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社會下的國家認同之探討

 

  社會學研究所研究生

羅錦全

 

第一節  緒論

 

「我是誰？來自哪裡？」這是自我認識的第一步，也是我們最基本的認同渴望，但身處在台灣的我們，所經歷的不是西方式的民族國家建立過程，即確立國家認同後進行民主化的進程，而是在民主化後的氛圍中，才開始去找尋我們國家認同的對象，在解嚴後沒有政府強權統治、學校導向多元文化教育及網路社會來臨下，建立了自由思考探索的環境，沒有人可以強迫改變你的國家認同，然而我們卻常在報章雜誌中，看到統獨議題，看到領導人或政治菁英談論著「維持現狀」的論調，而這些讓我們常使用的「統一、獨立、維持現狀」等詞彙，在這大眾傳播的影響下，快速、廣泛且大量的不斷地接受著這些訊息，但還有其他更多可能的認同選擇的存在著，只是沒有新的詞彙在現今的調查問卷中出現，面對這些調查問卷我們只能被迫的選擇其中的選項，卻不表示這樣的二元對立思考不是種謬誤。

 

1988年李登輝總統延續蔣經國「我也是台灣人」的觀念之外，援用西田幾多郎的存在主義哲學，以「場所的悲哀」凝視台灣人的處境，並提出「生命共同體」的概念，在兩岸分治的狀態下，建立起認同--「中華民國在台灣」，2000年政黨輪替後，建立起「中華民國是台灣」的國家認同論述(國家安全報告，2006)，這不同時期的論述，表現出國家認同是擺動不安的狀態。

 

而一般民意調查乃至陸委會的調查報告，皆可以發現在選擇項目上，均呈現一種二元對立發展出來的單向度選擇取向，統獨中間夾著「維持現狀」，一直以來也都用這些符碼來做所謂的「民意」調查，統獨之外只好以最模糊的「維持現狀」來表達其意見，但卻如大鍋子一般，混雜了統獨之外的所有意見，即便再分成六個選項，特別把「維持現狀」細分成「維持現狀，看情形再決定」、「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永遠維持現狀」等四個項目，卻也無法擺脫由統獨所拉開的這單一光譜，而不論統一、獨立或維持現狀，人們對於其內涵的解釋，卻是各自表述，而使其更加模稜兩可。其中，維持現狀可說是最普遍的意見，從陸委會[1]的調查報告所做的研究調查中，可以發現「永遠維持現狀」與「維持現狀再決定」兩者就佔近六成的比例，而這些「維持現狀」的分類，卻透露著我們對於國家認同的不明確性，要維持什麼現狀？維持多久？這許多認同的選擇是無法用一、兩句話來概括的，這麼一個「維持現狀」透露出現今社會無法對國家認同全然分類，還有太多的「一個名詞，各自表述」存在著。

 

 

第二節  認同與國家認同

 

認同(identity)是人們經驗與意義的來源，一個人的認同有兩個成份，即個人認同與社會認同，而人們就藉由強化這兩種認同的方式來促進其自我意像或自尊。所以認同是人們在生活中所面臨的最基本的問題之一。Habermas也指出，認同不僅牽涉到「我是誰？」這個具體的問題，而且進一步牽涉到「我想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這種關聯於普遍道德意識的規範性問題(轉引自袁鶴齡，2002)。因此，認同的確認是必須要藉助於彼此之間的互動才有存在的意義及價值。

 

但認同都是建構出來的，是由行動者經由個別化的過程所建構的，認同是行動者意義的來源(Giddens，1991)。雖然認同的建構，可能源自於具有支配力的制度(如社會、教育機構等等)，但只有在行動者將之內化，且將它們的意義環繞者這內化過程建構時，他們才會成為認同(Manuel Castells，2002：7)。而社會中的認同建構過程，往往附加在許多的工具與層面上，除了一般論述外，更常見於報章雜誌或民意調查研究中，這些都在無形中滲入行動者的生活世界，成為行動者內化後的認同。所以在一個充斥普遍的組織崩潰、制度喪失正當性、主要的社會運動消失無蹤、以及文化表現朝生暮死的歷史時期裡，認同變成主要的，有時甚至是唯一的意義來源。人們越來越不是按照他們的所作所為，而是按照他們是什麼，或者相信他們是什麼，來組織意義。(Manuel Castell，2000：2-4)

 

