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經濟與華南經濟融合之後，在「九七」到來之前已經出現以下香港現象。一、整體經濟迅速轉型，在ＧＤＰ（國內生產毛額）構成中，製造業比重由八五年的百分之二十二下降到九四年的百分之九，三次服務性產業已上升到百分之八十五。香港之所以能在短短十多年內轉型到「後工業社會」，在於製造業能夠順利北移珠江流域。

　　二、轉口貿易（其中大陸貨運轉運全球的比重為百分之五十八，世界貨物轉運大陸的比重為百分之三十）平均每年以百分之三十的速度成長，使得香港成為全球最大的貨櫃港和轉運中心。

　　三、香港作為大都會的「曼哈頓現象」已經浮現，其中一項重要因素乃因港資在大陸的驚人利潤回流透過房產業哄抬了地產價格，八五年購置五十平方公尺的房屋需相當於八年的平均工薪，九四年則要用二十三年的工薪才能辦到。然而香港與紐約的「曼哈頓化」有根本區別，因為香港沒有疏散人口和社區的衛星空間，形成級差地租以及相應的藍白領階層社區分布，也許這構成近來香港結構性失業增加、社會治安惡化的原因。

　　四、與大陸經濟共浮沈的現象似已出現，由於雙方的共同依存，大陸近年的物價波動景氣循環可能是殃及香港近年成長率下滑的一個原因。

　　五、在香港全球化過程中，「中國因素」的影響日益提升，香港的中資（至九四年累計投資超過二百五十億美元）已壓倒美、日，僅次於英資位居第二，中資的金融集團是香港的第二大銀行團和發鈔銀行，存款額約佔全港的四分之一。從正面意義上看，大陸已有能力防止香港經濟的滑坡，從負面影響上看，可能透過中共的惡質企業文化（諸如賄賂、假公濟私）而逐漸腐化香港之清廉和公共投資之品質。

　　六、香港實業界出現一批與中共高層有親善關係的商團，其頭面人物廣施文化慈善，修橋鋪路興建高等學府，使複雜的政治生態中增加調和矛盾的新物種，既有利於港商的保護，也有利於政治衝突的紓解。

　　上述香港現象原則上說，都可能成為九七之後台灣經濟的雷同效應，當然要加許多修正。

　　一、轉型效應中的「留根」修正，台灣近年勞動密集的下游產業移到閩粵，促成經濟轉型的第一步；第二步是電子資訊業的比重增加（需要連續五年以上的兩位數成長），這一過程的實現並非西進所能徹底解決，其中的一個疑難是「留根」問題，因而九七後的轉型效應要有七折八扣的估計。

　　二、轉口貿易九七後效應是個更大的變數，如果「三通」無需經香港轉口，高雄、基隆反成為香港競爭對手，但更為主要者有無貨物量，因此轉口效應變為貿易效應，台灣對大陸的貿易效應基本上是投資帶動的誘發效應，並非單純國際貿易比較利益的結果。一旦台灣中上游大型企業不能投資「登陸」，這種效應基本終止。一九九五年台灣對大陸持有一百四十五億美元之順差，如果這個數字改寫，對台灣經濟將是迎頭一大棒，並可能引發兩岸貿易戰，衍生深度惡化兩岸關係之最危險結果。

　　三、台灣實際上早就存在「曼哈頓現象」，不過，這是台灣官商結合的國產貨，可是一旦台商在大陸的利潤回流匯集到在台灣置產，這就會改變味道。

　　四、台灣經濟國際化過程中，「中國因素」的增加只限於「中國概念」的虛擬部分，比如未來若允許台資的大陸企業在台灣證券上市，以及持有中資股份的外國公司（尤其是在港的跨國公司），他們在台灣金融市場中的交割活動，都會增強「中國概念」，但非中共直接控制的資本和管理運作。

　　五、與大陸經濟共浮沈的效應只會局限在貿易起伏的作用半徑內，因為兩岸並不存在垂直的經濟管理關係。

　　六、台灣最為需要上述香港的第六現象以改善兩岸脆弱的政經生態關係。

　　上述六種效應中第一和第二項，對於台灣最為重要，也是捨大陸而不可有其他代替者，問題的焦點在「三通」，民間在逼，政府在拖。就經濟學的角度而言，「三通」之不通，將使台灣轉型在外部不經濟的條件下進行，有如蜜蜂旁邊有一個罩著玻璃蓋子的花圃那樣，結果使養蜂的成本無謂增加。第四和第五項效應頗傷感情，不過也無大礙，因為這絕非兩岸特有之尷尬，而是「華人經濟圈」的一種普遍現象。至於第六項效應有待創新，如果政府能夠用經濟的「昭君和蕃」的方法開放一批「大企業」去大陸「聯姻」，無疑有益於兩岸脆弱互動生態的改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