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則不妥的笑話
南華社研 張松露
開車時小四的女兒很高興地說笑話給我聽，大意是有個小朋友聽別人對話後，因為引用錯誤用而鬧了笑話。其中兩句話「爸爸被我幹掉了！」、「媽媽被我蹂躪了！」，直覺上感覺不妥，小二的兒子則問：「蹂躪是什麼？」。問女兒笑話是誰說的，女兒回答是課堂上老師講的。
電視等媒體呈現的性與暴力對兒童的影響，一直是被大家所關心的議題，前一陣子也發生國小學童說笑話比賽，在比賽中開黃腔的事件。面對如此越來越開放多元的傳播環境，不論是平面、電視或網路媒體，想要把孩童完全隔絕於不良訊息之外，已經是不可能的。雖然有部分社會人士組成媒體監督組織，監督並要求媒體善盡社會責任。但是這也只能影響一小部分，對於整體大環境改善非常有限。
因此與孩童生活最密切的家長與老師，將是防止孩童受到不良媒體污染的最後防線。然而資訊爆炸時代，隨時有各種訊息以各種面貌充滿在我們的生活中，甚至連大人都很難察覺訊息後的負面意義，而被這些訊息所迷惑。
家長因為教育程度差異，對於媒體造成的影響，並非都能向孩童做出正確解讀。此時學校教師則扮演更重要角色，經由對於暴力、性等負面議題的掌握，與媒體表面意向的批判，以教育專業培養孩童正確媒體解讀的觀念，不至於輕易被媒體的表象所迷惑。
小學階段的兒童正處於道德思想判斷養成的時期，學校中的老師又往往是他們模仿的對象。上述老師為營造較佳的上課氣氛，總是會找些笑話來於同學同樂，但是由笑話的選擇上，似乎反映老師對笑話本身背後隱藏的性與暴力元素，沒有足夠的警覺性。
是否也意味著，老師養成階段並沒有給老師這樣的批判意識，以致於教學中無意識錯誤引用。反而可能傳遞不良的訊息給學生而不自知。
從九份車禍來喚起我們對於遊覽車安全的重視
南華社研 張健倫
滿載香港旅行團的一輛遊覽車，在18日下午2時29分在台北縣著名的風景區九份山區翻覆墜谷，造成5死33傷了重大的意外傷亡，對於肇事原因明顯指向遊覽車司機酒後駕車、車速過快所造成。為確保旅客人身安全，避免類似的情形再度發生，研議拓寬道路；增設「換低速檔、試踩煞車」、「連續彎道」、「險降坡」等警告標誌以及加強大眾運輸遊覽車駕駛的酒精測試。
但在事後台灣旅行社除了極力撇清跟駕駛之間的關係外，在出事前也未替旅客投保旅遊責任保險，此事件的發生不僅暴露出我們對於大客車的控管問題出現漏洞也影響台灣觀光旅遊形象。從去年7月尊龍客運火燒車的事件到最近的九份香港旅遊團車禍，雖說去年的尊龍客運火燒車事件在事發後引起廣泛的注意去做檢討，但相關單位的處理進度緩慢，未料憾事又發生。我們現在應好好省思這個問題並針對駕駛人的違規記錄與前科修法做嚴密的控管，強化職業道德教育，嚴懲酒後駕車與睡眠不足之駕駛人，予以吊銷其駕照。在出發前應注意駕駛人精神狀況與情緒上有無不良，並落實替駕駛人做酒測的工作，掌控駕駛人在外有無不當之行為。
