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離婚者其離婚歷程與轉折契機之探究
林于清
嘉大家庭教育所
壹、前言
「家庭」是社會系統中的基本單位，更是穩固社會運作的根本力量。雖然，正式的婚姻關係仍是組成一個家庭單位的原型，但隨著社會潮流的急速變遷，在這整個大系統底下的許多既存狀態，如家庭型態等也都面臨了不同程度的挑戰，而家庭結構亦受到了無可避免的轉折。然而，對於一個家庭的最大解構危機便是來自於維繫該家庭原型的主力不在，亦即「離婚」情況的產生。而近幾十年來，無論國內外皆有研究結果顯示，離婚呂已有逐年升高的趨勢，例如根據內政部於民國84年所公佈的資料顯示：民國60年的結婚/離婚比率是20:1;民國83年的結婚/離婚比率是5.4:1。而每年離婚的對數亦增加為31899對。雖然，倘若勉強地維持婚姻關係不見得是對婚姻關係中雙方的最適當選擇，但面對日益增多的離婚比例，這不禁讓我們反思，究竟是怎樣的因素造成了今日益發顯著增加的離婚比例，而倘若離婚也許堪稱為人生階段中的一種危機，但是否也為另一轉折的新契機，又離婚當事者於事後所必須投注的焦點為何？是否能藉由轉折的關鍵汲得再度重生的力量？都將是相當值得關注與探討的面向。
「離婚」除了是一種婚姻關係的正式結束，更是一相當複雜的社會性與心理性的事件，其所涵蓋的層面可能包括了個人生活，如法律的、心理的、家庭的〈包含子女問題〉等眾多層面的波動〈Kitson,1992〉因此，「離婚」已不僅僅是個體一種婚姻關係的瓦解，亦為當事人一整體性的痛苦或挑戰，更可能是一個家庭的劇烈變遷（簡春安，民83年）。另外，當婚姻發生了劇烈的改變，個人便需同時對這些層面有所因應與調適。因為對當事者而言，「離婚」是除了配偶死亡外，最具壓力性的生活事件（Holmes&Rahe,1967）。
分離者，是為一種既定狀態的切割與改變。而「離婚」除了代表著與婚姻關係的分離外，生活中亦增加了許多的未知因素以及嶄新的情況，其中可能包括：家庭成員的重組、生活型態與人際關係的改變等，因為歷經了一個劇烈改變的歷程，所以個體向是脫離了一般生活的既定常軌，而被迫必須面臨著對過去關係的告別，以及對未來新狀態迎接的心理準備。因此當出現了如此孑然不同於以往的新情境，其家庭適應的部份已不單只是來自於家庭的面表結構，其內在層面牽涉到了個人情緒問題、自我肯定、生涯規劃的重大改變，而其外在的條件機制更涉及了所謂的經濟、法律、個人社交以及對未來問題解決等問題面向。然而，每一場婚姻由結合到分離的歷程，勢必是歷經了許多階段的不同轉換與諸多因素的交互影響。因此，本報告所欲探討的面向主要即是欲瞭解一社會系統、文化背景是如何影響個體的婚姻歷程，而離婚的狀況一但發生，個體是如何經驗這個部份的重大轉折，而危機是否正式代表著一種新契機的來臨？
「離婚」對離婚者所造成的衝擊絕非僅於心理層面而已，而是整個生活世界的改變。對女性而言，離婚除了在心理上象徵原先親密社會（Intimate society）的瓦解。在經濟方面則是失去過去來自男方的主要家庭收入。特別是對在婚姻關係中扮演家庭主婦的角色者而言，離婚後未了未來的陞技，往往必須進入另一個陌生的「運作社會（operate society）」（韓貴香，民90）。然而，由於社會系統中的普遍既存價值以及文化中的眾多複雜因素，導致男女性於「離婚」這樣一個事件所代表的意義也不甚相同，亦有許多研究顯示出，女性在承受離婚的負擔以及困難度是較高於男性的，因此本篇報告便以女性離婚的歷程作為主要的探討脈絡，試圖理解出當今婚姻與離婚間的重大轉變所賦予女性離婚者的實質意義，並且探討可能產生改變與影響的各層次問題探究。
