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的後果」—紀登斯對現代社會之觀點與其反思

 

中正大學電訊傳播所研究生 劉霈

 

一、前言

  七○年代以降各種「後學」興盛,「後工業」、「後現代」、「後結構主義」、「後馬克思主義」等等,經過知識考古學的反思,現代性的問題遂突顯出來了。本文擬就英國社會學大師—紀登斯(Anthony Giddens)對現代性的論述,關於全球化概念,以及信任、風險、自我認同與親密關係的改變等「現代性的後果」,做詳細的論述,以瞭解個人在現代社會中有哪些互動的改變過程。再者,並在文後藉由近年來歐洲政壇的劇變,來作為紀登斯相關論述的反向辯證。

二、現代性的後果

  紀登斯在對現代性的定義中提到,現代性起源於歐洲,卻從此以後擴大到全世界的範圍,這個發展的動力就是上述的現代社會的特質:時空分離、抽離化機制以及現代性的反思性。

但紀登斯並不認為現代性的結果應該被視為許多後現代主義者所強調的「後現代性」(postmodernity),現代性並未結束,我們現代所處的時代可以被稱為高度現代性(high modernity)的社會,它是實質上的「後期現代性」(post-modernity),是故我們不可斷然宣稱現代社會中的特徵已經全然消失,我們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時代。以下將針對高度現代性的幾項發展以及紀登思索提出的面對之道提出說明。

三、現代性的全球化

  紀登斯將全球化定義為:「在世界的範圍中社會關係與遠方關係的密集化,而使得地方是件受到遠距離的事件所影響,反之亦然。」他認為現代性在本質上就已經包含了全球化的性質,從反思性、抽離化與時空分離的發展都已經預見了現代性的擴張性質,時空延伸與抽象系統的發展,使得事件可以脫離特定時空而存在。舉例來說,我們每天在台灣看深夜新聞時,螢幕下方的跑馬燈正同步的顯示每天道瓊工業指數每一秒鐘的變化。對紀登斯來說這種地方活動與遠距離事件之間的複雜互動,正是全球化的重要特性,而這些現象是在純粹時間與空間的出現與抽離話機至的建立以後才漸形強化的。

值得再強調的是,這些遠距離事件對地方生活造成的影響並非如許多人所說的是單線式的,而是辯證式的,它可能很快的被接受,例如我們可以透過電話與身處國外的友人聯絡,這個技術應用很快就在全球被使用;它也可能產生反動的力量,像是今天媒體的發達使得許多地方基本教義派組織憂心忡忡,反而成為這些處之團結對抗的對象。

        紀登斯認為兩種主流的詮釋全球化的觀點都失之偏頗,這兩種觀點分別是「國際關係理論」與「世界體系理論」。他認為前者的主要問題是將焦點集中在民族國家體系,國家被視為個別行動者,在國際場域中與其他國家進行折衝。在過去,民族國家被視為一個整體,擁有對國內事物的主權,然而隨著國家之間的互動出現許多無法以一國之主權規範的情形,例如生態問題、國際金融體系的複雜互動均使得國家的主權逐漸勢弱,也就是說對國內事物的控制減少,全球化的國家體系也就逐漸成形。紀登斯認為國際關係理論的第一個問題是民族國家體系僅是現代性全球化的面向之一,並未能體現其全貌;此外,國家主權的觀念並非先於民族國家出現,相反的正式在每各國家相互承認對方主權後,主權才告確立,因此主權的概念事實上是依附於國家體系而出現的。

  而由華勒斯坦所提出的「世界體系理論」(World-system Theory)指出了資本主義在全球化過程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世界資本主義的起源仍以歐洲為主,但隨國際經濟分工,國家的角色扮演逐漸重要的地位,國家藉由吸收資本主義的成本,並管理其所創造的社會問題,有助於資本的穩定。資本主義也從以經濟單位(如階級)為主轉移到國家。國際經濟體制的分工造成世界體系內分化為三種國家,即核心國家(core)、半邊陲(semi-periphery)與邊陲(periphery)國家,而處於層層依附的關係。紀登斯認為華勒斯坦的問題仍在於指出一個宰制力量:資本主義,用之來解釋所有現代社會的變革,因此犯了經濟決定論的錯誤。

  紀登斯在簡短的批判後指出他的多面向模型,而這一個多面向模型是後現代制度的面向發展而來的:

 

 

 

 

 

 

   

