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省媒體的社會責任與倫理：以台北市議員王育誠的「腳尾飯」造假事件報導為例
張玉浩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應用媒體藝術研究所
關鍵字：腳尾飯、社會責任、模擬劇、倫理規範
第一章 研究背景
事件發生在
影帶內容中被點名的有農安街一帶商家與公館地區汀州路、台大商圈及水源市場等，內容被以繪聲繪影的方式來敘述，驚傳已遭到不肖業者的不法行徑，讓這些自助餐和小吃店，霎那間，生意一落千丈，令商家苦不堪言，也使得民眾視吃飯為畏途，有不少店家忍不住破口大罵，「報這種新聞，太缺德了，害大家沒飯吃！」。
然而，掀起此風暴的王育誠議員卻堅稱表示，公佈的影片是助理在最近於3個月內以V8蒐證，為的就是伸張公權力，揭發社會弊端並揪出躲在陰暗處的敗類，但是民代問政，雷同檢警辦案一般，或像是媒體記者在報新聞一樣，必然是要有幾分證據講幾分話，新聞報導不實或是因媒體錯誤報導，將導致個人生命、財產、身體、生計等，受到危險侵害與精神上的苦痛傷害，信口開河或在沒有掌握確切的證據之前，任何人皆有可能是被誣陷的無辜冤枉之受害者，如此一來將會引起社會民眾的恐慌，其所產生的社會成本和損失也就更難以估計衡量。
因此，以真實報導、新聞自由與新聞自律三者之間交叉的觀點來衡量，所衍生涉及社會的互動機制，與相關法律侵權問題繁多，該如何正確來框正社會風氣，並勇於負起其該負起擔當的社會責任，是「腳尾飯」事件過後不容忽視的焦點，亦絕非又是兩棲政客頂著言論免責權的保護傘講出不負責任的危言聳聽，或是傳播媒體假借新聞自由之名，而大行破壞倫理規範之實的誤判誤導，終究必會躲不過社會大眾給予的最嚴厲之輿論壓力，以及接踵而來的譴責聲浪。
台北市議員王育誠最後反被揭發祭品蟑螂事件造假，對此新聞公害防治基金會執行長盧世祥表示，王育誠揭發「腳尾飯」造假演出，固然不可原諒，但新聞媒體卻未經求證立即轉播，造成推波助瀾的結果，也是難辭其咎，新聞處理的原則是準確和公平，而揭發事件首要之務是查證，其次要給當事人澄清的機會。
從「腳尾飯」外流事件來看，王育誠議員不但未查證瞭解，甚至任由助理們拍攝模擬畫面，造假來欺騙社會大眾，相信對商家造成的損失是必然的，而這次媒體報導「腳尾飯」事件的做法，應以媒體的立場來觀察分析，對任何舉發新聞都該持保留態度，不聽信當事人片面之詞，而這次卻沒有善盡把關責任，隨著王育誠議員起舞，社會大眾完全被蒙在鼓裡，全然不知是自編、自導、自演的造假戲碼，若未來能將報導引導到探討「腳尾飯」的流向追蹤，至少還有助於公共利益和環保問題的追蹤，但媒體的聳動報導卻只是欲蓋彌彰，炒收視率之心態，造成這起烏龍事件愈演愈烈的後果，故其相對該肩負的社會責任，將是無法推卸且規避的侵權行為。
第二章 問題觀點的延伸
傳播媒體與媒介的社會責任論，一直是台灣傳播學術界重視關心與討論的焦點議題。從全國碩博士論文資料庫發表的學術研究來分析，就可了解其關聯性與拓展深度，眾觀當今各家媒體，由於各種外部環境的改變因素與媒體同業競爭的市場考量，因果效應的促使下，使大眾傳播更為氾濫嚴重，媒體是有找出真相的義務，但有時只怕受了商業利益所矇蔽而利慾薰心，進而媒體同業之間在報導上的惡性競爭，為突顯出新聞採訪的「集體焦慮」心態，加上報紙平面媒體時常會引爆話題新聞，並帶動電視媒體的窮追猛打，以及競爭上的強力集結與業績壓力效應，更惡化了新聞採訪的基本遊戲規則，最後擴大化報導的結果，就是浪費大量的公共資源和社會成本，造成無法估計的社會損失和難以善後的惡果。
