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大陸有一位高官視察農村，問道：大陸最需要什麼？答曰：陳勝與吳廣，真是乾柴待烈火。難道人們可以由此引出結論：大陸已臨「革命」前夜，鄧後有農民起義之虞嗎？最近幾個月來，北京市黨政長官被捕的被捕，自殺的自殺，盛傳這是「上海幫」奪取針插不進的北京地盤，難道可以結論：「上海幫勝、北京幫敗」嗎？最近幾週來外電報導，大陸「原子彈之父」物理學家王淦昌與眾多名流連署中央要求改善人權，難道可以說「六四」平反在望嗎？把以上幾點加起來取和，最後推論：大陸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難道可以這樣嗎？

　　研究社會變化重要的是分析變化的動力，而不是動態，觀察的要點是慢變數，而不是轉眼即逝的快變數。不如此，就容易犯以偏概全之錯誤。

　　社會變化的動力因社會發展不同階段的特質而異，以大陸社會而言大致可分為三段。一九四九至文革（一九六六）是為第一段，那是一個以功能主義為主的社會，即「螺絲釘」的社會，每個個體像機器上的螺絲釘，各司其職各安其分。統制者號令一出，全社會便如機器一般運作起來，在這樣的社會裡像雷鋒這樣的「普通一兵」就會出現，像焦裕祿這樣的「好幹部」也會出現。

　　一九六六年至七六年是為文革時期，大陸社會變化到衝突主義為主的社會，毛澤東的「與人鬥其樂無窮」的哲學統治了整個社會，黨內鬥走資派，黨外鬥牛鬼蛇神，兒子揭發老子、老婆告老公這種「大義滅親」的咄咄怪事嘆為觀止，鬥來鬥去國之將破，而家呢，其亡者已不乏數。

　　一九七六年末，四人幫倒鄧小平出，大陸進入第三階段，一個逐漸多元化的功利主義階段，「向錢看」、「抓到耗子就是好貓」統制了社會的價值觀念，誰也不想再當不給錢的活雷鋒（功能主義解體），誰也不願不賺錢而開罪他人（衝突主義破產），好壞、善惡的標準由單一的階級對立觀轉為多元的功利觀，權力與實惠相互補償，有錢未必一定要有勢。「光明日報」幾年前曾有一個七萬份的問卷調查，結果說明儘管一等公民是公僕高高在上享清福，但下海經商仍是多數人的第一志願，所謂十億人民九億商，剩下一億在學商。「有錢能使鬼推磨」的事層出不窮，據說沿海某省某個縣長是用錢買來的。又據說這位縣長正在向買副省長的征途上進軍。這個「據說」其實是真言，並無小道消息的誤差，真言又何必非點穿不可而佐證呢？

　　目前大陸社會由「向錢看」的初級階段發展到「向他人的錢看」的新階段，因而衝突主義的理論似有抬頭，不少人推論由於收入分配不均，地區差異拉大，鄧後「諸侯經濟」將引發大陸危機云云。其實換一個權力結構的觀點來看，結論可能恰恰相反，一九五四年以前大陸實行三級控制：中央、區和省，「三大改造」完成之後取消了東北、西南等六大行政區，中央直接管理省。三級管理時省所分配到的相對權數較大，更具有「諸侯經濟」的特徵。實際上「諸侯」削弱了中央瞎指揮的趨勢，有助垂直權力結構的改善，因而有助於長期發展的穩定性。廣東省是諸侯中的大老，它對中央的制衡作用已十分明顯，在逐漸明瞭地區比較利益的今天，諸侯經濟不會導致省際之間的恐怖。

　　目前大陸貪官污吏橫行，不少分析認為這是導致「不安」的另一因素，筆者用統計中相關分析的方法求證這個結論，結果發現「社會不安的事件」只與通貨膨脹率相關（相關係數是零點七二）而與貪官案件並無顯著相關關係。綜上所述，人口平均的國民收入和收入分配的平均度，這兩個慢變數才是決定大陸長期穩定性的主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