  如同現代性的制度面向一樣,這些面向在紀登斯看來都是息息相關的,資本主義固然是全球化過程中主要的動力,國際貿易與跨國企業在其中扮演重要的生產角色。然而,國家對於國內與國際間的經濟政策的規範使得資本主義受到許多規範。許多跨國企業固然富可敵國,但他們在許多方面仍無法與這些小國匹敵,那便是對於疆界的設定與對暴力工具如軍隊的控制。

  紀登斯認為民族國家在世界經濟舞台中的確可以被視為一個行動者,而所有的國家都必須依賴工業生產來產生財富,並對其利潤課徵稅金以維持國家的運作。世界工業生產的結果之一便是世界軍事秩序的興起,任何一個民族國家都必須維持一定程度的軍力與不斷更新武器系統,來面對可能的戰爭。另一方面,世界軍事秩序也指涉了戰爭規模的全球化,核子武器的毀滅性質與越來越多國家擁有它的現象使得人類對全球化所帶來的風險產生新的認識。在工業方面,全球化的最明顯發展便是全球範圍的勞力分工,先進工業國家將高污染、高人力密集的工業由跨國企業帶頭,移到勞力密集,低度工業化的國家,這種現象在二次大戰以後越來越明顯,這樣的後果便是生態污染擴大到全球範圍,所有人類共蒙其害。

  紀登斯稱這樣的社會為「後傳統社會」(post-traditional society),因為這樣的社會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所有的疆界都被打破,沒有任何一個傳統可以將自己置身事外,無論傳統如何抗拒,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全球化的影響。

需要在此強調的是,紀登斯所謂的全球化和一般人所謂的全球化其實概念並不盡然相同,在紀登斯看來,後傳統的全球社會形成一個整體並不見得使所有的社會與傳統都受益,相反的,有一些傳統社會在抵抗外來文化之餘,卻仍然受到全球環境惡化所引起的氣候異常現象(如南韓之前遭受的沙塵暴、海水倒灌等)所侵襲,這仍是全球化的一部份,這樣意義下的全球化與一般過於樂觀主義的、且過於強調經濟面向的全球化是截然不同的。全球化既是政治的、也是經濟、技術、文化甚或是自然的全球化。

  紀登斯對於全球化的觀念有兩點與一般的觀念較為不同,第一,相較於許多討論全球化的作者強調全球化的樂觀面,紀登斯更重視的毋寧是風險的全球化,隨著現代性的出現,人類所面臨的風險從「外部風險」變成「人為製造的風險」(manufactured risks),從生態浩劫、核武威脅到全球經濟的南北嚴重失衡,都是人類所需面對的新風險,而這些都是在全球化之下,無人可以置身事外的。

  其次,紀登斯概念中的全球化並不是單向的發展,不是另一個帝國主義化,換言之,在層次上全球化的趨勢不僅是往上擴大,也往下施壓,對地方性文化與傳統造成壓力,全球化實際上是當今世界地方文化認同復興的重要原因;在方向上,全球化也不是單向的由第一世界影響第三世界,在全球化下,非西方國家也對西方國家造成許多影響,紀登斯稱之為「反向殖民」(reverse colonisation),具體的例子像是洛杉磯的拉丁美洲化,西班牙文幾乎成為另一個通用語言,還有印度的高科技人才向西方國家的輸出等等。

四、信任、風險、自我認同

  如同前面所提過的,在紀登斯的概念中,結構總是與個人脫離不了關係,制度的全球化僅僅是現代性後果的一面,另外一面則是這些制度面向的改變如何對行動者的日常生活造成改變,而影響從個人最私密的關係,到個人認同的層次。在現代社會中,隨著時空延伸與抽象體系的發展,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從以前必須建立在面對面承諾的信任逐漸轉移到「非當面承諾」。紀登斯曾舉的例子是在前現代社會中陌生人(stranger)總是不受到信任的,因為陌生人被視為一個「完整的人」,是一個「外來的」、不屬於當地一份子的人,因此是可疑的、不值得信賴的。然而,對陌生人的看法在現代則有改變,在現代社會中大多數人都是陌生人,人與人短暫的互動僅僅都在很表面的層次,因此基本上並不將陌生人視為完整的人。這個例子說明當面承諾對現代社會中的人已經不再具有同樣的效力,現代社會中的行動者將其信任轉移到對抽象體系的信任上。

