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同志在工作場所中的出櫃策略研究
梁家祥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科教學碩士班研究生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布里斯托（Bristow）曾說：「在英國，（只有）在特定地方和空間裡才能身為同性戀者：最明顯的是經常以運動組織為核心組構起來的俱樂部和社會網路。」（引自Bell，1995：141）在英國如此，那麼在台灣是否也如是呢？其實只要深入觀察，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可以發現族種不只是可以性傾向來區分，還可以種族、宗教信仰、黨派或是性別來區分，也可以瞧見特定族群幾乎只會出現在特定的空間場所內。進一步想，是什麼原因促使他們只能或是願意在該空間場所內展現出特定的那一面。我們會在廟宇內見到虔誠的信徒，在政黨的造勢大會中看見熱情的群聚，在台北火車站遇見不少外籍勞工群聚在那兒，同志酒吧中出現來來往往的同志，以上都似乎表現出自己的特定身份只會出現在該空間場所中。
我們的空間可說是以異性戀為主體的空間，同志們要在這樣的環境下坦然承認自己的性傾向的確是很大的挑戰，因為在強大無所不在的異性戀霸權之下，許多同性戀只好過著雙重生活，無法以真實的自身面貌在日常生活中展現。（畢恆達，2001：117）從家庭到校園，私領域到公領域，同志在現身的這條路上走得格外辛苦，對於要在工作場所這樣的環境現身，想必其困難度更是高，更別說同仁與主管會以何種的眼光來看待了。所以也希望藉由研究可以看見選擇出櫃的同志族群如何在以龐大異性戀霸權為主的工作場所中生存下來，看見他們除了要捍衛自己的工作權之外，還運用不同策略去和不友善的氛圍對抗，看他們如何運用不同方法來化解外界對同志的偏見和敵意，因為我們明白所謂的空間長期以來一直受到以異性戀為主體的掌控，從空間內的成員到空間本身的配置，幾乎都籠罩著濃郁的異性戀氣息，同志要如何在自己的工作場所中展現出自己的身份，以及在自己所能掌控的環境中表達出自己的主體性和自主權，這些都值得深入研究，重要的是研究不單只為找出假設問題的答案，更進一步要尋求解決的方法，經由訪談與田野調查來瞭解同志族群一旦選擇在工作場所中出櫃後，最迫切需要的幫助的是什麼，同仁、主管乃至於整個社會又該抱以何種態度，採取何種措施去對待這些忠於自己性傾向的同志們，以上種種皆是研究中欲探討的題目。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冀望經由質性研究，透過文獻分析、訪談與實地觀察等方式，來了解男同志在工作場所中會採取哪些出櫃策略，相信男同志的出櫃策略會受到本身內在因素和外在環境的交互影響，其中外在環境更涵蓋人為與空間兩大元素，在兩者交互作用下碰撞出不同火花，而同志即根據此結果來決定自己的出櫃策略，可能是主動出櫃、也可能是被動式出櫃，即可能是出於自願，但也可能在偶發情況下意外被查覺或是被迫曝光；有的同志會對工作場所中的同仁坦露性傾向，也有同志只對部分同事出櫃，在這些出櫃策略的背後皆出自在同志與身處地方的交互作用下產生的結果，所以當同志在選擇自己的出櫃策略時，除了本身的特質之外，過去的出櫃經驗、工作場所內的上司和同事、空間環境也成為他列入考量的因素。
故經由訪談方式得知同志在工作場所中採取的出櫃策略外，必須進一步分析其影響因素為何，究竟在工作場所中讓同志願意出櫃的原因包含哪些，最主要的考量或推力又來自於何者？是空間中的人為影響？還是該職業的性質使然？或是工作場所本身空間與製造出來的氛圍讓他決定勇於出櫃？又或者同志會挪移自身在其它空間的出櫃策略來進行複製？意謂不同地方的出櫃經驗是否會對同志在工作場所中的出櫃策略產生影響。以上種種都希望透過研究來釐清兩者間的關係，並進一步歸納與建立起同志與工作場所、其它地方與工作場所間彼此影響的關聯性。雖然空間本身並無任何意義，就如同時間一樣，被視為「生活事實」，只是當人類將之命名，或是把意義貫注在空間之中時，它就有產生了變化，不再是生冷的名詞，而是有生命的，有情感的，有記憶的（Tim Cresswell著，徐苔玲、王志弘譯，2006），所以要去探討為什麼即便是工作場所這樣的一個空間、也可以說是一個地方，會出現不同的出櫃策略，在同志的眼中是以何種心態去看待自己工作的地方對他有什麼意義存在。
出櫃的同志是否會對原有的地方產生衝擊，既有的地方文化、氛圍與陳設會不會隨著同志的出櫃而改變，這些都將成為研究觀察的目標之一，我相信人的行為必定會影響地方的利用模式，而地方本身也會對人造成行為上的改變，這一來一往間的互動與產生的變化就成為觀察的重點，於是在利用訪談之餘，更將實地觀察，去親自發掘隱含在地方中的任何象徵符號，還有隨時流動的場景變化。更甚者要討論的是一旦男同志在經由不同方式出櫃後，該如何去面對因出櫃而帶來的挑戰，或是保護他們在工作場所中免於受到異性戀者的不友善眼光與對待，反之雇主乃至社會又應當給予何種協助或是對同志族群採取何種態度才是。
基於以上所述，故本研究的目的可以歸納下列四點：
壹、分析男同志在工作場所中採取的出櫃策略。
貳、研究在工作場所中影響男同志出櫃策略的因素。
參、探討男同志選擇出櫃策略前後對工作場所造成的影響。
肆、發現男同志在工作場所中面臨的問題與尋求解決策略。
第三節 研究方法
壹、質性研究法的採用
有別於量化的數字統計，質性研究法不僅可以探究統計數字背後的意義，還可經由質性研究法來深度瞭解包括受訪者的思想、行為，以及個別的生命經驗，這是量化研究所做不到的。資性研究蒐集的資料又可稱為「軟的」（soft）資料，這是因為對於人們、地方和會話等的描述相當豐富，但不容易以統計的程序來處理（Robert C. Bogdan & Sari Knopp Biklen 著，黃光雄主譯，吳奉儒譯，2001：8-9），傳統的量化研究著重在數字的分析，而見不到實地人物活動、空間地景，獲得的資料取自於事先設計的問題，是被控制的，為了驗證研究者本身預想的答案是否符合，因此在資料的完整性上並不齊全（歐用生，1989），也因質性研究具有五項特性（Robert C. Bogdan &
Sari Knopp Biklen合著，黃光雄主譯，吳奉倫譯，2001：6）：
一．自然式的研究場域：作為直接資料的來源，而研究者本身則是關鍵工具。
二．描述性資料：以文字或圖晝呈現，而非數字。
三．歷程的關注：質性研究者關注研究歷程，而非結果。
四．歸納性的：質性研究者以歸納的方法來分析資料，而不是尋求證據來證實或 否證在研究之前所持的假設。
五．意義：研究者透過參與的觀點來瞭解不同的人如何建構他們生活的意義。
所以它可補足量化研究的缺點。
而本研究一來因樣本數的取得來源不易，二則為同志族群其個別生命經驗較異性戀特殊，故採質性研究時則較容易得知其族群獨特的生存法則和身處少數族群的觀點與需求，再者因為同志族群本身即為多元化的集合體，來自不同地域、不同年齡、不同的社經地位、成長經歷等，這些資料若以量化呈現時，僅能作為表面上的判讀，無法深入剖析個別因素對出櫃策略產生的影響，我將以文獻分析、訪談、觀察作為本主題的研究方法。
