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愛台灣小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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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運用真知卓見 開拓國際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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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有八十多年歷史,如果以退出聯合國作為喪失國際空間的標誌,中華民國在世界匿名已近三十年,佔中華民國生命史的三分之一左右,中華民國為什麼喪失國際空間,因為有一個歷史長達半世紀的敵手,固然目前敵手已在相當意義上轉意為對手,但總是一股圍阻的力量。既然如此,走向世界並非想當然之事,這裡有兩個問題:第一,對手是否可能調整政策,由絕對的對立立場轉為相對的中性;第二,如果不可能,是否由於友好國的友愛人士鼎力相助而能造成進入國際空間的既成事實。換言之,借助三邊關係的影響而使敵對的雙邊關係改善。無論是上述情況中的那一種,對手的反應與轉變始終是解開這個方程式的關鍵變數。

  對手是否會調整政策而使立場轉為中性,這實在是個「內政」問題,局外人只能視之為黑箱,要知道黑箱的內容,有一個簡單的方法;向黑箱輸入一個訊號看看它輸出了怎樣的反應。例如一只停擺的錶,當不打開機殼時,內部結構就是黑箱,你可以用手晃晃錶(輸入訊號),如果它又走了(輸出訊號),你大致可以斷言錶的擺針有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你不應該再加力晃錶,否則小病弄成大病。這次兩位首腦接踵出訪歐美,黑箱已有怒意輸出,如果不把此種輸出視為警示,用毛澤東的哲學「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自嘲,恐非聰明之判斷。

  對手是否會因第三者的介入,通過利害關係結構變化而一改初衷呢?這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但較之於解剖黑箱總算有一點理論線索。費若(Fayol)有一個為突破禁區形成「私通三角」(forbidden traid)關係的「橋」理論。假定有三個行為者A(可視為美國)、B(可視為台灣)和C(可視為中共),A和C以及B和C都有一定的雙邊關係而A和B並無雙邊關係。如果B想和A「私通」營造出一個完整的三角關係,由於兩兩對比的力量變化,「私通」後的相互控制程度不外兩種狀態;平等的(或對稱的)和不平等的(非對稱的)。根據費若所排列的二十七種組合,當條件機率相同時,筆者計算的對稱雙邊關係發生的機率只是九分之二,即一百之中有二十二次可能,如果考量到弱勢一方並無可能獲得相同的條件機率,真實的可能性將遠遠少於九分之二,但確有可能。

  假定在開拓國際空間問題上有三派:守株待兔、見縫插針和強棒出擊。待兔派把國際空間問題與大陸政體演進相聯繫,而且相信由於大陸社會本身的演進,台灣當可重獲國際空間,這是一種不花成本的解決辦法。插針派主張利用一切到來的機會(打球的、開會的、觀光的)推銷「國際空間」問題,這要花錢但不致過度。強棒派覺得過癮的辦法是陰天裡造陽光,喚醒弱勢心態,成本問題並不重要。其實以理性決策來談,決策的慧根並不在目標設定的宏偉與否,而在於用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績效。如果是風險型決策,由於任何人不可能「三年早知道」,一切完美的方案都是事後諸葛亮,回頭看到的都是現實情況與預期的差值,在這個意義上,決策者個個都是後悔者。為避免這種情況的過度產生,決策理論中有一種「後悔值」指標以識別決策過程中「捨優取劣」的程度,那麼以上三派的決策後悔值如何呢?如果事實正如強棒派所預料的,守株派的後悔值最大,如果事實正如守株派所預料的,強棒派的後悔值最大,無論未來的事實如何,插針派的後悔值居中。

  實際上「開拓國際空間」的問題應該從更加廣義的層面上理解,即生存與發展的關係上理解。一般說生存與發展互為因果,但若環境更不利於生存時,生存更具第一重要性。以最近幾年世界著名的瑞士「世界經濟論壇」所發表的競爭力調整結果來看,台灣的競爭力在四小龍中已出現衰退趨勢,因而凝聚內力,改善台灣的民主品質,避免經濟的相對停滯,才是國人最重要的任務。

(本文原載於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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