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學的差異
A.Duranti,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1999 Cambridge U P, 第三章
薛淑美 整理
南華大學社會所
關於語言學者在語言學上的差異，端視學者們專注的理論取向、研究興趣、以及區分語言多樣性的目的及方法。衍生語法學者如
Noam Chomsky 及其學生在學術生涯中皆致力於透過語言的一些普遍原則來解釋語音體系的、形態學的及句法的區別。他們開發一種普遍的文法理論，一套規則和條件容許我們描述任何語言的文法並且可以由此假定這些天生的詮釋策略使小孩可學會任何人類語言。他們努力去描述和說明語言間的差異。他們假設同一言說社群中是具有同質性而非差異性。社會語言學家批判這種研究策略且持相反路線。他們從經驗主義的觀察說明在言說社群中有大量的變異，如字的發音、構造、語調和透過社會脈絡所產生更多複雜的片語。基於這種觀察, 社會語言學者設計出方法論以有系統研究語言的變動和文意間的元素(包括社會階層、階級、年齡、背景、時尚)。這種研究處理了許多被文法學者所忽視的爭論，例如：界定言說社群的界線和知識的樣式, 這些對於成為任何一個社群中稱職的成員是有必要的。語言人類學家也關心類似的爭論，但他們也面對了複雜的問題--語言與思想的關係或 “語言相對論的假設”。近來, 語言差異性被重訂為 “語言思想體系”
範圍的一環。 本章將藉由描繪各種傳統思想來介紹語言學的差異。
3.1 文化語言 ： 鮑亞士學派的思想
了解語言學差異的爭論如何起因於北美學界，我們必須回溯到語言人類學何時被構想成
人類學的 “四大領域” 之一。這是肇始於1842年美國人類學社和1902年美國人類學協會 (該協會由美國自然科學促進協會AAAS[1],
H小組的成員所推展)，人類學在美國被當作一個完整的學科, 研究體質(現為生物學的), 語言(首先討論語言學的), 文化 和考古學。歐洲的人類學家則有自己的分類：考古學者、古生物學者和語言學者。在美國, 人類學的學生被要求在自己深入的專門領域外還要俱備四個領域的知識。在理論及實踐上具有全視野的代表性人類學者就是 “法蘭茲·鮑亞士(Franz Boas)”
德國出生的Boas (1858-1942) 是美國人類學的奠基者之一，他是因自身在愛斯基摩和西北岸瓜基烏圖族(分佈在加拿大溫哥華島北部及英屬哥倫比亞沿岸之印第安人)的經驗而產生對語言研究的興趣，他質疑一個人無法真正了解其它文化如果他沒有直接使用其語言。語言學的研究不僅是實踐面, 也是理論面的, 因為文化和語言有密切的關連：
至今所提到的所有主題, 印地安語言的知識可提供人們了解其風俗和信仰, 但在所有個案中, 語言首先提供我們實踐面, 意即更清晰地了解民族學的現象, 似乎印地安語的理論研究並不亞於其實踐的知識, 純粹的語言學是普遍調查民族心理學的一部分。如果民族學被理解為人類生活的心理現象的科學, 則人類的語言是人類心理活動最重要的證明之一, 而自然地被歸屬為民族學的領域。
鮑亞士(Boas)對美洲印地安語的興趣由其學生傳遞, 其中如 Edward
Sapir 不僅對美洲印地安語也對一般語言的研究有很重要的貢獻。Boas 對 “語言對人類思想及人類文化推展的必要性”的觀點成為美國文化人類學界在20世紀前半期的基礎。由他另一個學生 A.L. Kroeber 所表述：
簡單說, 文化或許只在抽象的基礎上運作, 而似乎只有透過言說或透過語言的替代品如書寫、數字計算、數學和化學的標記或類似物。當言說登場後, 文化於焉開始, 由於豐富了未來其它發展。
方法論關於語言在文化意涵的角色的觀點是：語言體系可以作為研究文化體系的指引。在Boas的案例裏，他在語言上的魅力是引領許多民族誌(人種誌)的出版，而且大部分是記錄 “文本”，意即, 那些重要的報告的抄錄 (通常以兩種語言抄寫)將喚起已逝的傳統,
包括了禮節、藝術等等, 甚至有些是Boas本人所抄錄的。有時這些重要報告是Kwakiutl瓜基烏圖族(加拿大溫哥華島北部及英屬哥倫比亞沿岸之印第安人)的共同研究者George Hunt所抄錄。
