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老年公職人員電腦使用行為與電腦態度
莊詠華
南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政府為了因應「數位化、全球化、永續化」之新世紀來臨，自90年即以「建設台灣成為綠色矽島」作為新世紀的目標願景，並委託數位聯合電信（Seednet）股份有限公司建置電子化政府整合行入口網站系統，並命名為「我的E政府－電子化政府入口網」[1]，並於92年更進一步推動「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以加速建設台灣成為綠色矽島，並提出新十大重點投資計畫，其中包括「數位台灣計畫」，規劃運用資訊與通信科技，建立一個全面性的資訊社會，打造無障礙的網路生活環境，結合帶動政府再造、電子商務與智慧交通的發展，以建設台灣成為亞洲最E化的國家，實現「資訊服務島」的願景（雲科大研討會，2006）。到了民國94年隨即以M-Taiwan計劃加速寬頻網路的建設，以打造全球第一雙網應用服務環境為發展目標。隨著各先進國家U化社會的發展規劃，台灣也以無所不在化的網路社會（Ubiquitous Society）規劃為主軸，以提供使用民眾可以隨時隨地透過各項網路及資訊通信設備，隨手取得E化服務的優質化網路社會為目標（曾淑芬，2007）。
為了實現數位台灣的計畫，公務人員所需具備的能力中也包含了電腦使用的操作技能（台中市政府，2007）。根據研究者長時間接觸公家機關的公務人員之觀察感受到，增加電腦學習與使用其實對較為年長的公務員而言產生很大的困難，也對常常感覺到電腦「很難用」，年輕一輩的新進人員自然不必擔心，但相對於較年長，或是過去就學經驗中未曾接觸過電腦的中高齡公務人員而言，則必須透過其他電腦相關課程的教學來補足這樣技能。從相關調查中可以發現，中老年電腦使用族群目前仍在少數，一項由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2007）對台灣地區寬頻網路使用狀況調查發現，五十六歲以上使用網路的老年人口，雖有逐年升高的趨勢，但此年齡層使用電腦網路的人數卻還是僅占總使用人口數的17.89%。此外，施淑惠（2000）針對公職人員電腦使用人數調查，四十五歲到五十五歲的使用人數占總人數的22%，五十五歲以上的使用人數更只有4.9%，呈現出在電腦使用的人數方面，中老年使用族群僅占極少數。
然而，關於中老年人的電腦學習時，首先必須面對的問題在於，中老年人學習使用電腦的過程，可能受限於教育程度（楊玉明，1997）、數位資訊落差（Digital
divide）、缺乏網路相關知識（Morrell, 1996）、電腦螢幕上的文字太小（沈聖書，2002），以及不熟悉滑鼠與鍵盤、網頁操作（沈聖書，2002）等因素，使得中老年人在學習電腦的過程中遭遇困難與挫折，進而影響學習意願。國外學者Jay（1981）將這種抗拒學電腦的情況稱為“Computer
phobia”，意指「電腦恐懼」。林宇玲（2003）指出，電腦恐懼是指老年人在使用電腦時會對其產生焦慮、害怕與逃避的心理，繼而降低老年人使用電腦的意願。即便如此Morrell（1996）等人還是認為，若中老年人有機會接受訓練或使用工具書以增進其網路使用技巧時，他們會更有興趣學習如何使用電腦或網路，但這些觀點背後預設的立場其實都是將電腦科技視為進步的象徵，認為只要能接受訓練或是增加使用就可以解除恐懼或是不會使用的情形，但研究者認為與其探討這些中老年人他們為何學不會、或是抗拒，一味以主流觀點看待所有非電腦使用者，要求這群中老年人學習使用電腦，不如將問題回歸到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是否真的需要學會使用電腦。