貳、研究程序
一、研究歷程與架構
本研究歷程可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為前期：文獻閱讀與決定研究題目和目的，中期：選擇研究方法並進行研究；後期：形成研究結論與提出建議。
（圖１－１ 研究歷程）
本文的研究構架如下圖所示：
（圖１－２ 研究架構）
從架構圖得知，影響男同志在工作場所中的出櫃策略因素眾多，除了自身的個人因素：自我的認同度、過去出櫃經驗的影響、本身個性，尚包含他在工作場所中的許多因素：上司與同事的態度、工作空間配置、工作環境性質等，而這些影響因素在男同志的出櫃策略扮演的重要性為何？正是本研究所欲探討的目標，藉由訪談與觀察兩部分來研究：在行為上選擇主動性出櫃或是被動性出櫃的男同志，他的原因為何？在對象上選擇主動性或選擇性的男同志，其影響因素又是何者？
男同志的出櫃因素會影響本身出櫃的意願高低，進而讓他採取不同的方法選擇出櫃策略，有的甚至根本不出櫃。無論男同志在出櫃策略的選擇上有何差異，其行動本身便會對該地方產生影響，故再進一步探討其出櫃前後對工作場所產生的影響，緊接著一旦男同志選擇出櫃後，必定會出現許多相關於性傾向的問題等待他解決，故他面臨到哪些問題與他又是如何解決問題，也是本研究的另一個重點。再者，部分男同志是否會從先前的選擇性出櫃進而到公開出櫃，也期望在本研究中獲得解答。
二、研究限制
同志在不同地方中的出櫃意願將受到該地方的性質而出現高低落差，接著本身在家庭、校園、職場、公共空間、同志次文化空間等不同地方，又因為各自的阻礙因素而讓同志在出櫃策略上有不同的選擇。我的研究因為聚焦在「工作場所」，故面臨不小的阻力，從文獻中得知同志在工作場所中必須更為謹慎，以防本身性傾向曝光而受到異樣眼光與待遇，再則若非必要，多數同志選擇隱暱自身的同志身份，畢竟在性傾向和飯碗之間，後者顯得重要的多。不但要找到在工作場所中出櫃的同志外（無論是公開性或選擇性出櫃），還必須注意其工作場所的性質是否符合研究所需，若能呈現多元化，那麼將來在研究的資料解讀與分析上，可以多方比較，自然也具備較多的參考價值。另一項研究限制即在於如何在其工作場所中進行觀察，依據不同的工作場所性質，採取的觀察法也不同，有的適合「參與觀察法」，並提供足夠的時間供我直接在工作場所中見習，實際感受他們的工作情形；有的則因為受訪者本身的工作內容與地點而只適合「非參與觀察」，且觀察時間連帶受到限制，甚至有些受訪者的工作地點有嚴格的出入管制，僅能藉由本人的描述和手繪圖稿來呈現，此為本研究的美中不足之處。在剖析關於「人」與「地方」的限制因素後，尚有「地域」因素必須納入考慮，在本研究中的個案內，無論其本身或是工作地點皆是以北部都會區為主，使得預期得到的觀點與結論可能無法適用於鄉村或是中南部地區的同志出櫃策略與經驗。
第四節 名詞釋義
壹、地方與空間
政治地理學家阿格紐（1987）將「地方」一詞定義為「有意義區位」的三個基本面向，包含：區位、場所、地方感。「區位」意指地點，可以被用來指稱我們所身處的位置；「場所」在阿格紐的解釋中則是社會關係的物質環境，可以說是有具體形式的存在；「地方感」是指人類對於地方有主觀和情感上的依附（Tim Cresswell著，徐苔玲、王志弘譯，2006：15）。在Tim Cresswell（2004：19）的著作《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一書中便為「地方」與「空間」提出他的看法：空間因而有別於地方，被視為缺乏意義的領域－是「生活事實」，跟時間一樣，構成人類生活的基本座標。當人將意義投注於局部空間，然以後某種方式依附其上，空間就成了地方。故本研究中的「地方」可定義為：在特定空間中被命名，且實際賦予意義和功能性的區位，諸如：家庭、校園、職場、工作場所、休閒場所等。
「空間」一詞在本文中所指的意義與「地方」雷同，法國都市理論學家列斐伏爾對於「空間」有以下見解，他區分成比較抽象的空間（絕對空間），以及生活和有意義的空間（社會空間）（Lefebvre，1991），本研究中所指的「空間」便等同於「社會空間」，不只包含空間本身的物理性，尚涵蓋其內不同面向，像是經濟、文化、社會關係、人為活動等，亦可視為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所說的「場域」。故本研究中的「地方」與「空間」其意思並無不同，除了空間本身的物理性質，如：空間配置、地景呈現、物品擺飾等，尚包含前述所提的地方定義。
貳、工作場所：
即受雇員工在接受雇主指派、妥任後進行勞務的工作地點，然工作場所會因個人的職務內容、工作性質而出現不同的範圍大小，甚至出現不固定的工作地點，在本研究中與職場、職場空間具有相同意涵。
參、出櫃策略：
透過文字、言語、肢體動作等，以直接或間接方式，使他人明白自己的同志身份，意即「come out」（現身）之意。在本研究中則專指男同志在工作場所中對老闆、上司或同事等同一工作場所內的工作人員，經由不同管道以主動或被動方式使之知道自己的同志身份。
肆、同志：
「同志」一詞起源於1991年，由香港影評人林奕華翻譯「queer」而來，用來取代「同性戀」一詞，取其仿效國父
一．年滿十八歲的成年男子。
二．認定自己為男同志，而非雙性戀。
三．性幻想對象或曾有性行為的對象皆為男性。
四．感情或心靈的依靠對象為男性。
第二章 文獻分析
第一節 「工作場所與同志」的相關研究
要同志在工作場所現身，所要擔負的壓力不比家庭來得小，不若在校園中走出來輕鬆容易，因為對同志而言，工作場所即意謂他們已經步入社會，接受社會的洗禮與考驗，如此一來，許多社會中的主流價值觀、規範、要求、行為標準等，便已無時無刻地環繞在同志四周，提醒著他要小心翼翼，切莫因為自己一時的出櫃而丟了自己的飯碗，或是斷送自己的工作前途，更有甚者，同志必須扮演著「假異性戀」，戴起面具一起加入異性戀空間，與同事們品頭論足雜誌上的女性胴體，與主管在渾身粉味的小包箱內應酬、喝酒、划拳，展現自己的男性氣概。對工作中的同志而言，要學會「妥協」，因為在沒有把握的情況下現身，面對的可能不僅是受到歧視、誤會，更害怕被冠上莫須有罪名被迫離開。國外學者針對職場中的男女同志進行調查，結果發現有60%的女同志擔心在職場曝光後會招來歧視、騷擾與暴力對待（Levine &
Leonard, 1984），男同志同樣也有存有類似的擔心。在這樣的情況下要去見到同志明顯活躍於工作場所中便顯得困難許多，不知是否如此，在研究上針對「工作場所中的同志」的相關研究論述也比以「家庭」和「校園」來得少。
