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ＧＮＰ並非經濟進步與國民福祉之真實符號。原因在於ＧＮＰ的傳統計算方法以貨幣交易方式的經濟活動為根據，於是貪污腐化、犯罪、環境惡化統統囊括於ＧＮＰ。例如犯罪增加需要擴大警力，而警力是政府以貨幣方式的一種支出，這筆支出越多ＧＮＰ增加越大；環境惡化、資源枯竭，政府、企業、農家同樣通過貨幣交易的方式增加額外支出；有錢的人一個菲傭不夠外加兩個私人保鏢，這筆支出也使ＧＮＰ提高；至於貪污腐化更是以各種活動成本增加的方式直接計入ＧＮＰ。

　　如果補償腐化、犯罪和環境破壞的支出不多，對ＧＮＰ的變動影響不會顯著，相反的ＧＮＰ就要大打折扣。以美國為例，用傳統方法計算，人平ＧＮＰ一九五○年至今約提高一倍多，可是扣除各種「水份」以後，一九七○年至九五年，美國人平ＧＮＰ下降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五。九五年席捲南佛羅里達的安德烈颶風，就使該年美國ＧＮＰ增加了一百五十億美元。

　　其實四十年代發明ＧＮＰ現行計算方法的庫茲尼茲（S. Kuznets，一九七一年獲諾貝爾經濟獎），早在他的方法問世時已預見到這種不足。七○年代ＯＥＣ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一批有識之士，提出社會指標體系作為ＧＮＰ的平行指標，可是一個身體要用兩把「尺」量，第一不方便；第二邏輯上不通，一面是經濟快速成長，一面卻是真實福利和社會治安大幅下降。於是早在二十多年前許多學者發動第一波ＧＮＰ計算的「體制內改革」，集中精力首先解決ＧＮＰ國際比較的失真，並以購買力平價（ＰＰＰ）原則代替官方匯率的美元折價。據此算出的ＧＮＰ修正值，開發中國家一般而言大於一，發達國家則小於一，換言之南北兩個世界的真實差距不如原先計算的大。

　　最近十多年來，環境惡化、犯罪和貧富差距與日俱增，一大批學者和國際研究機構正醞釀著ＧＮＰ計算的一場深入「革命」，儘管第二代國民所得指標體系的理論尚未規範，然而各家的方向相近。值得一提的有兩大成果，一是美國三位經濟學家（C. Cobb, T. Haistead, J. Rowe）所編制的ＧＰＩ（真實進步指數），把犯罪、離婚、環境破壞、休閒、家務和國防對傳統ＧＮＰ的扭曲進行校正，結果是美國的人平ＧＰＩ自一九七○年以後並非如人乎ＧＮＰ增加而是不斷下降，整個七○年代的平均下降速度為百分之二，八○年代為百分之六，眼下正以更高的加速度下滑。第二方向的研究成果來源於聯合國ＥＳＤ指數（環境永續發展），此項研究由世界銀行的專家組完成，他們開發了兩個新的經濟學概念：真實儲蓄率和真實國民福利，矯正了傳統ＧＮＰ計算時只考量資本財和它的折舊而不計算自然財（土地、再生與非再生資源）「磨損」之錯誤。根據真實福利值重新排隊，美國並非世界第一而是世界第十二，一個鮮為人知的波斯灣小國卡達進入前十強，而澳大利亞、加拿大和北歐諸小國則名列前茅，至於長期出口天然資源的非洲國家，其真實儲蓄率是負值，國際債務越背越重。

　　自一九九六年開始台灣進入競爭力改革的發動期，政府計畫在跨入下一世紀之前的四年內躋身世界五強，且不論可行與否，但就企劃之背景而言已令人堪憂。原來，十強也罷五強也好，均建立在傳統ＧＮＰ計算的基礎上，即便四年內達到五強標準，但因國際標準已經大改，豈非白忙一場？實實在在的說，競爭力也好，經濟成長率也好，重要的不是在名次的排列順序，而在納稅人民得到何種真正的實惠，以及全體國民得到何種安全與歸屬感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