在旅行社方面，政府應肩負起落實監督的責任，對於誇大不實，報價不符之旅行社應勒令予以停業，並且改善結構性低團費的問題才能減少旅遊危機，根據交通部這兩年來大客車是肇事率最高的車種，由此可見，對於大客車的管理實在是刻不容緩，尤其是對於大客車違法改裝方面的審核，必需更為嚴密才行。
MSN的社會學想像
南華社研 許智偉
現代社會的交通發達與日趨複雜的制度，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無情的撕裂。在以前交通不發達的社會，每個人幾乎都是生老病死都在同一個地方，小時後的朋友，幾乎就是一輩子的朋友，朋友的關係相當穩定，而出遠們對古人來說是相當重大的事情，甚至是一種逞罰(例如流放的刑責)，因為誰知道這輩子還會不會見面呢？而且把人抽離出自己熟悉的人際關係，就是一個非常痛苦的事情。
但是到了現代社會，朋友的關係變的很速食。由於交通發達，人們隨時可以出遠門，把分別視為是理所當然的了，朋友替換率之高超乎前人的想像，從幼稚園、國小、國中、高中、大學、研究所、就業等生命歷程來看，人們不斷在認識新朋友，但是，也不斷在失去舊朋友，朋友的經營變的非常不穩定，非常速食，多麼好的朋友，也可能因為搬家，或是升學，而變成最熟悉的陌生人。所以我認為現代人是非常寂寞的，朋友的關係是非常不穩定且表面的，讓現代人陷入一種"無人了解我"的寂寞。
如何超越距離而保持友誼呢？MSN當然就是最好的方法了，不但即時以文字、語音通訊，還可以藉由視訊看到對方，根據統計，上班族下班之後的休閒活動有6成都是上網聊天，上網聊天已經變成現代人交朋友一個不可獲缺的方式。但這樣真的就可以解決寂寞嗎？還是讓人更寂寞呢？友情的基礎是否真能藉由MSN而繼續維持呢？還是MSN其實並不是用來維持朋友關係，他只是用來認識新朋友的？
小心潛伏的選舉造勢
南華社研 劉明欣
立委選戰已如火如荼的展開，各黨派輔選、助講或是立委後援會成立等都為年底的立委選戰加溫，這是台灣的選舉文化，熱鬧宣傳、造勢吸引人潮，此為台灣的選舉嘉年華。然而身為選舉人的我們應該有些自覺，選舉的主角不是台上的參選人，也不是幫忙助選的政壇明星，這是為我們國民所準備的民意表現。
既然是以我們為主角的選舉，我們也有權來選擇什麼我們接受的選舉文化，而不是被參選人的宣傳造勢所牽引。
以前幾天的高雄反軍購遊行為例，原本是對政府軍購政策發聲，到後卻演變成藍綠陣營激烈街頭罵囂，甚至從新聞畫面所看到的是各黨候選人相互批評的鏡頭，儼然成為候選人搶造勢的狀況。當然反對政策的遊行活動本身即有參雜政治取向這是無可厚非的，但不因選舉在即，把有訴求的遊行活動成為選舉戰場的延伸，模糊了遊行本身的意義，也是利用媒體曝光的劣質選舉文化。
面對這類潛伏於聚會活動，假藉活動名義卻行宣傳造勢之實，媒體與身為選民的我們要有認清選舉花招的自覺，儘管參選人在活動中表現激烈甚至衝突的言語成為新聞爆點，但媒體也應為民眾把關，在畫面擷取時應審慎思考，著重的應是事件本身而非突顯參選者的行為。
往後的選舉活動勢必因投票日的接近而愈演愈烈，對於候選人我們希望別把選戰無限擴大，更別濫用類似遊行等聚會活動來傳銷個人，優質的選舉文化有賴選民、媒體與參選人共同營造。