劉宛靈（2008）以同性戀員工在職場的表現為主，藉由問卷調查的方式試圖剖析在餐飲業中升遷制度與工作生活品質對於同性戀員工投入程度的影響性，同樣對於工作滿意度的研究，Day和Schoenrade（1997）指出同志的現身與否跟他們對自己工作的滿意度呈現正相關，可能是因為不出櫃的同志比較容易在角色認同上產生混淆或衝突（Day & Schoenrade,1997；Kronenberger, 1991；Williamson,1993）。黃婉玲（2002）在《上班族女同志「現身」經驗與策略》一文中提出在這個污名化嚴重的社會，她們出櫃的對象與時機必須經過考慮，也因為環境的不友善使得在出櫃途徑上不會採取直接、硬碰硬的方式，而改採迂迴策略。她同樣認為工作場所是女同志最不願現身的地方，因為：一旦在工作場所表明自己的同志身份，也許會因此丟掉這份工作，進而動搖支撐其經濟得以自主的最主要根源（黃婉玲，2002：49）。強淑敏（1999）與施毓琳（2005）則把焦點擺在同性戀教師的身上，透過質性研究來探討同性戀教師在工作場所中（即校園）的生存策略，以及他們在面對出櫃前所考量的因素和出櫃後會面臨到的挑戰。從1995年8月的台北師範大學與教育部共同聲明：法令並無規定同性戀者可否當老師，但覺得同性戀者身心發展通常並不健全，以此反對校內男同性戀學生成立社團，到2001年6月，當時「教師同盟」會長
可以見到同志教師在工作場所中的處境似乎得到改善，但我們尚不知其它的同志是以何種心情與方法在自己的工作場所中生存下去，也許可以看到在特定職場中容易聚集較多的同志員工，可是絕大部分都可能礙於龐大的社會壓力與以異性戀為主的空間，讓他們寧可戴上面具也不願冒著被裁員的風險走出來，也加深了研究「工作場所與同志」的困難度。
第二節 「工作場所與出櫃策略」的相關研究
同志在工作場所中出櫃並不容易，因為需要考量的因素太多和一旦出櫃後面臨到的壓力不小於家庭，所以不輕易現身，雖然我們也可以在特定的場所中容易見到同志或疑似同志的工作人員，畢竟終究是少數，以致於將「工作場所」做為研究主題的論述也甚少，多數著墨於家庭或校園之中，頂多在篇章中稍做提及罷了。在利用國家圖書館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查詢時，以「同志、同性戀、職場」為關鍵字的搜尋，得到確切符合的篇數只有１１篇，若以「職場」替換成「工作場所」則只剩下一篇，這１１篇研究中與出櫃策略有關係的僅剩５篇，專門研究職場與出櫃的才２篇，分別是黃婉玲（2002）的《上班族女同志「現身」經驗與策略》與施毓琳（2005）的《男同志教師性傾向認同歷程與教育職場的生存策略》，另外強淑敏（1999）的《我們是同性戀教師》也是一篇研究以職場和同志出櫃策略的論文，由此可知國內相關資料的稀少。
黃婉玲（2002）在她訪問女同志的過程中歸納出她們的出櫃策略：
一．主動出擊：掌握「現身」自主權
受訪女同志在一次工作場合中掌握主動權，她說：有一次我教大家學機器，教著教著，我突然冒出一句：妳／你們異性戀……。光從這句話就暗示著我已經藉由責罵她／他們而「出櫃」了（黃婉玲，2002：58）。她認為出櫃後可以幫助她解決現身／不現身的困擾，擺脫這種隱晦不明的窘況，而且站在主動的立場可以讓她掌握優勢，增加自己的信心。在異性戀的環境中使用「異性戀」一詞雖然顯得唐突，但也顛覆過去我們用「同性戀」一詞來區分正常和不正常之流，當下好似異性戀是需要被教導教育的，是不明智的一群。所以「主動現身」不僅是改變自己，也可以試為改變社會的一種行動（黃婉玲，2002；張娟芬，2001）。張娟芬（2001）在其著作《愛的自由式－女同志故事書》中也有類似的例子，她提到一位女同志籃籃在應徵過程中便大方表式自己的同志身份，也降低將來受到同事婚嫁問題的關心，或是減少男性職員輕佻的機會。
二．「不否認」的出櫃
判斷時機情況的允許下現身，同志在他人的詢問或是指認下，衡量出櫃後的風險來決定，所以同事的態度便成為她們一個重要的依據。這個承認的動機其實是同志認同展現的一種方式，或是尋求抒發同性情感的出口，也可能是一種站在權威位置上的發聲（黃婉玲，2002：65）。
三．非自願性出櫃
同志對於非自願性出櫃的態度跟本身出櫃的程度有關連，如果是已出櫃的同志則不構成困擾，但對於不願出櫃或是只有部分人知道的狀況下則擔心不已，然而經由友人或是親人在未經同意下便擅自幫她曝光的例子卻屢見不鮮（黃婉玲，2002：58－68）。
雖然是從女同志的角度出發，但我們似乎能以此推估同志在工作場所中出櫃除了挑戰異性戀體制外，還得與自己的認同做一番搏鬥才行。
在私部門如此，然而公部門，尤其是外界視為保守的軍教職人員又該以何種方式去面對自己的工作環境呢？施毓琳（2005）的《男同志教師性傾向認同歷程與教育職場的生存策略》中以四名男同志教師為對象，研究他們在工作場所中影響出櫃的原因和出櫃策略。他進一步指出因為教師身處的環境對於職業的要求標準較高，教師的操守、人格、品行都會被家長放大檢視，於是要格外注意自己的言行，受訪的同志分別認為一旦選擇出櫃，那麼必須考慮到自己的專業能力能否得到家長與校方的肯定，才不會因為同志身份而被污名化，間接抹除自己在教學上的努力、本身的形象是否正面，藉以改變外界對同志的刻版印象、出櫃的場合還有同事的接受程度、會不會造成學校的困擾（施毓琳，2005）。對於在工作場合中最容易遇到同事關心自己的婚姻戀情，男同志教師也自有一套方法，強淑敏（1999）的研究便提出「單身主義」、「虛晃技倆」、「斷章取義」、或是尋找願意和同志結婚的異性，為自己披上「婚姻護膜」的方式，作為應付外界對自己戀情的關心。Griffin（1992）也有相關看法，他認為同志教師遇到類似情形時有的會選擇一同加入異性戀陣營，表達相同的看法或虛構自己和異性相處的故事；也有人採取掩飾，找個異性朋友作為擋箭牌；也不乏趁此機會私下出櫃或予以暗示自己的同志身份；而公然出櫃也在同志教師的選擇之列。
無論是從私部門的上班族著手或是公部門裡保守環境的教師著手，主要都圍著以「人」為主體，討論著同志如何選擇或應用出櫃策略、影響出櫃的因素、出櫃後對自己的心理層面影響和對周遭同事帶來的改變。篇章中的敘述並不注重在人與地方的互動關係與出櫃前後的相互影響，且少談及同志在工作場所中如何去表達、型塑自己的性慾特質；如何應用環境中的地景來掩飾或呈現自己的同志身份，也看不到職場中的空間配置、地景物品對同志的影響，也許是因為比起其它有關地方與同志的研究來說資料顯得相對不足，然而更大的原因仍是在於這社會還沒有準備好完全接納同志的存在，讓他們在陽光下勇於發聲。
第三節 同志眼中的空間再造
空間隨著人為利用方式的不同而產生變化，不同的族群、性別、年齡皆有自身對空間的利用方式，甚者在地域上對於空間的看法與使用方式也大不相同。對同志而言，空間的利用方式自然有別於異性戀，甚至說同志眼中的空間，意即在同志的空間識覺上，當別有一番光景，究竟同志如何透過自己的眼光或是行為去定義與改造空間呢？在先前的文獻分析中可以看出同志的空間識覺正透過兩種方式進行自我詮釋，茲說明如下：
一．將現有的空間或地景、地物重新命名，從而賦予新的認知與意義
賴正哲（2005）在其著作《去公司上班：新公園男同志的情慾空間》中提到男同志以抗拒、算奪、戲耍、嘲諷的方式將新公園空間意義「由異變同」、「由直變歪」（2005：136）。他提到新公園的同志會因為不同年齡同志的活動範圍而劃分出「兒童區」、「叢林猛獸區」與「老人區」，也會將白先勇在孽子一書中的故事情節投射於某地景中，公園內的拱橋就被戲稱做「阿鳳橋」，其它具有深度同志意涵的命名也紛紛取代原有正式的名稱，透過此類的方式以營造出專屬同志國度的空間。不僅台北的新公園如此，高雄的三民公園同樣在同志的重新詮釋下出現了隱喻性的場域命名，即在不同的時間向度上，同一個地點或地景因為主要活動族群的不同而出現兩種名稱，當地居民將三民公園稱為「民一號公園」，可是對同志而言這是陌生的名詞，倘若稱為「新公司」、「同盟三店」，那麼他們便清楚知道，更不用說類似「菊花亭」這種同志意味深刻的命名了（許智淵，2005）。先前已提到空間透過命名而得到意義，進而成為地方，同志為在異性戀空間中掙得一席歸屬的世界，便不得不將現有地景、地景重新改頭換面一番。
