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底部而起」的改變：親密關係的民主化── 評紀登斯《親密關係的轉變》
政治大學社會研究所 袁碩成
現代性帶來了親密關係的轉變。──紀登斯，《親密關係的轉變》，頁178。
一、前言
很多人初看到這本書時，可能會有這麼一個疑問：為什麼這本書的作者紀登斯(Anthony Giddens)──這位長期把視野聚焦在政治經濟領域上的英國社會學家會寫作這本書：《親密關係的轉變》，乍看之下似乎不怎麼像他的風格。不過，如果我們把這本著作放置在紀登斯整體的著作脈絡中來看，那麼這本書的問世其實並不會顯得格格不入。基本上，《親密關係的轉變》這本書的旨趣，主要反映的就是紀登斯對於現代性的關切，特別是在紀登斯的成名作《社會的構成》一書出版之後，在九○年代起，紀登斯就開始把研究方向轉向，逐漸把視野聚焦於對於「現代性」[1](modernity)的討論。所謂「現代性」就是對現代社會或工業文明的簡稱，起初只是十七世紀左右的歐洲社會組織模式，後來擴散到全球(何春蕤，2001)。而一般我們所熟知的紀登斯的現代性三部曲──《現代性的諸後果》、《現代性與自我認同》、《親密關係的轉變》──當中所涉及的「時空壓縮」的觀念，後來也很大程度的劃定並且影響了全球化議題的分析和解釋的範疇[2]。特別在《現代性與自我認同》一書中，他企圖提出以「信任」來處理解決現代社會與個人認同的問題。
紀登斯在《社會的構成》一書當中，他企圖提出一套結構化理論(theory of structuration)，進行對結構(structure)和行動(agency)的重新思考，紀登斯認為，結構化[3]可以被概念化為行動者在跨越時空的脈絡中，利用規則和資源，使行動者在時空之中，維持並且再生產結構。紀登斯試圖解決在社會理論當中，結構與行動兩者間的二元對立的問題[4]，以及嘗試呼應他個人在理論上的核心關懷，亦即個人「本體論上的安全感」。
什麼是「本體論上的安全感」？紀登斯指出，以一個個普普通通的工作日為代表的現代生活，是一種典型的例行化生活，鮮明地呈現出週而復始的特性。在例行化的日常常規行動中，人們是不需要動機的，或者更精準的說，是不需要明確地以任何話語的形式來思考，甚至表述自己的動機的。而這種例行化的狀態符合人類的某種生存需要，他稱之為「本體論的安全感」。因此，紀登斯所說的「本體論上的安全感」，不同於一般所謂的安全感，主要就是因為它涉及到社會心理層次的起源問題。他在訴諸心理因素的分析時，捨棄了佛洛依德的思路，他認為無意識並不對行動的反身性監控[5]產生十分深刻的影響。根據紀登斯的說法，人們安全與否的感受來自於他們幼時的經驗，紀登斯引用心理學家艾瑞克森(Eric Erikson)和溫尼克(D.
