛開始。三、東亞經濟高成長諸國歷史上飽受列強之欺辱，經濟上翻身之後民族地位也要翻身，梁山泊一百單八將，宋江誰屬豈不可爭。四、許多寶藏經濟資源之地（如南海）宗主問題歷有爭議，軍力強大自增談判籌碼。於是基於政治的、意識形態的和經濟的潛因，在這片儒教哲學的東亞天空上飄來朵朵反儒教文化的戰爭風雲。

　　沒有一個政府認為軍備是為了準備戰爭（在他們的字典裡軍備應改稱軍需），那麼戰爭又因何產生？著名核倫理學（Nuclear Ethics）專家艾利森（G. Allison）把戰源分為三派看法：戰爭之所以發生是因一方太弱而另一方過強，例如慕尼黑事件，英法太弱而希特勒便可逞強，於是他們主張增強軍事實力以備戰而反戰，艾氏把這一派觀點稱作鷹派（Hawks）；第二種觀點相反，珍珠港事件便是一例，日本之進攻美國，並非美國太弱，而是日本感覺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這種觀點認為戰爭是誘發的，制止戰爭只能靠調停和綏靖政策，艾氏稱之為鴿派（Dores）；介乎上述二者之間，第三種觀點認為戰爭並非經過周密計畫後才發生，是許多偶然事件的資訊誤判，例如導致世界第一次大戰的塞拉耶佛刺殺案，艾氏稱之為貓頭鷹派（Owls）。儘管這種分類並不一定準確，但有一點不僅準確而且十分精確，那就是當三派力量均衡時戰爭爆發的可能性最小，大家都是鷹派時戰爭爆發可能性最高，東亞諸國議會審查軍費預算時如果全都倒向鷹派，早晚一天東亞「聖戰」便會到來。

　　兩岸的當政者實在需要貓頭鷹的夜視力，看穿兩岸軍事對峙、軍費競爭而帶來破壞亞太安寧的危險性，每一場彼此的軍事演習，每一個雙方得意洋洋的「先進武器」採購案，何嘗不是一幕幕當年塞拉耶佛事件的重演。這一切也許刺激了某些人的情緒亢奮，然而卻大大刺痛經濟的成長和民生福利。據國際研究機構的推測，大陸去年軍事支出約二百九十億美元，台灣八十六年度軍費預算約一百零九億美元，合起來約四百億，如果節省百分之十共四十億美元，利息若以百分之五計，則為兩億，這筆和平財可以做多少個大陸的「希望工程」，可以解決多少台灣的失業問題？然而，戰爭作為政治的外延，正如愛情作為人生的內涵一樣，是一部永遠寫不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