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滋病減少需要經濟援助
南華社會學研究所 紀佩君
12月1日世界愛滋病日，今年聯合國焦點放在婦女的身上，因為全球愛滋病感染者到今年底已經達3940萬人，而婦女佔了一半左右。然而宣導性別平權的觀念並不是高愛滋病患的國家所真正需要的，我們可以看見，在台灣這個性別越來越平等的國家，愛滋病的男女比例卻從前幾年的9:1到今年的2.6:1，女性並沒有因為權力抬頭而減少得病比率。台灣的愛滋病兒童中有90%來自於母親是帶原者，而桃園縣衛生局在今年三月推動準媽媽免費進性愛滋篩檢，施行以來有一萬七千名孕婦接受篩檢，比例高達孕婦的九成六，其中也篩檢出四位陽性反應的孕婦得以進一步追蹤調查。
全球的女性得愛滋的比率是男性的.2.5倍，而HIV病毒又容易經由生產傳給下一代，因此台灣即將施行的愛滋篩檢納入產檢項目，雖然每年需要4千5百萬的經費，然而卻比一位愛滋病患一生耗費1千4百萬來的划算，所以政府願不願意出錢在愛滋病患的篩檢、追蹤上面，將會是有無控制愛滋病患的重要因素。
如此說來，我們相對於全球性的狀況，全球愛滋病病毒愛滋病疫情報告顯示，全世界有超過3,700萬人攜帶愛滋病病毒，其中約一半為女性。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感染愛滋病病毒的成年人有近60%為女性。顯而易見地，這些地區的國家在經濟各方面皆處於弱勢，然而我們卻沒有看到聯合國在經濟上的支援，只有觀念上的宣導，尤其今年的女性平權、女性自信心提升以及經濟收入的提升等等，看來只是紙上談兵，對於這些國家的疫情並不會有顯著的改善。
在資本主義的世界，一個國家的經濟改善能夠讓國民的生活水準、教育程度以及經濟收入就會相對提高，疾病的防治也能相對提升，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民連基本的生活都沒有辦法顧的好，再多的觀念也都徒勞無功。中國性病愛滋預防控制中心的研究顯示，愛滋病患者有將近6成的人無法再工作，一名無法工作的愛滋病患對社會的總經濟損失就達13萬元。如此一來，貧窮的國家就會更窮，而聯合國坐擁足夠財力卻坐視不管，不禁令人懷疑，強權國家有其目的存在，這些國家希望這個世界的人口在這些強權國家的控制之下，世界的財富也在其掌握之中。
政治經濟的力量在防治愛滋病、治療愛滋病中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2000年底特律線上新聞報導，根據贊助會議的聯合國AIDS組織加勒比海地區領導人佩姬．麥克伊娃表示，官方統計顯示該地區有36萬人帶有HIV；然而專家相信感染人數應該更高，約50萬人。貧窮、社會準則、早期性經驗、多重性伴侶與歧視都是該地區AIDS流行的相關因素。但大部分的政府都很少有錢去解決，的確如此，千里達全國AIDS計畫的年度預算只有10萬元。再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導，來自南非受HIV與肝炎病毒污染的血液經由英國被運往印度、中國與其他國家已有二十年。仲介商已在其中獲利一千萬元以上。不過我們卻都沒有看見政府的抵制行動，即使政府想要抵制也都限於經濟的問題而無法改善。