二．透過空間改造以符合同志眼中的空間意象或滿足同志的需求，如添加新元素，或是重新配置空間內部
對於在家庭中的同志來說，最大的擔心莫過於害怕家人的發現，於是要懂得如何利用現有空間來降低被家人發現的風險或是滿足自身同志身份的展現。有的人會利用與家人作息時間的不同來利用空間，有的則是將房間中可供藏匿的空間放置同志物品，也有同志利用風水說、以亂制管、以淨制翻等方式來達到空間上的主控權，不管是「以時間換取空間」還是「以空間換取隱私」，都是同志為了能滿足自己需求而做出的改變。（林欣億，2003）。此外具同志意象的元素呈現在同空間時，彷彿對外宣告該空間染上一層同志色彩，當然這只是對明眼人而言，可謂是一種暗號，等著自己人前來相認，其中以彩虹旗最具代表性，更別說晶晶書庫、女書店內擺放陳設各式各樣的同志刊物、書籍、物品。一旦帶有同志色彩的物品現身該空間中，其它同志的雷達（又稱「gay達」）便開始響起，然後敏銳地搜尋每一個角落，不放過任何一個可能，畢竟茫茫人海中，同志難覓。
第三章 不同地方男同志的出櫃策略
第一節 出櫃策略大不同
依本研究中的男同志出櫃策略類型，在以工作空間為自己出櫃的地點時，則出櫃行為可以分為主動與被動兩類，而出櫃對象可以區分為公開性和選擇性兩種，分別說明如下。
壹、出櫃策略在行為上的區別
雖然受訪者只有喬伊、貓頭鷹、小朱、阿盛、排骨、小克共六位，但從訪談內容得知他們在出櫃策略的選擇上依然會視各項影響因素而可能採取不只一種的出櫃策略，連帶影響其出櫃的行為與對象。以下先就行為進行說明。
一、主動性出櫃
從受訪者的敘述自己在職場中的出櫃過程來看，其中喬伊、貓頭鷹、小朱、阿盛、排骨等五位在出櫃策略上有採取主動性的經驗，不過就算是主動性出櫃，也會在方法上有所不同，端因背後影響的因素來決定。
（一）語言上主動告知：
透過直接說明的方式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困擾，以及日後他人的再度詢問，尤其是對小朱、阿盛、排骨這三位受訪者而言，他們除了在自我認同上沒有疑問之外，也因為個性上不喜歡隱瞞而寧可大方地公開自己的性傾向，並且相信這並不會影響到自己的工作權利。三人皆透過語言上的主動告知，以清楚地表達自己的性傾向是快速而又簡單的方法，此外還可以掌握主控權，使自己站在有利的位置。明白表達自己身為同志意味著自己已經做好準備面對在職場上會遇到因同志身份而帶來的問題，即使真遇到藉故找麻煩的同事或上司也能做好處理。
喬伊與貓頭鷹在行為上也是採取主動性的語言告知，但主要原因都出於想要在情感上獲得支持，故對象是經過選擇的，也就是知道自己同志身份的人不多，此仍私下的主動行為，而非在職場中公開表達。
即使背後的因素都不同，但因為語言可以清楚地傳遞訊息、表達意思，因此成為最主要使用的行為策略之一。不過就算採取語言告知的方式，也有不同，有人會以明白的方法表達，就像小朱在訪談中提到的：久了會直接講；有的則是採取漸進式、在語言上以暗示的方法讓對方去聯想猜測。
（二）藉由交談內容、肢體動作、穿著搭配展現：
對具同志身份的人來說，這三項行為很容易經由自己的明顯表達而被他人所猜測，這樣的出櫃策略同樣被小豬、阿盛和排骨三人所採用，因為他們都是主動在職場中公開自己的性傾向，自然不會擔心被他人投以異樣眼光或遭到打壓迫害。貓頭鷹雖然也是採取主動告知的出櫃策略，但他早已在其它方面引起同事的猜測，以致於當他想要和對方說明自己的同志身份時，卻被搶先一步。
對同志來說，要在公開場合談論自己感興趣的話題是必須要顧慮的，像是表達出自己對同性有意思、談論同志相關訊息、或者是談論化妝品、保養等這類被視為女性才會聊天的話題，很容易引起他人的猜測。而肢體動作更是往往被用來檢視是否可能為同志的指標之一，畢竟在傳統社會觀念中，男性在行為舉止上通常被賦予陽剛的要求，個性要堅強果斷，如果行為舉止和說話語氣表現出陰柔化、女性化，在過去更直接貼上「娘娘腔」的標籤。雖然並非所有的男同志在行為舉止上會出現這樣的特徵，可是一但出現，伴隨而來的誤解往往揮之不去，不過對於大方坦承自己性傾向的同志而言，這反倒是一個鮮明的標記，很容易讓人一眼就明白自己是一名同志。穿著搭配也是一項指標之一，部分同志喜歡將自己打扮得令人注目，在衣服尺寸上偏好緊身以襯托自己的身材，色彩上則以鮮豔、亮色系為主，並搭配手飾、耳環，以及一些具暗示性的配件，不知道這是否和同志勇於表達自我有關。
現在多元化的社會中，每個人都有表達與展現自己的權利，有些人在肢體動作上是個性使然，有些人的穿著搭配也可能是出於職業的需要，故我們並不能以這三項當成判斷對方是否為同志的準則，不過同志卻容易在這三方面呈現出自己的性傾向，頗值得探入研究。
（三）經由網路訊息傳達：
網路是現代產物之一，透過網路，同志可以自由地搜尋想要的資料，找尋朋友、伴侶而不用擔心被他人知道。同志交友網站更如雨後春筍般成立，因此同志出沒的場所除了公園、三溫暖、酒吧、健身房等，更多了虛擬空間這項選擇。經由網路的功能很容易將原本就不大的同志圈更緊密地串連起來，使得同志往往會發現有趣的現象，像同事或是同學、朋友、鄰居等，若非在網路上相遇，可能還不曾察覺對方也是同志呢，而喬伊就是因為利用網路而與同樣在學校任教的同事彼此公開身份。
二、被動性出櫃
被動性出櫃通常是同事已經觀察許久的狀況下，在一個適當的時機點提出，但出櫃的決定權仍然在自己手中，相較主動性出櫃而言，顯然失去部分的主控權，像是選擇出櫃的地點、出櫃的時間以及出櫃的對象，但依然有決定是否要現身的權利。
相較於主動性出櫃享有較高的安全感與事先的準備，被動性出櫃很多時候都是在不被預知的情況下發生，因此被迫出櫃的同志無論是心理的調適還是職場的應對狀況上容易遇到問題。
（一）主管或同事詢問：
在面對主管或同事的詢問時，往往意味著對方已經觀察一段時間，並且有所懷疑猜測，等到合適的時機時再來確認，六位受訪者皆有同樣的遭遇。依據受訪者的敘述，同事會提出這樣的疑問時，往往是因為自己在行為舉止、言語交談間，或是外表打扮上容易引起猜測，也就是在先前所提到的，於是同事選擇在適當的時機以予詢問，等待受訪者的回應。
貓頭鷹就是因為與同志伴侶在講話時表現出曖昧的樣子，所以引起同事的好奇，希望他能夠在聚餐時帶著另一半出現，此時沒想到貓頭鷹會藉此機會出櫃，引起眾人的訝異，雖然出櫃，但他沒有遭到因為同志身份而帶來的困擾。根據小朱的說明，他自認有可能是因為同事好奇他的外表而猜測，但也不排除是他的行為和與同事在交談之間無意中顯現出來。阿盛與小克一開始則是在面試時即被主管所詢問，進而坦承。排骨也是在一次的聚會中大方地說明自己是同志，但是當時知道的同事彷彿在心中已經有了事先預想好的答案，並不會感到特別的驚訝。
即使主管或同事詢問性傾向，但自己仍然有選擇是否要出櫃的權利，而受訪者此時的出櫃風險評估就顯得非常重要，因為一但出櫃後，要面對的即使同事和主管緊著而來的種種問題，甚至是可能遭遇到恐同者的惡意攻訐。
