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著看「高等教育品質民意調查」
南華社研 林融達
根據一份師範大學教育政策研究小組所公布的「高等教育品質民意調查」中指出，6成民眾認為大學目前的錄取率確實偏高，而7成5民眾則認為大學教育品質持續低落，對於過去10年高等教育改革的成果，6成6的民眾也表示不滿意，7成2的民眾希望啟動新一波的大學校院改革。也因此，超過6成的民眾相信現在獲得「能力」比取得大學學歷更重要。
台灣往年的民意調查往往都會有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即使是同樣一份民意調查的調查結果，卻會出現好幾種不同的說法，這主要是因為會只挑取其中有利於己的部份。相對而言，這份高等教育品質民意調查又反應了那些現象？反著看反而會看到一些有趣的東西。
台灣民眾是否真的對高等教育如此沒有信心？從這篇報告的研究中看來似乎真的是如此，同時也有過半數的民眾認為獲得能力比取得大學學歷來的重要。但這樣的說法就出現了一個問題，既然如此又何必讀大學？大學錄取率達到八成，固然是受到這十年來高等教育機會快速擴展的影響，但卻有更多的考生投入了大學招生的戰場，如果以獲得能力來區分重要性的話，為何大學會比專科學校來的較多人考？
原因無它，因為隨著社會經濟的轉型，大學的學歷已經逐漸的轉變為一種職場找工作的基本要求，擁有大學學歷並不一定可以保障有工作，但卻是要得到工作的前提條件。大學分科雖然繁雜，但大多首重思考能力的培養，而非專門對應於”能力”之上；而「能力」所指為何？!在這裡卻看不到一個明確的範圍和所包含的意義，而直接以這樣模糊的概念做為訪問的重點，這點是相當值得存疑的。
站在開放的立場，大學的高錄取率並沒有什麼不好，因為這代表著升學的管道相當的流通。現行的高等教育要醒思的是如何做好體制內的管制，如學生學業水準上的提昇和”學店”學校的減少等，而非是一昧的喊窮，極力增取更多的研究經費。砸了足夠的錢是否就能夠形成新一波的教育改革，這點恐怕在現行體制的問題未解決前都是有待質疑的。
當然，現在的高等教育的研究成果的確不為一般社會大眾所普遍認知，這固然會影響社會民眾對於大學教授的印象限制，而看不到大學教育的成果。透過媒體的介紹來發表或許也是一種可行的辦法，但過度利用媒體光鮮亮麗來做為一種媒介，是否有可能會發展出如同補習班的那種”天王級名師”效應，則令人不得不憂心。
從凃爾幹思台灣現況
南華社研 張松露
依涂爾幹的觀點集體意識(conscience collection)與宗教(religion)是道德(moral)形成的要素，集體意識(conscience
collection) 為社會大眾普遍認可的價值觀，宗教則賦予道德權威，使得道德為人們所遵從。如現代社會的個人主義，因為分工社會的形成強化了‘個體崇拜’(cult
of individual) 的集體意識，而基督教倫理則為‘個體崇拜’(cult of individual)提供個人主義道德的基礎。
對照台灣，兩蔣時代以教育操控集體意識的形成，控制思想達到形塑本身道德權威的表象。當民主思潮成為主流，舊有的道德威權破滅，開放、民主成為新的集體意識，促使了台灣完成形式上的民主改革，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接民選，但是被大家一致尊崇的新道德威權卻無法同步建立，以至今日藍綠各有自己的意識型態，不問是非，只問立場，國家施政空轉，資源虛耗。