同樣的，未求證的新聞雖備受爭議，但不應該只是新聞自律的層次問題，同時媒體也非一般的私人企業，傳播媒體更該為提供社會發聲之公共管道的角色，換句話說，對社會大眾而言，媒介時常和政府一樣，以權力者的要角自居，故傳播媒體比私人企業更需要善盡企業的社會責任，以因應對全體社會群體所產生的期望和功效。因此，本文將進一步援用探索「傳播媒體與社會責任」、「新聞倫理與規範」的相關敘述，用以突顯研究架構整體的完整性，使其能逐漸成為真正符合社會需求的社會責任體制和媒體法規，並同時作為將來的參考依據及記錄。
第三章 研究目的及方法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探究「腳尾飯」造假事件曝光報導之後，所引發的社會責任與倫理層次的相關討論議題，以及發人省思的後續改善策略和媒體法規的約束範圍。使用的主要研究方法為質化研究的深度訪談法（depth interview）。本研究選擇深度訪談法，做為主要訊息與實地訪談資料的出處，因質化研究方法的特色在於釐定事件發生的敘述與過程（process），研究者可以透過其過程中所產生的原因與描繪，更能讓當事人釐清對事件過程的說法與內心的感受（Patton﹐1990）。
研究中訪談的樣本對象選擇，共區分為兩大類。一是遭受波及的店家，有農安街一帶商家與公館地區汀州路、台大商圈及水源市場等，二是社會大眾對此事件的觀感與不同角度的論證看法。首先，在店家部份訪問了9家，包含了最主要的受害店家與所屬當地的3位里長伯，試圖從訪談的過程當中，充分瞭解到此事件帶來的社會損失狀況，與其店家們背後不為人知的內心苦悶，是否他們的觀察角度又為何？會有怎樣深層的社會意涵與未來改善之革新空間。
自從開始決定要撰寫此研究專案時，便收集國家圖書館相關的期刊、論文與文獻等資訊，也遍尋出版社、大小型書籍專賣店，找出理論來引證，因為有這些記載的歷史脈絡和訪談方法，才能讓訪談更具有說服力，並且可相得益彰地明瞭理論內容的基礎與討論的方向。
這樣一來，雖然已閱讀並探索了不少參考資料，但並不代表此研究會先產生預設立場去分析，或者是有先入為主的概念或導向。以（Maxwell﹐1996）的論述說明，研究設計往往是研究目的、研究問題、研究概念、研究方法及研究效度等，此五者之間不斷互動交流的結果。故只要研究者訪談中不陷入既有的理論框架模式，必然會因探討過程裡，思緒反應的改觀和認知求證，使自我反應並修正其原本的構想與看法，達到溝通討論和分析問題的關鍵所在，進而詮釋其訪談的脈絡與架構核心。
第四章 「腳尾飯」造假事件的社會責任與探究侵權之論述
在進行第一天訪談的開始，因農安街的道路很長且跨越出另一條街道，所以筆者便停下車來尋問店家位置，一進門去問路，就立即遭到西藥房的老闆娘大聲斥責說：「你們這些記者，可不可以不要亂報導，唯恐天下不亂，留一口飯給老百姓吃，你們就只會炒作新聞而已。」店東此番的冷言冷語，真是給了我當頭棒喝，沒想到「腳尾飯」外流事件對當地居民的影響，是多麼地不堪與嚴重，遠遠超過我原本預估的想像範圍和認知。
然而，就在找到經營赤肉羹小吃店的地址之後，發現竟然已經歇業了，經由附近民眾打聽的結果，早在一星期前就因為此事件的影響而經營不下去了（訪談的時間是
一、傳媒與社會關係的論點：社會責任論如何解釋新聞報導
電視新聞的快速傳播方式，已經成為許多家庭知識的來源，根據電視在我們社會裏的影響廣度之數據分析，（張錦華，2000）的研究指出，大台北地區觀看無線電視的時間為95.02分鐘，收看衛星電視及有線電視的時間為110.29分鐘，經統計顯示台灣一般人平均每天花長達兩個小時看電視，如此一來推算，電視新聞報導每小時重複重播觸目驚心的「腳尾飯」模擬劇，一直不斷反覆上演，嚇壞民眾之危言聳聽也就更震驚且言過其實。