目前所見與本研究相關議題者，在電腦使用方面多為成人教育學和心理學領域，教育學者主要著重在資訊社會所造成的數位落差，強調的是應用與學習環境的改善，而心理學相關研究則較關注使用者對於電腦網路的使用態度、反應和行為，雖然有助於了解個人的學習情形和意願，但卻無從解釋社會脈絡以及科技如何影響和限制個人對於電腦學習和使用，以及使用者如何知覺他們與科技之間的關係（Hubtamo, 1999）；而針對公務人員所做的相關研究，多半是公共行政以及管理學系等相關領域所做，而主要研究議題偏重在電子化政府的管理或是電子系統的改善方面。在社會學領域中則較偏重在「數位落差」的觀點解釋，認為形成此現象的因素主要是分配不均，和缺乏近用（李仲彬，2006），以及曹家榮（2006）探討網路資訊科技背後的「權力」運作等。即使很多研究者都提到電腦態度的形成會同時受到個人和社會因素的影響（林宇玲，2003），但國內研究重點較偏重在使用態度與資訊科技的面向，較少兼顧使用者本身條件和其所處的社會脈絡是如何影響其使用電腦，以及對電腦所抱持的態度。若要了解資訊科技對於人們確實的影響，必須將資訊科技的運作納入社會脈絡之中，以社會關係的角度來看待資訊科技的使用，全面性的解釋每個環節，才能有效的解決問題（陳威助，2007），加上國內對於電腦態度、電腦焦慮與恐懼等概念和測量方式，幾乎都是來自國外研究，例如：羅美娟（2002）和丁導民（1996）針對成人所作電腦自我效能、電腦焦慮感等電腦態度的評估，多半依據國外學者提出的測量量表進行改寫，相對的，這些問題的配置以及思考邏輯也都是較適合針對國外的調查，所以研究可能很難說明自西方電腦傳入台灣之後，究竟對台灣的使用者造成什麼影響，以及台灣的使用者在運用電腦時，是否發展出不同的使用策略（林宇玲，2003）。電腦態度的形成並非是個人能力或是現代化高低所造成的，而是受到整體社會脈絡的影響，包含了使用者本身所持的文化信念、所處的環境組織、身旁人事物的影響以及軟硬體的技術支援等。
二、研究目的
老年人使用電腦的行為近年來已經漸漸受到重視（汪珮筠，2006），但目前對於中老年人電腦使用的研究，主要都在探討中老年人使用電腦的心態，例如高雅慧（2004）探究大學工友的資訊尋求行為；許佳雯（2002）則針對高齡使用WWW介面可能產生的問題提出改善方法；李仲彬（2006）以「數位落差」的觀點解釋，認為形成此現象的因素主要是分配不均，和缺乏近用等。雖有中老年人使用電腦的相關研究，卻少有單純針對中老年人口對於電腦使用時所能可遇到的問題，以及他們本身背景因素與所處社會脈絡之下對於學習電腦使用這件事上所抱持的態度，和電腦究竟在其日常生活中扮演著何種意義，進行深入的探討。
目前國內對於電腦態度、焦慮與恐懼的概念以及測量方式皆來自國外研究，國內的研究偏向態度的表現，以改寫國外測量量表的方式進行量化的統計，但這些數據化的資料僅能解釋某些人是否偏好或是討厭、喜歡或是排斥使用（林宇玲，2003），但卻無法明確解釋為何這些人會有這樣的反應。探討的問題除了單純問是「誰」恐懼電腦，還必須包括這些使用者為何害怕電腦、或者為何不用電腦，在其所處的時間環境之下是否真的需要學會操作電腦這項技術，還是其實「會電腦」這是一種用主流資訊科技等於進步的價值觀去看待其他族群的觀點等。也就是說，必須將所有相關個人因素與其所處之社會脈絡之下一同檢視，才能更有效的研究出電腦使用者決策用與不用的考量因素。
本研究目的在於，瞭解這些中老年公務人員在學習網路過程中，可能遭遇到何種困難與問題。對基層公務員而言，面臨這樣的環境變化，除了服務型態與服務內容的改變，使用工具的變化對於基層傳統的公務員的確形成壓力，每一個人都被要求應具備資訊行為的能力，但在國家推行全面E化的同時，對於身處資訊社會較「弱勢」的中老年公職人員，「電腦恐懼症」如何影響中老年人在本身資訊應用能力不足或是身體心理狀況不佳的壓力下的電腦學習情形；為了適應資訊社會環境所帶來的改變，電腦在他們的生活中有何意義、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和主流價值觀對照之下他們如何看待「電腦」；雖然在目前固有的研究中，包括生理、心理、軟硬體設備和社會觀感，皆可能導致中老年人排斥電腦（林宇玲，2003），但身處在所謂資訊社會「弱勢族群」的這群中老年的公職人員，是否有其他原因導致其排斥或不願意使用電腦，在被歸類為資訊時代「弱勢族群」的這群對資訊科技較為疏遠者，他們是否真如所言般「弱勢」，不使用電腦是否會有損於他們在資訊社會中的情勢和利益，外在社會觀點所賦予的身份，真的在他們的心中曾感知、存在過嗎？與其討論中老年人為何不會用或不擅長使用電腦，本研究者認為不如將焦點放置在這些中老年使用者他們為何不用，而非將擅長使用電腦者視為「優勢」的觀點強加到這些「弱勢」者身上；以及，在接觸和學習之後，這些使用者的相關背景和所處的環境組織之下如何影響其電腦態度，又是以何作為評估，決定日後日常生活中用與不用。