國家認同，初步界定為公民對於其所屬的政治共同體主動的認同，並由此產生的凝聚情感使公民願意積極地為共同生活效力，而且在共同體有危難時願意犧牲自我。而國家認同之形成乃邏輯上先於民主政治的構成性原則(constitutive principle)，其目的在於創造政治共同體的公共認同，以使政治活動成為可能(蕭高彥，1997：19)，所以國家認同乃關聯於政治共同體之建構，是任何政治體（包括自由主義與民主憲政）都不可或缺的前提。Taylor本人已指出政治共同體是關於未來『共同目的』(common purposes)之建構，而非『共享之過去』(shared past) (轉引自蕭高彥，1997)。臺灣的國家認同的定義，主要成了獨立和統一的對照，將統獨視為共同目的，而新世代是否有新的共同目的存在著，對國家認同將有什麼樣的看法，其中的歧異之處為何。

 

認同是探索自我的必經過程，更是自我意義的重要來源，個體定位的尋求是不可或缺的，但集體認同的國家認同亦為重要。在認同的建構過程中，如Giddens與Castells所述一般，因各種媒介的介入，使得行動者的內化過程受外在因素影響甚鉅，而國家認同則是藉由各種媒介的傳遞，以達到政治共同體之建構，透過行動者的內化過程，使國家認同成為其重視的認同之一。我們所面臨的社會環境，喪失了以霸權建構國家認同的教育體系，學校教育採取了多元教學的方式，而新興的網路媒介蓬勃發展之下，使得國家認同的建構過程無法是集中且一致的，網路中多元文化的衝擊之下，新世代的國家認同可能呈現多元分歧或認同程度上的差異。

 

 

第三節  國家與資訊網路社會

 

從Manuel Castell(2000)的觀點來看，新資訊系統正以全球的工具性網路整合世界。電腦中介的溝通，產生了龐大多樣的虛擬社群。然而，1990年代獨特的社會與政治趨勢，卻是圍繞著原初認同而建構社會行動與政治，不論這些認同的獲取是根植於歷史和地理，還是剛剛立基於對意義和精神的焦慮追尋。資訊化社會在歷史上邁開的最初幾步，其特徵似乎是以認同作為首要的組織性原則。

 

而網路是開放的結構，能夠無限制地擴展，只要能夠在網路中溝通，亦即只要能夠分享相同的溝通符碼（例如，價值或執行的目標），就能整合入新的節點。一個以網路為基礎的社會結構是具有高度活力的開放系統，能夠創新而不至於威脅其平衡，並無窮無盡地解構與重構的文化，或致力於即時處理新價值與公共心態的政治體，或已收服空間和滅絕時間為目標的社會組織，網路都是其適切的工具。而新世代從小學習資訊教育，更深受此網路的影響，電腦資訊網路亦為其帶來更多元化的認同觀點。

 

在這社會演變與資訊技術的匯聚，創造了整個社會結構活動展現的新物質基礎。在網路中建造的這個物質基礎，標示了支配性的社會過程，因而塑造了社會結構的自身。而隨著全球資本、貨物、服務、技術、通訊和資訊的流通，國家對時空的掌握卻越來越弱。透過對於傳統的獨占與國族認同的再建構，國家俘虜了歷史時間，如今卻受到具有自主性主體的多元認同的挑戰。(Manuel Castell，2002：267-300)

 

當國家試著下放行政權力到區域和地方以重振正當性的努力，反而因為人民更接近於政府，但對國家卻更冷漠，而強化了離心的趨勢。因為國家的結構是被地域所分化的，而這種地域分化，及其權力的分享與不分享，表現了組成國家的社會利益、文化、區域與民族性等的結盟與對立。則對於網路社會不斷分歧和片段化的社會趨向終歸會整合在一種再建構的認同形式之上。因此，一個多元的認同將對國家傳達市民社會的主張、要求和挑戰，亦對人民的國家認同有一定的影響力。

 

所以Manuel Castell(2002)認為當一個國家並不能代表強而有力的認同、或是無法為社會中各種利益聯盟提供空間，使它們能在再建構認同時強化自身的力量，那麼，一種被特殊認同（如種族、領域或區域）所定義的社會／政治的勢力將會取代國家。

 

Manuel Castell解釋了網路社會與國家之間的關係，網路社會的掘起使得國家認同受到了解離，多元認同挑戰了傳統單一的認同觀點，特別在台灣社會，更顯示出了一種特殊性，在國家政治民主自由化後，自由解除了對思想的控制，在多頭並進的文化思潮下，國家機器才開始建構國家認同，使得其難度大為增加。網路無國界的特點更帶起了多元認同的想法，國家認同對新世代而言，將不再是重要的，它可能被更多特殊認同所取代，對於國家事務將更顯冷漠，多元認同將對新世代的國家認同有一定的影響力。

 

 

第四節  政治社會化與網路社會

 