（一）、近年來離婚率高升的因素
離婚，是家庭結構的解構與重大衝擊。然而隨著社會的急遽變遷，所謂的離婚問題並非僅源就於單一夫妻倆人間的衝突，而是要將其置於宏觀的社會系統中，方能更一步理解其來龍去脈以及背後的深沉意涵。離婚問題過去早在40年代已成為美國學界所關注研究的主題，而至60年代已有相當可觀的研究成果。其研究對離婚率高升的原因，訴諸於激烈的社會變動，引起的社會結構分化、對立，核心家庭中所引發的社會緊張、價值觀的對立等，家庭存在的意義發生動搖，帶來家庭凝聚力減弱，其內容可說是從社會制度、宗教到個人的心理因素皆有（余巧云，民86）。因此，根據戴靜文（民91）綜貫諸如微觀或巨觀的各面向，並由社會結構的角度來看，歸納出離婚率增加的原因有下列數點：
（1）家庭功能的改變：在現代社會裡，家庭從原本擔當眾多的功能，卻逐漸為其他社會制度所取代，例如：教育由學校負責；宗教為教會或其他宗教團體所取代；娛樂亦由許多民間團體所轉移等等。而目前家庭的最大功能則是來自於情感性的支持。
（2）伴侶選擇方式改變：從以往傳統的「媒妁之約」，而至現代社會所崇尚的「自由戀愛」。兩性對於選擇自己終生伴侶的自由度大大增加，因此有時可能在擇選伴侶時未能詳慎考慮，乃至婚後問題叢生、衝突不斷而有導致離婚的可能。
（3）結婚目的的改變：傳統家庭中結婚的目的多源於傳宗接代的需求，但現代婚姻 重視的卻是個人的滿足感，結婚是為自己找一個滿意的對象以建立溫暖幸福的家庭。但是「滿足感」卻是相當主觀的，是因個人、年齡、時間而異的，所以倘若感覺不在或者未能令自我滿足時，人們便容易倦於婚姻進而放棄。
（4）道德制裁力的減低：過去社會的道德價值認知與宗教信仰，大多不容許人們離婚，並且視此行為有敗壞門風之嫌。但今 日社會、宗教對人以及家庭的影響力或是約束力已日趨淡薄。而當今的社會制度或日普遍認知亦視離婚為結束不幸婚姻的可行辦法，因此道德制裁力的減低對於離婚一事已較能包容與接受。
（5）再婚可能性增加：由於以往傳統社會的道德意識，重視的是婦女的貞節與名聲，取過度強調貞潔與性的重要性。但現代社會的風氣開放，離婚已漸被社會大眾所接受，因此再婚已是一正常的選擇。根據統據資料顯示，大多數的離婚者會選擇再婚；而倘若社會不允許再婚，則離婚率勢必降低。
（6）同儕團體的壓力：此處所謂的同儕多指的事當事者身處的人際交往圈，例如：親朋好友、同事或街坊鄰居等，倘若其中有人有著離婚的經驗，則這些人的經驗也不免對當事者產的認知產生影響。
（7）法律約束力放寬：過去離婚需經過法律嚴格的審查與判決，並且對於女性多有嚴苛與不公的條例法則。但現今法律對於離婚一事已放寬，並對於女性權益較有保護，而更趨於兩性平權。因此，法律對於離婚的規定提供了一個合法性的地位，而在離婚已不若以往般困難的情況之下，可能就容易走向離婚的途徑。
（8）婦女就業率提升：近年來由於女性受教權提升、就業率大增，雙生涯家庭導致家庭權力重新分配；女性的職位與收入，可能提高她在家庭中的地位與權力。因此，倘若對自己的婚姻不滿，因為經濟已能獨立，那麼離婚也非不可行之路了。
（9）子女數的減少：在傳統家庭中，多數在不幸婚姻中的父母並不希望以離婚作為結束，而願意繼續在不幸婚姻中忍耐的原因，多是來自於「孩子」。而現代社會中的「頂客族」日趨增加，在無子女的牽絆與顧慮下，離婚自然也就容易的多了。