首先，探究「社會責任」的定義，就是在法律規定與市場環境運作因素下，所做含有道德與倫理考慮因素的決定（陳光榮，1996）。換言之，如果從新聞學中新聞自由的角度反思其真諦，是否允許有權無責的傳播媒體，失去健全社會秩序的功能，因此對新聞自律而言，在自律無法達到約束，則需由政府負起剩餘承受之責任，以法來規範，並課予媒體真實報導的義務，所以對社會責任部份應為「自律先行」的方式來貫徹實踐，大眾媒體一旦以強大之社會權力的面貌出現，則相對地是不是也應該負擔相當的社會責任？關於這個問題，在一九四七年，美國「新聞自由委員會」（The Commission on Freedom
of the Press）提出了「自由而負責的新聞事業」（A Free and Responsible Press）的目標，社會責任論成了人類追求新聞自由的最高理想。
基本上，所謂的「社會責任」（Social responsibility），亦可解釋為傳播媒體要在言論的影響上需向社會負責；故在社會責任論之下，也必須負擔對社會應有的責任，舉例來說，傳媒規範中被要求履行對新聞或訊息提供完全的真相，第一原則為真實且正確地報導新聞，同時也必須設法讓廣大的閱聽人獲得更新更多的訊息，幫助人們做正確評估的基礎。另外，（潘家慶，1993）的研究曾經說明，現代社會下，大眾媒介所扮演的角色，已使它從原來的一種行業變成一種社會機構，這是因為大眾媒介對社會的影響所至；由於它成了現代社會體系下的一支，相對的產生了傳播媒介對社會的一種責任感。
此外，學者拉斯威爾（H.Las-well）認為，媒介可以擔任監視環境，齊一社會份子對環境適應的決定，以及傳遞社會遺產三種任務，因此建議傳媒本身的討論主題，除了以社會大眾的利益為基礎外，更應關心社會大眾所關注的切身問題與生活，並且以維護「社會責任」為己任；（潘家慶，1994）的論述再表示，假如新聞媒介能以社會教育機構自許，儘管來自社會、政治的阻力再大，報紙、廣播、電視也有義務監守自我的社會責任，將社會作為他教育的對象，無可置疑的，新聞媒介本身應先行自我約束，使自己成為站得穩、行得正的一種社會力量。
其次，從正確報導新聞的脈絡來討論，根據（徐佳士，1975）的研究報告指出，我國新聞報導完全正確的只有百分之三十，這個數字跟外國同類研究發現的新聞正確度比較要低得多，此數值顯示國內許多讀者對新聞媒介，甚至於媒介工作者抱持一種不信任的態度。既然如此，執行上除了正確還要完整，爭論性議題必須是多方面引證，也要求負起查證求真相的職責，必要時提出反證與疑惑，然而，新聞報導經常被認為是大眾思想行為所依據及參考的資訊，如果是錯誤的新聞，將會導致社會行為的偏差誤導，對社會大眾造成無形中的成本損耗，所以降低錯誤的新聞報導或杜絕造假新聞、憑空捏造，一直是傳媒對社會老百姓應負起「社會責任」該履行的義務和責任。
相對地，（李瞻，1979）言論觀點中提出，電視台與大眾新聞媒體都該以社會責任自許，提供民眾應該得到的，而不是他們僅僅想得到的東西。在訪談過程之中，把農安街店家「污名化」與「歧視」，拿來等同「腳尾飯」代名詞的觀點來繪聲繪影裡，以「腳尾飯」造假報導的過程，了解並相當清楚地的台北市中山區行政里的里長柯萬昌先生﹝憤慨﹞指出：
自從王育誠爆料腳尾飯回收販賣後，農安街一帶的商家就幾乎沒有生意，大家現在對於農安街的印象就是腳尾飯，商家苦不堪言。議員如此不負責任的做法，卻不見他有誠意的道歉，如果真的如王育誠所說，男子漢敢作敢當，就應該立即辭去市議員的職位，以示負責。