抄錄本地人對禮節和其它傳統文化觀點的描述是Boas嫻熟的搶救人類學(salvage anthropology)[3]的一部分，如同他同時代的人類學者，Boas 擔憂美國原住民印地安語和文化的快速消失或變異, 而想要在還有人流利地使用印地安語和描述其傳統文化時藉文本保存。
這過程實際上需了解到許多在文學作品中發現的“遠古語言”的概念是不全的, 包括美洲印地安語發音不若歐洲語言般精確。Boas (1911) 認為這是基於觀察員對於在歐語系中罕見的“音”的辨認有困難而有所限制。少數的結果是藉由專注在過去的故事, Boas創造了 “親身體驗的民族誌” 。民族誌學者專注在收集過去習俗的資訊，那些在與歐洲接觸後被忽略一世紀之久的習俗, 即使因此而打擊了他們的研究對象。此外,這些文本通常都由 “主要消息提供者”所提出, 並未對照其它來源或譯本。
儘管有這些限制, Boas 的方法仍是語言人類學的指標。他堅持出版大量逐字翻譯的土著的儀式及文化遺產的觀點，使讀者可接近民族誌基礎的來源。相同的邏輯今日被運用在言語互動(chapters
當抄錄本地的文本並翻譯,
Boas 著迷於各種語言分類世界和人類經驗的各種方法。他運用這些觀察來支持 “文化相對論”—每一個文化都要以它自身的範疇來理解而不是智力的或精神上的主人--近來高高在上的歐洲人。[5]
Boas運用他對美洲印地安語的知識來展現語言對世界的分類是武斷的。每種語言有自己的方式去建構區分世界的語彙，和建立經驗的分類。在英文可能以不同字呈現(水、湖、河流、小溪、雨等)，在其它語言則可能以相同的字或自相同形式衍生出來。以下是在此脈絡中經常被提及的著名例證--關於愛斯基摩人對 “雪”的不同字彙：
強調這個事實是很重要的--由特殊語音群( “單字”或詞素”) 所表述概念的團體在不同語言中表現明顯差異, 且不是被相同的分類原則所界定。再次以英語為例, 我們發現水的概念以許多不同形式表述：某些時候以
“液體” (LIQUID)來表述“水”；有些時候水以其大面積的形式如湖(LAKE)；有時水是以流面的寬、窄(RIVER河、BROOK小溪)；也有些是以其它方式表述
“水”，如雨RAIN、露水DEW、波浪WAVE、泡沫FOAM。在英文裏每個不同的概念都以個別獨立的形式去界定, 而其它語言則可能是由相同的形式去衍生。
另一個例子是 “愛斯基摩”對於 “雪”的表述。如我們所發現的： “aput”意即 “在地上的雪”； “qana”意即 “正飄下的雪”； “piqsirpoq”--堆積的雪； “qimuqsug”--雪堆。
Laura Martin(1986)在
“愛斯基摩語中的雪”成為普遍科學討論 語言、文化和思想關係的標準範例，而字的數量也由五至百逐步推升。由於世界一種語言比另一種語言在特別的經驗領域中有更多字彙被視為正常，因此Boas著重在更普遍的觀點：文化刺激可促成區辨語彙的發展。這種觀點稍後被Sapir和Whorf所修改，他們質疑，如果語言是對世界的特別經驗所譯成的符碼，則必然傾向說話者觀看世界的經驗。在檢查這種觀點前，先介紹Sapir和Whorf關於這方面討論的概念。
Edward Sapir (1884-1939),
或許是歷史語言人類學最有名的學者，他接續和擴展Boas 對語言的興趣，關注語言的結構，且強調每種語言是完整和完備的系統，需在它自身的範圍內才能被了解(Darnell 1990)。他覺得語言是文化發展的必要條件，且他接續 Boas學派的傳統, 批判那些試圖將特定語言分級為 “原始的”或比其它語言更“有限的”。
沒有一個已發現的部落沒有語言和以民俗來陳述已失去的面向。在已知的種族裏，語言本質上是完備的陳述和溝通的工具。文化的觀點中，語言是首先得到高度發展的形式，和文化發展的前提。
Sapir 醉心於說明對於每個語言系統都有
“音素”的概念，音素是語言分析中一種抽象單位，這在後面的章節會分析。Sapir廣為人知的是認為在潛在心理學結果的概念下，
語言有其邏輯本質。在 “Sapir-Whorf的假設”
或 “語言相對論的假設” 有他觀點的一部分，說明人類語言社會化或一致性的力量。
同時，Sapir 提倡文化中個人的重要性。他視文化為個人及社會相互影響的象徵。他曾說人類學者