具體而言，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一）、「電腦恐懼」如何影響中老年人的電腦學習情形。
（二）、電腦在他們的生活中有何意義、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
（三）、「弱勢族群」的「障礙」何在？
（四）、個人背景和社會環境組織，如何影響電腦態度？
三、名詞釋義
（一）、中老年定義
由於醫學科技的進步，人類的壽命得以延長，高齡人口急速成長。國內趨勢研究機構網站「東方線上」（2004）發表關於熟年世代之研究調查報告，中齡人口是泛指50歲到65歲，具健康、活力、能體驗人生的族群；汪珮筠（2006）的熟年世代媒體使用調查，則將中年人定義在50到65歲之間；而許佳雯（2002）針對高齡者使用WWW介面設計之研究，將中老年定義為45歲以上成人；楊玉明（1998）的研究將銀髮族定義為，年滿55歲以上之成人，並可由生理、心理、年齡以及社會地位去區分；張書銓（1998）將中老年人定義為年齡超過五十歲以上的民眾。
因此，參考上述之定義，本研究將中老年人定義為年齡介於45歲以上之成年人。
（二）、公務人員定義
法律上之公務員概念，廣義之公務員，包括文職、武職、地方自治人員、國家公務員、公營事業機關之服務人員、民意代表，且包括編制內或編制外、臨時派用或聘僱、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人。依釋字第8、73號解釋，政府股份占50%以上之公司職員，亦屬之。於公務員服務法第24條「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及其他公營事業機關服務人員」，包括選舉或任用、政務官或事務官、以及公營事業機關之服務人員。依法規目的，若不適宜適用公務員服務法之規範義務者，則不屬之，例如公立學校聘任之教師、法官、考試委員、監察委員、民意代表等（考試院，2008）。
依據上述法條規定，本研究將以鄉公所之公務人員為主要研究參與者。
貳、文獻回顧
一、電腦恐懼與電腦使用行為關係
（一）、中老年人使用行為之國內外相關研究
世界各國近來中老年人使用電腦情形變的普遍，這種現象從美國、澳洲與台灣的相關研究可看出端倪。美國Jupiter Communications Inc.（2000）對中老年人上網目的研究點出，六十五歲以上老年的使用人口，雖然目前在Internet社會中，是屬於最弱勢的族群，但這現象將在五年內大為改觀，中老年族群的使用量不但增加而其使用人口成長率將超越職場主流的少壯派。
在台灣方面，汪珮筠（2006）針對銀髮族電腦使用的研究指出，所有電腦使用者中老年人的使用行為只佔6.5％，這個族群對於電腦的使用雖然還在摸索中，但因為電腦網路是新興媒體，工作時可能並未使用過，若要重新學習，還需花一段時間熟悉，因此使用率偏低。因此，老年人的電腦使用行為已經越來越受到重視，而使用人數，也以相當快的速度逐年成長中。
上述研究顯示，中高齡人口雖然目前對於電腦使用行為率仍低，但隨著資訊時代的進步，關於電腦技能的具備也就更為重要。然而，究竟是什麼原因使然，是「活到老學到老」、「工作需求」或者是有其他的因素。本研究之問題在於，這些中高齡人何以技術不足，除了未從學校正規教育習得這項主要原因之外，有無其他因素導致此項技能不足。而除了工作之外，是否有其他一定需要使用電腦到的機會。
（二）、電腦恐懼症相關論述
Jay（1981）將電腦恐懼症以computer phobia名之。認為電腦恐懼係一種完全拒絕或緩慢接受電腦的態度。中外學者研究電腦態度時，電腦的焦慮感最常被學者提出。焦慮感或厭惡感直接地影響了學習者的行為傾向，可能導致學習者不願學習電腦，因此，有必要去探討其潛在的原因。