W. Winnicott) 的著作來說明。艾瑞克森強調「基本信賴」是由個人在嬰孩時期與其照顧者之間互動而產生出來的相互性(mutuality)，這種相互性乃是關係著個人未來持續的自我認同，且與人際間時空組織的重要方式相連繫，這和溫尼克提出的「潛在空間」(potential space)的概念相通，在此潛在空間意味著，嬰孩對照顧者離他而去的時間長短與空間遠近的忍受能力(Giddens, 1991：37-8)。人們正是根據這種基本信賴的相互性或潛在空間的忍受能力去發展對生活世界的連續性和秩序感的。而人們基於維持本體論安全感，將會樂於接受和置身於例行化活動之中，而這一般是無意識的。[6]例行活動的順利實現不僅僅對社會實踐的再生產、社會生活的制度化形式的構成來說非常重要，也對行動者構成並維持健全的人格機制、維護自我認同。以納粹集中營來說，在緊要情境之下，本體論安全感受到根本性的威脅，一般人的自我認同可能在遭到徹底破壞後陷於崩潰，也可能出於重建本體論安全感的慾望而塑造出新的人格。
事實上，在紀登斯的現代性三部曲中，從現代性的制度到現代社會的抽象特質，紀登斯對現代性的分析也逐漸地由鉅觀的層次邁向了微觀層次。在他對抽象體系的討論中，其實也牽涉到了對於個人生活在其中的感受的討論，也就是所謂的信任和風險。到了他寫作《親密關係的轉變》一書的時候，他進一步跨入現代人在這種環境下的心理感受層次上的問題，這顯示了紀登斯的理論企圖，絕對不是只以論述現代性的制度為滿足，而同時也想要把個人或行動者層次的問題整合到他的理論架構中。
因此，我的理解是，他的社會體系觀提供了一個中介，在這個範疇裡引入的信任和風險的概念，而這正與個別行動者層次的心理感受問題相呼應，從而延伸到社會心理學領域。所以，他在《現代性的諸後果》之後，又出版了《現代性與自我認同》以及《親密關係的轉變》，來討論現代人自我認同的問題。在這本《親密關係的轉變》一書中，紀登斯則試圖以親密關係的民主化過程為例，提倡政治制度以外的其他制度，也要加速民主化的步調。他指出，現代社會的兩性不再是支配和從屬的關係，而是建基在溝通協商之上的新關係，男女關係的平等其實是近代才有的現象。而社會變遷造成性、愛、慾在行為、觀念和態度上的轉變，這個轉變的過程和機制，對我們私領域生活的改變造成的影響，就是他在書中所要探討的焦點。
二、現代性的自我認同：重構本體論安全感
現代性的特徵就是創造內在的參照系統(internally referential systems)，而它的行動秩序是由本身內在的原則所決定。在前現代社會文化中，操控社會生活某些顯著領域的多半是外在的影響(例如已經穩定下來，成為傳統成規的現象)。然而，隨著現代制度的來臨，這些外在的影響越來越受制於社會干預。[7]而人的壽命越是內在參照，自我認同越是被視為反思的努力，性就更加被視為是個人的屬性。當性成為個人屬性時，性也就退居幕後，在身體和社會意義上都被隔絕到視線之外。現在，性是一個和人建立親密關係的管道，不再被綑綁在代代相傳的親屬倫常中(Giddens, 1992：174-5)。
由於現代性的諸多制度以越來越激進的方式掙脫傳統，加上其控制系統越來越介入社會行動中既存的「外在界限」。結果就是，解除了那些原本把社會行動和超越、自然、生殖連結起來的道德和倫理特徵，繼之而起的是現代社會生活例行事物所提供的安全感。本體的安全感主要來自例行事物本身，一旦慣例被打破，個人在道德上和心理上就會變得脆弱而易受傷害(Ibid.：175) 。而現代性的自我認同是透過個人的反身性不斷的重構本體安全感的過程，換句話說，人們是經由重新界定在社會心理層次上與他人的關係的性質來取得自我認同的，而關鍵還是在於他對於現代反身性知識的掌握，對抽象體系的理解(黃瑞祺，2000)。
三、親密關係的定位：相依共生與純粹關係
純粹關係意味著人際關係的高度現代性。純粹關係是一個內在參照(internally referential)的社會關係，其存在有賴這個關係本身在這個關係中的經驗，自主覺得願意接受的經驗(何春蕤，2001)。