凃爾幹於國家、個人之外，強調中介團體的角色。中介團體可以避免國家變成一個壓迫性的機關，中介團體於選舉中的介入，亦可避免直接民意的反覆無常。就像這次德國紐倫堡發明展，面對中共打壓，代表團的成員除現場據理力爭外，並以優異的成績，化解中共要求附屬其下的無理要求。而駐外政府官員於事件中因無正式邦交關係，僅能在旁默默幫忙。當國家失效時，中介團體的介入讓國家得以繼續在國際上發聲。
台灣解嚴後除政治性組織成立外，許多熱心人士更致力於各種非營利組織的經營，地方性的、全國性的，社會福利、社區營造、環保、消費或體育等，雖然政治立場有所差異，於上述組織中卻可見到大家為一個社會服務議題而共同努力。由這些非營利組織，即凃爾幹所稱的中介團體，似乎看到了台灣未來穩定與成長的一股希望。
高等教育品質調查
南華社研 李怡青
東森新聞報導，根據師大教育研究中心所做的調查顯示，高達7成5的民眾同意大學教育品質持續低落，也有58.0%不滿意大學展現出的國際競爭力。此外，調查更指出，超過半數的民眾不認為目前的大學能培養品格良好學生，甚至有近5成也不相信大學未來會更有國際競爭力。這份調查是師大教育研究中心在
一般傳言，五年級生認為六年級生沒有實力，六年級生看七年級生只是草莓一族，今日再加上師大的調查，有7成5的民眾同意大學教育品質持續低落，這樣的數字，就足以代表大學教育品質逐年滑落？同時也證實了民間一般的傳言嗎？
對於高等教育品質的評鑑，首先、訪問對象不應該只詢問一般民眾，應該包括學校、教授、學生、教育部等相關人員。其次、大部份的受訪者都“同意”品質低落，但是對於實質上是哪幾方面低落，沒有詳細說明。此外，調查是否有設定客觀的指標和過往的學生做比較，並沒有交待。這樣的調查只是讓民眾發洩情緒，缺少客觀的數據，能夠比較驗證出是否學生品質逐年滑落。
筆者認為應該由學校、教育部及企業界共同制定一些客觀的指標，針對每年即將畢業的學生，做一個測驗，藉以比較是否大學教育品質逐年下降，例如外語能力需有托福500分等，這些客觀的指標不僅能澄清高等教育理念，對於學校的教學品質也有所制衡，同時還能使文憑主義消失。
交通大執法，強調法治觀念，更要能普及
南華社研 劉明欣
十一月一日起交通部的第三階段交通大執法啟動，此次以行人為主要宣導對象，強調行人的路權與安全，重點取締汽、機車近行人穿道不禮讓以及違規穿越馬路之行人等，對於「不禮讓行人」與「行人違規」的行為是此次的執法重點。
交通大執法依各階段主要對象來做重點宣導，對於期限內的重點取締主要的目的並不只是交通安全的宣導，更重要的是法治觀念的強調。透過大執法期間嚴格的重點式取締違規，不容否認的，使民眾體認到罰款的危機，進而意識到交通安全與法規的遵守。
藉由交通大執法的取締，使民眾能守法也減少事故的發生，由警政署的統計資料顯示，與交通大執法密切配合一向取締甚嚴的台北市，交通事故發生率與同期相比下降13.88%，為台灣省直轄市與省轄市等大交通流量都會區中唯一下降的城市，這也顯示出台北市嚴加取締交通違規的成效，使民眾能遵守交通法規。
轉換時空背景，同樣是全國交通大執法，為何有其他城市的交通事故沒有程度上的改善，儘管各地區的問題各異，但可以感受到的是交通大執法沒有普及的效力，因重點取締而喚醒的法治觀念並未波及台北以外的地區，形成交通大執法有殺雞的動作，卻無警猴的效果。
交通大執法是要強調遵守交通法規，使民眾能正確、安全地使用路權，而重點取締是具有強效性的使民眾有所謹覺，要使普遍民眾都能對交通法規有謹覺當然不能全面的嚴格取締，如同不是全年都是交通大執法的道理，這是消極的作為。交通大執法的重點取締是具有時效性的，密集的舉發違規行為使民眾能意識到守法的重要性，但主要是要能將守法的意識宣導出去，政府除了積極的施行交通大執法外，更要能把大執法的效果給擴散，宣導交通安全的概念，把台北市大執法的成效宣傳出來，使法治觀念能感染更多民眾。
補課不是學習的唯一方式
南華社研 蕭鈞禧