在電腦恐懼中，電腦是一個目標對象，害怕的不只是機器本身，還包括了心理、生理、社會障礙方面以及硬體設備等因素。所以在推展電腦教學或資訊教育時，有必要瞭解中老年人是否對電腦懷有恐懼心態，以便能消除這些恐懼，因為這些迷思恐懼會使學習產生反效果。Jay（1981）指出，患有電腦恐懼症的人，會有拒絕討論任何跟電腦有關的事、恐懼或焦慮，甚至引起生理症狀、產生敵對或攻擊的思想與行為、恐懼碰觸電腦，怕會破壞電腦的軟、硬體等症狀產生（Jay 1981；Turkle 1984；洪裕楨 1983；張書銓 1988）。
電腦恐懼症在中老年族群中特別明顯，可分別從心理、生理、社會與硬體設備等層面加以討論。在學習電腦可能造成中老年人的心理障礙方面，認為他們在使用科技產品時之所以會比年輕人顯得矛盾及猶豫，因為他們懼怕電腦科技、不瞭解電腦科技，對電腦等科技較有負面態度，並且比年輕人更不傾向使用電腦等科技產品，張春興（1991）認為，這是因為缺乏電腦方面的知識所引起的一種心理上落伍與恐懼感，而造成的一種情緒反應。老年人害怕網路也可能是因為怕失敗挫折、怕太老無法學習、深怕被後輩恥笑、認為自己無法趕上資訊軟體程式及介面快速變化等（張書銓 1998；楊玉明 1988；莊淑富 2003）。
有關造成中老年人電腦恐懼的生理障礙方面也不容忽視。除了生理老化所造成的聽力、視力減退的問題外，記憶力不佳以及滑鼠操作不靈敏也是高齡者學習上的重大障礙。張書詮（1998）發現，造成電腦恐懼的原因還有擔憂在電腦前面工作，認為會受到輻射性影響而導致健康惡化，苦惱使用電腦的時間不夠，以致無法在預定時間內處理相關事物。視力不佳、動作遲緩不靈敏、握滑鼠時手會抖等，也會造成老年人抗拒使用電腦或網路（張書銓 1998；楊玉明 1998），根據研究者自身陪同父母參與社區教室電腦課程的經驗，可能連最簡單的複製－＞貼上，這些中老年人都必須花費比一般使用者多出數倍的時間，更別說是記憶鍵盤的位置以及更繁複的操作技巧了。
至於社會文化上的障礙，一般人皆認為教導老年人使用電腦既不符成本效益，而且需反覆教導而感到不勝其擾，因此對於教導中老年人學習電腦或網路會有排拒的心態（張書銓，1998），而往往在電腦出問題，系統無法恢復反應加上這些中老年使用者無法自行排除問題時，往往被歸咎於使用不當，而造成使用者會害怕因為自己的不了解，而真的把電腦「弄壞」。大部分的中老年人不願意因為請求協助為被歸納成「老的一群」。而從學習能力來看，我們對高齡者往往存在許多偏見，一般人認為心力智慧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退化，也由於中老年人對自己沒有正確的認識，加上別人也以不正確的眼光看待，久而久之就會使自己的行為朝向自己所認定的或他人所期望的模式反應，形成自我應驗的預言，扭曲了真正的面貌，而認定了他們沒有學習能力。（張書銓 1998；莊淑富 2003）。一般在4、50歲以上的中老年人在資訊科技領域裡，大部分都是所謂的「電腦文盲」，在這陌生的領域裡，因為不瞭解、不會使用或是以往學習的不愉快經驗以及挫折感，難免會所謂的恐懼的情緒產生。
硬體設計也是導致電腦恐懼的原因之一，因為硬體設備非針對中老年人之生理特性設計，造成大部分中老年使用者在使用時會感覺鍵盤太小、螢幕和字體太小，在使用時這些設備時，會有不符需求的感覺。軟體使用者介面障礙，使用者介面並非專為中老年人設計，訊息顯示太快無法即時看完。輸出入方式的障礙，中老年使用者無法適應鍵盤的輸入方式，檔案完成時需要存檔等管理知識對其亦造成莫大負擔（張書銓，1998）。
從電腦所帶給中老年人的種種影響及負面反應，不論是心理、生理、社會障礙還是硬體設備方面之因素。因此，在推展電子化政府時，有必要瞭解這群中老年公務人員是否對電腦懷有恐懼心態，以便能消除這些恐懼，因為這些迷思恐懼會使學習產生反效果。也由於電腦不僅是帶給人們新鮮的刺激感受，也同時給人們一種極端的不安全感，加上科技與知識的變遷過於迅速，使得人們對於日新月異的電腦科技常懷有恐懼之心，而產生了焦慮的反應，也因此形成排斥電腦的情況（莊淑富，2003）。綜合上述國內外學者之相關研究，研究者嘗試將電腦焦慮定義為個人在面對電腦時所可能產生的情緒不安或懼怕的心理狀況，結合了生理、心理、社會觀感以及軟硬體相關設備的因素，進而產生阻礙電腦學習者在日後應用電腦相關之學習和使用，以及在特定的環境組織中，有無發展出其他恐懼使用電腦的原因。
二、主流價值觀與真實意義