（二）意外被發現：
相較於他人詢問，自己是同志的身份一旦意外被發現，所冒的風險性較高，因為他人的詢問事先可能已經觀察一段時間，經過推想猜測後，才會進一步確認，但是意外被發現很有可能是雙方都在沒有心理準備之下知道這件事，對自己而言要擔心的是一來不知道對方知道後會有何反應，再者是不知道對方知道後會有何動作，這些自己都一無所悉，很容易在沒有準備的狀況下受到傷害。
他人有可能在是經過觀察後發現自己的同志身份，也有可能是在某事件中無意知道自己是一名同志，如小克便是因為出書的事情被同事在無意中得知後，才藉此大力傳播，這造成小克的切身之痛，讓他原本對於出櫃這件事認為是再平凡不過的事，如今卻因為同志身份而遭到迫害，使得他選擇退回櫃子之中，更深刻影響他日後在職場或公共場所的一言一行，害怕類似事件再度上演。小克是同志這件事被同事得知後，受到的不是尊重、接納，而是藉機攻訐以滿足自己的目的。至於排骨老師也有類似的經驗，當學校的一名同事知道他是同志之後，因為無法接受所以處處針對他，讓他感到困擾與氣憤。
透過下圖，我們可以知道主動性出櫃與被動性出櫃的相同與相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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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 |
相同處 |
主控權 |
心理準備 |
對象 |
風險性 |
|
主動性 出櫃 |
坦承自己的同志身份 |
自己 |
充分 妥當 |
可選擇 可預先篩選 |
低 事先已評估過，較能預期可能會發生的問題並做好準備。 |
|
被動性 出櫃 |
他人 |
倉促 不足 |
無法選擇 不容易知道有哪些人 |
高 容易在沒有防備的狀況下受到傷害，或是應對不足。 |
（表４－１ 主動與被動出櫃異同比較表）
貳、出櫃策略在對象上的選擇
同志的出櫃策略在行為上有分為主動與被動外，出櫃的對象也會有所選擇，通常若是自己選擇出櫃的話，多數同志仍然會先在對象上進行篩選，畢竟要考慮到萬一對方知道自己的性傾向後，是否會有不能接受的情形發生，或是會對自己有不利的影響，若是被動性地讓他人知道，就比較難掌握知道的旁人有多少。
一、公開性
小朱、阿盛、排骨這三位受訪者都不介意自己的性傾向讓所有同事知道，這與他們本身對出櫃一事的態度有很深的關係。小朱出櫃時間早，再加上過去在其它場所出櫃時的良好經驗，使他得以大方地看待自己是同志這一件事實，再加上工作場所中的同事對同志身份抱持著尊重且接受的態度，於是小朱即使出櫃了，也不介意讓同部門的人知道自己的性傾向。阿盛也因為自己工作的餐廳內，從老闆到同事，絕大多數都是同志的關係，所以在這裡，同志身份已是司空慣見，彼此之間的嘻笑打鬧是常有的事。排骨對於出櫃持著開放而自然的態度，因為他自認在心態上已經有所準備，並且出櫃時間早，在其它場所出櫃的經驗良好，於是他不會因此部分人士厭惡他的性傾向而改變自己的行事風格，或是畏懼受到排擠、迫害而不敢公開。
對象的公開性除了自己的選擇外，另一種情形就是經由他人不斷地傳播而被公開，就算自己的性傾向是被動性公布，或是意外地被發現也一樣，因為光「同志」這件事就很容易被他人當作茶餘飯後的話題談論，更不用說伴隨而來的話題效應，或者是他本人的隱私等等。
公開性出櫃無論是主動性或者是被動性，在對象上並不容易掌握確切人數，更無從知道對方如何看待自己身為同志這件事，其風險性遠大於選擇性出櫃，所以必須要謹慎配合出櫃行為，才能將風險降到最低。
二、選擇性
同志要對異性戀出櫃，在對象的選擇上不外乎是先經過長時間的觀察，在確認對方值得信任，且對同志抱持著尊重、接受的態度，才敢主動向他坦承自己的性傾向。另一種情形是雖然由對方一人或團體查覺後詢問，同樣在自己衡量可能面臨的狀況，以及評估在可承受的範圍內，進一步承認自己的同志身份。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一開始出櫃的對象是選擇性的，但也有可能在同個工作場所之間傳播開來，甚至是傳到其它部門人士的耳中，即對象即使是經過選擇性，但也有可能會演變成公開性。這樣的情形其實不只在工作場所中會出現，也會出現在其它地方。同志雖然自己可以選擇想要出櫃的對象，但是無法保證對象是否會進一步散布出去，這則無法預測的因素，也因為這樣的變數，促使願意在工作場所中出櫃的同志並不多，其影響的原因將在接下來說明。
下表是依出櫃對象的公開性與選擇性做一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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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 |
相同處 |
對象 |
風險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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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性 出櫃 |
他人知道自己的同志身份 |
多數人 一．主動公開 二．被動發現、公開 三．由少數人傳播而演變成多數人知道 |
高 無法預知對方態度，及無法掌握因人數而帶來的問題。 |
|
選擇性 出櫃 |
少數人 一．自己事先篩選後再主動告知 二．部分人主動詢問後再被動坦承 |
低 已觀察評估過，可以預測帶來的問題，但無法確定是否會二次傳播。 |
（表４－２ 公開性與選擇性出櫃異同比較表）
然而對於同志而言，即使是同一個工作場所，他依然會有許多不同的出櫃策略出現，因為在工作場所中的種種因素多少會影響他的抉擇，促使他做出不同的決策來，更何況還有的影響其它因素，如果把上述的出櫃行為與策略整合成一張圖表，可以得到下表，我們可以發現，六位受訪者幾乎都有不只一種的出櫃策略，這是為了因應不同的狀況而採取的出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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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性出櫃 |
被動性出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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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性 |
小朱、阿盛、排骨 |