以上的狀況是國際組織聯合國應該對這些國家有實質的行動的時候，不過令人惋惜的是，聯合國只提出願意協助的意識形態，讓世界以為聯合國盡心盡力，但受愛滋病毒感染國家的人民卻無力從最基本的生活基礎改善所處的環境，一個美麗的結構不斷建構，內在的實質行動卻視而不見，愛滋病的問題依然一直存留在世界上。
失功能家庭中的孩童
南華社會學研究所 張松露
國中二年級生遭親生母親持木棍毆打至嘴角腫脹，近來似乎幾天就傳出家暴事件，前幾天則是一位吸毒男子殺父並挾持兒女，經電視播出，醫院中男子因毒癮發作躺在床上哀嚎著：「讓我死！」，同時卻聽到小孩叫著：「爸爸！爸爸！」，聽了真是讓人心酸。
家庭是小孩成長的場域，親人尤其父母親更是小孩最依靠的人，這樣一個吸毒、殺父、傷害自己孩子的爸爸，外人或許會說這樣的人根本不配當父親，但是當小孩叫著爸爸時，其中負載了多少這個小孩心中的渴望，一個有愛有歡樂，和別人一樣正常的家。而我們社會上許多小孩，奢望這樣的家庭生活卻並不可得。
根據內政部統計家庭暴力事件通報件數統計，91年度36,120件，92年度42,942件，而93年1至6月為21,320件，較92年同期成長1.46％，顯示家暴事件正逐年成長。臺灣現代婦女基金會更指出，家暴事件不但在「量」方面有所增加，「質」變的狀況更值得社會關注，於社會新聞中重大家庭兇殘的暴力事件屢見不鮮。
這些家暴事件，受害者可能不是孩童，但是每一件通報背後卻都代表了一個失功能家庭，許多目睹或親歷家暴，無助與恐懼的幼小心靈，則隱藏瑟縮於事件的角落中。當我們正為台灣生育率下降而擔憂時，是否同時也該思考如何給孩童們一個快樂成長的環境。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規定「所有兒童有為其身體、精神、道德以及社會之正常發展，獲得相當水準之生活之權利。」，兒童屬社會上被支配，最無社會資源的弱勢族群，他們的基本需求必須由政府正視與提供實質的保障。
誰的權力
南華社會學研究所 林融達
根據報導，台東縣警方根據檢舉約談七位民眾，當中林姓夫婦的女兒指控警方違反人權，在沒有傳票且未告知民眾權利義務下，擅自將人帶走；台東地檢署檢察長何明楨表示，民眾本身就應該具備法律常識，在程序違法下可以拒絕偵訊。
選舉進入了最後的倒數計時，不但候選人賣命的盡量宣傳，檢調單位也是大力動員於抓賄選的動作。抓賄選沒什麼不好，對於選舉風氣的改善也的確有一些效果，但當檢調人員在查緝時是否有重視到最基本的人權尊重？而針對當事人子女的指控，檢方反倒以”這是民眾所應該擁有的法律知識”來解釋，不得不令人為之氣結。
從傅柯(Foucault)的權力論來說，權力的運作特徵是一種分配和監視，運作的過程是被刻意隱藏的，所以權力本身的重點即在於是誰擁有權力機器，誰就對權力有高度的控制和詮釋。而當檢調人員進入當事人家庭的場域抓人的時候，這兩者之間的權力落差更是不言自明的，而在權力落差之中是有許多的聲音被刻意乎略的。相對而言，擁有高度的權力的檢調人員不但沒有盡到告知其權利的部份，反倒回頭過來怪罪社會大眾對於法律知識的了解不多，保護不了自己該有的權利，豈不荒謬！
既是權利，本來就應該負有被告知的義務，而不是反果為因的認為這是人民普遍所應具有的知識，而不需要做告知的動作。就如同之前的食品內容標
識的問題，難道可以預設社會大眾”每個人都清楚的知道自己在吃些什麼內容物”，就可以不對食品做任何的標識？身為法治人員卻對於法律中最基本的程序正義藐視至此，不得不令人質疑檢調單位在進行調查時的正當性及合法性！