技術的發明乃是人類基於對日常生活的需求，其技術的社會意義在於，人們為了使生活更加理想，而採取可以達到目的的一種行為。只要能夠在原有的生活基礎上較順利的取得進步，只要能夠滿足現狀，人們就不會去尋求變革，技術的發明是一種社會活動，基於人類的需求而被開發、生產和應用到日常生活中。Braudel（1992）認為人類對於外再世界的改在所做出的一切行為和努力都是技術，而技術的出現就源自於社會已經無法維持現狀，採用新的技術才能推動改變。
人和技術的之間的關係就生理上而言，因為無法用自身器官去抵禦外在威脅，所以必須藉助身體以外的物質去延伸自己的能力，為了生存和改善環境，人們運用自己的智力，使用技術，延伸身體和能力的無限可能。但從手工生產時代到工業革命，技術的發展在科學的指導之下快速成長，工業革命的技術發展技術已經不在單純只是手工生產時代中物品反映單純需求，而是與經濟結構相互結合，透過行銷將新發明的科技產品賦予其他的涵義（李嘉文，2002）。
而「會操作」和「使用電腦」一樣也在主流的價值觀中發展出其他層面的意義，它呈現的是一種進步和現代化的指標，而脫離了最初只為簡易文書處裡和計算的便利需求（李嘉文，2002），對於將電腦視為進步象徵意涵的此方面的研究其背後隱含三大假設：（1）電腦是重要的社會進步工具，每個人都應該使用；（2）電腦是中性化（neutral）的工具－任何人以正確的方式使用都會有相似的結果；（3）個人的電腦態度會影響其電腦的學習成效與使用意願（林宇玲，2003），基於以上理由，認為不使用電腦即是「個人問題」是因為「電腦恐懼」影響人們不去使用，不使用電腦的人就是抗拒亦或是害怕。而較少思考或許使用電腦或是資訊科技帶來的「好處」，也許是這些非使用者所不需要的；如同上述所言，人類對於技術的使用，是為了生存和改造環境，人們運用智力，使用技術，延伸身體和能力的無限可能；若在排除工作需求之下，人們不需要利用電腦來改善日常生活之需求，那麼不會這項「技術」是否就該被歸為「跟不上時代」的一群呢？
況且，電腦做為一項現代科技，它要求使用者的操作順序要有一定的邏輯，若使用者無法遵循這套邏輯，則會導致操作失敗或是電腦沒有回應，但對於經常使用的人而言，熟練電腦操作技能的方式僅在於「常常用」、「用習慣就好」，這也表示著人們必須花費一些時間去摸索和學習，使用電腦的技能並不是人類天生就會的技能，在研究者進行非正式訪談時就有一位研究參與者談到這麼一段話：「對於從小成長就在電腦的環境長大的小孩，學校都會教，家裡也都有買給你們用，年輕人都自己摸一摸就會了，你們怎麼會瞭解為什麼我們或是一些年紀較大的人要特地去學？」（訪談筆記
「這種聯體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動作復合，因為它要求個體對技術操作過程有相當程度的認知。…而要有動作，就必須有工具、人為的記憶等身體之外並構成身體所在的世界的因素。」（Stiegler, 1999）
換句話說，人類對於使用工具和操作技術的動作，包括了過去的學習和記憶，技術的操作具有時間性，前次的動作可以作為之後操作的基礎，透過長時間累積達到熟悉的情境。而電腦等相關技能也是如此，必須透過後天的學習，了解操作的邏輯能力，熟悉電腦的圖示和介面。對一般年長者而言，電腦的操作可能只是因為工作職場的要求，離開了工作職場，還是可能因為照顧家庭或是其他種種因素而無法持續以及長時間的使用和練習，因而造成了和電腦之間的疏離，實在不該單純將現代化或是進步的觀點套用每個人身上。
三、資訊社會中的「弱勢族群」
一般而言，我們常以「弱勢族群」來指稱在社會結構當中處於不利的處境者，但是這種弱勢是社會所定義出來的，若是有相當的人事物可以予以輔助，那麼這樣的處於弱勢的狀態就可以被改善，例如：一些特地為身心障礙者所設置的設施，在無其他阻礙下，身心障礙者即可同一般人一樣自如，那麼，這樣的「弱勢」就不再對這些人構成影響了。透過研究者實際觀察研究參與者工作環境發現，如果這些不擅長使用電腦技術的中老年人身邊，隨時都有人可以幫助排除「障礙」、也有充足的時間空間可以熟練操作，若所謂的「障礙」不存在，那麼也許就可以有效改善其「弱勢」的情形。但在一般公家單位裡面不可能隨時有維修等電腦相關專業人員駐守，頂多就是幾個應用能力較強或是比較會主動嘗試解決問題的職員可以幫忙，大部分的人會因為怕弄壞而選擇不去理會，因而擱置公事處理進度。是故，給人留下一種似乎中老年人普遍恐懼或是抗拒的心態（訪談筆記