“相信世界是分離的個體但統一和連續的文化”(Sapir 1993:141), 他區別 “真實的”和 “偽造的”文化(Sapir 1924)是對Sapir生存時代西方社會工業化的危險的理論性警告，那個社會並不承認個體的需要。真實的文化是社會和個人的需要一致如同他田野工作接觸到的美洲印地安社會。而偽造的文化則是以高效率為名，個人被迫進行沮喪和精神上無意義的任務。在真實的文化，
“個體的主要活動必須直接滿足他自己的創造力及感情的衝動，總有些事情比為達目的的方法重要”(1924:316)。Sapir 對於詩歌及語言的美學功能很感興趣，也是他盡力去使個人對抗他所看到而且必須使用來表述自己的象徵系統(如語言)的限制的這種奮鬥變得有意義。Jane
Hill(1988b)指出，Sapir的地位在於因時制宜地看待語言系統的緊密性。因此, 我們不論將Sapir歸為 “語言—思想”決定論的立場或者是將語言視為封閉系統的結構主義先驅都要小心。在Sapir的著作 “Language”裏,
他有一著名的陳述：幸或不幸地，沒有一種語言是專橫地始終如一地，所有文法都有破綻。
Benjamin Lee Whorf(1897-1941)是一個化學工程師，他有雙重的生涯如：保險代理人和語言學者。他對語言的興趣起於他對宗教和科學的衝突的關心。Whorf熱切閱讀中美洲的史前史和馬雅考古學。後來他又學習Hebrew猶太語以研讀聖經舊約，而且著迷於十九世紀早期的劇作家、語言學家和神話的書。Antoine Fabre d'Olivet 提出詮釋學的理論，來詮釋猶太的每一個字母系統中的字母是和特殊意義的字母相關聯的。
這些意義可能是打開對作者在Genesis《創世紀》(舊約聖經的第一卷)書中所看到的隱藏意義的一把鑰匙。Whorf 研究文法的取徑是更多的科學但並未減少原初的田野。他廣泛閱讀語言及語言學的資料，幾年後又接觸到美洲印地安語。數年後，他發表論文於美國學人國際大會 (International congress Americanists) 並且刊載在專業期刊。他在1928年遇到 Sapir 且他在耶魯大學的研究，使他接觸到新的知識資源而使他更深刻了解文法理論。
Whorf對語言學理論最有名的貢獻是他專注在語言與世界觀的關聯。他相信任何語言結構皆包含一種世界性結構的理論，他將之稱為形而上學(metaphysics)，尤其是在解釋為何語言和與其自己所處的文化大不相同時，更加地顯注。
一個Hopi (美國霍皮族印第安人)只懂得霍皮族語和他所處社會的文化概念，卻有和我們相同的見解。我們會假設他跟我們一樣對時、空的直覺是普同的。特別的是，他有時沒有普同的見解或對時間的直覺，如一般普遍認為時間是平穩流動且連續的，從過去、現在到未來都是相等的速率。他們的時間想像是反覆的，使得觀察員被帶入到由過去直接流轉進入未來的情境下。
因此，Hopi語和文化隱藏
“形而上學”，即我們所稱的關於時空的naïve 觀點，這部分是Hopi與其它文化不同的
“形而上學”。
對Whorf而言，語言學分析的目的是要描述世界觀。既然資訊提供人因沒有覺察本身的選擇和習慣，而令Whorf無法直接探詢到答案，則他們需要植基於有系統地觀察文法樣貌，特別是在完全不同的語言間的比較，例如英語(或其它歐語)和Hopi語(或其它美洲印地安語)。
Whorf也使用 “configuration”(形態)的界限—可以是明確顯著的種類(稱作phenotypes顯性)也可以是含蓄隱藏的種類(也稱作cryptotypes隱性)。以英語為例，名詞複數是明顯的種類，因為它以字尾-S來標記。而像名詞 fish在複數時不變，它的數量是視其動詞的樣子而定(the fish are in the tank)或者有無冠詞 (fish
appeared)。不及物動詞在英語中則是隱性的種類，因為他們沒有特殊的字尾或標記來區分他們與其它動詞的差異。 “字的分類不是靠表面形態，除非在特殊句型，有使用和推論的問題。只有特定的規則才能令我們了解英語的一些特定動詞如：go, lie, sit, rise, gleam, sleep, arrive, appear, rejoice與其它動詞(如：cook, push, see, seat, take, show)的相似或相異處。
區別隱性種類很重要的幾個理由是：
1.顯示語言的區別不以字看來如何或能做什麼，也在於他們沒有或不能做的。