為何要強調程序正義？因為法律本身只是條文的形式，要能夠實際的對社會產生制裁力必須要有一社會高權力的運作，社會群體是不被允許使用暴力，只有國家才能合法的使用暴力，如制裁、戰爭等。但這種國家所的高權力必須要相當謹慎的使用，以一定的法律根基和一定的行政程序來運作，不然就會流於變成高權力的壓迫，而執行公權力的過程中是否符合了程序的正確就變成了一種規範，經過規範化的公權力才有公正可言。在西方社會中相當看重這種法治的觀念，因此只要執法的過程有不符合程序正義的嚴重瑕疵，大多都是構成不起訴的行為。
但回觀台灣本身的現象，不斷的強調依法行事，但執行法律過程的時候卻是往往和必要的行政程序是相違背的，換言之就是為了執行上的便利，而不可能相符於法律的規定。例如攔車臨檢是每天都在運作的機制，但警方主動告知其權利和申訴管道者的又有幾人？在台灣，行政程序變成了不是保障人民權益的一種機制，而是被操弄為保障執法人員的安全機制，提供了適宜的規範來操作，來避免相關的責難。當檢調人員說出”這是民眾所應該擁有的法律知識”這句話時，不但透露出司法人員的素質之低落，同時也是隱含著執法過程其中極大的權力落差是刻意被隱藏起來。
校長與民代的剪不斷糾葛關係
南華社會學研究所 王叔楨
地方民意代表對學校的影響到底有多大？校長說：「壓力無所不在」。小至學生編班選老師及轉學，大到人事說情，還有工程利益，最要命的是被叫到議會大庭廣眾之下，當面羞辱。但是因為民代掌握教育經費審議大權，校長若要堅持依法行事，就要自行設法抗壓，否則就可能發生像台中縣賴錫安校長這樣的悲劇。
前台中縣立新國中校長賴錫安在學校上吊身亡，日前傳出受議員壓力所致；賴錫安之女賴怡君昨在母親陪同下，雖不願點明父親的死與哪位議員有關，但要求政府公權力介入調查，還原真相。賴錫安生前曾在演講中提到，他認為生命教育是最終目的；不料自己卻選擇在一手創辦的校園自縊。對於父親的自殺，究竟是否與民代壓力有關？賴怡君表示，她不願多作評論，也不要求任何人道歉，只希望父親的死能喚起外界對教育亂象的省思。
「 一個校長的死，是否可以讓政壇的惡質文化起死回生？」立新國中校長賴錫安疑似不堪民代關說壓力自殺，引起全國家長團體關切。校長與民代的「灰色地帶」如何拿捏？考驗校長的操守，不可否認，有校長「上下其手」，但也有校長堅守最後一道防線。早期桃園杏壇為了校園採購案，曾驚傳校長、民代集體舞弊案件，牽涉人數之多，震驚全國，害慘不少有前途的校長。前桃園縣教師會理事長彭如玉分析，看太多校長與民代一起「沉淪」的例子，不論是自願或被迫，壓力每個人都會有，教師會也面臨許多陳情，當「力量」轉出去時，也可能被誤會是「關說」或「施壓」。
學校工程關說，最為嚴重。曾在台南籌備新學校的校長指出，民代介入最嚴重的是工程問題，因為牽涉到金錢利益，有人會直接來為廠商說情，而有人也會直接向教育局施壓綁標，這些都是很大的困擾。校方為了自保，通常能做的就是在合法的情況下，儘量「配合」。
民意代表插手學校事務包羅萬象，每年教師甄試分發期間，學校常接到民代電話接到手軟。甚至少數高中職學生成績不佳留級，或因升學分發問題，也會透過民代向學校施壓。過去台南縣私中全盛時期，學生為入學，家長找上民代向學校關說，曾發生學校老師不堪其擾，稱病躲到醫院住院以逃避壓力，現在私中熱退燒後，此一現象已較少出現。
