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很小，它的面積可以準確到小數點後兩位數來測量，這個值是二十九點九六平方公里，人口四十二萬四千四百三十人。一九九六年在澳門的旅客達六百餘萬人次，其中第一位為香港客，有四百萬人次以上；第二位是台灣客有六十萬人次左右。冷戰結束前的西柏林、維也納曾經均為國際間諜活動之中心，表面因素之一就是旅客與居住人口的比例高，客多主少，「喧賓奪主」可以大談國際政治生意。可是這個一般的推斷並不適用澳門。澳門被世人稱為「東方蒙地卡羅」，是有名的賭城，大多數遊客來此一賭，被澳門人稱為博彩業的賭業稅收佔澳門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政府公共支出的百分之四十以上也來自賭業稅收。

　　九○年代以前西柏林處在社會主義的東德境內，西柏林去東德首都的東柏林地面雖被「柏林牆」所隔，但「地鐵」由東西德共同經營，由西柏林可直驅東柏林。類此，維也納處在社會主義東歐和資本主義西歐之間的中歐，由維也納南下匈牙利北上捷克不過兩三小時之遙。地理因素是另一個形成間諜中心的可能原因。儘管澳門在地理因素上有類似當年西柏林或維也納的地方，但與香港相比，澳門很難成為間諜中心，原因是澳門被人稱為中共的「半個解放區」，政治勢力乃至輿論「一面倒」，間諜活動的機會成本很高。

　　其實澳門在歷史上是中西文化交匯的所在，從來不是國際競逐的鬥獸場，也非國共角力的冒險家樂園。如果不從文化和經貿的淵源定位澳門，台澳關係很容易被這個偶然的「匪諜」案而傷害，台灣在澳代表處的工作更會蒙上陰影。其實只要去過澳門，就會被「大三巴」牌坊（十六世紀羅馬教廷修建的頗富巴洛克風味之聖保羅大教堂火後遺蹟）所吸引，更會為粉牆拱窗的葡國樓宇而流連忘返；可是一旦去了媽祖廟，又覺得置身於台灣故土。試問世界之林何種無有，哪裡去找一個沐浴東西文化的葉片？

　　一五一三年葡萄牙人經麻六甲而入珠江口，一五五七年在澳門定居並向明朝納稅，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外國「租界地和自由港」。一五九四年耶穌會在澳門創立了東方第一所西式大學（聖保祿學院），不僅傳播宗教也講習哲學、數學、物理和天文。來傳教的耶穌會對中國文化比馬可波羅時代更具吸引力，他們崇拜儒家哲學的自然神觀，翻譯儒教經典並傳至歐洲，十八世紀初德國古典哲學家萊勃尼茲請求中國政府派人去歐洲傳授自然神學，法國「百科全書派」吸收澳門耶穌會的報告，對法國而後的自然主義哲學觀產生重大影響。法國籍耶穌會士錢德明一七二八年來澳門，他研究珠江一帶水稻、茶葉農作技術對法國魁斯奈重農學派的學理貢獻良多，亞當史密斯由英赴法結識重農派並了解到中國的重農思想後，抨擊流行的重商主義而以其「國富論」流芳經濟學歷史。

　　人們常說世界上只有四大文明，中國儒教、伊斯蘭回教、印尼佛教和歐洲基督教；人們也常說世界上只有四種戰爭，這就是四大文明的宗教戰，經常的舉例就是中東和南斯拉夫。然而，很少人能找到像澳門這樣小的島，這麼大的四種文明共處的範例。「匪諜」一案難道是海峽兩岸「文明」戰之政治延伸嗎？不會，也不應該會。目前的兩岸關係（自然包括台澳關係）以文明或文化的政治層面而言，謂之紛爭並無不可，但終究在歷史長河中僅是浪花而非顛覆歷史之大浪，此案固有教訓面的負作用，卻也有更進一步建設台澳關係的良性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