柯里長也表示說，腳尾飯事件之後，社區內開始清查黑衣人，調閱附近約十六台監視器，都沒有拍到黑衣人的蹤影，因此之前社區的人就覺得此事件問題重重，現在雖水落石出，但對於社區的傷害卻不知道何時能休止。因此，筆者看著憂心忡忡的里長伯，為此事正在謀求解決之道，以及想討回店家的權力的同時，忙碌得不可開交、到處奔波與協調；因此，那相對在於店家所受的委曲與營業損失也就更難以言喻。在農安街上的「家嘉鵝肉小吃店」老闆劉小姐﹝苦笑﹞說：
腳尾飯事件爆發前，每天營業額約有一萬五千元左右，現在掉到每天僅有四、五千的收入。最近生意稍微好轉，但都還是老客人居多，不知道何時生意才能恢復過去的水準，希望王育誠展現誠意向所有受害商家道歉。只要他願意辭職展現認錯誠意，她也不會硬要他賠償損失。
然而，拜現代傳播科技所賜與SNG轉播車到處跑的結果，使得現場連線報導的機制相當敏捷迅速化，播報的時段同時又有水平與垂直的跑馬灯字幕不停地流竄公告，強勢放送之新聞報導中，各式各樣的突發新聞事件，如此自然會給予社會大眾極度的震撼和衝擊，但社會是共存共榮的生命共同體，任何新聞報導只要違反社會秩序與法則，都必然會造成一定社會的傷害，而這些傷害終究會影響到每一個體，因此每一個人必定會為社會解構誤導，所形成的巨額社會成本分擔社會責任，所以社會的永續發展與建設，需要我們一起來維護遵守，「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句話，說明了社會大眾雖盡享新聞傳播帶來零時差的資訊傳達，卻也因而飽嚐道德規範的淪喪，以及倫理價值式微後，所即將得到反撲的痛苦。
二、傳媒與道德規範的論點：以道德絕對論的面向論證
不同於社會責任論只注重發揮傳播媒體的意識取向和效能，筆者針對道德規範脈絡的觀感找尋文獻，發現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 , 1724~1804）是典型的道德絕對論者，康德解釋人類清清楚楚的知道對與錯、是與非，這有如人類面對生與死問題的選擇，答案相當明確；其內容強調，人類沒有不誠實的權力，誠實是人類無條件的責任，在任何情境之下，人人都應該坦誠，說謊會阻礙社會發展，是社會腐化退步的源頭。
以「腳尾飯」事件來引證，台北市議員王育誠濫用職權問政，美其名為「揭發弊端」，事實上，卻以個人好惡、做秀的心態，全然扭曲事件的真相而要全民買單，此行為失去道德的認知規範，也澈底破壞社會的正義與公平；進一步而論，社會成員中的每一份子所擁有的道德觀、價值觀與思想信仰的洗禮，都是社會穩定的基石，如果一旦消失，就不敢奢言能夠維護社會秩序與規範。事件中被影射賣腳尾飯的汀州路「蕭家焢肉飯」老闆娘謝小姐﹝激動﹞表示：
造成大家損失，他要怎麼賠，總要給個交代…
除此之外，當前社會的道德規範力量降低，以自我為中心的價值觀和以絕對功利為主體的價值觀，將對社會所造成之傷害是極大的，王育誠議員以自我為中心的價值觀，不僅是一種自私的觀念，而是一種只有自己、沒有別人，根本沒有考慮即將引發的社會效應，道德淪喪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在此影響的偏見下，只做本位主義的思考，自然未能去做整體性的考量。因此，無論社會體制形態及大眾傳播媒體，未來如何瞬息萬變，必然要以道德規範為導向和依歸。所以，傳播媒體業者會將「新聞道德」（journalistic ethics）當作是一些規範性的法則或標準，用來約束新聞從業同仁，並使得道德規範更加完整健全。
三、存在主義的脈絡：「負責任」的新聞自由