  紀登斯認為現代制度的自然本質乃緊緊與對於抽象系統的信任機制,特別是專家系統纏繞在一起,傳統的信任機制並非全然消失,只是不再具有那麼大的影響力。信任總是與自我認同與反思性相連在一起,特別是在現代社會中,個人的信任關係不再穩定,這對於個人生命史的延續感造成很大的威脅,正因為如此我們必須培養對抽象體系的信任以做為自我的保護機制,使我們可以泰然面對許多新選擇的狀況。另外一個自我防衛的心理機制是培養出個人的友誼或親密關係。紀登斯認為現代社會的友誼與前現代的友誼關係不同,友誼不再牽涉到榮譽感或真誠,朋友一詞的反義詞也不是「敵人」或「陌生人」,而是「點頭之交」(acquaintance)、「同事」(colleague),這便是說,對朋友不再是以性命相搏而是要求對方的真實性(authenticity),在向對方敞開心胸時,希望對方也能以此回報。個人層次的信任之建立不再是對彼此無條件的奉獻,而是必須在彼此互動中去獲得(to be won),是一種自我敞開的相互過程(a mutual process of self-disclosure)。在這樣的過程中我們才有可能獲得自我認同與本體安全感。

  另外一方面,在現代性之中對自我認同的建構也牽涉到在複雜環境中,透過不斷反思的過程中修正其行動與認同,藉以建構其生命敘事的一致性。前面曾經提到,隨著人際關係薄弱,對抽象系統的過度依賴往往導致生命的無意義感,這種無意義感表現在兩種風潮中,一種是對流行時尚的追求,透過消費與品牌的包裝來贏得別人的目光,虛擬自己的認同。可以想見的,這並非建構穩定認同的好方法。另一個方式則與近年來在歐美大為流行的「新時代」風潮有關,大量的人面對這種心靈的無意義感,轉而尋求以冥想、精神療法或「心靈導師」的啟發,尋求重新發現生命的意義以重新定位自我認同。這些發展在紀登斯看來並非偶然,自我認同的建構總是反思性的,我們總是在選擇信任或不信任的過程中反覆思量,如果今天某甲得了怪病,他一開始可能到大醫院去找西醫求診,如果病情不見好轉,他可能轉而尋求中醫的醫治,如果仍不見效,某甲再度失去對中醫的信任,他最後可能會尋求民俗療法,甚至是超自然的療法,這種對專家系統的信任不斷修正的過程正是反思性的表現。

  自我認同的反思性同樣也擴展至對身體的控制,身體是行動系統的一部份並不是被動的客體。近年來,「養生」、「瘦身」、「健康食品」風氣的流行,在紀登斯看來也並非偶然,由於現代生活中選擇的多元,關於身體風險的知識大量出現,這些「健康常識」進入日常生活中,使得多數信任專家系統的個人開始反思各種身體的風險,於是對身體與食物的控制就成為建構自我身體認同之反司性的重要特徵。紀登斯曾舉厭食症(anorexia)為例說明身體的反思性,厭食症當然是現代特有的病症,在瘦身作為一種可欲的生活風格的社會中,由於個人反思性理解到對自我的控制就代表了「你可以自己決定」的一種方式,厭食症並非是一種對進食的抗議,相反的它是對身體發展的強行控制,終而變成一種強迫性的對自我的掌控。

  誠如紀登斯在治療手冊中所讀到的:「成為女人,是一項充滿風險的事業」,在自我認同反思建構的過程中總是伴隨著信任與風險的改變而不斷進行修正。本體安全感建立的重要關鍵正是因為存在以下認知:「與我們難以控制的危險共處的無可避免性,無論在個人層次上,或在大規模組織層次上,後者包括從國家到可能波及全人類的具有高密集性病有威脅生命之虞的風險」。面對這樣的風險我們會加以評估其發生機率,為避免這樣的風險成為焦慮來源,對於低風險、嚴重後果的風險,如核子戰爭,我們傾向於忽視它。

  然而即便是如此,風險並不因此消失,而現代社會與前現代社會最大不同之處正是面對風險我們不再視之為「命運之神」(fortuna)的作弄而逆來順受,相反的,我們試圖反思性的加以理解並將之規劃入我們的生命歷程之中,這種對風險的接受,並試圖加以控制,也是現代社會的重要特徵之一。信任與風險總是相伴而生,在多元選擇中,我們決定信任某種專家,而不是別的,表示我們也同時選擇其可能的風險。在許多時候,我們甚至將風險予以制度化,如前面所說的股票市場的例子,這正說明了我們已經接受制度中風險存在的態度。