我們可以發現，紀登斯在《親密關係的轉變》中，對現代性與親密關係的轉變論述，從浪漫愛情的發展至匯流愛(confluent love)的出現，他將親密關係區分為兩種類型，分別是相依共生的關係(codependence)與純粹關係(pure
relationship)。純粹關係指的是「當個人不為任何外在原因，只為了藉著和他人之間某種持續的關係而獲益，而且只有在雙方都覺得這個關係帶來足夠的滿足時才維繫這個關係」（Giddens, 1992：58）。而純粹關係所關切的是，個人在親密關係中必須了解對方的特質，雙方以平等自決的態度在關係中不斷進行溝通，以求得一段能使雙方滿意的關係。這有助於個體進行自我反思，但純粹關係也會因為個體不斷反思所形成自我敘事的流動轉變，而常常需要加以修正。
紀登斯認為與純粹關係作為親密關係中的對照的是相依共生關係[8]，相依共生是一種依賴以及上癮的狀況。他指出，由「相依共生」一詞可以發現，「逆轉的反身性」(reverse reflexivity)在現今社會中如此普遍。相依共生一旦被普遍化就有些誤導了。這個觀念融合了兩件事：第一、一個人的癮會折射到另一個人身上，後者則據此建立其行為的模式，第二、這個關係基本上是互動的。相依共生通常不會是和某種特殊關係相連，而是和某種人格相連。一個相依共生型的人，為了維持本體的安全感，需要藉助另外一個人或者一群人來定義她自己的需要；唯有在針對他人的需要進行奉獻犧牲的時候，她才能感覺到自信。在相依共生型的關係中，個人的心理緊繫著另一人，後者的行為則被某種無法抗拒的行為所控制。如果這個關係的本身就是上癮的對象，就稱為「固著的關係」[9](fixated
relationship)(Ibid.：88-9)。
相依共生的來源是所謂的浪漫愛情結，十八世紀之後的浪漫愛擷取了宗教愛的奉獻理想和激情愛的特徵，擴大了崇高愛的反身性。而十九世紀的羅曼史，則是促成浪漫愛的重要元素[10]。於是，愛情首度與自由產生連結。事實上，浪漫愛在本質上就是女性化的愛情，浪漫愛追求的是靈魂的契合和親密關係，人們因為浪漫愛而完成其自我認同，浪漫愛使得愛情要從婚姻中獨立出來成為可能。
浪漫愛的情結形成時，藉由投射式的認同，亦即假設有所謂「心靈溝通」的存在，愛情雙方認為必須要「擁有對方才完整」。這種浪漫愛往往會導致關係的其中一方、甚至雙方，都形成相依共生狀態，而使得不平衡的狀況出現。而另一種愛情表現方式，紀登思稱之為匯流愛。浪漫愛追求的是一個「特別的人」，而匯流愛所追求的是一份「特別的關係」(Ibid.：45, 61)。生活在一個高度反身性的社會，女性很容易從大眾傳媒，如電視、雜誌當中去接觸各式各樣浪漫愛情故事、論述。浪漫愛所產生的各種後遺症，其實正與制度的反身性發生衝突而漸漸消溶。尤其是女性，可以經由媒體上所傳遞出來的知識與訊息、他人的敘事，發現到浪漫愛已經不再跟隨著婚姻、家庭的傳統論調，因此能夠形成一種個人的反身性素材，進而重組自我敘事，釐清自己現在的處境，籌畫應該前往的方向(Ibid.：52)。
在這兩種愛情的權力表現上，因為媒體的不斷渲染，女性總是憧憬著浪漫愛情，認為所謂的靈魂伴侶是存在的，是值得一生追求的目標。但實際上這種情愛最後還是必須在社會的眼光之下，進入婚姻家庭制度，女性很容易在這種關係中成為被宰制的對象。相反地，紀登斯認為匯流愛則可以表現出平等地接納與付出感情，不論是同性或是異性戀情，其不需要通過社會傳統的價值觀念，強調的是感情雙方的溝通協調，以及理解對方。浪漫愛則是把母職、婚姻置入雙方關係未來發展的核心，並且認為不需要太多言語，雙方理所當然會在所有方面契合。即使浪漫愛當中包含有性愛，也不會強調性愛技巧，缺乏任何層面的溝通，造成很多伴侶長年的不和諧。而匯流愛則將性愛技巧納入雙方維持關係的重點，凡是任何能夠幫助雙方達到性歡愉的資訊或諮詢、訓練等等，都可被雙方開誠佈公地、反思性地拿出來使用(Ibid.：45-6, 61-2)。而純粹關係就是在匯流愛的前提之下產生出來的，並且是一種徹底重整的親密關係。