小朱、小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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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性 |
喬伊、排骨 |
喬伊、排骨、阿盛、小克 |
（表４－３ 受訪者在工作場所中的出櫃策略分類表）
第二節 影響出櫃策略的因素
影響男同志在工作場所的出櫃策略因素可分為人為與空間兩類。
壹、影響出櫃策略的人為因素
依據受訪者的敘述分析，男同志在工作場所的出櫃策略會考慮許多原因，其中人為因素方面可以再進一步分為自身與他人兩項。
一、自身因素
主要來自於本身對於身為「同志」的認同階段、過去的出櫃經驗，和受到個性的不同所影響。
要選擇出櫃，同志必須在自我認同階段先經過認同混淆（identity confusion）、認同比對（identity comparison）、認同容忍（identity tolerance）、認同接受（identity acceptance）、認同自豪階段（identity pride），最後到認同整合階段（identity synthesis）（Cass，1979）。也就是從一開始在異性戀價值觀下生活的未知期，到心理感到困惑而搜集資料的摸索期，接著開始能認同自己並且採取個別承認的出櫃前期，然後是出櫃後期的主動對外肯定，甚至是開闊期，這時的自己已經能放下同性戀的名詞，平常心生活在社會中（
再者過去的出櫃經驗也是影響因素之一，如小朱、排骨與小克三人，他們出櫃的地方不限於工作場所，還包括家庭與學校。而且這三位受訪者對於過去在出櫃的經驗上得到的反應是正面的，獲得接納與尊重的，於是三人在過去的認同中認為無論在哪一個場所中出櫃，皆可以得到他人的接受，因此小朱和排骨進入職場中也不避諱自己的同志身份，進而大方出櫃。唯一不同的是小克是在惡意曝光的情況下被迫出櫃，完全有別於他先前的出櫃經驗，這樣的一個事件反倒促使他重新審視自己的出櫃策略。
個性上的差異同樣影響著出櫃與否的選擇，小朱與排骨是比較能夠坦然面對的男同志，他們並不擔心出櫃後帶來的困擾，即使遇到挑戰也會嘗試解決。其它受訪者雖然同樣在性傾向上沒有問題，可是有的人並不願意過度張揚或是擔心一旦曝光後會讓自己惹上麻煩，而遲遲不願主動公開出櫃，而是採取比較低調的做法，像是被動性出櫃，或者是選擇性出櫃。
二、他人因素
最主要即主管與同事對同志的接受度。因為過去對同志存有誤解，再加上媒體的推波助瀾，使得往住在面對同志即為同事時，有的人會存有錯誤的觀念而感到害怕，有的人則會懷著好奇心去試探詢問。所以對同志來說，旁人看待同志的眼光成了他們選擇是否出櫃，以及如何出櫃的影響因素之一。
出於對同志的好奇而加以詢問的同事，對受訪者來說並不構成困擾，因為他們只是不瞭解同志，或是過去僅得知同志的片面糢糊訊息，一旦身邊出現了同志就如同出現不同文化的人士一樣，感到新鮮有趣，等到誤解化開以後，便會逐漸發現到其實同志的生活行為和異性戀並沒有太大的不同，最主要的區別只是在於性慾、情感對象的不同罷了。
從排骨與小克的例子中，看見對他們在工作上造成困擾的是存有「恐同情節」的異性戀，又稱有「恐同症」。它並非是一種疾病，同樣是出自於對同志的誤會，但卻過度的反應，此詞最早出自1972年由Weinberg所發明，他在其著作《Society and Healthy Homosexaul》提出Homophabia原意指「異性戀者害怕與同志性者為鄰；以及同性戀者內化的恐懼」（賴麟中，1998）。國內學者鄭青玟（2005）更提出恐同者態度的產生可分成三個主要面向，分別為：生物基礎的角度、心理動力論、社會建構論。再加上長久以來來自於宗教、媒體和社會結構所加諸於同志的污名，更助長了社會對同志的偏見（
貳、影響出櫃策略的空間因素
一、空間配置
在空間上，同志最擔心的便是隱私權的保障，尤其當他們想要搜尋有關同志的資料時，必須注意周遭同事的眼光。從受訪者的回答看來，空間上的配置同樣影響自己的出櫃策略，希望自己能夠擁有獨立的辦公室，或是隔間，意謂著對安全感與隱私權的需要，一來避免他人有意無意的窺見自己的舉動，二來阻隔外界對自己的打擾。
不過也因為空間的開放性，反而加速「同志」身份的傳播，因為資訊的流動在空間開放下不容易受到阻隔，再加上同事間彼此時常碰面，關於辦公室的一切訊息很容易在同一空間內傳開來。「同志」本身一事即容易引人側目，一但缺乏獨立或高隱閉性的辦公場所，便不容易隱藏自己身為同志一事，不過對小朱、排骨這類在出櫃策略上採取主動且公開的同志而言，並未構成影響。
阿盛的工作場所雖然有許多具隱密性的包廂，但實際上他乃餐廳的服務人員，所以依然沒有專屬於自己的辦公室，必須時時在餐廳內來回穿梭，但他在訪談時即提到因為餐廳的走道、吧台、廚房的空間狹小，因此在肢體上難免有碰觸，不過也因為多數職員都是同志，並不感到介意。
二、工作環境性質
工作環境性質會對同志的出櫃策略產生影響，包括職業的種類、工作的性質、同志員工的人數等。誠如喬伊提到教育環境對於教師的標準較高，雖然性別工作平等法保障同志不會因為性傾向而失去工作權利，可是因為擔心曝光後受到校方、家長的壓力往往成為同志教師最顧忌的因素。
喬伊在訪談中便透露出他的擔憂，所以出櫃一事他顯得小心翼翼，若不是經過長期觀察後能夠信任的同事，他不會輕易出櫃。施毓琳（2005）即認為男同志教師要在教育職場中出櫃，必須顧忌社會大環境及家長的接納程度、工作權的保障相當薄弱，還要考量到自己的專業能力是否受肯定、形象是否正面、出櫃對象能否接受及是否為私下場合、避免和男同事相處造成困擾。對喬伊來說，他認為工作場所中的同志人數多寡也是影響因素之一。
如喬伊所言，同志占多數的環境比較容易有安全感，所以同志願意展現自己的性向特質而不在意他人眼光，工作場所也是如此，阿盛便是很好的證明。他工作的餐廳從老闆到員工，同志占了絕大多數，在這麼一個氛圍下，很容易出現同志間的說笑與打鬧，即使是異性戀員工也已習慣他們的行為模式，甚至不避諱地加入他們特有的互動模式。
我在進行實地觀察時，便時常見到男員工之間以「姐妹」相稱，交談內容即使聊到對某個同性有好感也能侃侃而談，肢體間除了碰觸之外，彼此勾肩搭背，摟著對方的腰這類行為也頗為常見。甚至是互相餵東西吃，共用一個杯子、餐具等在一般人眼中覺得是情侶、男女之間才會做的事，這些行為都在餐廳上演著。對於異性戀者可能無法接受，可是在以同志員工為主的情況下形塑成這麼一個特別的環境氛圍。
第三節 出櫃前後對工作場所的影響
從六位受訪者的訪談內容來看，每一位同志都認為出櫃前與出櫃後，在空間上似乎沒有必要去進行改變，也就是說他們都認為該地方只是一個工作場所，並不會因為自己選擇出櫃後，就要刻意藉由空間再造來彰顯自己的同志身份。貓頭鷹點出了該地方的特質：「畢竟是公共場所。」也就是說工作場所雖然對於某些人而言會有專屬於自己的空間，擁有部分不受外人影響的主控權，可是它不同於家庭，接觸的對象絕大多數為異性戀，接觸的文化、遵從的規範幾乎都是在以異性戀所構築出來的情況下，若是刻意突顯自己的同志色彩，那麼出櫃同志要面對的不僅是自我認同的程度問題，更要面對來自於外界種種問題，那些包含著疑問、批判，甚至是詆毀的語言等。