（10）兩性角色的模糊：過去傳統社會下的家庭，男女兩性的性別角色分別明顯，如：「男內女外」、「男尊女卑」、「父嚴母慈」…….等，夫妻倆人儘力扮演好屬於自己的角色以符合社會期待。但近年來兩性角色更富彈性、但衝突也可能因認知不同或溝通不良而多有產生，而衝突太甚的結果亦容易導致離婚收場。
（二）、離婚的可能原因：
根據學者專家發現，提出離婚者通常是女性，學者綜合有關與姓離婚原因，案訊排列如下：1婚姻不愉快；2情緒上虐待；3溝通問題；4不同身世背景合不來；5性的問題；6丈夫常不在家；7丈夫酗酒；8丈夫外遇；9妻子興趣盎然；10不能信任；11丈夫每天和朋友鬼混；12興趣價值觀的改變；13管教孩子意見不合；14兩性角色的衝突（引自戴靜文，民91）。另外，從道德或客觀地觀點來看，Weitzman提出了一些「常態」離婚的因素，包括：
1、社會越來越不視離婚為恥辱，離婚的增加被視為正常的事件。
2、將婚姻視為多選擇的，可再婚也可保持單身。
3、女性的參與職場或自力更生，意味著她們在現有婚姻外，有更多的選擇。
4、對婚姻幸福的期待提高，對一個不滿意婚姻的人來說，維持婚姻變得更困難。
貳、離婚的意義
（一）、「婚姻─離婚」之於女性的意義
長久以來，女性在家庭與婚姻的角色多半都扮演著一「輔助」的功能，因著眾多社會與文化間複雜因素的家交盪所致，女性在婚姻與家庭中的自主性因而普遍低落。她們的一生通常是牽繫於其他重要他人身上的，例如其丈夫與子女等，而其生命的形塑、生命的速度與內涵多半不是由自己所自主的。而當女性以他人為自女性亦以大部份的時間與生命來維繫這樣建立的親密關係，例如婚姻與家庭關係等，並且以這些關係的成功與否，來定義自己的地位。〈Barnett,Baruch&River,1981;Schaef,1983〉。而女性依賴於婚姻的背景可能是來自於傳統性別角色期待，因為文化的影響，女性會內化文化的性別角色期待（男性亦然）。也因此女性必須要依照他人對自己的反應，來決定自己是否具備有效的社會技巧，藉此得到能力、認同與自尊感。人際關係中的認同感亦成為女性的一個重要目標。（Rhodes,1986）。然而因社會或文化由來已久的顯性壓抑使得女性在婚姻中的自我價值是取決於他人的認同。而如此依賴他人的認定來求得自我認同以及自尊，便促使女性明顯地缺乏自我肯定，較少要求別人，也難以表達憤怒的情緒（Lemkau&Landau,1986）。又Barnard(1972)及Gove & Tudor(1973)亦認為傳統角色使女性「生病」，以家庭主婦的地位而言，其地位是相當低落的，因為既孤立而又被壓抑，經濟上孤立無援，因此在許多方面是需依賴其丈夫。既要維持丈夫對她的支持，愣一方面又需養育子女，因此使得女性往往壓抑了對他人的負向情緒。
雖然這樣的態勢因著近年來社會的急速變遷以及女性新思潮的風行，而有了不同的轉變，但大體而言，一些傳統文化中的既存價值信念卻仍是普遍存在。而女性更對所謂的「獨立」有著迷思，如同Cohen & Haffey 於1992所作的研究也說明：女性所感受到的獨立就是意味著要放棄被照顧，以及自我對親密關係的需求，因此追求自我權利的同時，可能也意味著會導致被遺棄的迷思。這種自決於依附外的獨立，更可能讓她承受了更大的風險，因此一般而言，婚姻之於女性而言，雖是一項保障，但卻必須以犧牲一部份甚或是更多的自我才得以換來的。另外，保持與男性伴侶的關係，可能優於女性自己的情感與自我興趣而當婚姻產生衝突時，女性常得被迫以維繫與伴侶的關係為先（Cohenn & Haffey,1992），雖然在這當中的影響因素仍是眾多，例如子女、經濟、社交等問題等因素的考量。
