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為什麼畫地為牢，跳不出ＧＮＰ競爭的框框呢？有以下幾種可能的因素：一、把ＧＮＰ當做國力和福祉的符號；二、提倡競爭可以紓解惡性政爭造成的民眾心理壓力；三、中國大陸經濟逐漸走強，台灣國際空間的最後「堡壘」－－經濟優勢日益式微；四、由於被排擠出聯合國和相關的國際組織，政府缺少義務完成全球責任分擔；五、儘管媒體開放言論自由，然而大眾傳播唯利是圖，非營利而富前瞻的「全球變遷」論壇無立錐之地。

　　五種因素中只有第一項是經濟因素，其餘均為政治文化因素，而這唯一的經濟因素實際上產生於第四和第五項非經濟因素。當一九九三年聯合國開始執行ＧＮＰ衛星系統校正ＧＮＰ錯誤時，當一九九五年奧地利、英國、美國完成ＩＳＥＷ（永續經濟福利指數）「審判」傳統ＧＮＰ種種不可原諒的錯誤時，當一九九五年德國提出生態平衡表重新評價經濟發展時，台灣政府竟然發動一場傳統ＧＮＰ排名榜競爭賽的全民運動，孰可笑，孰不可笑。當然並不可笑，因為這段時間在台灣歷史上號稱「憲政改革的時代」，政客們採用惡性鬥爭手段攪得社會安無寧日，於是第二項因素起了作用。台灣並非聯合國成員，規定的義務與責任也無需向國際交代；而暢銷全球的羅馬俱樂部，世界資源研究所的最新報告，諸如「我們的生態腳印」、「系數四」，缺少大慈大悲的書商認賠出版，因為他們估計與「自殺手冊」相比一定是冒高風險的愚蠢。

　　台灣的未來並不取決於政府倡導的盲目經濟競爭，而取決於台灣整體社會的進化。何故？原因在於：第一、以最新的人類智慧而言，經濟競爭已是過時的概念，因為傳統的經濟競爭導致人與自然關係的緊張，而最後是人與自然的大廝殺，當自然不容於人時，人只有走在自然之下，請進地獄。十六世紀笛卡爾的人與自然分離的二元論哲學已被「天地人」的一體論所取代。

　　第二、台灣的經濟問題並非數量成長而是質量之改善問題，譬如失業，許多人仍舊沿用需求理論作為藥方，用刺激ＧＮＰ成長的方法以圖解決，而不循國際上利用縮短周工作日、提高生活品質的方法，真夠怪怪的。說穿了是利益集團在作祟，他們害怕利潤不最大化。

　　第三、據我估算大約從一九九○年開始，台灣的真實福利指數開始下降，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外部不經濟性」和「自然財」的磨損過速，因此未來投資方向並非高科技，而是環境和生態，尤其是社區的小生態環境。「自然」並非機器加多少油出多少力，也不服從牛頓力學「動者恆動，靜者恆靜」，「自然」需要人格化的尊嚴。

　　第四、所謂社會其實是一個雞蛋殼裡的經濟、政治、文化、科技的總和，作為胚胎它們在內部不斷競爭和互相擠壓，結果只有兩個，或互相協調脫穎而出或胎死殼中，人類社會一直在這樣緩慢運動著，僅當上述各種成份按照自己的要求互相爭奪，舊平衡範式（Paradigm）破壞，而新範式產生，於是社會進入高一層級的有序結構，是為進化也，不過並非如此簡單，前提條件是各種成分具有「超越自我」的能力。

　　對於台灣而言，「超越自我」乃是整體進化的最大困難，因為面對中共強大的壓力，台灣的蛋殼持別薄，不服輸逞英雄的思想成為盲目競爭的哲學基礎。當台灣真正國際化時，台灣進化的新範式便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