報載大陸重慶江北建新中學初三兩百名學生集體站在江北家樂福門口，拒絕進入學校，抗議學校要求他們周未補課。重慶江北區教委曾向全區各級各類學校發出通知，禁止該區任何年級任何形式的補課行為，仍無法完全禁止一些學校的變相補課行為。(聯合報 11月1日)
大陸學生因為學校不當補課而群集抗議，回顧台灣的學生，補課、補習早就習以為常。台北市教育局曾明令規定早自習不得考試，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許多學校依然有早自習考試。學生對於學校這樣的安排(早自習考試、課後輔導)大多只能接受，即便有不同的意見在升學為主的潮流下也只能繼續參與。
教改多年為的便是改善升學的窄門，如今廣設高中大學，繼續升學念書不再是難事，而如何考上好的學校、知名學府才是最要緊的。於是窄門之後還有窄門，升學的競爭從考上學校變成了考上「好的學校」。學生還是有讀不完的書，正規課程教不完，就用課餘的時間來補，課堂考試不足，就拿早自習的時間來用。但是這麼多的考試、補課(習)，真的有用嗎？個人認為，這樣做是幫助不大的，孩子在學校得不到學習的動力，怎麼可能在課後輔導就得到改善。
補課、考試不是學習的唯一方法，況且成績不能代表一個人的所有能力。成績好的學生只能說他在考試測驗上有獨到的方法，卻不能說他樣樣精通。我們不應期待用補課將孩子訓練成考試的機器，而是應該思考如何讓孩子透過學習來找到個人的志向。
新聞媒體之惡性競爭
南華社研 張健倫
這次的納坦颱風過境，使得在颱風天出外採訪的台視記者平宗正不幸罹難殉職，各家媒體在接獲消息之後無不在第一時間通知記者們要注意在外採訪的自身安全。雖然事後，行政院對記者採訪重大事件擬定三條警戒線予以規範，防止記者們採訪時發生意外。
台灣媒體長期以來都一直是在惡性競爭，平宗正只是這次惡性競爭下的犧牲品而已，回顧過去，每當有風災、雨災發生時，電視新聞主管總是要記者們身處險境，不是要站在水中，就是要處於風口，讓民眾瞭解水患的程度與風有多大，這種把命拼的行為實在讓我們在電視機前為它們捏一把冷汗。畢竟，記者們不像專業的救災人員有受過完整的訓練，可以對突如其的意外作出正確的判斷逃生，每當洪水來襲、土石流發生、建築物倒塌，在現場採訪的記者們真的是可以用生死一瞬間來形容，不僅要留意自身安全還要保護隨身所攜帶的昂貴器材。萬一，記者被突如其來的大水淹死或是被土石流擊斃，那最終是由誰來負責?真的是像這一次最後把責任歸咎於政府首長嗎?而新聞媒體的一些主管難道都不用對這種問題做出反省、檢討改進的方式嗎?雖然採訪新聞本來就是新聞記者的職務，但是在衝蜂陷陣的同時，電視媒體主管也要設身處地的去為記者們著想當時的情況下到底會不會發生危險會不會有突如其來的意外發生以及記者們有沒有什麼保護措施能防止意外的發生，希望在此一事件之後，台灣的傳播媒體的高層主管能對這一次的意外做出檢討改進。
情殺
南華社研 許智偉
最近情殺事件層出不窮，而男人情殺的比率是遠遠高過於女人，從基因傳遞的觀點來看，人類婚姻對大的目的就是將自己的基因傳遞下去，如果費盡心思，照顧的是別人的小孩，就是演化上的輸家。但是，因為人類是女人負責體內授精的動物，因此女人絕對確定自己生的小孩是自己的(擁有自己的基因)，但是男人就無法確認小孩是否是自己的了，除非經由DNA的認定，因此男人常常楚於帶綠帽的陰影與壓力不是沒有原因的，甚至成為暴力相向的壓力來源。
所以，自古以來，男人為了確保女人貞操的完整，保證生的是自己的小孩，男人對於女人性方面的控制是無所不用其極的，例如候宮佳麗三千，要由太監服侍，以確保龍種純正，十字軍東征更是發明了貞操帶來確保女人不會亂來，在某些非洲、沙烏地阿拉伯、印尼群島等國家甚至發明了毀陰與鎖陰的技術，將女人的陰蒂切除來降低女人的性慾，或是將女人的大陰唇縫合來讓女人無法性交，以確保基因的傳遞無誤。但是這些技術與制度到現代社會已經慢慢被遺棄了，因為人類是有道德意識的。