另一方面，離婚在法律上來說，是夫妻雙方解除合法的婚姻關係，然而在某個層面而言，也是女性脫離傳統「妻」與「媳」角色的行動，儘管社會亦趨於民主化，多元價值的發展逐漸地受到重視，但是在離婚率逐年提供的台灣，離婚女性仍然需要面臨社會傳統價值體系的評價，加上法律的保障與經濟能力又較男性弱勢的情況下，其社會壓力與心理困擾可能甚於男性（呂寶靜，民68，尤美女，民81，孔祥明，民84，張青惠，民85，）。因此，婚姻與離婚所之於女性的意義已不再是單純地取決於個體的自我想望與需求而已，將它置於社會的脈絡之下，原本個體間的結合與分離實則揉雜了相當複雜的環境與系統因素。而劉惠琴（民88）也認為當一個社會環境中過度強調不同性別的角色期待與父權的權力規範時，個體的適應問題是很難與社會文化背景分開的。
（二）、女性從結婚到離婚的階段歷程
當女性在婚姻中受到了重創亦或是面臨了無可解決的婚姻衝突，而選擇走上離婚一途的這段歷程，其實是有階段性的轉換型態，有許多研究學者亦對此一面向提出了相當多的階段歸納，因為離婚並非單一事件，個體常需要時間家以適應，因此學者多半以歷程的觀點來看待離婚，以下便列舉一些理論觀點來概述之：
（1）、人類學家Paul Bohannan(1970)所提出「六情境知結婚理論」，亦即他將離婚之歷程分為六種不同的情境：
１．法律上離婚（legal divorce）：由法庭判決認可，而解除其婚姻關係。
２．情感上離婚（emotional divorce）：是指僅存夫妻之名，而無夫妻之實，
貌合神離的夫妻而言。
３．經濟上離婚（economic divorce）：這是指離婚時，收入、財產、稅務、
債務等之分配。
４．撫育上離婚（coparental divorce）：在今日法律制度下，父母雖都有子
女的監護權，但大多數案件仍由母
親獲得監護權，父親通常負責財務
上的支持，而母親則負起教養之責。
５．社交上離婚（community divorce ）：離婚往往象徵社交生活的改變，
為有別於以往，離婚者多重新認識朋友，或者縮小自己的社交圈。
６．精神上離婚 （psychic divorce）：在婚姻的過程中，以多多少少與另
一半形成一精神上的共同體，離婚之後必須把自己從共同體中抽離出來，由哀傷、痛苦、仇恨後，發展出自己的獨立人格與自我。
（2）、Forilland & Hozman(1977)則描述離婚者心理亦會經歷與悲傷相似的歷程，即；1. 否認
2. 憤怒
3. 談判
4. 憂鬱
5. 接受
等五個心理歷程
（3）、Price（1986）則將不同離婚適應模式加以整合，歸納出一班離婚者的適應歷程為下面三個階段：
1.發生在合法離婚之前的震撼與否認，而感情上的離婚則會使夫妻雙方面對現實，承認彼此不適合再共同生活。
2.隨著第一階段的認知而來的煩惱和消沉，離婚者會在壓力與迷惘中渡過一段黯淡的日子。
3.一婚的人們開始負擔起自己的責任，以了結這段婚姻中的關係，他們會逐漸原諒自己，也原諒其伴侶。很多離婚的人要經歷很長的時間，才能對離婚所造成的衝突和痛苦釋然，也有人終其一生都無法渡過離婚的陰影（彭懷真，1996；Price，1986）。
（4）、Clapp(1992)則根據諮商離婚者的經驗，提出三個階段之離婚歷程，如下：
1.分離之前：決定離婚之前的經驗相當複雜，這是一個可能充滿痛苦與憤怒的階段。配偶間相互冷漠地對待，在此階段，女性通常經歷了較多的壓力、憂鬱、消極以及寂寞等感受都是相當普遍的，此時的經驗是相當混亂的。
