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態學之觀點談受刑人子女發展之危機
郭秋時
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
一、前言
多年前，電視畫面上一位痛失摯女的母親，以滴滴血淚控訴兇手之殘忍，最後兇手在犯上多項罪行後終於落網了，國人同聲譴責，欲除之而後快，他就是震驚社會的白曉燕命案－兇手陳進興。螢幕上一幕幕白冰冰哭訴的鏡頭，彷彿在教育觀眾陳進興是多麼殘忍，多麼可惡的奪走白冰冰的家庭幸福。當然，這樣慘無人性的兇手最終以死刑收場，故事進行到這裡，似乎劃下了休止符，但在一年後，不經意在報紙的角落瞥見一則不起眼的消息，「陳進興之子被外國人士收養」，後面的評論是「或許陳的子女不見容於台灣社會，一輩子背負著父親的罪名，這樣的結局對陳家子女而言，或許是最好的安排」。陳進興在執行死刑前，因認罪信奉耶穌，台灣更生團契為他出版「告白書」，許多關心此事發展的社會大眾紛紛發email，內容是要收到mail的人不要購買陳進興的告白書，因為這樣會「將版稅送給陳進興的太太和小孩」，試問，家人何辜？台灣媒體及社會大眾在此扮演法官與正義的化身，對犯罪者及其家庭窮追不捨，似乎要罪殊九族才甘心，在鎂光燈、狗仔隊的追逐之下，多少犯罪者的家人必須隱姓埋名才能躲過社會的無形的制裁，不僅家庭陷入解組的危機，還必須忍受無關者的唾棄，試問子女何辜？「這不是我的錯，何以我無法堂堂正正的要求我生存的權力？」，顧及此，我墜入了沉思…..
在看守所帶領女性受刑人的經驗中，經由她們生活事件的分享，家庭始終是心中最深的牽掛，猶記得一位因殺人罪名而入獄待審的受刑人，上課時始終不發一語，態度鎮定而顯得有些冷漠，在經歷一審、二審，最後定案發監台南監獄時，終於說出內心的無助與懊悔，懊悔因一時衝動鑄下大錯，卻因這樣的錯導致十四歲的獨子需要獨立面對外界異樣的眼光及失去依附的孤獨！這樣深切的懊悔深深刻化在我的心裏，幾次衝動想去看看她的兒子過得如何，卻因不知如何因應而作罷！這雖是五、六年前的往事，但始終揮之不去的是社會上有多少生長在這樣家庭的子女，當他們面臨父或母深陷圄囹時，這樣重大的生命事件，對其生命發展造成何種影響？
二、以生態系統理論看犯罪家庭子女之發展
生態系統理論是由Bronfenbrenner 所提出，他認為個體的發展是一個動態過程，
他特別強調多重環境對人類行為與發展的影響，從生態的觀點來看，人類不僅受環境影響，也有能力去改變模塑所生存的環境。個人與環境之間的互動是人類發展生態取向的核心，將環境依人的空間與社會距離，分成五個系統：小系統（microsystem）、中間系統（mesosystem）、外系統（exosystem）、大系統（macrosyst）等。小系統指直接面對面接觸或直接參與的人或事物，與個人最直接也最為頻繁，包括個人、家庭、學校、同儕，小系統的數量越多、彼此的關係越大越複雜，對發展的影響越大；中間系統是指介於小系統和外系統之間的系統，亦即系統間的互動關係，例如家庭與學校的關係，Bronfenbrenner認為個體發展期間，就是靠這些中間系統來接觸真實的社會環境，這些中間系統的存在，可幫助個體在各個小系統中的發展優勢；外系統是指對個人的發展有影響，但當事人卻無直接參與之體制，例如有關父母的職業和不利的受雇環境作用產生的壓力關聯、學校的行政體系等，這是包含外系統之內；大系統是有關文化、社會結構環境影響，組成價值、信念態度和社會制度。
（一）、小系統
1、個人
孩子的特性影響到他的家庭，反之亦然，相關研究文獻均指出，當子女知曉父
母入獄服刑，受刑人子女明顯會有情緒如生氣、罪惡感、羞恥與傷心等反應，同時會有認知與社會發展阻礙或遲緩的現象，且易產生暴力、攻擊、反社會等偏差行為，在校學業成績低落、人際關係不良，同時也會出現身心官能症等病症（引自劉香蘭，1999）。
一個參與的、有活力的父母會養成一個高自尊的孩子，而被動、忽視和不參與