美國學者Langton認為，政治社會化是社會將政治文化由上一代傳到下一代的過程，是透過各種不同社會機制的涵義，國民逐漸養成各種與政治有關的態度與行為模式(轉引自許禎元，1998：77)。政治社會化為研究政治學習的過程，在探討政治體系中，透過各種學習途徑，以塑造出體系共同的價值、態度與效忠感。其中學習途徑，指的是傳遞政治文化的媒介環境，如家庭、同儕參與、學校教育與大眾傳播媒體等中介因素，是政治社會化研究的主要對象(陳文俊，1983：11-12)。

 

政治社會化主要分為微觀與宏觀層次。從微觀的角度來看，行動者的個別信念、個人與政治系統的連結、對政治系統的認識與政治學習的動力等，都是研究的內容，就是個人如何學習政治規範、信念、價值及制度的過程。一般來說又細分為累積型、人際關係轉移型、認同型、認知發展型四種模型，以及間接與直接兩種型態，整體而言，對於政治社會化學習過程的重視是必要的(許禎元，1998：80-85)。但在網路社會下，對於需要長期追蹤的研究過程，會遇到阻礙，而研究目的也非研究新世代的政治社會化學習過程，故對微觀層次不再多做討論。

 

而宏觀層次主要從整個系統的角度，企圖解釋政治結構的維持與變遷，主要包括功能論與系統論。一般來說，功能論者主張任何政治系統，皆可從系統層次、過程層次、政策層次三個面向來觀察。政治社會化的行為論者，往往只論及個體的政治行為，而忽略政治社會化與政治系統間，具有一定的功能關係，亦即政治社會化對政治系統，可產生整合與維持的作用，所以，政治社會化的功能論者，不僅肯定政治社會化與政治系統間的關係，且解釋政治系統穩定的理由(易君博，1990：128-130）。

 

系統論者分析的重點，在政治系統與政治社會化的關係上，特別重視媒介因素對系統的影響。媒介意即政治系統以外的社會系統，又分為內社會媒介與外社會媒介，政治系統與媒介之間，不斷地交互作用。由於政治系統也是社會系統的一個環節，整個政治系統的成員，若對於公共事務無一共同價值與態度，則政治系統的維持將出現危機，因而，系統論強調政治系統的功能，是在為整個社會做權威性價值分配(許禎元，1998：87-92)。雖然各種理論的解釋對象有所不同，但其共有的基礎，在於個人的政治行為，必然要受既存的行為模式所支配，且政治行為的定向與模式之形成，乃係政治社會化的結果(陳義彥，1979：18)。

 

而台灣政治民主化的結果，雖然化解政治認同的危機，但在國家認同上卻出現危機，使台灣的政治民主化，外觀上仿若中華民國的台灣化(許禎元，1998：14)。自1949年國民黨退守台灣以來，由於持續與大陸政權隔海對峙，對於宣稱一個主權國家，卻無法履行對大陸的統治權，其合法性備受質疑。1980年代後，更由於受阻於國際社會，「台灣」逐漸成為中華民國的代替詞，造成人民對國家的質疑，國家認同危機乃告浮現(董立文，1997：87)。

 

政治社會化是一種政治學習的過程，必須是從政治傳播過程中建立，故傳播媒體變成為其媒介，而除了家庭、同儕的人際傳播媒體，以及學校這種組織傳播媒體以外，最重要的便是大眾傳播媒體。大眾傳播媒體更可區分為印刷與電子媒介兩種(鄭貞銘，1978：297-298)。而網際網路則是新興的大眾傳播媒介，其快速傳播及多向溝通的能力，對於公眾意見的塑造與成形，有著各種傳播媒體所不及的條件。網路在作為一種新興的大眾媒體，在對人們的政治社會化的影響上，與傳統媒體有明顯的不同。傳統的大眾媒體主要包括報紙、廣播和電視，這些傳播工具以廣大人群為接受者，利用文字、影像、聲音等手段影響著閱聽人的思想、意識和感情。但是這些影響是單向性的，即在傳播的過程中，媒體處在絕對的主導位置，閱聽人只能被動的接受媒體傳播的有限資訊，卻無法直接表達自己的看法(張光、蔣璐，2005：47-49)。

 