即便如此，仍然有兩位受訪者提出就算無法對既有空間進行重新詮釋或是改變，卻也可以從另一方面著手，也就是透過「教育」的來發揮影響力。喬伊說即使他只是選擇性地對某些人出櫃，但是在課堂的教學上他也會藉由與學生的談話中聊到同志議題，雖然他無法去改變現有的工作空間配置，但是會透過本身職業所帶來的影響力去漸漸改變學生對於「同志」的看法，這算是目前他唯一可以做到的。
這點與同樣身為教師的排骨相同，排骨在接受訪談時即提到已出櫃的他，就算在職場上雖然不會刻意去進行空間上的改造，因為這與他工作性質不符合，可是同樣認同藉由教育來讓孩子們對於長久以來被誤解的同志有更進一層的認識。
在文獻探討即說明要對一個地方進行改變，必須顧慮到多面向因素，而一個地方無論是在外觀上的呈現，還是一種氛圍的營造，背後所隱含的皆是不同力量經過互相接觸、衝擊、進而拉扯、妥協，取得共識，達到平衡後所形成的。小至家庭、校園、職場，大至休閒場所、公共空間，都可以看到許多力量背後運作的痕跡。那麼同志若沒有足夠的力量去影響一個地方，那麼又該如何去表現出自我想要呈現的意象呢？受訪者阿盛給了我們另一個思考方向：在心態上有改變，就算上班的地方沒有改變，可是還是覺得比較舒服。已出櫃的阿盛雖然受限於工作場所無法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擺設帶有明顯同志色彩的物品，不過既然選擇出櫃，意謂他本身在性傾向認同上已趨成熟，還有對於來自周遭的外在壓力都能具備相當的抗壓性，所以他可以藉由衣著、行為來呈現對自己性傾向的肯定。除了阿盛，小朱和排骨也持有相同看法。
六位受訪者中，比較特殊的例子是小克，在接受訪談時他還刻意在標題上要強調自己是遭到同志的迫害，因為在工作場所中出櫃經驗的不愉快，使得他反較過去顯得低調不願張揚，更不用提要去改變工作場所這件事了。
受訪者大都本著因為工作場所不同於家庭、校園，所以認為沒有必要去改變它，無論是在出櫃前或是出櫃後。在家中，研究者林欣億認為（2003）已出櫃同志可以藉由透過對空間的想像來扭轉現成的實際空間，以達到滿足自己情慾的目標，且經由空間的再重新建構，除了可以表達自己、展現自己外，還能利用空間的變化來改善與家人的互動關係，或是繼續維繫與家庭成員的情感。在學校，張喬婷（2000）的研究也提到如桌椅子、牆壁這一類空間內的部分，都足供讓同志留下訊息，都可視作為其校園中生存的空間，他／她們善用每一處地方，改造或以自己的角度重新詮釋，創造出與異性戀截然不同的空間利用法則。即便是同志時常出沒的休閒場所，諸如台北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或是高雄的同盟公園，同志們也都會將現有的空間或地景、地物重新命名，從而賦予新的認知與意義（賴正哲：2005、許智淵：2005）。無可否認的或許對其它同志而言，他們也以同樣的方法對自己的工作場所進行如似的改變，但這六位受訪者卻是同樣認為自己的工作場所只是一個單純的工作空間，並不需要染上同志色彩。
如果可以改變呢？那麼對於身為一名同志來說，能夠在一個不受他人窺探的空間下工作將會是一個最好的保障，也就是希望能夠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空間。對於隱私與安全感的要求，是許多同志的希望，因為他們在工作時必須更加注意來自外界對同志的態度與行為，故希望藉由空間的區隔來達到自我保護或是性傾向自我隔離的目的。
第四節 一旦曝了光！
在突破了自我心理關卡，勇於坦承出櫃後，是否能坦然面對往後的日子呢？得到的回應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雖然六位受訪者中有四位表示在出櫃後並沒有感覺到會因為同志身份而帶來困擾，但是喬伊與貓頭鷹都不約而同提到曾經有同志因為性傾向而影響自己的工作權利，小克本身更是現身說法。
雖然性別工作平等法中已經言明了不能因為性別、性傾向的不同而予以差別對待，但是在現實社會中依然可以感受到部分場所或是人們對同志抱持著異樣看法，這也造成許多同志害怕出櫃的原因，尤其在工作場所或是公共空間，更大的影響因素是害怕被污名化與歧視，亦即遭到同事們不友善的對待。
有些同志為了避免被異性戀者欺負，也會加入該團體中反過頭來對同志族群進行迫害。1995年12月發生在台大的「強迫曝光事件」，雖說起因於工學院代表參選人意指其它６位參選人是同性戀，但後續也傳出工學院代表參選人本身也具同志身份，形成了一樁羅生門（莊慧秋，2002）。如果說校園都會發生自己人攻擊自己人的事件，更遑論在競爭激烈的職場中了。
小克也是因為職場上的競爭，使得同事刻意利用他的同志身份進行攻擊，造成他在工作上莫大的困擾。至於排骨同樣也是因為對方知道他是同志以後，便利用職務上的方便找他麻煩，使得他非常的生氣。
出櫃的同志會因為所處地方而面臨不同的狀況，即便是同一個人也會因為地點不同而遭遇不同的問題。在家中出櫃面臨到最大的阻力自然是家人，尤其是父母親萬一知道自己是同志之後的反應往往成為孩子選擇曝光與否的最大考量。
校園中則是同學與師長，若所處的校園環境沒有讓學生學習應該如何對待同志，或是教師本身即對同志存有偏見，那麼身為同志的學生往往會成為同學眼中欺凌、嘲笑或捉弄的對象。2004年4月20日發生在屏東縣高樹國中的葉永鋕同學便成為校園性別暴力下的婨牲者，它不僅是一件校園霸凌事件，也可說是校園中對同志不友善的極致表現（畢恆達，2004）。
至於在工作場所中就如受訪者所提出的，同事與上司的態度則會影響他們的出櫃策略，即使是排骨這樣資深的教師也免不了遭到恐同的同事惡意攻擊。我們在過去的新聞中也常見到同志休閒場所受到恐同人士攻擊的事件，從1997年的常德街事件中警方的不當臨檢與態度，隔年又發生ＡＧ健身房經警方藉臨檢之名強行闖入，並要求被臨檢者配合警方要求拍攝偽照作為證據，還有在2001年時發生晶晶書庫玻璃數次遭到不明人士用磚塊砸破，皆顯示出社會普遍對同志仍存有戒心，即使臺灣被視為是對待同志友善的國家，台北市也連續數年舉辦同志大遊行，現今也很少從媒體上得知對同志的不友善事件，可是要讓社會大眾對同志一視同仁並不容易。
一旦曝了光，就如同把自己置身在鎂光燈下，因為同志相較於異性戀來說，彷彿就是另一種人，對同志的資訊多半來自報章媒體的報導，這些媒體報導的同志新聞，大抵不外乎是社會版上的負面訊息，或者是演藝圈的誹聞，很容易讓一般人對同志產生誤解，除非有熟識的同志朋友，才能從他們身旁得知有關同志的訊息。排骨認為即使出櫃，最大的問題仍然是自己在心態上要有所調適，才不會受到外界影響而產生困擾，其它人則是認為社會大眾應該減少對同志族群的歧視對待，消除長久以來的誤解與污名，這樣他們才能大方地在社會上出櫃。
第五章 結論
似乎出櫃已經不是自己的事，反倒成了眾人的事；出櫃不再只是一個人的抉擇，旁人的反應成為你不得不列入考慮的因素，眾人的態度影響你做決定。不可諱言地，同志族群中有人選擇勇於出櫃，心理上不僅要做好準備外，接下來的日子才是更大的挑戰，即使社會環境經過數十年來的變化，社會看待同志的眼光不再像過去般以遮掩、窺探、暗諷、嘲謔的角度陳述，但也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大方地接受同志的存在。如果說報紙是社會意象的呈現管道之一，那麼我們可以從吳翠松（1998）的研究《報紙中的同志－十五年來同性戀議題報導的解析》發現，同志形象是從過去的病態犯罪期到後來愛滋病關聯期，現在則是人權爭取期。吳翠松更進一步說明：報紙對同志形象的描述產生轉變，是經由消息來源中「市民社會」的有機知識分子，創造或引用各項的「知識論域」，並利用各種的「策略」與「政治社會」各個維持異性戀價值體系的機構所提出的各項知識論域與策略爭霸所造成的結果（吳翠松，1998：155）。