還有人事問題也非常困擾，台南市教師甄選全由教育局主導公開舉辦，校方完全沒有主導權。至於學校自辦的甄選，其實也都是由教評會決定，校長權限有限；如果民代再施壓，校長真是叫苦連天。
然而校長與民代之間的關係，說起來挺矛盾的。學校要爭取額外的建設，找民代爭取是最好的辦法，更是最快的捷徑。問題是非常清楚的。社會上掀起「把不肖民代趕出校園」的聲浪。但是杏壇上也有極少數校長成天吃吃喝喝的「公關校長、政治校長」，大家也都知道他們每天只會喝酒、打麻將、做公關。這些地方杏壇醜聞不是沒有人知道，為什麼為民喉舌的民意代表不能監督教育局整頓這些行為不檢點的校長呢？
至於民代幫學校爭取建設經費，碰到民眾請託案件，難免校長要協助處理。這就是魚幫水，水幫魚，互蒙其利的共生結構。除非縣府能夠斬斷民代的需求，否則一位校長以死來做為控訴的手段，問題是無法因此而獲得解決的！
金馬獎的心得
南華社會學研究所 李怡青
在金馬獎典禮前試裝時，媒體嫌林志玲的「裸露」尺度不及金鐘獎主持人小S；金馬獎典禮後，媒體則是報導「2004 金馬獎 / 金鐘獎 小S賣笑，金馬獎林志玲出賣色相？」這兩則新聞顯露出女人的身體如何被建構、女人的身體也可以被污名化。
經過這樣的報導，擁有甜美的臉蛋、姣好的身材，能夠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建構出了女性心中理想完美的意象，讓女性同胞們有所依循；同時，女人的身體也是人們慾望幻想的對象，人們天生就是喜歡美的人、事、物，更何況是面對美女時，總是忍不住的會將目光停留在她身上，討論有關她的點點滴滴，然而女人是否一定要裸露身體才算美？或者要裸露到什麼樣的程度是美？達到什麼樣的程度卻是屬於色情？以林志玲為金馬獎主持人一事為例，媒體主要報導方式是以滿足大眾的窺伺慾望，增加收視率為出發點，在試裝時嫌林志玲「不夠露」，身為模特兒的她笑說：「大家的口味也太重了吧！」，最後仍敵不住媒體的力量，而賣關子說：「典禮上不會讓大家失望。」似乎要改變「女人只有裸露才是美」的價值觀，單憑一位女子力量是不夠的。
在這樣一個事件裡，可以看到媒體如何形塑女人的身體，女性的身體變成是可欲的、可以公開要求女性裸露滿足偷窺者的窺伺，看不到他們對女性的「尊重」，以欣賞藝術的眼光來看待女性的身體；此外，也能看到媒體如何讚賞裸露的女體為「美」，同時也能污名化，稱女性展現自己的身體為出賣「色相」。女性主動展現自己美的一面，大家應該讚美她的大方，不應該與主持能力混為一談。
在我們的周遭，偉大的媽媽是女性，可能你會有一個很可愛的女兒，也許你有一個漂亮的女朋友，可是你希望她們的穿著是越少越好嗎？美，它的樣貌其實是用”心”去感覺和體會的，不僅是只有視覺上的刺激。希望人們能懂得欣賞且尊重女性，不要只是將女性的身體當做商品一樣觀玩。
「議員關說」的反制
南華社會學研究�溫惠貞
「議員關說」的現象一直存在校園中，大至校園建設，小至文具、便當．．．議員的魔爪總能伸入其中。
議員本身利用他的權勢脅迫校長，若你不聽話，他可以用各種手段對付你，如減少學校經費，讓學校沒錢建設、把你叫到議會休辱一番．．．大部分的校長也都無力反擊，只好被迫沉淪。但也有一些不肖的校長，和議員一起狼狽為奸，貪污舞弊。校園工程關說之事由來已久，且已變為共犯結構的問題，由議員－政府官員－校長三方面的結合，互蒙其利，校園也因此而淪陷。