2.轉變──重建階段：
*轉變─離婚者會經驗到比預期更多的創傷，也可能會嚴重
迷失自我的方向。但並非每一個離婚者都會擁有如此負面的離婚經驗，有些在婚姻結束時，會感到得到釋放、希望以及正向感受，她們的生活運轉得更好，並且可以既重建生活。
*重建─當生存不再需要這麼多能量時，離婚者開始專注於投入重建生活，她們會開始投入改善自我的活動。
在此時期，他們嘗試新的活動、興趣與人際關係。
3.復原──再建立階段：這個階段亦可稱為「鳳凰期」，離婚者從離婚傷痛中重新站起，對離婚可以有所反應，並且獲得重生，是個人成長的階段。他們學著接受婚姻的結束以及自己在分離中所扮演的角色，產生了不同於婚姻時期的自我認同，澄清自己需求的優先順序，為自己設定實際目標。
（5）、另外，國內亦有研究學者以階段性的觀點來看離婚後的調適歷程，例如張青惠（民85）所提出之離婚的五個歷程：
1、依賴婚姻前期──安於婚姻中的幸福與滿足，同時致力於經營美滿婚姻。
2、依賴婚姻後期──婚姻生變，因著對婚姻的期待與家庭角色的束縛，當事人的因應情境，同時產生眾多的負面情緒。
3、走出婚姻期──決意走出婚姻，面對真實自我。
4、學習或適應期──在生活的學習與適應中，當是者增加自我瞭解以及不斷地自我成長，並在其中發現自我的能力，建立自信心。
5、獨立生活期──當是者展現自我，走向全人的發展，肯定自己，掌握自己的生活並為自己的生活負責。
参、社會層面的意涵
（一）、女性的自我發展與社會文化的影響
Horney提出社會文化的解釋觀點，認為女性所經驗到的自卑感與無助感是我門文化本質的作用，強調社會內涵對人個形成的必然性。而女性主義先驅西蒙．波娃則指出，女性被社會認為是第二性，在女性的成長過程中，社會經驗使的女性自尊更加低落，也使女性較為消極，對自我的期待是有限制的，社會鼓勵女性依賴男性以獲得自我價值與成就感（Robin & Siegel,1983）。
因此，整個社會化過程讓女性相信其基本需求與自尊是建立在迎合他人的需求上，過度注重人際情感同哩，忽略自身的需求與情感，這也使女性太注重自我時，反而會有罪惡感（Jordan,1983）。因此，有許多的研究結果與論點均顯示出社會文化對女性有著相當重要的影響。
（二）、社會對離婚女性的協助與壓力
根據張青惠(民85)針對台灣離婚女性深入研究其結婚歷程中，由依賴而至獨立的過程發現，呼所有的離婚當是者均會在走出婚姻之後，經歷學習活適應期，進而達到獨立生活期，普遍都會發展出面對自我、找尋自我以及肯定自我的過程。然而在一般的中國傳同文化中，女性的普遍價值評價多是來自於依附家庭而衍生出來的，因此社會對於離婚女性能有某種程度的壓抑與貶低。但隨著時代潮流的變遷，現代社會風氣亦開始鼓勵女性走出家庭投入工作，認可女性可以在社會上作出貢獻並發展自己的能力﹔另一方面，目前社會上的婦女機構多由女性自發性地組成，而且民間婦女機構的活躍與積極程度，從事推動與宣導各種促動婦女福利的活動亦可見一般。因此，社會的支持與提供正向協助的管道，於離婚女性的自我成長方面更扮演著重要的管道。
肆、離婚婦女之適應問題
kitson & Morgan（1990）將離婚適應（adjustment