的父母則養成低自尊的孩子。孩子是根據重要他人給他的回饋來建立對自己的瞭解、自我形象，而受刑人家庭子女因與父母非自願性的分離，造成父或母的缺席，其所帶來的心理創傷，不僅影響到自我概念及價值觀，同時也會因長期缺乏角色模範，在成長過程不斷受創，使得青少年缺乏自信、暴力、情緒化的行為模式，形成人格的一部分，進而衍化成認同危機或偏差行為。周愫嫻（1999）之研究發現，成人犯罪率高是構成輟學率和犯罪率多寡的因素之一，這是因為其成長過程中有著父母犯罪的不良示範所致，可見，家人入監，的確會造成子女在人格發展上之影響。
2、家庭
受刑人家庭明顯是一高風險家庭，因家人的監禁帶來家庭的解組，家庭結構由雙親家庭驟變為「擬單親家庭」，根據研究顯示，父母未能共同教養孩子，其子女有比較多長期的適應不良問題，而家庭解組、頓失依附亦對青少年的發展和處理問題的能力有負面影響，再加上大多數受刑人家庭原本多屬於中下階層的社經地位，一旦丈夫入獄（受刑人以男性居多），經濟重擔就落在配偶身上，至此，更是雪上加霜。除經濟角色外，親職與家務角色亦須一人獨挑，加上親友遠離、唾棄，受刑人妻子雖然沒有犯罪，卻形同犯罪人一樣在社會上抬不起頭來，在多重角色的壓力下，受刑人妻子經驗到害怕、焦慮、孤立與無援，導致嚴重的情緒與適應問題（Carlson＆Cervera，1992），相對的，親職壓力亦會升高，影響親子之間的互動；但也有研究顯示，丈夫的缺席，母子會形成封閉的強連結，來補償心理的空虛與寄託，而子女亦可能代替父親成為關照母親的角色。
許多受刑人子女因父母犯罪服刑造成失依，需由祖父母照顧或尋求福利機構安置，這樣的安置又將面臨另一個適應的問題。總之，家庭的成長過程對一個人的影響甚大，有許多少年犯案者在早年往往都是家庭環境的受害者，有著不堪回首的記憶，這些經驗在無形中為他們往後的成長投下了變數與陰影，好比埋下了深不可測的定時炸彈。
3、學校
少年對學校之依附程度，取決於個人在學校之表現，以及個人與老師及學校之連結，許多研究顯示，孩子的學業成就與家庭社經地位及父母的教養態度有關，受刑人家庭子女，由於缺乏父母的共同教養，大多為低經地位家庭或家暴受害者，再加上經歷家人入獄之重大生命事件，自我認同明顯不足，外顯於在校成績普遍低落，在台灣現今一元教育體制下，普遍以學業成就看待一個孩子的所有表現，當孩子尋不到舞台與成功經驗，逃學、情緒化、暴力甚或退縮行為則易發生，此時，若有老師之引導與關懷，同儕之接納與協助，就像旋渦中伸出的援手，便能大大降低其偏差行為的產生。反之，自尊強、敏感易傷的心靈，若教師處理不當，過於苛責或無法同理，同儕未能支持，孩子得不到認同，自然會外求其他的認同，如加入幫派等，最後導致中輟而與學校漸行漸遠。
4、同儕團體
當家中因家人入獄，部分家庭被迫需不斷搬離住所，或因男性受刑人子女，其母親因家計必須將子女托人照料而離開原來成長的地方，迫使子女離開熟悉的生長環境，不僅失去父母親之間親密的連結，同時也會被迫切斷原來的社交互動，或因環境變動（搬家、轉學），缺乏長久的人際網絡，對其人際互動會有不良之影響。部分實證研究指出子女因父母服刑而受到同儕恥笑，而同儕也會因其父母之犯行而不願與其交往，致使受刑人子女社交生活被孤立。
吳齊殷認為即便家庭解組，孩子只要能結交到「良友」，便能大幅降低其誤入歧途的機會，童年早期良好的友伴關係有助於個人後期的學校適應和降低學業失敗的機會。研究指出超過1/3的青少年說其在嘗試自殺前曾被同儕孤立，而且欠缺朋友支持，可見，同儕的接納支持與否，對受刑人子女有絕對之影響。
Bronfenbrenner認為小系統是發展中的個人所經驗到的，如果小系統貧乏，則成為兒童發展危機的來源，包括參與者太少、雙向互動太少、對心理有害的互動方式，以及上述三者的綜合，阻礙發展的小系統，結果會造成兒童對世界觀感的扭曲，受刑人家庭子女就是這樣弱勢的一群。可見小系統的良瓢對青少年而言是息息相關的，健全的小系統，對處於高風險家庭之子女，更形重要，同時也是扭轉危機的樞紐。
（二）中間系統
家庭和同儕是青少年階段最主要的支持來源。若此系統缺少聯結或小系統之間的價值衝突，則易產生危機。當兒童進入一個新的情境時，也就是Bronfenbrenner所謂的生態轉換(ecological
transition)，若新舊環境之間的關係與聯結很緊密，孩子的適應會比較快也比較容易。
1、家庭與學校之關係