只有奶粉錢，夠嗎？
南華社研
董麗美
『馬英九說，現在不只是「兩個小孩恰恰好」，而是「3個小孩剛剛好」，所以應該鼓勵生第3胎。他說，市府如果不能做到免費供應生第3胎者1年的奶粉錢，至少也該做到提供1年的免費紙尿布』，你真的相信人們會因為一年的奶粉錢而生小孩嗎？
根據學者估計養一個小孩至少需要花費一千萬，這與1年的奶粉錢兩相比較，實在是天差地別，而我也不認為人民會因此而生下第三胎。然而，對於鼓勵第三胎的作法我認為這實是一個很棒的政策，因為如果鼓勵第一、二胎，得到補助的人數必定相當多，依政府的財政勢必無法負荷；但是鼓勵第三胎的話，受惠人數必定相當少，政府也可以增加補助的金額以達到實質的績效，假設政府補助金額可以提高到生第三胎就給1000萬的話，以六千一百億的預算來看，應該可以補助61000個第三胎，這樣子政府就可以在完全不改進任何社會安全制度的情況下，增加許多嬰兒了。
如果政府真的有心要增進生育率，不應該只是敷衍了事地施以小惠，天真地以為民眾只是政府擺佈下的草包啊！民眾不會自己計算生育成本嗎？政府如果只會為了選票繼續作秀打口水戰，放任經濟失業問題不解決，拖延社會安全制度不實行，選民可是有眼睛的，不會盲目的遵從政客的擺弄，屆時檢討施政時，認為當時的在位者根本沒有任何政績，因此而留下了政治生涯的污名史？我想這實在是值得當權者深思的問題。
是幫她還是害了她？
南華社研 蕭鈞禧
三年前，流鶯小美為了籌措生產費而挺著大肚子接客的新聞引起了社會的一片嘩然。當時在社會善心人士及醫師的幫助下為她募得一百多萬的善款，並期望可以為她帶了新的生活。然而她卻因為染上毒癮將所有的善款花光，並且又回過頭去做流鶯。最後更以跳樓結束她35歲的生命，留下三名幼兒待人照顧。
每當新聞報導，那裡有需要幫助的人時，社會便會出現一股「人溺己溺、人饑己饑」的救助精神。於是就開始有善款、各項物資集中到這個需要救助的人的家中。可是當所有的物質送到時，便出現了一個問題，該如何妥善的使用這些善款、物質。以小美為例，當她忽然收到這麼大一筆錢時，並沒有人可以教導她如何好好運用這筆款項，用這筆錢來改善她與孩子的生活。反到是在幾個月後，被媒體報導她花光這些錢，並與當時幫助過她的醫師反目成仇，彼此指責對方的不是。我們才知道那些捐助她的善款並未被用以改善她的生活，而是被她任意揮霍花盡。其實相似的例子還有許多，如前陣子因為土石流而受到損害的尖石鄉、五峰鄉等，社會大眾一下子送了許多的救援物資，並沒有能夠妥善地分給受災的居民，而是被屯積在倉庫中。又或者是社會大眾因善心而不斷地送救援物質，卻在居民不需要後仍然送達，因此造成居民的許多困擾。
每個人都有需要被幫助的一天，而能夠幫助別人也許多人的希望。但是我們同時也要小心，當我們因為媒體報導那裡有需要救助的地方時，所捐出的善款、物質是否會造成他們的困擾。誠如許多善心團體的呼籲，不要將救助別人的物資直接送達。而是要將這些物資送給專門的團體，交由專門的人來處理，使這些幫助人的物資可以被妥善使用，而不是造成他人的困擾。
小帽奪命?