四、純粹關係的矛盾：破壞或整合？
純粹關係本身乃是一種強調性平等以及情感平等的關係，在《親密關係的轉變》一書中，紀登斯指出，現代親密關係轉變的最大推手是來自女性。而在這轉變中有一個開始的時期，就是浪漫愛的崛起。浪漫愛的理想是來自心靈的溝通，由於女性比男性更易受浪漫愛的啟發，而男性仍然比較重視激情愛，但是因為女性在社會中始終處於經濟上的弱勢，而婚姻依然被大多數女性當作靠山。儘管如此，現代女性往往將愛情與婚姻連起來。也正因為女性將浪漫愛視為一生的賭注，在感情與婚姻的路途上，仍然脫離不了依附的關係，女性也因此受到更大的折磨，女性主義者於是開始倡導關係的自主性，在親密關係中仍須建立個人界線，也就是紀登斯所謂的親密關係的轉變──「純粹關係」的來臨。
紀登斯指出，純粹關係有一種結構性的內在矛盾，主要集中在承諾的問題上，為了取得對方的承諾，個人必須把自己交給對方，她必須以言行向對方保證彼此的關係會維繫一段尚未決定多長的時間。純粹關係的特色就是，任何一方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在某些特別時刻終止它。如果任何毫不保留地許下承諾的人都極有可能讓自己在未來關係結束時受到極大的傷害。在純粹關係中，信任只能建立在親密的基礎上，而沒有外在的輔助。信任就是投注信心在對方身上，同時也相信彼此的連結能夠禁得起外來的創傷(Giddens, 1992：136-7)。
他也指出，成雙(dyadic)的性關係(不一定是一夫一妻制)，很可能源自一種無意識的慾望，想要重新捕捉和母親所享有的獨佔感覺。成雙的性關係也會因為信任所具有的本質而增強，因為個人信任並沒有無限擴張的性質。獨佔不保證信任，但卻是對信任的一個重要的激勵。親密就是把不可能攤在眾人下的內心情感和行動向對方敞開，是一種喚起對方信任感的重要表示，也期望有所回報。親密關係所預設的這種自我揭露，要是沒有配搭自主性的維護，就很可能產生相互依存的關係(Ibid.：138-9)。
在某些情況下，純粹關係可為自我反思提供社會條件。然而還是會產生緊張和衝突。關係可以排除外界的干擾，兩人世界中，一方或雙方都可能變的很依賴，不是依賴對方，而是以一種固定的方式依賴彼此的關係和例行的事務，把兩人和世界隔絕，避免全面涉入社會事物。如何在自主性和依賴性之間得到平衡，是一件棘手的事(Ibid.：139-140)。
另外，紀登斯也在《現代性與自我認同》中提到，自我認同與所謂的反身性有密切的關係。[11]他將反身性(reflexivity)定義為「持續流動的社會生活所具有的受監控的特性」，它指的是我們身為參與者如何去監控社會行動，並藉此左右了社會行動的動態與持續方式(Dodd, 1999：239)。
紀登斯認為，自我認同的開放性以及對於自己身體反身性的特性，都是一個具高度反身性社會所顯露的基本特質。紀登斯認為現代人的人際關係，將是朝向一種因為反身性而生成的所謂「純粹關係」(pure relationship)的型態，是一種能夠去除外在社會影響的關係(Giddens, 1991)。由於自我認同所具有的流動本質不一定符合純粹關係的需求，信任感因此必須隨時調整以配合伴侶可能依循的不同軌跡，因為信任某人就代表放棄監督的機會，不再強迫她們的行為必須被框在特定的模式中，然而賦予對方的自主權卻不一定會被用來滿足伴侶的需求(Giddens, 1992：140)。當然，紀登斯說，兩性之間的妥協是可能的，基礎則是兩性重新恢復忠實和信任，不過完全沒有保證(Ibid.：154-5)。
紀登斯也指出，表面上，異性戀婚姻在社會秩序中依然保有其中心地位，但是在現實中，由於純粹關係和多樣可塑性的興起，異性戀婚姻遭受到很大的衝擊。純粹關係越是變成不同形式的依賴和相依共生，也造成背道而馳的分裂後果。實際上，性關係也在改變，朝向純粹關係發展。沒有人知道純粹關係的後果，將是破壞性或整合的。然而，親密關係的轉變，加上多樣可塑的性，可能為兩性的和解提供了若干條件(Ibid.：154-6)。