2.相信隱性意即語言在可駕馭的程度下是可以更簡化的
3.系統地確認顯性及隱性的形態，使得天生的語用者是以經驗法則為依歸來限制語言的使用。
語言和世界觀的關係是Whorf的中心議題，也持續為語言人類學的重要部分。但我們關係語言和世界觀的見解改變，因此對於他們間關係也跟著改變。Whorf使用的世界觀的見解緊密結合了知識文化理論，同時也結合了特殊的語言理論和文化理論,這些理論早於社會語言學者和研究群體與個人間的變動的經驗法則的和研究者
3.2語言相對論
Sapir 在1929 “The status of linguistics as a science”
的論文中強烈陳述：我們想像這個世界的方式被我們日常所使用的語言。他指出人其實是受特定語言所支配，他說：
以為 “一個人不使用語言而可以適應真實社會和語言只是解決一些溝通或表達問題的附屬品”
根本是幻想。事實上， “真實的世界”很大的層面是植基在群體的語言習慣。沒有兩種語言够相像到可代表相同的社會。不同的社會區分不同的世界，而不僅是相同的世界有著不同的標籤。
Whorf的 “語言相對論的原則”
的架構影響了往後的十年。在Whorf(
如前所提到，任何語言文法結構都包含普同的或抽象的結構理論，分類時空和現象最有名的例子要算是英語中
“empty”字的使用：
人類學和民族學中許多概念的辯論，包含許多經驗法則的研究都指向確認或反駁語言相對論(Hill and Mannheim 1992; Koerner1992;
Lucy
儘管有些經驗法則上的疑問，Whorf的「語言影響思想」仍是語言人類學的重要課題。
Whorf認為 “文法的範疇, 是一種習慣的和難以進入說話者意念的界線，因此也將形成文化和社會範疇傳達及再製時的特許的領域。
早Sapir及Whorf一世紀前的德國外交官及語言學者von Humboldt (1767-1835)
已在他死後由他兄弟Alexander印行的論文 “Linguistic variability and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語言學變化及知識發展)是第一個有系統陳述語言即世界觀的著作 (German Weltanschauung)。
每種語言把畫在一個他所屬的圈子裏，而他只有在同時進入另一群人的圈子裏才有可能離開原來的圈子。學習一種外國語言，應該由原先個人主觀的宇宙觀轉而征服一個新的立場。事實上，語言即包含人類完整概念結構，及概念上的方法。但這並不容易達成(意指征服新的立場)，因為人總是將個人的宇宙觀—事實上是個人原有的語言圖像，或多或少帶入所學習的外國語裏。
語言是使我們感覺世界的有利工具—提供了思想的分類—提供了思想的分類—但同時，也因為這種特性，限制了我們的可能，限制我們能看多遠或看多近。
哲學的假設是：語言的概念是自然的具體化，同時將各種未成形的、混亂的事件朝向智慧的發展。如語言學者Ferdinand de Saussure 和哲學家 Ernst Cassirer如是觀。
這種假說根源於Kant 對於人類智慧的力量使人類對於無秩序的與無法理解的宇宙有所感知。多虧對時空的a priori principle (先驗原則)—我們從察覺環境中的各種現象去習得世界，我們透過對時空的先驗概念去經驗。
檢驗以Cassirer為代表的新Kant學派在語言上的哲學工作，我們發現所謂的取代Kant的在語言學分類中的認知類型，事實上有時已經為Humboldt所完成。
像知識般, 語言不僅是
“拷貝”事物；它更具體化了我們在精神面的見解—而這總是在我們客觀存在的認知裏具有決定性的要素。(Cassirer
1955:158)
用語言分類來代換認知分類是伴隨著代價的。人類思想的類型假設是可分享的和普同的，但人類的語言立即展現高度的特殊性，使得企圖要合乎語言學的圖像去翻譯兩種語言是有固有的難度的。例如拉丁語中的
“cases”或名語的變音並不易從表面來區別，如英文和中文。相似的，歐語有詞“性”的區分(男性、女性、陰性)，像班圖(Bantu)語是如此自然地區分至少有一打的詞