南華社研
林融達
一件車禍的發生讓人心驚，卻也令人省思。日前就讀中正大學的某位學生於往民雄的聯外道上發生車禍，送醫後不治身亡。這樣的故事似乎常有所聞，但由於其本人曾為小說家取材的人物，也就因此聲名大噪於報章媒體及網路上。但在大家悲傷追悼之時，卻有一些問題總是被乎略掉。
在嘉義讀了四年的大學，每年都可見到許多的學生機車車禍事件，而這除了駕駛人本身的駕駛問題、行車道路的環境因素之外，我們本身對於機車該有的防護觀念卻總是不為人所重視。以台灣的地理環境而言，機車相較於汽車有較高的機動性和方便，但也具有較高的風險性。一旦出事，幾乎不可避免的是以身體直接衝撞而沒有其他硬體設備的保護，所以傷亡往往也較為直接。這並不是說只要將機車廢掉，全部的人都改成開車就萬無一失了，汽車的安全問題亦不比機車來的少。基本上，擁有安全的駕駛觀念和防護措施，機車也是可以避免許多不必要的傷害。但令人吊詭的是，即使在倡導使用安全帽多年後的今天，戴上了所謂”安全帽”的半罩帽是否就算擁有了安全？
安全帽的重要性在早年的大力倡導下，大多都有了共識。但即使是安全帽，其本身帽體的安全性依然有所不同。半罩式安全帽，也就是俗稱的瓜皮帽(西瓜帽)，往往是造成機車騎士本身重大傷害的首要禍首。由於其帽體規格所限，對於臉部及後腦杓均無法提供有效防護，而就車禍發生衝擊的同時，瓜皮帽亦也因和頭部密合度不足無法提供腦部重要的保護。就國際的安全帽檢驗標準來說，有分成歐盟的ECE、日本的JIS和美國的DOT及SNELL，但大多都至少是3/4帽以上的帽子，而不見台灣盛行的瓜皮帽。因此重點即不在於瓜皮帽是否有通過安全檢驗的認證，而是這樣的帽體根本就不適合做為機車行車安全的保護！！
但這樣一個極具危險性的安全帽帽體，不但是通過了國內的CNS檢驗標準，同時也為社會大眾所普遍接受使用，這是為什麼呢? 瓜皮帽所具有的通風性和便利性，再加上其價格便宜的優點，對於一般騎機車的駕駛人相當方便，同時也是迴避取締未戴安全帽的利器。但當社會大眾普遍的接受這種方便性時，對於其所可能造成的重大傷害卻是視而不見的，車禍的事件總是被化約為行動者個體的錯誤及不幸，卻缺乏了檢討車禍事件中導致重大傷亡的原因。安全帽已是屬於機車行車安全的最基本要求，如果再不重視其重要性，則許多的車禍傷害事件會不斷的在你我的周遭不斷的發生，而機車也就被視為造成直接傷害的元兇。
筆者本身也發生過嚴重的車禍事件，因此對於帽體的安全保護性也就有了更大的重視；當然一車禍事件的發生，和駕駛人本身脫離不了關係，但我們也知道，即使自己小心，卻也得防備別人的大意，重點即在於如何將車禍的傷害降到最低。但每當看到這樣的不幸事件發生時，卻不禁感慨：還必須有多少人的犧牲才足以提醒大眾對於安全帽的重視？
躁鬱症患者跳樓事件省思
南華社研
紀佩君
又一樁跳樓自殺的案件，這次因為是立委的女兒而備受矚目，報紙一大半的篇幅都在報導這則訊息。
有很多人都認為憂鬱症與造鬱症是不名譽的疾病，根本不想說出來，也不願意正視進而治療。這是社會上一主根深蒂固的觀念認為這樣的疾病似乎就和「瘋子」或是接近瘋子劃上等號，然而，這樣的社會傳統觀念早就落伍，我們社會的道德在變化，觀念的建立也隨著科技醫學的進步改變，今天，或許這兩種症狀在醫院中還隸屬於精神疾病，但是，這樣的疾病卻是和普通的感冒一樣─身體缺乏了某部份的營養，只要再做補充，就不需要擔心營養的缺乏導致的後果。