紀登斯同時也提醒人們，純粹關係不必然帶來「快樂」，純粹關係往往造成許多坎坷，正是因為轉變中的親密關係只有在雙方都覺得這個關係帶來足夠滿足時才維繫，所以分手也就預設成為必須存在的選項，且分手將比以前帶來更多的痛苦，這是更解放的關係必須面臨的兩難。這正是因為純粹關係提供了一個有利自我反思的社會脈絡，讓自我的反身性計畫得以進行。由於自我認同是一個不斷調整的敘事，它的流動性因而要求純粹關係配合不斷變化的現實來建立信任。因為純粹關係是經由協商而建構的，所以關係當然就有可能結束，而原先的忘我投入，自然會在此變動時刻形成最大的傷害。而更讓人難堪的是，兩個主體在自由中結合，經由協商後而選擇交往，最終的結局卻是以分手收場，而分手的結果便是把情感重新詮釋，將之前的情感付出定調為是不真實的、虛假造作的，這乃是最大的傷害(何春蕤，2001)。紀登斯認為，這就是為什麼越是自主投入，分手時就越痛苦，而且唯有人們認識了這個內在反身性的張力，才能調整心態，創造更能被雙方接受的關係狀態。
五、個人生活方式的抉擇：以解放為前提的「生活政治」[12]
自我的反思帶來許多自主和快樂的可能性，但是它必須在那些大致上沒有倫理脈絡的例行事物中才能夠進行(Giddens, 1992：175-6)。正如他所說的，傳統失去越多力量，個人就越要被迫在分歧的選項中，磋商其生活風格的選擇(Giddens, 1991：5)。
在晚期現代性出現各種現象的終結，真正的男人和女人的終結、性的真相的終結、尋找認同的終結(Browning, Halcli,
Webster, 2000)。隨著越來越多的個體被丟棄在充滿眾多抉擇的汪洋時，自我發現及自我實現也成為現代性中個人的重要課題，特別是在晚期的高度現代性中。自我實現需要透過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而不是解放政治(emacipatory politics)。
在現代性早期，基進主義、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構成了現代政治的三種主要取向。基進主義和自由主義，基本上都主張把個人從既存的實踐與偏見中解放出來，只不過分別訴諸不同的手段。基進主義主張透過革命，而自由主義主張經由自由主義的國家來扮演中介的角色。至於保守主義可以說是解放政治的反動，排拒基進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解放思想。對紀登斯來說，作為晚期現代性特色之一的生活政治具有相當不同的性質，生活政治是以解放為前提，強調生活方式的選擇，以個人的能動權力(generative power)作為主要的權力型態(黃瑞祺，2000)。
生活政治是一個關於生活方式的政治，涉及處於快速變遷的社會生活環境中個人反身性計畫的實現歷程(Giddens, 1991：215)。紀登斯認為反身性的現代性[13]計畫有以下幾個特性：對反身性現代性本身持續變化的性質保持警覺；了解在風險文化中，太深的道德投入是危險的；視界超越了國族國家；不只關心自由，也注重生活的品質。其最重要的特質或許在於，拒絕以理論或哲學的無上命題為基礎，因為那只是建構出靜態的理想社會，沒有彈性，很可能是威權主義社會，無法因應偶然性和多元主義(Dodd, 1999：248)。
換言之，和解放政治相比，生活政治無疑是「自我取向」的，它面對的是自我如何在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選擇中作抉擇的問題，是自我認同的不同方案之間相互爭論與競爭之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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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政治 |