在兒童發展的過程中，家庭與學校的交流與溝通即為十分重要的中間系統，如果二者僅靠兒童與之連結，父母不重視孩子教育，不與學校老師溝通孩子在校表現，則學校與家庭之中間系統就顯得薄弱。現今親師合作、家校合作已被研究證實，對學童之發展是重要的，當家庭與學校建立正向的關係，將有助於兒童認知的成長與促進與學業成就一致的價值觀，尤其對於有危險因子背景的這些孩子來說，例如經濟貧困、缺乏親職教育、有壓力的家庭狀態、或在學校和家庭之間有文化裂痕的孩子，它顯得特別的重要。不幸的，社會和經濟弱勢的家庭，似乎缺成功的家校合作經驗，Moles(1993)注意到弱勢家長和學校的行政人員在教育孩子時，彼此之間缺少知識、技巧的交流，有意義的互動機會，和經驗心理、文化上的障礙（包括缺少洞察力、缺乏了解、易有負向期待、陳腔濫調、脅迫和不信任）。有些老師及行政人員會將家長少和學校互動的情形，解讀成他們不關心孩子的學業因而對家長有負面的感受。根據Rich(1988)的研究，假如學校希望和家長的聯結更成功，教育者必須改變現有的政策，也就是需主動出擊，勿用參與率來決定家長關心子女的程度，因為家長不參加，原因並非單一，對受刑人家庭而言，照顧者因身負多重角色，為生活在奮鬥，他們沒有能力或時間關心孩子的學校成績表現，長期的絕望與無助再加上所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缺乏親職知能，也不知應如何與學校互動，受刑人家庭烙印揮之不去，在在都阻撓家庭與學校之正向溝通，而Hoover-Dempsey
and Sandler (1997)注意到，雖然教師不能影響各種家庭狀況，但可以透過直接的援助和家庭訪問來影響家庭的歷程，這是身為教育工作者可以著力之處。
2、家庭內之關係
Morris（1965）的研究指出受刑人家庭未必因監禁而解組，所易傾向用家庭失序的概念來形容受刑人家庭的運作模式，因家庭有別於社會組織之處，乃是成員之間具有強烈連結之依附關係，一旦這樣的連結遭受破壞，個人便容易產生激烈的情緒反應，婚姻關係因此受到威脅。究竟配偶入獄對婚姻會產生何種影響？Morris（1965）指出在入監前婚姻關係良好，入監後關係較不會導致破裂，反之，監後夫妻關係易導致破裂。在Hairston（1990）的研究指出，受刑人與子女的關係聯繫有賴於夫妻關係；而家庭的經濟、配偶的工作時間、子女年齡、配偶的介入與態度，都會影響到受刑人親子關係。
總之，因父母入獄造成家庭結構的改變、家庭角色的重新分配、家庭功能運作、家庭的調適、家庭內的衝突等都會影響受刑人子女的成長與適應。
3、家庭與社區之關係
受刑人家庭子女不僅經驗到親人的分離，更經驗到因家人犯罪所造成的社會隔離，外在環境的不友善形成子女對在監父母的認同危機，同時也影響到子女的人際互動，且研究顯示犯罪家庭來自低社經地位社區，附近孩子普遍學業成績不高，社區家庭環境也較複雜，為社會低層的聚集地，社區有可能誘發兒童或青少年參與一些不良的社團或組織，對少年行為發展不無影響；同時，大多數類似之社區多屬老舊社區，較為封閉，彼此凝聚力亦較強，可形成受刑人家庭之支持系統，而另一現象則是這樣的社區互助力雖強，但在中國社會中「一人犯罪，罪及妻孥」之觀念下，受刑人家庭必須承受鄰里眼光壓力，帶著深深的罪惡，要不就默默承受，要不就遷移他處過著隱姓埋名、遺世孤立的生活。
Bronfennenner指出，中間系統既是人類發展推進原因，也是發展結果，中間系
統的介面若因各個小系統間互動稀微、彼此沒有共識，無法強烈聯結而鬆散時，就無法使兒童在各個小系統內獲得一致的發展，小系統關聯越強，越能互補，中間系統越豐富，則越能擴展兒童的能力。
（三）外系統
1、家庭結構的改變
現今家庭結構以核心家庭為主流，缺少以往大家庭之支持，受刑人家庭之配偶必須單獨挑起家庭重擔，包含經濟與教養之責任，但相對的，社會支持網絡少掉親友這一環，顯得較為薄弱。
2、父母之工作職場
面對受刑人家庭結構轉變為「擬單親家庭」，家長一方缺席，生活重擔全落在一人之上，所以照顧者職場之各項制度會間接對家庭造成影響，如工作時間長短、有無彈性、工作壓力、收入多寡，或對年幼子女有否托育措施等，都會影響家庭生活品質，間接影響到親子關係。