在不以電腦網路為主的過去，人們沒有必要使用電腦，也就是說在過去人與資訊科技關係微弱的時代，即使不會操作電腦，也不會居於弱勢狀態。但在1990年代資訊科技快速發展之後，這種與資訊科技之間微弱的關係就形同弱勢（李嘉文，2002）。
「尤有進之的是，資訊科技優越之結構理路逐漸滲透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世界之中。一方面，它默默地威脅了生活世界原有的結構理路，並進而加以蠶食；另一方面，它也靜靜地逼迫著人們的形式理路向其結構理路靠攏。」（葉啟政，1997）
也就是說，進入了資訊社會的時代，在資訊科技的結構之下，與資訊關係微弱、疏離者，便被型塑出等同弱勢的情形。將資訊科技視為「進步」的想法，只是強化了主流社會的價值觀，亦即每個人都必須認同電腦、使用電腦，若是當個人有所懷疑之時，就會被視為是異常的現象（Brosana, 1998），而將電腦科技做為一套社會實踐，在某種程度上，其實是賦予某些行動者使用的優勢，例如：年輕的、受過高等教育的，或是社經地位較高的人，但相對於年長，或是教育程度較低者，則可能顯得困難（林宇玲，2003）。即使上述的問題可以透過職訓或是政策的實施來改善，藉由增加資訊近用的機會，讓處於社會弱勢者改善其處境，但將這樣的論述顯然就是將接近資訊科技者視為優勢，而把疏遠的一方等同弱勢，即使人人都有機會使用電腦、連上網路，也不表示這些人在日常生活當中真的有其需求，也許在使用一段時間之後，使用者評估之後採取「退用」的策略，也不表示這些不使用的人就是弱勢，只是他無此需要罷了。
本研究的關注焦點在於，這些被定義為資訊社會「弱勢族群」的中老年人，他們是否真如上述所言般「弱勢」，不使用電腦是否真的讓他們在資訊社會中寸步難行，外在社會觀點所賦予的「弱勢」身份，有在他們的心中感知、存在過嗎？也許從這些「弱勢者」的角度來看，我們會發現資訊科技發展至今，迷思多過於事實（李嘉文，2002）。過分的討論資訊科技社會所帶來的快捷、便利和進步，在某種程度上其實誇大了電腦網路對於這些中老年人的重要性，根據Schiller（1996）的看法，資訊科技的普及是資本主義為了擴張資訊科技市場所創造出來的虛假需求。故本研究者認為，與其討論為何不會用或不擅長使用，不如將焦點放置在這些中老年使用者他們為何不用，而非將擅長使用電腦者視為「優勢」的觀點強加到這些「弱勢」者身上。
四、背景因素與電腦使用之關係
根據國內外的相關研究，性別、年齡、電腦學習經驗、家庭內數位機會和電腦設備的有無、家人支持程度、教育程度等皆有可能影響電腦使用者的態度（蕭如攸，2005；陳碧姬，2005；洪海雄，2005；陳威助，2007），以下則分別論述。
（一）、性別
針對性別的定義國內外學者主要區分成生理性的性別和心理性的性別，前者指的是個人生理性徵；後者則是社會對兩性心理特質與行為模式的要求。對於生理性的性別使用行為有些研究發現並無性別上的差異（翁百安，1998；吳美惠，1992）；而有些則是認為男性的使用態度優於女性（何志中，1999；陳怜伶，2000丁導民；1996）；也有研究結果持不同看法者，認為女性對於電腦使用之正向態度優於男性（吳明隆，1998），對於單就生理性別來區分者，可能因研究的對象其背景變項差異而有不同的結果。因此Rosen等人主張「心理性別」更適合用來解釋個人的電腦態度，心理性別涉及到個人知覺其作為「男性」或「女性」所應有的適當性別屬性，結果發現，認同女性特質者，有較高的電腦焦慮與負面態度，會盡量避免或減少電腦的使用，並坦承自己有焦慮的情形（Rosen et al., 1987; Bem, 1983）。但為了可以更清楚區辨出生理性別和心理性別與電腦態度之間的關係，研究者主要以一般生理性性別作為對研究參與者的區分。並參考高淑娟（1998）所編製的「性別角色態度問卷」，及陳明穗（1986）編製之「性別角色態度量表」與相關研究文獻的論點，擬將自行編製「性別角色態度」量表，作為輔助研究之工具，也許可以更清楚理解生理性別所無法解釋的差異。
（二）、年齡
