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Foucault「知識/權力」觀點析論1980年代後英國國定課程政策

洪含詩

嘉大教育行政與政策所

摘要

本文旨在從傅科的「知識/權力」探討1980年代後期英國國定課程政策，探析政策是如何形成合法性的論述，而在英國政黨政治更迭下，政黨意識型態對於政策的影響，析論保守黨執政下，市場力量對英國國定課程政策中權力微觀運作。

關鍵字：傅科「知識/權力」、英國國定課程政策、政策

一、前言

英國保守黨於1979年大選獲勝，由柴契爾夫人出任首相，而保守黨在1979至1997年連續執政，在將近執政二十年的過程中，對英國教育產生相當的影響；然1997年由布萊爾所領軍的新工黨獲得大選的勝利，而政黨間不同的意識影響他們教育政策制訂的方向。故本文欲從Foucault「知識/權力」的觀點，探討英國國定課程政策中，保守黨對國定課程政策的意識，並探討其政策的論述。

以下從在傅科「知識/權力」與論述（discourse）析論保守黨1988年教育改革法案（Education Reform Act 1998）國定課程政策，分析如下：

二、傅科「知識(knowledge)/權力(power)」的理路

傅科乃是以考古學對知識分析，意圖發覺其運作規則；系譜學genealogy是發現那些限制的、模塑的、建制化的論述結構之形成由來，含有權力的成分在。傅科的觀點中，權力理論的五大內涵：權力無所不在；主體在權力/知識的運作中建構而成；權力具有生產性質，權力產生知識；有權力就有反抗，是一種力量的對抗關係；社會現象係權力的運作（Patton, 1999）。由此觀之，知識與權力之間有著微妙的相生性。

「論述」(discourse)是有系統地形構其所談論對象的實踐（轉引郭丁熒，2003，Foucault,1972, p.54）；人類社會中知識訊息之有形無形的傳遞現象。社會各層面都有其特定的論述存在，這些論述相互推衍連結，形成論述的形態與構造，散見於各系統規範中，在此論述形構下，使事物之獲取及思維行動之方式，有一定軌跡可循（傅科,1993,p.29）。而Foucault使用「discourse」，也有重新思考合理化思想（rational thought）規則之意圖（轉引郭丁熒，2003，Lentricchia & McLaughlin,1995,p.100）。從傅科觀點，論述乃是形塑什麼被說，被誰說，與如何合法，透過論述產生知識與真理，以特別的方式傳達，如想法、語言與實踐(Welch,2003)。因為知識、權力與論述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而透過他們之間的互動，產生不同的知識面貌，微觀的權力運作，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會有不同的型態展現。

三、政策如同論述

政策（policy）的定義影響以何種視角研究政策以及詮釋所獲得的資料。Welch(2003)提出一些關於政策的看法，提出數個政策（policy）的相關定義，包括政策是官方將欲推行的社會目標的陳述；政策以最好的方式來達到目標；多數是將政策視為改革的回應、引導與管理；也有認為政策是進行一系列價值權威性分配行動和決策的網絡；有的認為政策是論述(discourse)，牽涉知識與權力間的關係、關切論述運作的規則及其形構的社會脈絡等問題（王瑞賢，2000）。以傅科觀點切入，政策如同論述，則此論述成為一種工具，具有權力影響力，排除與其相左障礙，故政策應是權力與論述糾結下的產物。如同英國教育政策研究權威Ball（1994a）所稱，政策如同文本（text）與論述（discourse）。即認為政策應看是一種權力經濟學(an economy of power)，是一種技術及實踐在特定的情境中被體現和競爭( a set of technologies and practices which are realized and struggled in local settings)（王瑞賢，2000）。Ball(1994)也認為政策是不同的行動者與利益所做的不同表徵。以下茲就政策為論述的角度，在政策運作下，隱含一系列權力與價值的網絡，來探討英國國定課程政策。

四、英國國定課程政策的論述

1980年來英國政府面臨全球性經濟的競爭，柴契爾夫人結合新自由主義與新保守主義的新右派政府，試圖提升國家競爭。一方面強調新自由主義的教育市場導向，以增加選擇與競爭，並減少政府管制；另一方面卻又強調新保守主義的國家標準與國定測驗，加強績效責任，注重成就目標導向，巧妙結合新自由主義與新保守主義，形成新右派的保守教育導向（王恭志，2004）。英國政府如何結合政黨意識和市場化的論述，並在市場化的論述中，取得法理上正當的地位，以介入課程改革。