為了更深入去反證新聞自由的意涵，將進一步尋求存在主義新聞學的觀點，來探究其實踐的過程，佛洛伊得說過：「人的潛意識會驅動和影響他對文字和訊息的有意識選擇。」，佛洛牡補充說明中描述：「客觀不是保持距離，它是尊重；亦即不造成事、人或自我的扭曲和謬誤」然而，存在主義新聞學呈現的重要面向是自由的態度、承諾和責任。在新聞學導向上，存在主義新聞學不存有先驗（a priori ）的假設，主要是「對自我真實」，是一種強調個人主觀的新聞學，同時以理性（reasonableness）作為基礎，而理性必然會侷限了新聞的自由，使其成為「負責任」的新聞自由。
另一方面，遵循存在主義的人，所實踐的新聞該考量到行動後果，需完全負擔起產生者的責任，不找藉口或以長官命令行事之類的話來推諉或逃避責罰。正如同大眾的良知之作者（Barry Goldwater , 1970）明確分析表示，報導的第一步應是與新聞相關事件的平實、不加修飾的報導，力行儘可能地不混雜記者或評論者個人的詮釋或觀點；其宗旨及言論都在論述「負責任」的新聞學（responsible journalism），不論是從個人或存在主義的哲學思想出發，皆說明了自由和個人主義的人道精神，絕非是罔顧責任的新聞自由，或是放縱私人慾望的去出賣媒體新聞，達到個人利益的實質目的。
因此，對存在主義者而言，人必須要為自我的道德選擇與行為擔負起無庸置疑的責任；事實上，每個人當然要為自己負責，但也要為他人的行動，以及行動的後果負責。沒有人可以為另一個人負責，或是為他人行動不當，所承擔的行動責任負責。位於農安街的「稻之鄉」老闆﹝生氣﹞的說：
他絕對不會原諒，也不會接受道歉，傷害已經造成，現在道歉又有何用？
以「腳尾飯」外流事件為例，台北市中山區松江里的里長陳永護先生﹝斬釘截鐵﹞痛心疾首地說：
他仍將要控告王育誠，要王育誠賠償店家所有損失…
而北市王育誠議員掠奪了新聞自由，以及個人的責任心與自我欺騙，最終雖遭受到社會譴責，但對傳播媒體界和社會大眾的認知上，何嘗不是一種錯誤的示範。然而，新聞媒體本身的行動必須是負責任的，我們可以透過傳播協會，或者是社會上獨立的新聞組織團體，與專門負責相關媒體、公眾投訴的檢察官，來呼應新聞媒體對於事件有關的過度行為，以及種種的不當事件，申訴並作出說明和回應，且追究其責任歸屬與該負之刑責範疇。
四、以倫理學角度的分析架構看新聞事件本質與倫理
「新聞倫理」一詞（journalism ethics），是指媒體與媒體工作者出於自律的要求，訂定出的成文或不成文之規範。（馬驥伸，1997）將「 新聞倫理」定義為：新聞倫理是新聞工作者在其專業領域中，對是否或適當與否下判斷的良心尺度。（陳楚孟，2002）引述指出，「良心尺度」是新聞工作者自發、自覺、自律的新聞處理標準，不應為了譁眾取寵，爭取收視率或閱報率而違背此專業精神。
（陳雪雲，2000）也把新聞倫理歸納成三個方向（1）說真話：獨立作業，恪守公正、客觀原則，提供正確的公共資訊。（2）肩負公共責任：尊重專業、負責、公義、平等、效忠（政府、公民、同儕和個人尊嚴），嚴守社會道德（尊重隱私、保護消息來源），以及遠離不當動機（利益衝突、賄賂和自我宣傳）。（3）表達自由：資訊自由流通，免於審查、言論或是報業自由。
（陳雪雲，2000）進而再補充，新聞事業的新倫理可分析為「多元 / 享用」、「對話」、「增能（empowerment）」和「審議（deliberation）」等四項，其中審議是集其大成。換句話說，就是把新聞作業視為一種重新組織，以及邏輯性深思熟慮的過程，從「媒體的多元享用」、「與閱聽人對話」、「增進媒體能力」和「媒體評議」，以各種角度去仔細研判新聞事件的來龍去脈，提供足夠的証據和觀點，讓閱聽眾藉由參與公共事務對話，學習“多元性”的批判思考，運用“對話”形式的溝通表達基礎與媒體之間，因為想法需求之差異而起衝突，進一步去尋求解決的能力或是媒體本身的“自主能力”。