根據吳美惠（1992）針對在職人員研究指出，年齡是影響電腦態度的重要關鍵－年齡越大者電腦態度越負面，但楊玉明（1998）則持不同看法，其針對高齡者進行調查發現年齡在電腦態度上不顯著。暫且不論年齡是否影響電腦態度，研究顯示中高齡者的確在電腦的使用上仍在少數，汪珮筠（2006）針對銀髮族電腦使用的研究指出，在所有電腦使用者中老年人只佔6.5％，這個族群對於電腦的使用顯然還在摸索中。但就目前國內的研究中，年齡是否會造成電腦態度的差異其實尚未定論，但本研究目的不在探討不同年齡之電腦態度差異，故僅將焦點放在45歲以上中老年人的電腦使用行為。
（三）、電腦學習經驗
練習次數越多，個體的某種反應與某一刺激間的連結則愈加強（張春興，1991），也就是說，若是個體對於相關的技能有越多的學習經驗，其所表現出來的能力也就越強，研究發現學習時間愈久，電腦的素養和態度也會愈趨正向（翁百安，1998；黃淑珠，2000）；但學者駱月娟（1991）卻有不同見解，認為過去電腦學習經驗對使用者之電腦態度沒有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在學習的過程中經驗愉快與否也會影響電腦態度，林幸台（1987）研究指出若是在學習的經驗中有不愉快的經驗，將會導致對電腦持負面態度，目前對於電腦學習經驗是否影響電腦態度研究尚仍有歧異，為了瞭解，相關的學習經驗是否會影響日後的電腦態度，研究者認為有必要將其一同納入背景變項的討論之中。
（四）、電腦設備的有無
大部分研究顯示家中電腦設備的有無在電腦態度上明顯優於無此設備者（吳美惠，1992；吳明隆，1993；翁百安，1998；黃淑珠，2000），少數則認為沒有影響（湯惠誠，1994），基於使用上的便利性與接近性，預設設備的有無的確在日常生活的使用上有很大的影響，故將列入可能的因素。
（五）、家人支持程度
吳明隆（1993）指出，父母親採取鼓勵正面的態度對學生的電腦態度較佳，而湯惠誠（1994）則認為沒有影響，但這些研究對象都是非家中經濟負擔者的學生。而本研究對象為中老年的使用者，也就是說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可以自行負擔設備的添購，不過考量家人對於電腦學習的支持與否也可能影響其使用者之電腦態度的差異，而將其列入考量。
（六）、教育程度
一般而言，所得、社經地位越高者，其教育程度也就越高，而受教育的年限越長接近與使用網路的機會也就越高（陳百齡，1997）。雖然依照網際網路於1990快速發達之期，距今不超過20年，而本研究對象為45歲以上之中老年人，在20年前電腦尚未普及，當然也就不可能在校園中習得。即便如此，為了瞭解在不同教育程度背景之下是否可能影響電腦態度，所以在研究的過程中一樣需要了解研究參與者之教育程度。
（七）、家庭內數位機會
在陳碧姬（2005）研究中發現，受訪的家庭其女性成員在家中的數位機會明顯較男性不足，女性容易有電腦恐懼症，而男性則普遍有電腦成癮的現象，形成此原因可能是因為長期的刻板印象導致女性被排除在科技之外，因而造成兩性在電腦態度上的差異，包括了男尊女卑、父母傳統刻板印象、以及家庭家務工作分配不均、或是家庭中只有一台電腦等因素，根據對研究參與者的非正式訪談之中，有人表示：因為小孩要交作業需要用到，所以放他房間比較方便。這樣的原因也會造成中老年人更缺乏接近電腦的機會，但討論此方面的文獻目前仍在少數，為有效了解是否在家庭中數位差異的機會也會影響使用者的電腦態度，因為將之納入影響使用者態度因素中。
綜合上述所言，其實目前對於性別、年齡、電腦過去學習經驗以及電腦設備的有無等，可能會影響電腦態度的差異，尚無明確定論，其原因可能在於多數文獻是量化統計研究為主，例如丁導民（1996）。國內的研究偏向態度的表現，以改寫國外測量量表的方式進行量化的統計，但這些數據化的資料僅能解釋某些人是否偏好或是討厭、喜歡或是排斥使用，但卻無法明確解釋為何這些人會有這樣的反應（林宇玲，2003）。但影響電腦變項的因素很多，而且此類量化研究僅可看出不同變項的族群對於電腦態度的差異，並無法將整體個人因素與其文化背景、社會脈絡和所處環境組織之所也可能納入探討，林宇玲（2003）提到，電腦態度的形成會同時受到個人和社會因素的影響，所以研究者嘗試將所有可能因素納入討論，以瞭解在什麼樣背景因素之下，會形成何種電腦態度。