傳統的媒體由於其傳播工具的特徵和單向性的特點，使得政府對媒體的監管較為容易，民眾通常接觸的報刊雜誌、廣播電視等媒體在政治價值上都保持著高度的一致性，而網路具有開放性的特點，政府無法控制網路資訊多元化，國外網站的資訊可以輕而易舉地對主流政治價值觀構成衝擊，網路的資訊資源增進了民眾對政治知識的瞭解，同時，網路資訊的多元化也衝擊了主流的政治價值觀(張光、蔣璐，2005：51-55)。而網路的資訊傳播主體是多元化的，資訊傳播又有開放性、全球性的特點，加上網路不同於傳統媒體的單向傳播，而是互動式的，使得網路的資訊在內容、價值上往往不一致，造成閱聽人的價值混亂。

 

 

第五節  結論

 

隨著網路技術的發達與使用者的增加，網路成為新興的大眾傳播的管道之一，任何人只要具備上網的工具---電腦、手機、網路連接設備(包括無線網路等)，所能接受到的資訊和人幾乎是無限的，更重要的是網路傳播是多向互動式，在網路空間中，使用者可以任意的加入資訊傳播的過程，可以利用發表文章或回覆文章、線上聊天、收發MAIL等等眾多方式，針對問題向他人表達自己的看法與見解，並與他人進行辯論是的互動模式，使自己也成為傳播的主角之一。在網路這樣的開放空間中，使用者可以是資訊的接受者，也可成為傳播者，與他人平等的互動、交換想法，甚至即時性的對話，更把傳統的傳播方式(文字、聲音、影像)都包含在內。但網路的方便性、多向互動性等眾多優勢，若使用頻率不高便如同虛設一般，而台灣的上網頻率也提高至九成以上，經濟部工業局主辦的「數位內容學院專題研究報告」中的「網路使用者結構、行為、購物、拍賣以及網路廣告分析[2]」一文指出，每天上網的網路使用者比例高達九成以上，對網路使用者而言，上網已經成為生活的一部分。與2001年相較，網路使用者的每天上網的頻率由78%大幅提升至90.2%，估計主因在於近年來固定費率的ADSL寬頻網路深入家庭，且網際網路已逐漸取代傳統寫信、看報紙等日常生活之應用。

 

網路隨著其受重視的程度，以及我們對其依賴性來看，都成為一種生活所不可或缺的事物，網路不再只是工具性的使用，收發信件、查找資料等等，更具備的社會性意義，在網路上可以做的事越來越多，可以完成、獲得、了解的事也越來越多，對於從小學習電腦教育的年輕人，網路漸漸取代許多傳統知識的來源，甚至是對未知事物的最初了解，也可能透過快又方便的網路找尋到其資料、檔案。而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中，傳統學校教育既已無法強制學生在國家認同上做選擇，那麼網路將可能替代了國家認同的來源，在這全球化與網路社會的時代中，國家疆界的模糊與多元文化的衝擊，在政治社會化的過程裡，我們很可能因為缺乏政治判斷力而接受，形成多元的國家認同觀點。

 

 

參考資料

 

書籍資料：

Anthony Giddens(1999)，《現代性與自我認同》，趙旭東、方文等譯，台北：左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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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認同的力量》，夏鑄九、黃麗玲等譯，台北：唐山。

——(2001)，《千禧年之終結》，夏鑄九、黃慧琦等譯，台北：唐山。

易君博(1990)，《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台北：三民。

施正鋒(1999)，《台灣政治建構》，台北：前衛。

孫治本(2001)，《全球化與民族國家：挑戰與回應》，台北：巨流。

袁鶴齡(2002)，《國家發展的理論與實務：台灣案例研究》，台北：高立。

許禎元(1998)，《分裂中國家主權意識形成途徑之研究》，台北：時英。

陳文俊(1983)，《台灣地區中學生的政治態度及其形成因素---青少年的政治社會化》，台北：財團法人資教中心。

陳義彥(1979)，《台灣地區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台北：德成。

翟本瑞(2001)，《網路文化》，台北：揚智文化。

鄭貞銘(1978)，《新聞學與大眾傳播學》，台北：三民。

 

 

期刊資料：

張光、蔣璐(2005)，〈網路與大學生政治社會化實證研究〉，《東亞論壇季刊》，450：47-63。

董立文(1997)，〈兩岸民族主義與現代化之研究〉，《中國大陸研究》，40-2：87。

蕭高彥(1997)，〈國家認同、民族主義與憲政民主：當代政治哲學的發展與反思〉，《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6：1-26。

 

 

網路資料：

國家安全議會(2006)，《2006國家安全報告》，<http://www.president.gov.tw>。

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公司(2006)，《台灣地區民眾連網行為調查》，<www.insightxplorer.com>。

經濟部工業局、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2004)，〈網路使用者結構、行為、購物、拍賣以及網路廣告分析〉，《數位內容學院專題研究報告》，<http://www.wretch.cc/blog/mktblog&article_id=3392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