to divorce）定義為：生理上和精神上因離婚而引起的不適症狀相對減輕。當世人能適當地負起每日在家庭、工作以及休閒角色的責任，並能發展出獨立於過去婚姻角色或配偶的自我認同。離婚要求個體建立新的自我認同以及新的生活型態，並促使自我仍然維持日常的生活，同時對自己形成在評價（簡春安，民83）。而離婚雖是一種因婚姻的破壞而導致的重大生活形態上的轉變，但亦可視為一種新型態的重組。然而，當改變已是必須的過程，離婚歷程中所可能遭遇到的問題面向以及各種層面的調適，便成了離婚者所必要面對的重大課題，以下便針對離婚婦女自生活中所可能遭遇的問題以及必須調適的層面，分別與以探討：
（一）心理層面問題
（1）、情感反應
許多學者指出，婚姻最具壓力的部份是來自婚姻關係的失落，與配偶的分離引發了方廣泛的衝突和混亂的情緒。而這些負面的情緒反應亦與提出離婚的主動／被動角色有著相當的連帶關係，並且可能由此引發更為其列的衝突情緒。然而亦有研究顯示，這些心理情感上的強烈反應，可能會大大地影響身體其他的生理病徵。
（2）、對自尊的影響
Rice & Rice (1986)以自尊失落(loss
of self-esteem)解釋離婚者的心理反應，他認為離婚使得個體失落了舊有的角色，個體度於自身的角色是有所混淆不清的，另一方面離婚也形成個人客體的失落，因而造成自悲自憐的情緒，因著以上的雙重失落而導致離婚者的失落自尊（張青惠，民85）。
（3）認同危機
在婚姻的狀態中，夫妻兩性之間因著對於婚姻角色的認定而界定了自我的角色定位，這是婚姻中相當重要的自我認同部份。然而因為離婚，個體常會因為感受自己已非社會主流中的一員，並對自我角色的混亂而產生認同危機。然而離婚所帶來的認同危機是離婚者身上所常
見的共同主題。
（二）人際關係（社交生活）的改變
婚姻的驟變使的離婚者初始時較難維持之前既定的社交狀態，而離婚者亦可能主動自社交活動中退縮，因而造成人際關係上的孤立（李文英，民78﹔呂寶靜，民68）。人際關係的重組是一個重要的課題。除非重新調適，否則易陷入僵化的狀態。
（三）子女的教養問題
針對離婚女性而言，其子女因素於考慮是否要持續婚姻的一個相當重要考量。而離婚之後有關子女的撫育權、親子角色的基本責任以及可能單獨驕子得責任等問題，皆是離婚女性所焦點關注的面向，而可能由此帶來一些負面的焦慮情緒。
（四）經濟問題
若離婚婦女本身即是職業婦女，或具工作經驗等可經濟獨立的情況，那麼現實的生活危機便能減少，而工作所帶來的經濟報償、成就感以及獨立感也會日亦增加（林蕙瑛，民79）。但反之，倘若離婚婦女僅為家庭主婦的話，便會頓失經濟支援，因而帶來巨大的經濟壓力或導致憂鬱的原因之一。
（五）法律與社會環境的不平等
就台灣的法律體系及社會體制而言，離婚女性更容易被社會及法律所影響，以及被歧視（孔祥明，民84）。包括我國現行民法親屬篇有關離婚子女之監護權，對於女性較不公平且違反男女平等的原則，並且未以子女的權益為依歸。
綜合以上所述之各個面向，說明離婚的確會影響生活中的各種層面，並且女性離婚者於離婚的歷程中，亦會遭受到眾多來自於社會的、文化的、法律的亦或經濟的等各種層面的交互影響。
根據張青惠（民85）對於離婚女性歷程的研究結果中，針對於離婚的相關面向，另外提出幾個重要的相關問題以及值得討論的現象，包括：
一、
夫妻家庭責任分擔問題
二、
孩子對離婚者的影響
三、
孩子的監護權問題
四、
離婚後的生活調適
五、
離婚後的再教育
六、
離婚者之支持系統與資源
七、
離婚女性的二度就業與中年轉業問題
另外，根據其研究結果，並對於離婚女性在婚變之後所可能產生的轉變歸納如下：
一、
由刻板化的個性轉為因時制宜的處事模式
二、
由尋求外在肯定轉為內在肯定
三、
生活重心由家庭轉移至工作
四、
由自我責備轉為珍愛自己
五、
