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愛台灣小而美》

　　我出生在當年空軍基地杭州筧橋的一個空軍家庭，不幸生不逢時，國共之戰家庭破碎，父兄隨軍遷去台灣，留下自己在大陸。不幸中之大幸，總算唸完了大學，那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年代，像我這種「出身」卑微的人，如果目不識丁，就休想「翻身」了。在忘卻而又不能忘卻的記憶中，我除了受到一般知識分子的「待遇」外，更特殊的是要繼承父親的「原罪」，因此流放、勞改之外附加徒刑，在當時我是一個所謂先天的「反動分子」。

　　由於秉性敦厚，為人誠懇，去除政治咒符，還原於真實生活中，我仍是一個頗受歡迎的人，加上有一點讀書的本事，暗中同情我者眾。痛苦中的這點甜蜜，引誘我堅定不移的信奉「科學救亡」，靠科學的本事挽救命運。蒼天有眼，「文革」動亂十年，終究結束，我被「平反」，又因有科學之「成績」，選拔去了德國，在「優越的」日耳曼人堆裡，我學的採礦工程幾無用場，「科學救亡」的方針又提醒我，從這個科學到那個科學也可起死回生，從此我跨入社會科學，以後便在維也納靠經濟學的粉筆灰吃飯。

　　台灣解嚴，我又取到奧國國籍，便來到台灣，起先只是趁著假期的空閒來看，四年前開始常居不移，兩年在台北的中華經濟院客座，過後在嘉義的佛光大學南華管理學院專任。三年半時間，台灣對我既生又熟；生者，我對台灣何以「很台灣」知之甚少，熟者，不僅語言、文化，喜怒哀樂同出一轍。天長日久，喜我所喜，憂我所憂漸所積累，有感而發，借得《中國時報》「時論廣場」之天地每每發表，截止今天前後共有四十八篇，合在一起便是這個小冊子的問世。

　　人說做學問的可分兩類，專家和雜家；有時我被歸類於專，有時相反。依我看，專、雜並無分水嶺，但就爭論之際而言，專家肯聽雜家，那是最好不過，因為專家太專，囿於熟悉的東西而忘記更普遍的常識。這本小書全是雜論，但要說沒有專的基礎，似非如此。不管是專是雜，只要不落俗套、不落八股就好，作品的裁定始終在讀者手中。

　　世界在變，台灣在變，自己的知識、見解也在變，只有「科學救亡」的心不變，我始終相信，只要以科學的老實態度待己待人與待世，衰可振，亡可興，這就是社會動力學。阿里山爬過一半，還要去爬完，我就生活在她腳下。

𤪦刋凭陶在樸　　　　　
嘉義南華管理學院
永續發展研究室
民國八七年二月十四日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