3、受刑人家庭的污名化
台灣社會對犯罪者的討伐與譴責，往往將對犯罪者的憤怒轉移至其家人身上，這樣的集體意識，對受刑人子女一定會產生傷害，刑案的發生絕非個人的事，而是一個家庭甚或一個家族，它所引發的效應，是家庭成員蒙上罪惡感，外人投注的眼光令家人抬不起頭來，夫妻一體的觀念讓配偶無法卸下共同犯罪的污名化，因此，讓家庭陷入經濟性與社會性的困境。
4、媒體的推波助瀾
每當台灣社會出現重大刑案，社會關注的焦點絕不僅止於犯罪者本身，媒體爭
相採訪的是其週遭家人，連街坊鄰居、相識與不相識都參上一脚，尤其狗仔文化侵入台灣社會之後，這情形更加嚴重，亂加臆測、加油添醋、捕風捉影、杜撰事實，在在加深受刑人家庭之創傷，猶如傷口上灑鹽巴，殘忍不已，但不見人討伐，因為它滿足了閱讀者、收視者的偷窺心理，八卦風潮四處蔓延，新聞報導如同連續劇般天天上演，動輒SGN連線報導，誇張的報導方式，激起民眾的憤怒，人人同仇敵愾，對於犯罪者似乎要罪殊九族才甘心，受刑人家人的尊嚴及權利蕩然無存！
5、社會福利政策與服務網絡
過去我國立法對於家庭多以責任與處罰失職居多，在民國九十二年通過「兒
童及少年服務法」，家庭的重要性被納入，對於原生家庭功能的重建與功能的協助已漸成為政策與實務所共識之方向，許多家庭教育中心更致力於受刑人家庭支持方案之推動，希望協助這些家庭早日走出陰霾，但限於人力及福利系統的未能整合，不是未能對症下藥就是形成浪費，如提供職業訓練機制不足、孩童家庭外的安置缺乏配套措施以致孩子面臨親子的分離、受刑人出獄後的家庭重聚缺乏有效的服務方案等，都是有待努力之空間。
（四）大系統
生態觀點的另一貢獻在於幫助我們從發展的觀點來看立即的和較遠的文化環境對個人的影響。在社會制度面上，台灣社會一直以來忽視家庭養育兒童的支持系統，造成親職與工作間的衝突，當社會政策無法安定社會，致使貧困家庭子女無法獲得妥善照顧，將影響教育品質，尤其是高風險家庭如受刑人家庭，政府若不能制定一套完善的輔助制度，共同分擔家庭照顧的責任，處於社會底層、被邊緣化的的一群，將在劣勢中，一代傳過一代，無法翻身。
在價值觀上，台灣社會其實充滿愛心，但表象的正義感，對於犯罪家庭極少伸出援手，總認為家中出現犯行者，刑罰不只一人，家人應同蒙其羞，就這樣根深蒂固的觀念，當其家人陷入困境，亦不敢求援，對於缺乏健全的支持資源網絡的受刑人家庭而言，無異雪上加霜！
三、結語
受刑人子女在社會中屬弱勢的一群，頓失依附、罪惡感的伴隨、生活條件的惡化，使得這群孩子無法獲得一般孩童成長所需的關懷、支持及足夠的外在刺激，當我們不了解箇中深處時，便只會看到孩子冷漠、不易親近的表面形象，甚或是外顯的偏差行為，但實際上，這群被社會孤立的孩子，背後往往由複雜的成長故事交錯編織而成，這些心酸血淚、獨自承受的內心煎熬又有誰會明瞭呢？深鎖的盒子卻像生了根似地紮在孩子的內心底部，深深切切地影響孩子的行為與感受。我們從法務部(法務部，2001)的數據便可現發現，家庭與犯案少年之間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若我們只從行為本身或家庭失能的角度來看孩子的行為，將是片段不全，因為，影響一個孩子的發展必須廣泛從個體與環境互動的過程才能一窺全貌，當我們能由整體的觀點切入，才不會失之偏頗，只以簡單化約的視野詮釋此一議題，再次陷入了過去的窠臼中，也才能獲知更豐富、深入的資訊，為受刑人家庭確實發聲。
以生態學的角度來探究受刑人家庭子女的發展危機，積極的做法應協助兒童及其家庭改善小系統的條件。Pettit（1997）研究發現支持性親職緩衝了一些與早期家庭逆境有關的發展危機。對那些早年生長於弱勢或低社經地位家庭的孩子而言，支持性親職與兒童適應有強烈的關聯。這說明了支持性親職是一個保護要素，以對抗與特定種類家庭逆境有關的危機，除此之外，還要豐富中間系統的發展，並致力於改革外系統及大系統的決策與制度，才能化危機與轉機。
參考書目
中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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