生活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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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將社會生活從傳統和習俗的僵固性中解放出來。 2.剝削、不平等或壓迫的減少或消除。關切權力和資源的分配不均。 3.遵從正義、平等和參與等倫理所揭示的理念。 |
1.源自選擇自由和能動權力的政治決策。 2.在全球互賴的情境中，創造道德上可以成立的生活方式，以促進自我實現。 3.在後傳統秩序中，且以生存問題為背景去發展關於「我該如何生活？」這一議題的倫理學。 |
(Giddens, 1991: 215，轉引自黃瑞祺，《現代與後現代》)
紀登斯從現代性的自我認同的檢討，進而觸及他所謂生活政治或倫理學，代表了當代社會政治思想深具意義的一個轉折。在後傳統秩序的現代性中，自我和自我認同變成是反身性的，且不斷修正，所謂「流動的自我」。再者，由於現代性的開放性，生活方式的選擇(lifestyle choice)在自我認同的構成和日常生活中日益重要。因此，生活政治不是把生活的議題直接地政治化，而是要藉著生活風格所引發的各種抉擇情境現代性所排除的基本人生問題或存在問題。所以，生活政治就是在後傳統秩序中，以及全球化的脈絡中，重新思考「我們應該如何生活？」或自我實現的倫理學議題(黃瑞祺，2000)。
隨著親密關係的必要條件不再是激情，而是協商來主動維持。情慾趨於多元取向，在平等協商的基礎上探索各種可能性。當感情在晚期現代成為生活政治的重要議題時，個人生活方式的選擇──生活政治也更顯得重要。
六、代結語：親密關係的民主化
革命過程已經在個人生活的下層結構中進行，親密關係的改變推動了心理和社會的變遷，這種「由底部而起」的改變透過其他更為公共的制度分枝擴散。
──紀登斯，《親密關係的轉變》，頁181-2。
我將性解放視為一個媒介，它促使社會生活進行一個大規模的情感重整。在這個脈絡中，我把解放視為一個程序，一個把個人的一切激進民主化(radical democratization)的可能。因此，個人生活的民主化可以作為一種潛力，根本地延伸到所有親屬關係。
──紀登斯，《親密關係的轉變》，頁182。
以純粹關係為脈絡的個人所有生活領域都隱含了民主化的特質，相較於公領域，個人生活的民主化是一個不明顯的過程，私領域的民主化主要是由女性來扮演最首要的推動角色，但最後爭取到的利益卻像公領域的民主化一樣，讓每一個人都蒙受其利(Giddens, 1992：184)。親密關係的可能性，代表了民主的願景。這種民主願景的源頭就是純粹關係的浮現，而純粹關係不只呈現在性領域中，也在親子關係以及其他形式的親屬關係中(Giddens, 1999)。可以預見未來的民主秩序將發展出一個倫理架構，在性關係和其他個人領域中，這個架構將符合匯流愛的模式(Giddens, 1992：188)。
而自由而公開的溝通，乃是純粹關係的必要條件，因為彼此的關係就是這個協商和辯論的園地。和對方公開對話的條件就是具備自主性[14]，也就是擺脫衝動，這樣的對話也是表達個人需要的媒介，同時也是關係得以被反思建構的方式。民主的規範會切斷性和權利分配的關係，尤其是去除陽具權力的觀念。親密關係的轉變所隱含的民主化，包含且超越了激進的多元主義，性解放就在於結合多樣可塑的性和自我的反思(Ibid.：194-5)。
紀登斯關心情感的秩序，從私領域的民主化出發，試圖說明現代人在性愛慾等方面的狀況。紀登斯認為，男性使得公共領域的民主化成為可能，但是讓私領域的情感民主化成為可能的推手則是女性，女性在私領域上開創了重大且普遍的變遷，藉此建立了新的平等的關係。由於公領域的理性、平等和協商等觀念逐漸進入私領域，成為處理人際關係時的準則，亦即親密關係的民主化。