仔細想想，憂鬱症和躁鬱症在還沒有特別出來做為「疾病」時，我們對於患有這樣症狀的人並不會另眼相看，其實所有的標準，都是人們聞名的產物，我們認為他們沒有辦法和一般人有著頻率相似的情緒起伏，就把他們歸為不正常，甚至在早期將之視為疾病，一般人也不願意接觸有症狀的人。但是他們真的是瘋子嗎？他們又會不斷傷害人嗎？所有的對他們負面的評價都是人們想像出來的，因此，現在的社會中，醫生們才又要努力的矯正這樣錯誤的觀念，可見社會結構對人的影響之大，無法一時之間突破。
報紙上常常報導憂鬱症和躁鬱症的患者會自殺、刷爆信用卡等等似乎他們是一顆不定時的炸彈，冷不防地破壞社會的行進，讓人捏一把冷汗。這樣的報導之後，卻少有對這兩種症狀的正面報導，媒體日復一日污名了這兩種症狀，造成許多患者不敢正視。另一方面，整個社會的價值有了相當的偏差：身體器官生病、沒了元氣就應該趕快看醫生吃藥（台灣人最容易把藥拿回家吃），但是心裡、大腦的營養缺乏，卻遲遲不敢透過專業人員的協助進行改變。原因都繫在社會價值的判準，如果一個社會的價值體系讓憂鬱症與躁鬱症成為一種不名譽的症狀，那麼受於社會生活的壓力之下，患有症狀的人並不願意表明自己需要專業的幫助。
社會學家傅科曾經提及瘋癲是一種文明的產物，而憂鬱症及躁鬱症也是一種文明的產物前者在資本主義崇尚生產力的時代，將無法生產的人，和生產者畫出區分。後者則是在高度資本主義的時代中，人們因為社會高度要求效率的壓力下，使得一些無法調適的生產者產生焦慮、憂愁，但是這樣的情況不但沒有遭到同情，反而成為大眾所要拒斥的對象，對於他們的行為感到無奈，卻沒有改變自己的想法，使社會結構重新納入他們。
或許在精神醫學的努力下這個社會結構會漸漸的改變對於患者的想法，進而重建社會對於患者的想法，最重要的是患者必須要瞭解到這並不是不名譽的疾病，只是一種身體機能缺少了營養素導致的不平狀態，應該要正視它，並進造接受專業的協助，讓自己的身心機能夠回復最平常的狀態。
需要花500億元爭奪文化霸權嗎？
南華社研 李怡青
政府推動500億元「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只要符合規模化、法人化、國際一流三要件，皆可申請經費。然而國內有158所公私立大學只有爭取到前三名者才能獲得經費變成國際化一流的大學。
首先、要件之ㄧ，在於推動大學法人化，教育部高教司長陳德華表示，現有大學運作制度僵化，影響學校發展，而法人化可提升效率，落實大學自主，可是依此計劃，僅只有三所學校會實行法人化，而其他153所學校會受到這計畫的”感召”，於沒有獲得經費的情況下自動申請法人化嗎？為何不讓教育市場自由競爭，招不到學生的學校自然會為求生存而改變現有的運作模式，以提升學校的效率。
其二、關於規模化方面，據調查我國人口生育率一直在下降中，未來的學生將來自何處？500億台灣人民納稅的辛苦錢，是嘉惠了誰？政府對於台灣的人口問題，應搭配相關的社會福利政策，解決生育率的問題，才能有足夠的”台灣”學生。
最後，關於國際一流的迷思，依社會學而言，國內有許多研究社會學的優秀學者，然而，台灣沒有薩伊德，為什麼? 因為我們位於學術的邊陲，我們的聲音在西方論述霸權下是無法發聲的，我們優秀的研究成果是不被重視的；所以教育部提供此經費吸收世界一流的師資，以成立國際一流的大學，在南太平洋的一個小島--台灣—就會因此而被國際學術界”發現”嗎？若是，他們發現的會是”台灣”還是”世界一流”的師資?
此外，在全球化的衝擊下，各個地方無論在學術或是生活消費等方面，都努力的想擺脫西方的影響，建立自己的特色以彰顯自我的存在，展露在國際的舞臺上，反觀台灣本土的特色是什麼呢?
台灣是以什麼樣的面貌演出，有別於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呢?
