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一九九○至一九九一年的海灣戰爭，德國漢堡的戰源研究所ＡＫＵＦ已有損失估算。伊拉克一方直接死亡於戰爭的人數在六至十二萬間，戰後數年由於缺乏醫療條件傷治不癒而死亡的人數是十萬（大多為兒童），五萬人因油井爆炸致毒而使平均期望壽命縮短，九一∼九二年嬰兒死亡率增加一倍，百分之四十的學校被毀，至今仍有一百八十萬顆炸彈尚未爆炸殘留在各個角落。戰後由於受到國際經濟制裁，生活品在八個月內上漲十倍，ＧＮＰ由八九年的六百六十億降到九一年的二億五千萬美元，戰後重建費估計要二千億美元，約為戰前國民生產總值的十倍。在科威特一方直接死於伊拉克入侵的人數約一萬人，戰後重建經費為五百至一千億美元，是戰前ＧＮＰ總數二至三倍。戰爭破壞了六百處油井，每天損失產值一千二百萬美元。

　　捲入戰爭的西方聯合部隊死於戰爭的人數二百人，美國為捲入這個漩渦的經費損失約六百億美元，相當於九一年聯合國和平部隊總支出的三十倍。

　　假定台海戰爭發生的模式與海灣戰爭相倣，即「外科手術」的速戰速決，若用人口密度修正，即可大致估出台海戰爭直接死亡人數，這個數字大約是三十至五十萬人（台灣人口密度是伊拉克的一．二倍，科威特的六倍）。如果考慮傷重不治的死亡人數，平均壽命縮短及嬰兒死亡率的增加，無疑對台灣人口的結構及轉型將有歷史性影響。如果把難民和逃亡的因素納入，則影響波及全球。

　　什麼叫「準戰爭」，並未有明確的定義，常因討論的內容而異。一般而言是指一方的軍事威脅（諸如屯兵邊界、以假想敵為目標的軍事演習和各種武器試驗）引起對象國的同類反應，和敵對雙方同盟國的軍事參與，猶如目前台海局勢者皆可謂之。準戰爭狀態如果只是偶發的或間隔周期超過一年，並不致形成長期的經濟混亂。相反，其惡果不僅見於當年、當月甚而延續到準戰爭狀態之後的多月、多年，即謂遲延效應（Delay），結果可由著名的哈羅德－多瑪（Harrod-Domar）模型和沙穆爾遜－希克斯（Samulson-Hicks）震盪模型推估；前者可推出成長率的損失，後者可估計經濟周期之震動幅度。準戰爭狀態壓縮投資者投資意願，成長率衰退速度與投資系數壓縮幅度成正比例，固然政府可由增加政府支出的手段刺激經濟，但在準戰爭形勢下，政府支出傾向軍備而非一般消費品，對於基本生活品，國家傾向動用存貨實行管制性分配和調劑。

　　對於台灣這樣的缺乏軍火工業生產的國家，軍購案的增多意味著國際收支中經常帳目之破壞與外匯源源流向美國。根據筆者一年前所做的統計分析模型，軍事支出每增加百分之一，台灣經濟成長率下降百分之○．二，總之因投資意願的下降，將使未來台灣經濟成長衰退一兩個百分點；如果未來預測的平均成長率為百分之六｜七，則在準戰爭狀態下只能成長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六．七左右。二十五年（一九七○至一九九四）來台灣ＧＮＰ的平均成長率為百分之八．五，其中兩個明顯的周期是一九七四至八二和一九八三至九○，周期間隔八年。在準戰爭狀態下，邊際消費傾向下降，資本係數升高和政府支出的脈動，將致使經濟震盪周期縮短至四至五年，震盪幅度由原先的正負百分之五十左右急升至百分之七十，景氣訊號猶如馬路上的交通號誌瞬間變化，民何以安，業何以定。

　　由於傳統計算的美元ＧＮＰ失真，世界銀行正在積極進行購買力平價（ＰＰＰ）的新方法重估各國的美元ＧＮＰ。據世行的最新資料，亞洲的中國大陸、印度、印尼和南韓已列入全球的十五強，包括日本在內的亞太地區ＧＮＰ總量已超過全球的三分之一，表徵資本流向和區域繁榮的國際資本直接投資，世界前十名其中六名在亞太地區（第一名為中國大陸，第九名為台灣），世界出口平均成長率一九九三年為百分之○．四，亞洲為百分之七．四，在那裡新興中產階級正在迅速成長，他們是世界經濟成長的重要消費動力。兩岸戰爭或準戰爭結果將是：一、亞洲本區域內貿易總量的一兆二千億美元銳減一半；二、國際資本直接投資損失三千五百億美元；三、與兩岸貿易依存度高的日、美兩國的國際收支破壞、失業率上升；四、亞洲股市崩潰；五、日美匯率震盪，德國馬克走強，結果全球匯市混沌，如此而已豈有他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