（一）國家權力的控制－品質與卓越

地方教育因無法達到一致的品質標準，使英國中央與地方權力均衡之態勢失衡，1988年教育改革法施行來促進教育品質，課程與評量局（SCAA）與學校經費分配機構（FAS）之設立，均是具體地趨向中央集權之作法（沈珊珊，2000）。由此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已經掌握了相當的權力。誠如Foucault認為論述乃具有權力糾葛的性質，國家在制訂政策時，以「品質」與追求「卓越」作為其政策的論述，作為的排除與其相左意見的工具，國家挾帶納稅人對教育績效的關注，並以國家競爭力提升來取得合法的地位來介入教育，國家以評量做品質的把關；而經費的分配上也充分顯現國家以市場論述下，績效認定，國家權力運作下使教育符合其標準。故國家在課程政策改革下，有相當的權力運作。

（二）國家權力的鬆綁－經費補助與評鑑

以市場化自由競爭與鬆綁來提升教育品質與績效，授權給學校自由發展多元化的學校增加其競爭，國家以品管者介入教育的危機為大眾所質疑「教育為國家機器」，由授權來化解其政治合法化的危機。授權給學校自由發展多元化的學校增加其競爭，增加大眾教育選擇權，然而卻以經費補助與評鑑權力的掌握來收回權力。Weiler(1993)亦提出授權與評鑑乃是權力的運作，在授權的同時，又以評鑑作為品質管制的權力取回，這樣無疑是將權力左手出右手進。而國家以市場化論述介入，誠如Robertson(1996)認為不應單純的將「國家」與「市場」二分，其實這兩種權力正交結於管制的組織中。象徵離中化的自由市場與代表集中化的集中課程，原本是互相矛盾的兩種政策方向，卻成了最佳的搭檔，共同加強了中央政府對課程管制的權力（周淑卿，2001）。此符應Foucault所提到權力具有生產的性質，透過對於評鑑與經費的權力，生產對於課程知識的設定，但卻以市場自由面貌，取得合法權力地位，減少在權力中反抗的力量。

（三）利益團體於政策中權力轉變

在教育中多元利益團體對於教育有相當的影響力，包括國家、教師、家長、資本家與社會團體等，而國定課程政策下，這些團體對於產生權力的動態變化。透過市場機制引進教育，以市場機制為改善教育的靈丹妙藥（Ball，1998）。市場競爭賦予教育自由，減少國家角色與權力，但國家以品質管制者的角色涉足教育。市場論述下，教師成為一個執行者，國家與專業人員之間的關係起了微妙的變化，國家權力逐漸被市場所引導，造成教師專業權力與地位的削弱（轉引周淑卿2001，Apple，2000）。家長擁有教育選擇權，而國家乃帶著家長對教育的期待，成為品質的提供者與把關者。課程的取向偏向以提升經濟為主要，故教育以培養為資本家所欲的人才為主，國家競爭力以經濟為主要時，教育即成為為資本家服務，而教育市場化下，究竟是增進發展以或是拉大差異，增加階級的差距（Welch，2003）。市場化課程改革，充分反應社會達爾文主義，帶來社會危機（轉引王恭志，2004，Apple，2000c）。由此觀之，在市場論述下的課程改革政策下，誰成為真正的贏家？政府角色為何？是中立仲裁者，亦或是遊戲的制訂者？

五、結論

縱上所述，我們不禁要問的是，政策是符應誰的旨趣？（Ball，1998），而誰的聲音會在多個利益團體中被聽到聲音，傅科的理念中，權力/論述間的相生，不同的社會型態下，形成不同的論述，論述具有規範的性質時，有些聲音被排除。在這些利益團體中，若市場為政府的論述，則誰的聲音被忽略。政府的角色顯得重要，居於調整與協調權力的角色，形成政策。然政府的政治意識型態決定對政策的論述，故此時政策的政治性也顯現了。當政府對教育有挹注資金，就無法避免國家對教育的左右，不論是以顯性或隱性角色出現，都顯現出政府如何對教育施以權力的運作，故教育政策無法以簡單的發展與執行來看。Wirst & Kirst指出「不含政治的教育是個神話（引自Giroux，1994）。」（轉引姜添揮，1999）故應以政治性的微觀深入探討並做反省。近年來台灣教育政策的走向以塑造一個新的國家認同為主軸，隱約可以看出以國家認同為政策的論述。Freire（1976）主張個人需先有知覺性才能產生質疑的態度，質疑才能進一步以反思與批判的方法探索事物的深層意義，而非只見到事物的表面象徵（轉引姜添輝，1999）。故我們對於國家教育政策需加以省思，還原屬於教育本質的教育政策。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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