“性”(或名詞分類)。我們了解不同語言以不同方式分類的事實，則我們也要面對自由表達受限的問題。換句話說，語言給予語用者如此的一個想像世界的框架，語用者可能在此框架下解放自己和以新鮮、新的和獨立的語言方式去看待這個世界嗎？Cassirer如同Kant般，認為人類解決這個問題部分是透過藝術，它允許個人打破傳統語言的限制。事實上，對Kant而言，藝術家的天資是無法被教會的，他們有自己描繪世界的方式。
Cassirer認為 “語言是描述事實的工具”，因此它是世界的指南，但不是惟一的，個人的直覺可以藉由藝術來描繪世界。(Cassirer﹝1942﹞1979:186)，個人的直覺可以用藝術描繪，團體的直覺可以用神話描繪，而神話看見在變動的經驗中自然的面貌，如同人類面對相反的改變一樣，
“由愉快到悲傷，由興高采烈到沮喪，由溫和仁慈到狂怒。(Cassirer [1942]1979:174)
對Cassirer 而言，有逃脫”語言牢籠”的方式—藝術與神話，它們有自己的特性，自己的生命，獨立於與語言連結的合理思想。幸虧有藝術和神話，人類有描繪和感知、了解和表演他們身心的觀點而可以不被語言的具體化。
Sapir-Whorf最近被提出來的一種貢獻是對隱喻的研究，隱喻的分析，提供我們理解世界的概念。George Laitoff 和Mark Johnson ( 1980 ) 的見解：
(i)我們每天語言中的隱喻多到比我們懷疑的還多
(ii)隱喻是觀看一種經驗的方法，和另一個經驗的關係
(iii)隱喻暗示關於世界或者我們的經驗的特定理論。
例如，透過隱喻用英語理解 “
theory(理論)"的概念為理論的概念正建構中。(Lakoff
and Johnson 1980:52)，以下的表述也可以用來談論理論，如：foundation(建立), support(支撐), shaky(不穩固的) , stand, fall, collapse(倒塌), framework(架構) (ibid..P.46)
另外還有 “UNDERSTANDING
IS SEEING”(or IDEAS ARE LIGHT SOURCES) 如同在：
I see what you’re saying.
It looks
different from my point of view.
I’ve got the whole picture.
That’s an insightful idea.
That was a brilliant
remark.
The argument is clear.
Could you elucidate
you remarks? (ibid.p.48)
這些一般化的隱喻的概念允許我們通過經驗的領域去連接一些無關或者不一定相似的事件。Lakoff and Johnson 將稱之為 “結構隱喻” , 它可以 “誘發相似性”。(1980:147)，例如：IDEAS ARE FOOD. 即是透過隱喻去建立兩種領域(想和吃)的相似性。
根據Lakoff and
Johnson的說法，隱喻如同我們的經驗描述一樣可接受，因為它跟其它一般隱喻概念結合在一起而形一致性的整體。這也喚起文化人類學者以系統的知識去觀看文化(sections
語言相對論最嚴厲的批評之一來自研究顏色交叉結合的人員，Berlin and Kay (1969) 基於 用20 種語言和更大的數目的文學的會診關於顏色的專有名詞的經驗研究,並且質疑：
(i) 在語言上有普遍的限制條件，去把基本色進行編碼和組織，和(ii)語言怎樣超時透過把新的基本色術語增加到他們的詞彙改變。
他們發現，有11 種普遍知覺的種類根據3.2說明的階層組織來表示 a<b 意即 b 包含 a，而a存在於每種語言，b則有時存在有時不存在。
在相同的次序下，有11種分類可被依序解讀，但有些系統只有黑和白，而有些則有更多基本色。
Kay and McDaniel (1978)稍後解釋這種少數的發現—是植基於人類神經生理學對感覺的演進。他們也重述在全世界不相關的語言中發現的基本色的術語，或強或弱地反駁了Sapir-Whorf的假說。Whorf認為：世界在千變萬化的觀念中被我們的心智—大部分意指我們心智中的語言系統--所組織。Kay and McDaniel(1978:610) 說：
“每種語言都會限制個人千變萬化的觀念，這是它自己特殊性的語義學架構"。這好像被對確認基本色的普遍規律性的研究無效。
對於Kay and