自從現代避孕技術的出現，性藉由避孕科技而得以脫離生殖這個工具性目的而成為一個獨立的存在之後，性成為可塑的性，性也成為人格特質的一部分，性更代表了追尋自我認同和反身性的可能性。因而，從中出現一種建立在多樣的可塑的性和純粹關係之上的性平等和情感平等。跟傅科相比，傅科關心的是彰顯論述和權力技術如何生產現代主體，但是紀登斯所專注的主要是親密關係的轉變，他將焦點放置在主體間的互動如何構成現代性。他認為傅科的性論述並沒有擺置在人際互動的層面，亦即互為主體上來考量。因此他指出，傅科其實忽略了愛的本質，也就是人們對浪漫愛的理想對於愛情以及性的轉變的影響。
親密關係的轉變體現在所有的關係類型上，而這些私領域的關係與公領域的生活轉型有著高度的相關性。現代社會中的許多傳統在私領域中是很難鬆動的，不論是日常生活、家庭與各種親密關係仍存在許多需要「理性化」與「民主化」的地方。然而，私領域被公領域的民主化所影響，私領域也同樣越來越要求平等、溝通、與自主權。如果私領域的關係中缺乏實質的自主協商空間，則這一關係就演變成令人恐懼，甚至淪落到一種習慣性的結構中，這就像是在威權政治中，公民與國家的關係一樣。正如紀登斯說的，「在最廣義的層次上，個人生活中的民主和全球政治秩序民主化的可能性，兩者之間有一種對稱關係，在分析全球策略和衝突時可見的立場交易(positional bargaining)和有原則協商之間的截然差異。總而言之，就像在個人的領域中一樣，差異可成為溝通的手段」(Ibid.：195-6)。
個人參與決定他們自身有關的事務，這點明了純粹關係的理想，示範了傳統和現今婚姻之間的主要差異，這也是親密關係的轉變能否帶來民主化的關鍵。就某些部分來看，權利與義務定義了親密關係的實質意義。沒有任何權利是不需要義務的，這一個政治民主的基本觀念也可以應用在純粹關係的領域。在關係以及其他領域中，義務必須是可以經由雙方之間的協商而修訂的。純粹關係中的責任和權威都和信任有關，缺乏責任感的信任很可能是單向的，也就是變成依賴，缺乏信任的責任則是不可能的(Ibid.：190-1)。
紀登斯認為，親密是一個現代的發明，而關係是需要主動維繫，並且在平等的主體間進行對等協商，以對話作為基礎，也是為了擺脫情感的威權。另外，他指出，私領域的民主化也會進一步促進公領域的民主化。而情感的民主化只要產生，就會進一步對公共生活的民主產生重大影響。充分瞭解自己情感的構成，並且能夠在人與人之間進行有效溝通，這樣的個人很可能已經為承擔範圍廣泛的任務和公民責任做好了準備。
最後，正如紀登斯在《親密關係的轉變》一書的序言中所說的：「親密關係指的是人際領域的全面民主化，與公領域的民主並無二致，而且還有其他的意涵，因此，親密關係的轉變對於整個現代制度都可能有顛覆性的影響」。而紀登斯這樣的宣稱，也同時有力的點出了在一個社會中情感的民主化的重要性。
參考書目
中文部分
何春蕤，2001，〈反思與現代親密關係──《親密關係的轉變》導讀〉，收於《親密關係的轉變：現代社會的性、愛、慾》，台北：巨流。
黃瑞祺，2000，《現代與後現代》，台北：巨流。
英文部分
Browning, Gary. Eds. 2000.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Society.
Dodd, Nigel. 1999.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ity.
Giddens, Anthony.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 1992.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Sexuality, Love and Eroticism in Modern Societies.
-----------------------. 1999. Runaway World.