當貪污變成無法避免，而且不得不的情況下，是否能有較適當的變通方法呢？古人說：「兩害相權取其輕」，就是讓傷害降到最低的辦法，我想校長們可以以「品質」要求議員和包商們，當校長們要求提高「品質」時，不僅讓建設更有保障，也減少這些議員和包商的利潤，而校長也不會一直處於任人宰割、被挨打的狀態。
收受賄賂但要求「品質」是不得不的作法，要根除議員民代關說的情況，最根本解決之道是如何讓這些人不再干預學校運作。有人提議說議員也和立委一樣減少席次，但減席並不一定解決的了問題，重點在於議員民代們的「素質」，而這決定權又在人民手裡。選舉是選賢與能的，大家千萬不要屈服於伍佰、一仟的買票錢，而選出不肖議員，選上後貪污舞弊，浪費的是人民的納稅錢，吃虧的還是老百姓自己。
罷工是勞工最後的武器
南華社會學研究所 蕭鈞禧
近年來，公營事業紛紛開始民營化，然而在民營化之後的減薪、裁員使許多員工喪失原有的權益。前幾天中華電信工會以一萬七千多票，佔六成會員數，投票通過罷工案。為接著而來的罷工提供了背書，也為勞工在勞資戰爭中帶了來一場勝利。勞資關係經常是緊張且對立的，在資方的立場，提高利潤、壓低成本是其目標，順從資方的員工更是資方所期待，然而在勞工立場，如何保障其工作、薪資福利則是其所關注的。
這一次電信工會積極動員投票，資方也是各種方法用盡。除了在投票前夕要員工簽署「停止罷工投票」，還透過主管約談各個員工以阻止投票。
由於法規的不完全，使得台灣勞工難以透過法定程序來爭取自身權益。在法定程序上，勞工須先調解爭議事項，調解不成才能召開會員大會，二分之一以上會員投票通過才能罷工。在舉行罷工或各式爭取權益活動時，又必須小心提防資方的介入，如主管約見參與員工，調動員工職務，解聘領導罷工的員工以嚇阻其他員工等等。
勞工在勞資糾紛中常常是居於弱勢的一群。面對資方不合理的要求只能順從，在權益抗爭中，還必須面對來自資方的各種壓力。當資方無預警關廠、大量裁員時，又沒有足夠的力量來抗衡。因此在這一場受到資方竭盡所能阻撓下，又能成功的罷工投票，可以說是為後繼者帶來新的契機，使勞工得以抗衡資方。
正視潘朵拉魔盒的吸引力
南華社會學研究所 董麗美
為了扶養小孩的年輕爸爸，犯下刑事案件。明明就沒有經濟基礎卻生下了小孩，造成「小孩」養小孩的社會現象，如果得不到家裡的支持，就必須負擔起龐大的生活費用，試問，這些青少年為什麼會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生小孩呢？是因為性行為太開放了嗎？亦或性知識太缺乏？
根據衛生署統計資料顯示，全國15-19歲的少女每年產下16000多名嬰兒，其中有三分之二是意外懷孕。性行為愈來愈開放的社會，兩性相關教育卻還環繞在生理知識上打轉，這勢必會造成懵懂無知的青少年只能從色情網站或者光碟中獲取資訊，由錯誤管道習得錯誤的性觀念，因而延伸出許多社會問題：性氾濫、性病、未婚懷孕……等。
性行為愈開放的社會，不意味著社會問題更嚴重，關鍵在於性知識的正確瞭解。許多先進國家，如瑞典、日本等性行為開放的國家，其未婚懷孕的比例相較於台灣卻低了許多，究其原因應是這些國家非常重視兩性教育，像瑞典在1955年就已經在中小學階段來實施性教育，認為性或性取向並不只在於做愛或性行為，而是在於一個人的身分建立與認同，且也進一步教導「責任同擔、快樂同享」的觀念，使用保險套是必要的，深具男女平等的深刻意涵，這種以正面意義來教育下一代的結果使得其未婚懷孕或性病罹患的比率相當的低。