McDaniel的研究的批評有：
(i)他們誤解了Whorf (ii)語言分類並不一定與特定心理工作相關。
例如，Lucy和 Shweder (1979)不僅質疑語言和記憶識別系統相關，且也說Whorf也沒說
“世界是在千變萬化的觀念中被認知”，而僅是簡單地說世界呈現它本身，而語言的工作是去組織它的變化。Whorf的觀點是有關邏輯的必要性。他相信所有的事情是
“既相像又不相同”。 沒有語言是獨立變化的和被歸類為獨立的系統。相反，語言包括知覺的分歸類。
Berlin 和 Kay 發現命名部分顏色的區分是一種 “自然”的趨勢。詞彙，如同顏色術語所展示的那樣，好像不在分離的種類中被組織，而是被一對對的特徵所描述—如同衍生語意學者Jerrold
katz(1964)所說，但是反而是作為連續函數。
Kay and McDaniel(1978)則質疑 “fuzzy set theory” (模糊理論?) 和 “prototype
theory”(原型理論)更有能力掌握這種命題。
語言相對論談到人類學工作的核心，因它碰觸到人類科學的本質，而不僅是生物的本質。
是否深層語言真的迫使我們用它來描述我們或他人所做、所相信、所想及所感覺？是否語言本身代表一種特別的方式，如同我們與生俱來戴著看世界的一副眼鏡而未覺察到它的存在，但我們又如何看見他人是否戴著不同的眼鏡？這問題有許多答案，但沒有一個可完全令人滿意，但集結起來，則組成可令我們在人類學研究上找到契合的工具。
首先，Cassirer的理論，挑戰和試著轉向藝術家。意即，我們需要如造物者本質般行動，當我仍在群體可預期的準則中行動而不怕違背預期。藝術的發現如同藝術呈現對大眾的概念。同時，如同藝術家的世界，科學以及新概念仍是普及和可忍受的，只要他們沒有距離大家可接受的概念太遠。
其次，Cassirer也研究文化產物，如神話—它洩露了社群中成員可能不覺察或不肯公開承認的一些特定事實。而這見解正是象徵人類學的中心議題。
Freud則擴展 “夢”是比做夢的人更機伶的，在夢中我們可以有新的連結，承認問題，甚至發現解決之道。
第三種是研究在那些條件，語言的使用者可以克服限制他們的世界觀或者形而上學。如Silverstein 在語用學變化的研究。使用語言研究文化現象，我們需要測試那些程度隨著語言和語用者，可以肯定區別並且給我們決定性的暗示在怎樣做和普及化。索引學理論則提供了這些調查的研究工具。
其它的則是再思考語言的概念和集合我們在文法類型上的發現及連結我們對語言社會的了解，像是同時提供幾種符碼、社會流行和參與者的合作一般。
不論我們選擇那條路線，我們都必須承認某種語言相對論原則上影響任何科學事業。任何理論，例如：假說、獨立的現象、提供普遍的原則—都需要語言去提供觀點。不過這樣的承認，不應該存在兩極或力量之間拉扯，有時叫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主觀主義開始於假定任何現象被人部分創造或建構，這個人是發現或描述它的人。
客觀主義是理論的透視，蓄意忽略社會歷史解釋的基礎，並且聲稱一個普遍的，脈絡獨立的去描述現象的可能性。
3.3 Languag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 varieties (語言相對論)
區分 “language” 和 “a language”很重要。前者(language )是人類身心交流所使用的特別類型的記號 (例如聲音、發音)，組織成一組特別的型態(如相關連的一組)，而且字母是社會歷史的特別產物，以一種可識別的符號如：英語、波蘭語、(非洲) 斯華西里語、華語、美語標誌、英語標誌。
確認“a
language"(方言)作為特定群體的語言(英語、(非洲) 斯華西里語)的系統使用，可能十分成問題。每次有系統的調查，我們發現它顯現大量的變化，透過語用者和情勢的不同。這表示，我們不能確信我們正在描述的一些或甚至一大群語用者將比其它社群更大。在Melanesia(美拉尼西亞(澳洲東北部群島))，在很小的領域上識別出許多不同的 “languages” (方言)， Papua New
Guinea (巴布亞島，即新幾內亞島)，至少有750種languages(方言)，在大城市裏，人們都以為自己說著 “相同的語言”，但事實上可能有不同的形式和規則的表達。