「自殺」再見！再見「自殺」？
南華社研 王叔楨
又是自殺惹的禍？從三天前，立法委員藍美津愛女黃心儀上吊自殺，再將時間往前撥回到前陣子的知名藝人徐明、應采靈之愛女徐子婷跳樓身亡，更將記憶之河回溯到張國榮的跳樓身亡事件，每天於新聞傳媒斗大字體的強烈烙印下，真不懂這個社會到底生了什麼病？
社會學家涂爾幹於其著作『自殺論』中，論及自殺造成的原因及類型，其中類型之一為：脫序失規範型的自殺，即當社會規範瓦解，對個人失去控制時，就會有自殺情形出現。例如921大地震之後，南投地區自殺率高居全台第一屬之。另一類型為：自我式的自殺，即當個體未能整合入社會或團體之中，當個人需求不能滿足時，便會訴諸自殺。對身處於環境快速變遷、擁有高度不確定感的社會環境下的每一個個體而言，強烈的疏離感隨之而生。
天下父母心，試想：誰不是父母身上的一塊肉。失去身旁最至親的那種痛是無法言語的。更惶論白髮人送黑髮人的痛。雖犯錯，仍有機會改過。路走錯，也可回頭重新來過。然而，生命卻不是數學驗算公式，錯了還可重新計算。一旦結束，便如同畫下一道休止符，再也無法倒帶。
無關季節，無關氣候，但卻攸關你、我，在生命共同體的年代裡，這是一個集體影響個體的社會。莫道道德傳統已不復存，亦無須言價值道德中落，惟有靜下心來，仔細思考整個社會以及個人的轉變始末，才能發現究竟問題的糾結在那裡，進而打開那一道結。
尤其，近來統計發現：自殺已躍升為青少年死亡的排名第二名，年齡更是降低至10-25歲，或許年齡越低抗壓性也越低，才會導致。亦或另有其他社會因素所造成。試想：未來國家的主人翁連自己都無法控制，更不須論及其他方面。沒有人願意再見到誰失去最至親的悲痛，也沒有人願意自己長期處於不確定感的環境中。惟有找到另一道生命的出口，才能讓另一扇生命的春天重現！
你快樂嗎？
南華社研 溫惠貞
民進黨立委藍美津、現任國策顧問黃天福之女黃心儀，疑因罹患躁鬱症發作，在台北市中山區大樓十樓住處上吊自殺身亡。警方接獲報案後緊急趕到現場，發現黃心儀穿著白色胸前有花紋的Ｔ恤、黑色運動褲，警方在房間內發現一張黃心儀生前所留下的遺書，生前罹患有躁鬱症的黃心儀只簡短的在一張紙條上寫著：「爸爸，媽媽對不起，我活的不快樂」。
繼徐子婷後，又一位名人子女自殺身亡，但這次黃心儀是飽受躁鬱症所苦，一時想不開而走上絕路。導致憂鬱症的原因很多，但普遍是工作壓力大、感情不順、人際關係不佳．．．，日積月累的煩惱在心中形成鬱結無法解開，有一天到達臨界點時，隨時有爆發的危險。也或許是現代人抗壓能力變小了，即使不是巨大的挫折也能要了一個人命。現在的父母普遍孩子生得少，因此對孩子們都疼愛有加，捨不得讓他們吃苦受罪，這些驕縱習慣、沒見過大風大浪又缺乏磨練的孩子們，到了社會後，遭受挫折後就有可能產生適應困難。同時這些孩子們最缺乏的就是獨立的精神，也缺少自己面對、解決問題的能力，較以自我為中心。
其實當我們難過鬱卒時，轉移目標最好的方法就是關心社會上的人，多看看比我們更可憐的人，並且去幫助他們，如當志工．．．，有時反而會忘了自己的煩惱，所以不是有句話說：「助人為快樂之本」嗎？
適當的挫折能讓一個人的心智更成熟，同時也會讓人變得堅強勇敢，甚至會讓我們更悲天憫人，更能去感受眾生的苦，而不會活在自我的世界。父母愛孩子是天性，但如果過度的溺愛，讓他們予取予求，這對孩子來說，或許是禍不是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