自古以來，倫理學一直是為實踐道德價值與端正做人規範之學。孟子滕文公篇：「聖人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因此「倫」是人與人之間「輩份」的關係，而「理」則引述為「條理」的涵義，所以還原倫理的本意為透過省思，以及檢驗其規範與行為操守，是否符合道德常規，其意義是代表正面效應的社會規範標準；然而，倫理學的定義是指出準繩與崇高理想目的之規範，但其真正用意在於討論並檢視人們的行為，是非善惡或者是好與壞，故倫理的對象可判斷是人的一種行為（Praxis），是此行為的價值判定與衡量準則的依據參考。
以專業倫理來說，佛依林屈（T.j.Froehlich）認為「自我」、「組織」與「環境」是專業倫理的構成要素，彼此間皆有互動的關係，各自描敘倫理問題的三個面向，而自我則代表倫理問題中的道德主體，組織是由個體所組成的團體，組織的自主性和自我的自主性，常會形成某種程度的緊張，最後在環境方面是指環繞某一倫理問題之相關道德規範。因此，轉換為新聞倫理與社會影響的關係，最基本的就是其行為不得危害社會大眾、不違反善良風俗，同時必須重視並改善社會品質的公益推廣。
以「腳尾飯」外流事件的本質來說，媒體出身的王育誠議員必定是熟悉了解台灣商業媒體的慣性運作，電視台要的是現成、刺激、驚聳的內容，而且是備有充滿戲劇張力的畫面，因可以大幅節省製作成本，迅速地刺激收視率並獲取可觀的利潤，而其更懂得操弄媒體策略，提供符合新聞媒體需求的模擬錄影帶，於是達成了造謠效果，傳媒的強力曝光，並且迅速登上做秀的舞台，用以博取正義維護之形象與目的；由此推斷，事件的消息來源和傳媒體系建立了供需的因果關係，各取所需並相互利用。很明顯地，在這種合作在利益包裝下為基礎的互動結果，卻影響到無數店家生意受阻，社會大眾恐慌得不敢外食，也使得新聞倫理法則再度蒙羞遭辱且直接地擾亂到社會秩序的安寧。台北市中正區水源里的里長林全義先生﹝語重心長﹞表示說：
王育誠的說法太過籠統，如果確切知道是哪家店，為甚麼不直接公佈，要搞得大家人心惶惶，光是汀州路台大一帶，小吃店、自助餐店有上百家，平時都以學生和上班族為主，大家看到電視台狂播「死人飯」新聞，頻頻大喊倒胃口。
由於目前新聞傳媒的工作場域中，一直存在許多冰山底層的倫理問題，我們應當正視其社會背景與脈絡，然而現今中，怎樣才是合乎道德與理性，傳媒業界又該負起那些倫理義務﹖基本上，新聞工作是一種專業，一種建立在道德原則之上的職業（London：Routeledge﹐1991），而新聞倫理就是在為公共利益做服務，之所以會藉由道德來說明，在於不是非理性思維，並且是架構在倫理原則之上的新聞。新聞報導也是一種診斷性的工作（Matthew Kieran﹐1997），有時記者會試圖找尋事件的本質，以及隱藏於事件問題背後的觀點，直接引述到發生的真正意義所在，這麼一來，新聞報導仍然可擁有客觀性的分析與正確度，且能夠以理性為基礎的新聞事件來衡量事件最終的結論與評斷。台大商圈汀州路三段的「台大乾麵店」王老闆﹝無奈﹞的說：
只要公館商圈有人要告，他就連署；如果大家不告，他也不會告。看到王育誠在電視前痛哭的鏡頭，王老闆再嘆氣道：「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受此事件影響頗大的「蕭家乾麵店」近來生意稍微好轉些，麵店人員﹝略為同情﹞地表示說：
王育誠議員都已經哭成這樣，大家都說不打算告了...