[1] 就紀登斯本人的定義，他所謂的「現代性」是指：第一、一系列對世界的態度，關於現實世界向人類干預所造成的轉變開放的想法，第二、複雜的經濟制度，特別是工業生產和市場經濟。第三、一系列的政治制度，包括民族國家與民主(引自：黃瑞祺，2000)。
[2] 紀登斯認為在現代社會中，時間與空間可從社會情境中被抽離出來，各種活動與事件不再被時間以及空間約束，也脫離了原有在地的脈絡，也就是時間與空間在此空缺，或可說是因時空分離(seperation of time and space)而造成抽離化(disembedding)。而這些活動與事件可能在另一個脈絡下被重構，形成全球化的內涵(Giddens, 1991：16)。
[3] 結構化(structuration)指的是社會關係如何隨時間推移而出現一種結構的或模式化的特性。紀登斯的出發點是，社會學解釋在詮釋社會行動時，必須考慮到行動者的觀點。因此，結構的概念不僅涵蓋制度，也要包含社會行為。他拒絕將結構理解為靜態的建築架構。社會系統是動態的，也就是說，涵蓋了社會行為在時間中的複製。這是個再生產的過程，而不是說社會存在於行動者之外，才讓這些行為取得了某種結構或模式化樣態(Dodd, 1999：239)。
[4] 紀登斯將這種二元論建構成為某種二重性(duality)，這一假設正是結構化理論的基礎。亦即結構同時作為自身反覆組織起來的中介和結果，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徵並不外在於行動，而是反覆不斷的捲入行動的生產和再生產。
[5] 反身性監控乃是在行動者活動流體現出來的人的行為的目的性或意圖性；行動並非由一串包含著一堆意圖而各自分離的行為所組成，而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Giddens, 1984)。
[6] 按照紀登斯劃分的三個意識層面：無意識(unconsciousness)、實際意識(practical consciousness)、言理意識(discursive consciousness)。他認為，認知能力(knowledge)是行動者具有資格能力的重要表現，這意味著行動者憑藉自身和他人行動的生產和再生產，對這些行動的背景知識所相信的那些東西，除了可以用話語形式來表述的知識，還包括不言可喻的默會知識。在互動的生產和再生產中，行動者所提取的知識庫存，同時也是他們對行動的意圖、理由和動機的依據。但是在實踐當中，行動者的認知能力只有一部分表現為言理意識。就行動者能力所及的層面來說，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徵是根植在實際意識中的。
[7] 「偏差」(deviance)這個名詞的出現就是把各式各樣的外在特質(如貧窮)等等過去被視為生活中的自然變數，是「上帝旨意所賦予的」，加以社會化。偏差是社會建構的，透過隔離(sequestration)的過程，把它從社會隔離的主要場域中抽離(Giddens, 1992：174)。
[8] 相依共生型的女性是照顧者，她們需要去呵護別人，但是她們在無意識中，或者部份或者全面性地，預期自己的奉獻會遭到拒絕(Giddens, 1992：87-8)。相依共生型的人習慣於透過他人的行動和需要來找自己的認同；但是，在上癮型的關係中，個人會把自己和他人融合在一起，因為那個癮頭正是本體安全感的主要來源。設立個人疆界是建立不上癮(non-addictive)關係的根本基礎。就心理層面來說，界線明確劃定了什麼事物屬於什麼人，也因此抵消了投射式認同所可能產生的效應(Ibid.：93-4)。
[9] 固著的關係很可能比其他任何形式的相依共生型關係來得普遍。固著的關係是建立在一種無可抗拒的依賴關係上，而不僅僅是相互的依賴(Giddens, 1992：90)。
[10] 紀登斯在《親密關係的轉變》一書中，駁斥了一般人對於羅曼史的刻板印象，他指出，羅曼史是種希望文學，它使得女性受挫的自我認同得以被修復。
[11] 反身性(reflexivity)在此指的並非是在中文世界的意義裡含有道德意識的「反省性」，而其意義是指因知識滲透所引起的調節現象。知識與權力運作的關聯，是具有反身性的，也就是說被用以描述社會生活的任何方式以及詞彙，都會再反過來融入以及改變社會。
[12] 在紀登斯的現代性三部曲中，一再使用到的life politics，這個詞彙在目前中文領域的翻譯存在不只一種版本，在趙旭東等人翻譯、黃瑞祺審定的《現代性與自我認同》中，將之譯為「生活政治」。而在周素鳳對《親密關係的轉變》的譯文中則將之譯為「人生政治」，為求在名詞翻譯上前後一致，這裡採用前者版本的翻譯。
[13] 反身性的現代性特點在於去傳統的過程。這並不是說傳統信仰與實踐全部從社會中消失，有時候反而是重新出現。但在一個後傳統社會裡，傳統信仰和實踐扮演了完全不同的角色。傳統實踐的保留與再現，必須透過一定的闡釋與正當化。這也就不是一般所謂的傳統了，不再毫無保留被接受，而是透過反身性的監控(Dodd, 1999：249)。
[14] 在個人生活領域中，自主就是能夠成功實踐自我的反思籌劃。自我的反思籌畫必須容許個人再面對過去時仍保有自主力，如此才能有助於開拓未來。如此一來，自我的自主性才會尊重他人的能力，這就是民主秩序的必要本質(Giddens, 1992：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