現今對於同志的相關研究都已經澄清過去對同志的誤會與污名，許多專家學者也透過研究來表示同志在許多方面與異性戀者無異，但離他們想要的保障與權利依然停留在人權爭取階段，對同志而言，同志需要的是一個受到公平對待的環境；同志需要的是一個能夠坦白展現自己卻又不被歧視的工作場所；同志需要的是一個隱私權獲得保障的地方。在有立法保障同志人權的臺灣社會，和異性戀一樣都要負擔同樣的義務，可是在權利上能夠享有的卻不均等。即使像小克與排骨兩人所說，工作場所只是一個單純的地方，必不需要刻意去突顯出自己的同志色彩，只是當同事們在閒聊時，尤其涉及到男女情事時，自己又該如何表達呢？當自己的言語行為已經在無意中顯現出同志特質時，面對旁人的質疑，自己又該如何說明呢？在面對周遭對待同志不友善的氣氛之下，同志要如何自處呢？有人選擇跨出第一步去改變，有人依然躲在櫃子做安然自處，種種做為皆訴說著在尚未得到社會大眾全然的接納下，自己的下一步該小心謹慎才是。
從研究中我們可以知道，不同因素讓同志在出櫃策略上出現多種選擇，每一種選擇造成的結果又成為他日後在不同地方出櫃時的考量因素。而行為對地方造成的影響即改變了原本他與同事之間的互動，在行為過程中我們可以看見雙方是如何從出櫃前的觀察、信任、試探，到出櫃後的彼此衝突、協調、適應，才能繼續在工作場所中相處下去。故透過質性研究法中的訪談與觀察，我們可以深入瞭解每一位同志在出櫃的背後，各有什麼樣的故事在上演，他的人生又是背負著什麼樣的包伏，以及該如何與大環境互相拉扯以取得平衡，才能在這社會中生存。雖然本研究在人數上並不多，卻希望藉著這六位勇於分享的受訪者來瞭解同志族群，他們是用何種的生活面𪄴與我們共同生活。
中文參考文獻
專書部分
Robert
C. Bogdan & Sari Knopp Biklen合著，黃光雄主譯（2001）。質性教育研究：理論與方法。台北：濤石文化。
Tim
Cresswell著，徐苔玲、王志弘譯（2006）。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台北：群學出版社。
周華山（1995）。同志論。香港：香港同志研究社。
張娟芬（2001）。愛的自由式：女同志故事書。台北：時報。
莊慧秋主編（2002）。揚起彩虹旗－我的同志運動經驗1990-2001。台北：心靈工坊。
畢恆達（2001）。空間就是權力。台北：心靈工坊。
畢恆達（2004）。空間就是性別。台北：心靈工坊。
歐用生（1989）。質的研究。台北：師大書苑。
賴正哲（2005）。去公司上班：新公園男同志的情慾空間。台北：女書文化。
期刊、論文部分
吳翠松（1998）。報紙中的同志--十五年來同性戀議題報導的解析。文化大學新聞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林欣億（2003）。女同志在原生家庭中的性慾認同空間策略。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已出版，台北。
施毓琳（2005）。男同志教師性傾向認同歷程與教育職場的生存策略。臺中師範學院諮商與教育心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中。
徐嘉郁（2008）。當我們同在一起-休閒場域對男同志認同構成之個案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強淑敏（1999）。我們是同性戀教師。臺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東。
張喬婷（1999）。異質空間vs.全視空間：台灣校園女同志的記憶．認同與主體性浮現。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許智淵（2005）。隱喻性地景之研究-----論述高雄同盟路同志情慾場域的身體實踐。南華大學環境與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
黃婉玲（2002）。上班族女同志「現身」經驗與策略。慈濟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新竹。
劉宛靈（2008）。同性戀員工升遷制度與工作生活品質對工作投入影響之研究—以餐旅業為例。高雄餐旅學院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
鄭青玟（2005）。恐同現象的研究。諮商與輔導，230，8-12。
賴麟中（1998）。性傾向與就業歧視之探討。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外文參考文獻
Cass,C.
S.（1979）。Homosexual identity formation : A
theoretical model.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4, 219-235。
Day, Nancy & Schoenrade,
Patricia.(1997). Coming Out in the Gay World, in Social Perspective es in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Peter M. Nardi and Beth E. Scheider (eds).
Kronenberger, GK. (1991). Out of the Closet,
Personnel Journal v.70:40-44.
Levine, MP & Leonard R.(1984).
Discrimination Against Lesbians in the Work Force, Signs :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v.9 : 700-710.
Lefebver H.(1991).The Production of Space Blackwell,
Williamson, AD. (1993). Is This the Right
Time to Come Out?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v.71:1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