事實上，有時候的新聞報導常常會為了迎合觀眾口味或是依照主管要求的指令訴求，被賦予被動式之照本宣科。因此，身為傳媒人的我們，不應該去放棄職業屬性所要求的新聞倫理和使命，對於事件中所衍生導致的是非對錯，仍然需更進一步地去判斷思考幕後的真實意表，讓新聞播報回歸倫理兼具的常規，以及完整性的方位解讀。
第五章 發現與結論
本研究發現，大眾傳播媒體的報導，自然應當從真實消息來傳達，既然如此，是否該以法律來要求報導真實，或是用法律來處罰虛偽的空穴來風，藉以約束錯誤報導與言論，如同廣告不實遭開罰一般，根據我國民法第一八四條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此說明了我國於法的立場與牴觸原則之規定說明。
在訪談過程中，筆者嚐試著不厭其煩的反問這些店家，說到：「你們覺得媒體要怎麼做
﹖」大部份的商家皆異口同聲地回應我，那就是要大眾傳播媒體扮演維護社會正義的角色和功能，要的是真相而非道聽塗說，當不實虛偽報導的產生時，新聞效應上的表現有可能會侵害他人權利及利益，媒體應確實做好把關的重責大任，千萬不要盲從炒作渲染，如構成侵權行為發生，此媒體將必須負起民事損害賠償之責任，以及對等的懲處。了解到他們的聲音之後，反省是否該訂立專門屬於媒體界約束規範的媒體法則﹔以日本來舉例，國家的憲法除了保障媒體新聞自由外，亦讓媒體報導有一定的參考準則，如媒體法與資訊公開法、以及相關媒體法規立法等，都是用來劃清大眾傳播媒體與政府及人民之權利義務關係的界線，並以詮釋現今社會大眾對新聞媒體展現的期待，及實際的法律定位之標準。實際上，新聞媒體正如同在上位者，也是既得利益者，手握傳播工具，就應該負擔起社會責任，受到一定應有的監督，才能夠發揮輿論公器的作用規範。
另一觀點，以傳播媒體之社會責任論而言，「污名化」的結果，其實也是一種社會性的惡果，「腳尾飯」造假報導事件，迫使農安街小吃店生意乏人問津，店東幾乎快走投無路，內心苦悶即將瀕臨崩潰的地步，媒體們當自我反省新聞之社會責任與倫理操守，可否已為搶收視率而一改入行的初衷，誤入歧途的行為態度，最終必然無法留給善良老百姓有其生存空間，而傳播媒體一直以來是平衡政府與民眾的良尺準則，必然要忠實報導、清楚明白地告訴群眾發生什麼事？一旦突然變成屠殺公共利益的劊子手，讓社會秩序陷入危機，反倒成為烙印「污名」的火鉗，導致大眾懷疑傳播媒體報導的真實性，這麼一來，更會影響到國家社稷的發展與未來，我們不可不慎地去改革，使其不再沉淪及惡化，並隨時端正新聞報導一言一行，以創造公共利益的角度來做好媒體之角色與分際，使民眾能擁有且共享大眾傳播帶來的福祉和便捷未來。
名詞釋義：
所謂的「腳尾飯」，指的是亡者斷氣後，就一直擺放在往生者腳尾，上面倒插一雙筷子，再擺放一顆鹹鴨蛋的一大碗發霉白飯，用意在使亡魂吃了以後有力氣赴陰府；另外還要點「腳尾燈」，引導亡者順利往陰間之路，也要燒「腳尾錢」供死者做盤纏之用。因此，台灣習俗對「腳尾飯」相當忌諱。
參考書目
John Merrill（2003）：Existential
Journalism。台北：巨流。
Matthew Kieran（1997）：Media Ethics – A Philosophical Approach﹐Praeger。台北：韋伯。
羅文輝（1990）：《新聞自由與社會責任》。政治評論48卷12期，頁16。
張永明（2001）：《大眾傳播自由權之研究》。永然文化出版社。頁139~140。
孫秀蕙（1998）：《新聞倫理學的多元觀點》。台北：五南。
黃淑真（1999）：《社會責任投資在台灣之可行性研究》。
中原大學企管學系碩士論文。
潘家慶（1981）：《傳播、媒介與社會》。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林綉君（2003）：《從新聞自由論媒體真實報導義務》。
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王泰豐（2001）：《台灣中小企業對社會責任認知之研究》。
中山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宗洲（2002）：《東森傳播媒體集團的新聞從業人員評估新聞網站品質之研究》。
銘傳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松井茂記著、蕭淑芬譯（2003）：《媒體法 第三版》。台北：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