所以，”確保基因傳遞的真實性”真的就男人生命的唯一考量嗎？我認為人和動物最大的區別在於我們發展出道德意識，為了成全道德目標，即使違反生物性的本能，也應該是在所不惜的啊。從特洛伊木馬屠城到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在到現在的潑硫酸事件與殺妻事件，男人該好好仔細反省了。
從萬沙浪事件想演藝人員失業問題
南華社研 紀佩君
藝人和明星通常被歸類為「約聘的創意工作者」，亦即勞動者和資方是從屬約聘的關係，勞動者對創意的再生產的權力交給公司。因此，合約中的工資並非購買創意工作者的勞動力，而是對創意工作者的聲譽、才氣等市場價值的測量。而這樣的關係下，公司也不會將演藝人員視為勞工。中視在1985年的一份「法律意見書」中表示：在中視簽約的基本演員所領的車馬費不構成工資的條件，因此基本演員雖然領車馬費，但不算是勞工。亦即，中視的演員不適用勞動基準法。
再者，如果藝人只是為了追求名聲與金錢，也不會太在乎自己是否勞工，更不在乎自己是否受勞動基準法的保障。
我國失業法條規範只有公司關廠、遷廠、休業、破產、解散，或是被公司資遣、裁員等「非自願性失業」勞工才可申請、享有健保保費自付額全額補助，以及「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和「提早就業獎助津貼」等；同為勞工，如因未能獲雇主雇用而打零工，卻會因工作不固定只能於在職業工會投保，無法享有失業保險保護傘，將形成弱勢中的弱勢。這樣的前提下，我們的勞工一定要特定的雇主、特定的公司，但是演藝人員有許多人是沒有特定的公司與雇主的，尤其早期的演藝人員也沒有經紀公司保護，於是在非志願沒有表演的期間，都不能在失業補助金的範圍之內接受到補助。而這些早期的演藝人員大都邁入中年、老年，因此電視上媒體常報導許多早期藝人晚景淒涼，或是年紀很大仍要為生活作些勞力性質的工作。
藝人往往面臨失業的窘境，卻沒有辦法符合政府的失業補助條件。但是，他們卻也是納稅人，卻成了受不到社會保險的保障。即使今天有生產力，也沒有辦法藉由國家的力量讓他們創造產品，我的社會保險制度，似乎達不到人人平等的標準。
“缺德的”九年一貫教育
南華社研 王叔楨
九年一貫教育是“缺德的”，為什麼如此說呢？因為，它缺少了人們一生成長過程當中，最重要的“品格教育”。當國外的教育重心慢慢都逐漸迴歸到人類的重要本質「道德教育」之時，而我國的九年一貫教育七大領域卻完全忽略了它。
以目前斤斤計較的教育體制，是無法培養出願意對社會關懷、對自己所處的環境投入感情、溶入，並懂得無私付出的學生來的。大家所在乎與重視的：是分數的競爭，是誰身上使用名牌的產品最多的競爭，比較的是誰的家世背景最高級的無形競爭…..。設身處地去想：對身處於一個冷漠環境中所教育出來的孩子會是如何的孩子呢？是一個對身旁即使發生任何事都不會去關心的學生，當任何事
無法達成與滿足自我時，只會責怪別人而不懂得反求諸己的孩子？是抗壓性越來越低的孩子？是否：反社會人格形成的問題也正在慢慢累積形成中？
道德教育的忽略是一個很嚴重的疏失，即使有六大議題的補充仍屬稍嫌不足。因為品格教育的養成與形塑，對一輩子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試想：在一個以物質條件掛帥的高科技社會，人文素養的貧乏，是多麼令人值得同情與憐憫的笑話啊！
老年生活照護─安養機構 vs. 居家照護
南華社研 董麗美