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中年公職人員抗拒或是接受電腦的原因，而在決策使用與否的過程中是使用者如何評估本身條件以及所處社會脈絡之下所做的選擇，量的資料收集方式可能無法有效反映中老年人抗拒或是接受電腦的原因，以致於不易作出較有意義的詮釋，因此，本研究採質性研究為主，透過訪談方式來進行此項議題的探討。為了讓受訪者有效的重建和呈現經驗，不受到研究者問題結構的侷限，故以半結構式的訪談為資料收集方法，在樣本的選取上採用「立意取樣」，其效力和邏輯在於選取資訊豐富之個案做深度研究，也就是研究者找尋可以提供豐富資料的訊息提供者、團體、位置或事件；藉以抽取可以確知的小規模群體或個人，以獲得有關現象的資訊（吳芝儀，1995），在談話中以開放性的方式進入受訪者的生活經驗中，透過互動和對話，互為主題的過程中，瞭解受訪者的生活經驗及其背後的意義，並藉由文字的陳述闡明其意義（高淑清，2000），研究者主要考量的重點在於：透過研究者根據對群體的了解、研究目的與主觀的判斷，循刻意、有目的性的抽樣方式，更能有效地取得研究所需的資料，藉由訪談的過程，讓研究者可以更清楚了解和接近公職人員電腦使用行為的真實情形，透過對研究參與者使用電腦的經驗傾聽，深入瞭解待答問題，以達到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訪談重點在於，首先瞭解研究參與者之相關背景是否對電腦態度構成差異，相關背景包括：性別、年齡、電腦學習經驗、家庭內數位機會、電腦設備的有無、家人支持程度與教育程度等，接著詢問其對於電腦看法和態度以及所抱持的看法，了解平日之使用情形、在使用的過程中是否有「恐懼」的態度和情緒，資訊快速發展之下其看法如何，除了工作所需之外，平時對於電腦需求的高低等等。一般認為他們是處於資訊社會較劣勢的位置，不像一般年輕人將電腦網路視為生活中理所當然的一部份，他們是有目的的去親近資訊科技，也許在工作場合中充滿著使用的機會，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卻未必，根據初訪的了解，即便肯定電腦網路可以為生活帶來更多便利，但是他們仍然不會選擇增加使用。透過訪談，可以了解他們從親近、接觸資訊科技的開始，以及後來的轉變，是成功消弭數位落差，還是依舊保持距離？數位落差應該體現在此，而非僅僅存在於資訊科技設備使用能力的有無。
預計在訪談之前或是進行之間觀察鄉公所內的公務人員辦公的情形，例如：對於電腦使用方面有無任何問題，遇到問題時如何排除困難，是自己嘗試解決或是求助他人、工作環境中同事與上司下屬之間如何利用電腦進行溝通，若出現電腦相關技術人員時，公務機關的人員如何利用這項資源等，根據經驗顯示，這樣的觀察方式可以補足訪談所獲之不足，能更完整的了解公職人員在其所處的組織環境中如何與電腦進行互動，以及對照訪談內容更加確知使用者的電腦態度。
基於網際網路由1990年始快速發展，至今不過將近20年，在這20年將一般中老年人早已脫離受教育之年紀，參考國內相關文獻之定義中老年人為45歲以上，基於一般新進之公務人員多半在學習期間及受過電腦操作相關訓練的考量，所以本研究將僅以45歲以上之公職人員作為訪談對象，暫定10位左右，進行個案訪談。
因為個案訪談當中具有倫理考量，加上所欲收集的資料內容可能涉及個人隱私，為了維護受訪者的個人權益，將利用研究參與者休息、或休假之空閒時間，在其熟悉且無人打擾的空間以一對一訪談，與每一位受訪者各進行2-3次的訪談，並視情況與蒐集資料的完整性進行訪談次數的調整，為顧及受訪者的工作休息時間和精神狀態，每次約進行30-90分鐘。
在訪談前先蒐集部分相關文獻閱讀，以確定研究的方向與問題。由於目前社會學領域較偏重在「數位落差」的觀點解釋，認為形成此現象的因素主要是分配不均，和缺乏近用（李仲彬，2006），將整體社會脈絡納入探討的研究文獻仍在少數，因此必須借重於訪談的技巧與誠意，了解更多中老年人對於相關問題的看法。在訪談工作結束後，再次蒐集有關中老年人學習電腦網路的相關理論與研究，整理訪談逐字稿，從中綜合討論，歸納分析出有意義的概念作為探討的依據。研究步驟如圖一所示：
圖一、研究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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