我們必須明白和準備或想出方法，使我們得到一種和我們在研究的廣大網路工作者所運用的感覺。(L Milroy1987;Milroy and Milroy1992)
當更多的語言人類學者擴展他們的領域到城市，他們必須再評估量化的社會語言學，並且要挑戰自己的方法和理論假設。
3.4 Linguistic repertoire(全部的語言變化)
Linguistic repertoire 最初是為Gumperz(1964:137)所介紹的概念。他提及，“全體的語言形式在社會有意義地相互影響的過程中被使用” ，這個情況的假定是講一種語言意即涉及一連串的決策過程，雖然不一定是有意識的(Ervin-Tripp1972) .全部的(語言)變化能適用於群體或者個人(Platt and Platt 1975)。是否個人的(語言)變化可一直和他所處的群體一樣，是經驗法則問題的一部分。假如我們只專注在語音體系的變化和小群體中，則可能比較容易發現個人與他所處的群體的變化相一致。假如我們包含大的單位(語彙選擇、言說類型)和擴展群體的範圍，則個人與他所處群體間的變化就可能不那麼一致了。
(語言)變化的概念引起許多爭議。首先是，(語言)變化的研究是否使我們感知到變化在言說群體中是普遍的？第二是意含的問題，一旦我們確認可能的選擇，我們也能說出這決定是否與語用者個體的改變形式相關？第三是確認語言和文化組織的變化。個人如何能在被賦予的變化中做選擇？我們能追蹤這種選擇至
個人、處境、制度的因素嗎？
(語言)變化的見解迫使研究者思考一系列的問題，這些問題集中在社會生活中語言的角色。一種(語言)變化是所有語用者都有的，不管他們是要去學校或多遠。同時，顯然一個人的生活經驗，包含學校，是一個人(語言)變化中很重要的要素。
3.5 Speech communities (言說社群), heteroglossia(眾說紛紜),and language
ideologies (語言意識型態)
巴比倫高塔故事中傳統智慧的倒塌是不幸，語言的分化或重量加速高塔的建築失敗。一整塊語言加快建築，天堂將到達…..或許天國的實現太過匆促到來，沒人有時間了解其它語言、觀點和故事。 Toni Morrison (1994:19)
它將在chapter4民族學的方法的討論中說明，語言人類學家是典型不只做語言種類，但是在語言種類上，也在特定社群中所說的語言種類。
言說社群：從意識型態到眾說紛紜
語言人類學家與社會語言學家分享 “言說社群作為真正的人類社群—去分享使用語言。這關係到產生不同於正式文法學者的一種取徑，那些文法學家是從他們工作其中的同質社群中開始。同質是常見在科學中的一種理想，假設調查是始於有秩序和始終不變的。而變化則總是把
“規則的例外” 、 “微小的”放在身邊。Chomsky 假定人類心智中必有一種資產允許人在純粹而一致的經驗中獲取語言。只有建立規則和原理才能管理一個理想的社群。這種理想的經驗模型是Chomsky調查本國語用者對於後天語詞或句子是否接受，粗略地說，就是是否 “聽起來對” 。
以下的句子是一個測試，而打 (*)則表示是
“不能接受”的說法：
(1) I asked [what time it is]
(2) I wondered [what time it is]
(3) I(don't)care [what time it
is]
(1)’ It was asked
what time it is
(2)’ *it was
wondered what time it is
(3)’ *it was cared
what time it is
歸納起來，結合可以描述這樣的現象的“基礎的” 或 “深層的” 結構的假說，被假設是可適用於全部語言的原則(Chomsky 稱之為 “普遍的文法”)，自1960年起，這種學說用在快速建立新的規則和普遍的文法是很有力的方法。
Labov(1972b:ch.8) 清楚地說明許多問題，包括數據的有限範圍，只一個人自己不斷工作，或者少數的資訊，直覺，關於發言者說話的變化和意義的直覺的困難，和理論的限制，直覺地把相異點當作是
“方言”處理。
