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灣經驗」已在世界經濟同質化和追趕效應的浪潮下淹沒。台灣人對「台灣經驗」揹了過多的包袱，殊不知台灣當年的奇蹟，在今天全球性經濟發展同質化和後來者追趕下褪色，若不吃一劑猛藥瀉去自負，只會剩下一身水腫。據麥迪遜（Maddison）和英格拉（Ingram）等人的最新研究，世界各國人平ＧＮＰ成長率的變異係數（一個統計名詞，即各國成長率與平均成長率差值的平方除以國家數）明顯縮小。六○年代平均為八十，六○至八○年代平均，這個數降為七十，即各國都向平均數靠近，這種現象稱為發展的同質化。若以美國（帶領國）的勞動生產力作為一百，五○年代ＯＥＣＤ諸國（周邊國）的生產力是四十五，到九○年代這個數是八十。這種帶領國與周邊國家差距縮小的趨勢稱之為追趕。

　　據筆者計算，亞洲諸國（包括日本、中國大陸和四小龍等十國），五○至六○年代人平ＧＮＰ成長率的差異係數為七十九，到九○年代（七○至九○年代平均），這個數減少到三九，說明同質化現象在亞洲更勝於全球。

　　若以兩岸的情況作為比較對象，同質化和大陸的追趕也足以使人震驚。台灣人平ＧＮＰ成長率的黃金年代是一九七八年，這一年登峰造極是百分之十一．九（以九一年可比價計算），自此以後只有一九八七年和八八年接近此數，斯時貧窮落後的大陸進行改革與開放，十四年來（一九八○至一九九三）大陸ＧＮＰ成長率平均值是百分之九．五，而同期台灣只有七．七。按照高希均教授的資料，若以「購買力平價」方式計算，一九九四年大陸ＧＮＰ成長量（即相較於一九九三年的增加量）是三千一百二十八億美元，這個數字已超過該年台灣ＧＮＰ總量（二千四百六十五億美元）。一九九○年台灣對外貿易總量是一千二百一十九億美元，大陸只有一百五十四億，到了九四年台灣外貿總量是一千七百八十四億美元，大陸卻已躍到二千三百六十七億美元。

　　經濟成長的引擎是投資，而投資是靠儲蓄轉化的。台灣近十年來國民儲蓄率的高峰是一九八六年（百分之三十八），而今年第二季度只有百分之二十六，中央銀行說這是二十五年來的最低點。

　　凡此種種無不說明，無論誰做總統，凡不提出振興經濟的政策，不把經濟發展放在第一位，而把「台灣經驗」當作炫耀的遺產，都不會是成功的總統。一個經濟發展的輸家，再動用逐漸減少的外匯存底作為外交開支，即便重返聯合國，這種外交上的「勝利」可取嗎？事實上一旦你窮了，「富在深山有遠親」的局面就改變，誰還會冒著風險來支持你，那才真有雪上加霜的悽慘呢！

　　二、以管窺豹，透過議會看台灣的民主品質。台灣議會不乏野蠻衝突，儘管其他民主國家的議會也沒有大學課堂般的秩序，教授宣科眾生恭聽，但至少有如股市，亂中仍有序可循，大家只是隨著股價情緒鼓躁。民主品質有如廠商訂單這個經濟指標，可作為預測台灣社會發展的先導性指數，誠實而言，很難叫人看好。與民主品質下降的同時是台灣犯罪人口率的指數上升，一九七二年每萬名居民中有二十人犯罪，一九九三年這個數增加到八十五人，成長四倍。移民浪潮，肇生於兩個來源；外部的戰爭威脅和國內的混亂與失望，後者表現緩慢而時間持久，這才是「安外必先攘內」的真正所在。

　　三、「務實外交」也有極限。「向不可能挑戰」只能作為精神口號而不應作為政策綱領，否則就要犯（西班牙）塞萬提斯筆下唐．吉訶德的錯誤。他騎著一匹瘦驢舉著長矛向旋轉的風車馳去，結果並沒有把不可能變為可能，反被風車捲起，唐氏摔了一跤之後，大病不起。

　　為了在學理上討論上述經濟──內政──外的交優先順序是否合理，筆者用ＡＨＰ（層次分析決策模型）方法做了一個定量模型，為實現如下命題的最高目標時，經濟優先的分數是四十二．五，內政為三十五．八，外交為三．八分，總目標：以時間換空間台灣永續發展。期望引起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