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法國著名國際關係學權威雷蒙（Raimond），在義大利「世界秩序」討論會中提出關於「國際秩序」五個可供選擇的定義，其中第四個即「共存的最低條件」為與會學者所共識。以後不久，他的得意門生美國哈佛大學名教授霍夫曼（Hoffman）又為「世界秩序」補充了三個標準：各國和睦相處的理想模式，防止暴力、戰亂的有效手段以及合理解決爭端的有序狀態。由此出發，「兩岸秩序」可定義為兩岸共存的最低條件及相應的三個標準。

　　雖然關於兩岸關係的研究俯拾皆是，然而這並不完全等於對兩岸秩序有切膚之研究，因為：一、前者只研究一般狀態下的互動；二、預設一己之立場而求證預期與後果之差異。只要你仔細咀嚼兩岸的關係研究，覺得很不滋味，那不是互動的研究，那只是兩岸研究者研究的互動，雙方均具政治偏頗。相反的，秩序論著重極限條件下的兩岸狀態，凸出共存的邊界，這就不應該各說各話。

　　為了說明兩岸關係和兩岸秩序研究的聯繫與區別，不妨以「弱肉強食」的生態現象為例。假定山貓與野兔共生於一個封閉的草原，野兔是山貓的獵物，山貓總量的成長與被捕的野兔數有關，兩者數量互動的程式是此消彼長。然而這種互動絕不是最終的平衡，因為貓多了，兔少了，最後草便長高，草高使得野兔被捕的機率下降，從而形成新平衡。新平衡是什麼，這要取決於二者共存的環境，諸如草場的大小及密度等。秩序論的研究相當於共存的最終平衡研究，顯然比一般互動研究高出一個層級。

　　在生態系統中自然規則調節共存的條件，在世界秩序中國家與市場的互動決定了共存的條件。一方面以貿易、金融、投資所表現出的市場力量跨越國界，力圖擺脫政治控制，標榜在商言商；另一方面國家則竭力限制或相反疏導並利用經濟為統治勢力的政治利益服務，高唱無國便無家。政治和經濟這兩股力量扭在一起不斷製造國際關係的陰晴圓缺，市場利用漸進的加減方式滲透互利互惠，而國家則通過突發的乘除方式力圖左右局勢。冷戰結束以來的全球秩序，可以說市場的作用已逐漸取得主導地位。

　　連戰院長日前巡視經濟部，希望經濟部門對中共的台商政策的不變性作調查與研究，其實原則上說，答案是現成的，即中共也不想摧毀「共存的最低條件」這個雷蒙準則。大陸的對外貿易總額已佔大陸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四十左右，這說明關起門來已無可能。台商在大陸的投資金額已累計到五十億美元，為大陸創造了二百萬到三百萬個就業機會（一九九三年大陸城鎮失業人口總數為四百二十萬），這說明關起門來鬧一場打台商的革命運動也無可能。由此可見危機也有極限，一旦危機超過共存的最低標準，一毀百毀，這是任何無理性決策所包含的殘存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