Hymes(1972b)指出界定一種外來語言的意義的可接受性，不僅是知道它文法的可接受性，同時也要知道它社會和文化的可接受性才行。
正式的語言學家並不感興趣，他們感興趣的不是一種社會政治的產物，而是一種處理關於人類智力的假說的抽象理念。
作者提出質疑：
語言純粹主義是一種專注以理想化的訊息傳遞者為基礎，Chomsky就很詳細地說：人們使用兩種語言混合的言說社群，例如使用法語和俄語，就不夠 “純粹”而可以成為語言理論研究的對象。Chomsky，在40年的研究裏有許創發和作品，但他極少提到如何將 “純粹”的社群的理想化成員的抽象知識和
生活在真實社群的人們的具體的語言表現相關連。如此的認知將限制研究人類的不同計畫，包括語言。我們將假設變化是準則開始，我們將尋找證明的方法以了解語言是作為人類條件的一部分。
一個理想的結構，語言人類學家已經視選擇社會的或種族身分的結構為其策略。依靠他們對官方的、標準的、多數語言或者種類的抵抗，發言者保持經常平行的身分。
Paul Kroskrity(1993)所研究的Arizona Tewa(美國新墨西哥州和亞利桑那州特瓦族印第安人)族群，在與他們鄰近而沒有Tewa語根源的Hopi族，300年的接觸及通婚，有一些語言符號已在他們年輕成員中喪失。儘管有時他們自以為是Hopi族(特別是面對外面世界)，但他們仍保留對自己的認同—知道他們不可能是Hopi族，而是獨一無二的自己。雖然大部分的Arizona Tewa族的成員，能够至少明白三種語言(Tewa, Hopi, English)，但Arizona Tewa語仍佔有特別的地位，這顯現在他們企圖保護它的方式。Tewa語作為族群認同的象徵，也使得它特別容易受傷，因為它既無法跟外人溝通也無法使外人了解。
Kathryn Woolard(1989)研究Barcelona巴塞隆納的Catalan(西班牙嘉泰羅尼亞人)，根據其研究，我們可以得知一個少數民族如何保存其語言作為民族認同的象徵。根據Woolard的說法，Catalonia(嘉泰羅尼亞語)逆轉一般權力關係的 “多數”和 “少數”的語言，是因為所謂
“少數(民族)語言”，
Catalan其實並不是 “低聲望”的語言，反而是在經濟上佔優勢的中產階級的語言。
另一種雙語社群的研究，有Jane
and Kenneth Hill(1986)討論Mexicano(墨西哥語)的命運，墨西哥為人週知的有Aztec(阿芝特克人) 或 Nahuatl，他們是Aztecs,
Tlaxcalans, 和其它許多中美洲其它民族的後裔，幾百年的變遷，使他們借用了許多西班牙語的文法和語彙的字尾特徵、補充字、動詞的條件等。西班牙語和墨西哥語已交織成一種新的，如Hill and Hill所說的，寧願講 “融合的語言”而比較不講 “混合的語言”。
他們繼續提出很多對抗 “純粹主義”的論文，並承認言說社群的改變，和自然的混種。並且保護包含原住民語言在內的文化遺產。Hill and Hill 認為要尊重語言的差異性並且要遏制文化帝國主義，保護歷史--自然的語言，將其視為屬於人類全體的寶物。
關於不同的自然語言或言說社群的概念，沒有什麼新的，Leonard Bloomfield 說：“困難和不可能去定義…正是人屬於相同的 “言說社群”，這不是意外，而是自然的言說社群…沒有兩個人--或甚至，可能沒有一個人在不同的時候--講完全相同的話”
在Labov(1966,1972,
紐約是一個單獨的言說社群，偶然地借用了許多方言中，而不是一個生活在一起的說話者的集合，這有許多證據可以證明。….本土紐約人的主觀的評價顯示一個值得注意的群體，在與其它大範圍地區的說話者的反應來尖銳地對照的話。
3.6結論
本章中，我檢驗了許多圍繞在“語言”和“語言差異”的見解的基本學說。我也質疑語言差異的見解與早期語言關係和近期語言接觸和語言混合的討論綁在一起。語言研究從語言選擇引起語言的差異性的觀點，這觀點植基於語言人類學者認為語言的變化是準則而非例外。在做此假設時，語言人類學者分享社會語言學者為社會學的認知語言學的成果。同時，因為歷史學的基礎，語言人類學者更多直接涉入語言思想體系的研究。….研究文化的語言學意即文化分類的方式反映在語言上，或者說語言分類的方式指引著世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