反觀台灣，在傳統保守觀念的包裹下，視「性」為禁忌，不可公開談論，不僅身為父母的如此，就連教育體系也「墨守成規」。但，「性」對懵懂無知的青少年而言，就猶如潘朵拉魔盒充滿了致命的吸引力，所以，在正規體系不教導的情況下，會發生這許多的社會問題，教育體系必須負相當大的責任，身為知識教育傳播者，卻無法將最基本最切身的知識傳承給下一代，已然失去了教育的目的。如果教育機關不修改教育方針來改善這些情況，而只是一味的怪罪青少年，那可預期的是，在性行為愈來愈開放的潮流下，其所衍生的社會問題必然會更加嚴重。
愛可魯，請先尊重導盲犬�
南華社會學研究所 劉明欣
最近的一股可魯熱發燒，可愛的拉布拉多犬與黃金獵犬也跟著水長船高，也引發了一連串導盲犬的討論，但大多是的民眾對於導盲犬的認識只是初步的溫馴可愛，這不僅表示對導盲犬的概念缺乏，更代表我們對視障同胞的認識與尊重不夠。
首先，我們對導盲犬的的認知必須先做個釐清，這些溫馴的大狗都很惹人喜愛，但牠們並不是寵物，他們是為視障朋友服務的工作犬，當我們看到大街上牽著導盲犬的視障朋友，那並不是在溜狗，而是大狗有任務在身，正引導著主人前行，路人不可以隨便呼喊或干擾，這不僅會造成盲胞的生命危險也會誤導導盲犬的判斷；導盲犬在工作時路人更不可以任意餵食，因為隨便餵食人類的食物，導盲犬帶主人進餐廳時會因為習慣人類的食物而騷動，對視障者與導盲犬造成干擾。另外當你要碰觸可愛的導盲犬時，請務必先告知主人，獲得主人的許可才可接近導盲犬，因為牠是有任務的工作犬，更重要的是尊重視障同胞的基本禮貌。
而在政府與相關團體的宣導下，導盲犬可以進入政府機關與搭乘大眾運輸工具，雖然比起帶入第一隻導盲犬的柯明琪遇到的阻礙稍有改善，但這項行政命令仍不夠普及，很多餐館或大樓警衛因為導盲犬的認識不足，常常將視障者與導盲犬拒之門外，對視障者與導盲犬來說都是極不尊重的表現。
對導盲犬的尊重是現在急需被宣導、教育的觀念，我們必須認知牠們工作犬的身分，尊重導盲犬的工作專業，牠不是寵物，不可姿意呼喊、撫摸或是餵食等，更要使導盲犬的觀念普及於一般大眾，避免發生視障同胞與導盲犬不得其門而入的情形。對導盲犬的普及認知，也是對視障同胞的尊重。
選舉
南華社會學研究所 張健倫
最近，選戰如火如荼的在各地蔓延開來，每位候選人總是拼命的推出自己的政見，總是以如果我當選了，我就會如何如何來增進國家以及全民的利率福祉等誘惑性的字眼，來吸引選民們的注意，甚至有些候選人還會私底下給選民一些實質的利益來拓展自己的票源。
政治人物之所以會參與選舉，其最主要的任務是為了在選上之後能夠用其權力地位為廣大的選民謀取福利。然而，在候選人在當選之後能夠兌現其先前所發表政見的人又能夠有幾人呢？政見是候選人對支持其選民表達誠懇與否的最有力的籌碼，也是在當選之後誠信與公信力的表現方式。大部分的候選人在當選之後能真正把自己的政見付諸實行的只有在當初選舉發表的不到四成的政見，那換句話說，這是不是一種對選民的欺騙呢？台灣的選舉彷彿變成一場吹牛大賽，誰講的越生動、越天馬行空，反而能夠越能得到廣大群眾的支持。這樣的選舉政見在選舉過後往往成為一個空頭支票無法對廣大的選民作出交代，台灣的司法機關對此也無法條可管，這慢慢的變成一種選舉文化，候選人可以不用為選舉之前所發表的政見負責。
