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競爭力是個模糊概念，人們儘管可以意會但又缺乏唯一的標準進行評價。試比較以下兩個命題：「張先生出生於一九五一年」和「李先生性情溫和」，前者的概念無論內涵或外延都是明確的，換言之只需要用「真」或「假」作出判斷；而後者無法用「真」或「假」的邏輯進行判斷。然而模糊的概念或命題並不等於資訊交換的中斷，比如你去買蘋果，對店東說請挑幾粒大的，他所給你的，也大多是你能接受的，儘管你並未對大蘋果進行定義。同理，ＩＭＤ的報告也應該接受，即台灣競爭力去年不如前年，這和一般人的經驗並無不合。

　　再者，競爭力與物理學中的「力」相似但並不相等，所謂相似，即它們都是（有方）向（的）量，所謂不相等，即兩種向量的加法原則不同。物理力由唯一的平行四邊形原理相加，因而結果不因研究者而變化，競爭力的加法原則因研究方法的不同而不同，因此，結果可能相去甚遠。ＩＭＤ在九三年之前利用三百二十六條指標（其中定量指標二百條、定性指標一二六條），九三年改為二二五條指標計算競爭力；九三年前三二六條指標綜合為十個指數進行國與國的評估，以後改為八個指數（國內經濟實力、基礎設施、國際化水準、管理能力、政府影響、科技、金融和人力資源）。九三年以前ＩＭＤ把比較國分為兩群，一群是ＯＥＣＤ為主（外加若干歐洲國），另一群是新興工業國（即四小龍）外加若干亞洲和美洲開發中國家；九三年後兩類合併在一起（外加中國大陸）統一評分。由於指標的變化，實際上競爭力評分的結果已經不具一致性，因為每一個指標相加時所取的權重（Weight、重要性）已不可比。例如九○年瑞典在第一類國家中排行第六，九四年落到第十三位（在統一分類中落到第十五位），瑞典對此不以為然。

　　由前述可知，即使同樣的數據，因研究者給分（通常依靠權重的分配）的不同而使結論相差，所謂系統誤差的干擾。今年之前的上述競爭力報告書，實際上是ＩＭＤ和「達弗斯全球經濟論壇」共同完成，由於兩套人馬對方法論的意見不統一，今年的報告書後者並未參與。由此而及，如果世界上有更多的研究機構進行同類研究，相互比較的意義則更大，不致因獨此一家而顧慮評論上有偏頗之嫌疑。

　　再次，數據的來源與可靠性也會影響結果的變化，去年之前台灣的數據提供者是外貿協會，去年起改為經建會。此外在非定量數據方面主要透過問卷調查，後者內容設計以及抽樣的分布都會對結果發生影響；對於專業人員來說，這些都算是常識性問題，然而對於一般使用報告書的用戶而言，了解這些細節無疑有助於對資訊取捨的判斷。

　　除了以上技術性問題之外，究竟競爭力報告書給了國人那些關鍵性資訊？第一、國與國的比較好像田徑場上的賽跑，有區別的是這個賽跑永遠沒有終點，你可能落伍了，但你並非最終的落伍者，因為賽局永無止境。第二、你要盯著跑在你前面的快手，你要防著你貼身的追趕者，這叫做瞻前顧後。新加坡三年來一直名列ＩＭＤ競爭表的第二名，很值得思考，包括對他們社會制度和價值觀念體系的比較性思考，由此而及總統先生最近對新加坡的評價也應引起國人再思考。大陸九四年排名三十四，九五年躍為二十六，利用大陸明顯的蛙跳而良性刺激台灣的競爭力已是當務之急，要做到這點必須再次明確政經分離，良性互動，並且長期持久地改善兩岸政治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