由依賴外界而至自我倚賴
伍、助人工作者可著手的面向與策略
離婚，是生活結構的全面解構，因此這對於離婚者所帶來的衝擊是一般人所難以想像的巨大。即使心裡學者和其他心理健康領域的專業助人者，努力為離過成重新定義為一種具創造、成長導向的過度期，離婚仍然是生命中最具創傷、危機迭起的事件之一。因此面對這樣的衝擊事件，身為一個助人工作者究竟該從怎樣的面向切入？又該以怎樣的方式以提供當事人任何可能而有效的協助？以下便分別就可切入面向以及可行的策略與技巧來加以探討：
（一）當婚姻關係結束後，接踵而至的是離婚後的適應期，此時期的特徵常被描述為混亂、沮喪和自我否定，而離異者的社會支持可能有所改變。而此時的助人工作者應當清楚這亦為悲傷輔導的實際領域，其內容包函處理分離焦慮、面對孤獨的恐懼以及了解失落的意義。因此此時的悲傷輔導有以下的目標與切入面向：
（1）增加失落的現實感
（2）協助當事人處理已表達的或潛在的情感
（3）協助當事人克服失落後在適應過程中的障礙
（4）鼓勵當事人向往者告別，以健康的方式，並坦然地重新將情感投注在新的關係裡。
（二）專業輔導人員可在這個關鍵時期，提供有力的支持與協助。助人者的輔導策略可依離異者的獨特性、有效支持系統以及發展階段之不同，以提供適切的專業協助，如：個別諮商或團體諮商等介入方式。以下分別說明兩者的可行策略：
（5）哀傷諮商介入的程序與方式（引自陳增穎，民87）：
1.排除生理上的疾病
2.建立合約和諮商關係
3.翻新對前夫的記憶
4.評估四項悲傷任務是否完成
5.處理因回憶所引發的情緒與想法
6.協助當事人做最後的道別
（6）團體介入的方式（Warren &Amara，1984）：
1.危機處理團體：用於最近剛離異、有強烈情緒困擾的當事人。提供短期、密集的團體諮商，協助當事人渡過危機期。
2.治療性團體：此種團體的目的在於協助離異者面對及處理較深層的心理困擾，屬於心理治療的層面。
3.教育性團體：可設計教育預防課程來協助離異者本身，及其孩子適應離異後的生活。
4.技巧建立團體：目的在於協助離異者學習適應生活的知能及技巧，如社交溝通技巧、問題解決技巧、親職技巧的學習。
5.支持性或自助式團體：此團體的主要功能在於提供離異者強而有力的情緒支持系統，或獲得新的支持系統。沒有領導者的自助式團體，通常屬於支持性團體，目的在於支持情緒，而非治療。
陸、結語
美好而圓滿的婚姻生活或許是每個人的想望，但當婚姻狀態的勉強持續帶給婚姻中雙方不再是幸福或美好，甚或是強烈的痛苦時，離婚也許不再是一種禁忌。但重要的是，如何在生活型態產生了一重大轉變時，仍能不斷發現自己、正式自我的需求以及更進一步地追求自我成長，便成了所有離婚者所應學習的重大課題，因為『危機』的當下，便意味著一種轉折，倘若能妥善處理，它更可能是改變的『新契機』。另外，離婚的因應是一段累積性、歷程性的過程，並非只是單一事件所引起的片段經驗，不同的因應階段有不同的壓力事件、因硬策略和需要的資源。因此，面對不同婚姻階段的實務工作者應針對其特定的需求提供專業服務策略。而在離婚後的適應階段中，實務工作者應積極地引進各項正式或非正式的社會資源，協助這些單親婦女走向適應之路，並加強她們內在的正向對話，，高其對生活的自信心，以期能協助當事者逐漸走出離婚的陰影。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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