近年來老人安養機構陸續成立,設備也愈來愈好,許多無暇照顧父母的子女,不得不將父母送去安養院頤養天年；為人父母的為了不讓自己成為家裡的負擔,也只好遵從兒女的決定。但這樣對年邁的父母真的是較好的安排嗎？或者他們還是比較想待在自己熟悉的環境呢？
老人安養機構雖然是有比較充足醫療康樂設施與專業護理人員,但筆者認為這還是缺少一項相當重要的元素：家人的親情與熟悉的環境。當年老力衰時,各種生理心理層面的壓力是相當沉重的,如果這時沒有親人朋友陪伴,恐會造成心理無法負荷的重擔,
失去活著的意義，因而萌生自殺的念頭。所以筆者認為如果可以在安養機構與親情之間採取折衷的方式,更可讓老年人活得更快樂更有意義,主要有兩種方式：其一是白天將老年人送至附近的安養機構照護、晚上送回家中與親人相聚；其二則由受過專業訓練的護理社工人員到家中照護,並可配合附近老年人的康樂活動以增強銀髮族之間的情感連結。
上述方式有兩點需要特別注意的,其一：必須選擇家中附近的機構以減少接送事務的問題；其二：護理人員如果是選擇言語不通的菲傭或印傭看護那將造成溝通不良，這對於病人而言並無實質的幫助。筆者認為應該尋求專業訓練與語言相通的護理人員；另外,照顧人員除了家人或醫護人員外,也可以尋求退休後想二度就業的老年人,不但可讓再度就業的老年人找到自己的重心,也可藉著銀髮一族的同理心增進穩固的情誼,肯定活著的意義。
當老年人處於身心低潮時,總希望有個人可以傾訴,盼望著親人朋友可以陪在身邊,但在忙碌的現代社會中,子女總是為工作忙碌而無暇照顧父母,基於各種考量認為安養機構對父母最好,卻忽略了父母心中最原始的渴望－－親人的陪伴。子女如果想要讓父母活得更快樂,除了醫療照護外別忽略了最重要的：多陪陪父母。
膚色有黑白 基因無差異
南華社研 溫惠貞
據最新研究顯示，人類膚色雖有不同，但基因無異，因此人類在種族血統方面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少數民族絕大多數是由社會及文化的不同觀念而形成的；而即使來自相同的祖先，人類的膚色差異性仍然很大。這項發現推翻了白種人比其他人種優越的核心論據，也駁斥了聰明才智或犯罪行為與民族起源有關的謬誤。
種族歧視的事時有所聞，從古至今，從國內到國外皆有。白種人歧視黑人、黃種人；在台灣，平地人歧視原住民，外省人和本省人間也互看不順眼。在西方，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觀點，戰爭侵略者常利用這些論點來達成他侵佔各國的野心。如皮爾森（Ksrl Pearson）強調優越的白色種族與西方文化，理所當然地應該統治全世界。格比紐(Arthur de Gobineau)以種族的純或雜，決定文化優劣。張伯倫引用達爾文的進化論，來支持種族歧視的世界史觀，並認為德國人是僅存的阿利安族的純正後裔，一定要擔負起捍衛西方文化的神聖責任，更特別指出猶太人是品質最差的種族。
黑人牧師金恩博士在他的舉世聞名的「我有一個夢」演講裡，其中有幾句特別能呼應以上報導：『我們相信人類生而平等的真理自會昭然於世』、『我有個夢想，有一天在喬治亞州紅土小丘上，以前的奴隸及地主的子孫們能坐在友愛的桌旁』、『我有個夢想，有一天我的四個小孩能夠住在一個不憑膚色、而憑個人內涵來判斷人的國家』。期望有一天，金恩博士的夢想能夠實現，人們會覺悟，大家都是平等的，不用種族、膚色、錢財、名利、地位．．．來論高下，不再互相屠殺、不再互相歧視、不用再活在兵荒馬亂的爭戰中，大家能夠尊重、包容彼此的文化和信仰，能像家人般和平共處、互相友愛，讓自由、平等、博愛的種子在世界每一個角落都開花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