現在許多的電視廣告，如果代言產品的藝人作出誇大不實的言論保證，馬上會掀起一陣的社會輿論，被新聞局罰款事小，嚴重的話遭受社會批評使自己的身價及公信力名譽上的受損才是最嚴重的。然而政治人物將來肩負監督國家事務的重任，在誠信方面不應該高於一切嗎？然而司法機關卻是對於這種現象不加以檢討與改善，才造就了一個個的政治謊言家。所以我們選民不要盲目的相信候選人所提出的政見，對於其中不是那麼合理容易做到的部分也要詳加思考才是。
「普遍性」知識份子 VS 確著的知識份子
南華社會學研究所 許智偉
�看到這篇文章真是心有戚戚焉.記得以前大二某教授上課時,總會跟我們臭屁每當學 校為了蓋高樓或開 路,而要破壞教堂或是相思林時,她們是如何在學校奔走演講,組織遊行,靜坐絕食,並利
用社會系學生反省 批判的精神與熱情,帶領起整個反對運動,藉此增加與學校談判的籌碼,進而迫使學校讓 步.....當時教授眼 中的真情流露與慷慨激昂,著時深深的感動全班,大家心想..''我們好像真的可以為社會
做點什麼.改變點 什麼..當時的社會系是這樣的熱情不怕死,帶領全校捍衛著東海的價值...我們一定也可 以的!甚至要犧牲 一切也無所謂!(或許是當時全班年少輕狂,加上教授能言善道,全班就這樣被感動了
)
但是到了大三,大四,相繼發生美國入侵伊拉克與工業區聯絡道路之爭,姑且
不問事情的對錯,我認為當 時全班的氣氛很冷.似乎一切不關我的事,我要約去參加遊行還約不到人,連教授都忍不 住發牢騷:社會系的 學生變了,熱情不見了.反省不見了.這樣如何改變社會呢?
� 由此可見,社會上對於知識份子有一定的期望與定義,根據時代週刊對知識 份子的定義﹕
「第一， 一個知識份子不止是一個讀書多的人，一個知識份子的心靈必須有獨立的精神 和原創能力，知識 份子乃是以思想為生活的人；第二、知識份子必須是他所在的社會之批評者，也是現有
價值的反對者。一 個人不對流行的意見、現有的風俗習慣、大家在無意之間認定的價值發生懷疑並提出批 評，那麼，這個人 即令讀書很多，也不過是一個活書匠而已。」
「第二， 長久以來, 左派知識份子被賦予主宰真理與正義的能力,權力很大,被當為人 類社會普遍真理的代言人
,知識份子似乎比平常人更接近人類的良知與正義,知識份子本身也期望自己可以擔當起 社會普遍真理的創 造者.從歷史的脈絡來看,似乎是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以上的知識份子稱為普遍性的知識
份子, 但由於分工的擴張,現代社會所謂的知識份子變成某某行業的專家, 存在於 住宅、醫院、收容所、實 驗室、大學、家庭及各種行業中.她們汲汲所面對的問題,不再是現代社會普遍的問題,
而只是專業上的問 題罷了.但是就是因為太專業,加上現代社會資訊流通快速,分工細密,知識份子對社會大 眾的影響將更鉅大 ,只是知識份子本身沒有察覺到自身的影響力,
以為本身面對的問題與抉擇只存在於專 業領域,其實專家任 何的一舉一動與社會大眾關係密切,雖然專家的權力被限制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但不可忽 視她們對於社會的 影響力.以上稱為確著的知識份子.
� 儘管某些人還是眷戀著偉大的「普遍性」知識份子，並且渴望著一個新的哲學、新
的世界觀的降臨。 但我認為，「確著的知識份子」已是現代社會的普遍現象,人們擁有的知識非常專業,但 忽略了本身對於社會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