紀登斯曾說明在全球化的現代社會中,風險的種類可略述如下:

1.      在強度意義上的風險全球化,例如核子戰爭已經危及所有人類的生存。

2.      在偶發事件不斷增加意義上的風險求全化,例如國際勞動分工的改變。

3.      來自人造環境(created environment)或社會化自然(socialised nature)的風險,如人類的知識擴散到物質世界中。具體的例子像是培養某些吃害蟲的昆蟲來保護農作物,卻可能因繁殖過剩而產生非預期風險。

4.      影響許多人生活機會的制度化風險之發展,如股票市場。

5.      風險意識本身作為一種風險,這種知識鴻溝並不能藉由宗教或巫術加以確定。

6.      分佈均勻的風險意識,許多風險視為公眾所熟知的。

7.      對專家知識侷限性的意識,在應用專業知識時,沒有專家能百分之一百確定其專業的安全性。

以上七種現代社會主要的風險又可以分成改變風險的客觀分配的風險(前四項),以及改變風險的經驗或對風險觀念的理解(後三項)。

五、親密關係的改變

  延續前面對信任的分析,我們知道在現代社會中,自我不再是一個穩定的整體,而是在不斷的選擇與反思中持續建構個人生命延續感及自我認同的過程。隨著現代社會中的行動者將信任轉移到抽象體系中,對傳統、家庭、地域的連帶感則逐漸降低。

  然而抽象體系並不能全然取得行動者的信任,一方面,如同前面所指出的,信任總是伴隨著風險,另方面,對抽象體系的過度依賴也可能產生個人無意義感的危機,因此個人關係的建立仍是維持信任的重要機制。前面曾提到,在現代社會中對友誼的關係也產生了極大的改變,朋友之間的關係不是像傳統社會中總是為朋友兩肋插刀,而是必須在一種自我敞開的相互過程(a mutual process of self-disclosure)中去獲得,這表明無條件的信任不再可能,僅有在真實的互動中去瞭解彼此,向對方敞開心胸,提供慰藉,才能贏得信任,對彼此產生安全感。

  在親密關係中也是一樣,紀登斯發明一個詞叫「純粹關係」(pure relation- ships)來說明現代社會中親密關係的轉變。「純粹關係」被定義為:「一種為自身的目的而進入的社會關係,這可以從每個個人對彼此的持續關係中而發展出來,而這種關係也只能透過處於關係中的雙方兩造為彼此提供足夠的滿足感才能延續。」純粹關係是現代性的產物,在關係中的雙方,在感情或情慾方面都是對等的,關係中的兩造持續且反思式的對雙方關係進行協商與妥協。在傳統社會中,感情與情慾的關係往往由傳統所決定,例如古代中國女子有所謂的「三從四德」 ,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純粹關係建立在每天反覆的妥協之中,而不受到任何規範或價值判斷的影響,這是現代社會中獨有的現象。如果雙方在這種關係中不再能得到任何的滿足(無論是感情的還是情慾的),極有可能雙方就會脫離這段關係,另覓新的伴侶。對純粹關係而言,承諾(commitment)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因為關係中的雙方是對等的,而且也沒有任何外部因素將雙方綁縛在這個關係之中,因此承諾就成為維繫雙方關係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另方面,對彼此維持高度信任則是純粹關係能否穩定發展的關鍵。

  在現代社會中,隨著社會關係的改變,自我認同、信任乃至最私密的新密關係都發生改變;親密關係,與自我認同一樣,也是持續地反思的組織過程,這是紀登斯的主要論點。親密關係包含了一種自我發現的過程,這是因為在揣度對方喜好並與之互動的過程中,我們也同時完成一種自我發現的過程,而這種過程與現代性的反思性直接相關。為了加強這個論點,紀登斯又提出了「可塑性情愛」(plastic sexuality)的觀點,他認為在現代社會中,隨著與陌生人接觸機會的頻繁,復加上時空關係的延伸(例如網際網路),使得情慾與愛情關係所具有的流動性遠遠大於過去的社會,同時高度現代性的發展也為過去不被接受的性傾向開啟了無限的可能性,而個人面對各種可能時仍必須做出選擇,並在做出選擇的同時,接受伴隨而至的各種風險,這也是現代社會反思性的一種表現。

  當然,選擇仍然不全然是自由的,因為為了簡化選擇過程,減少選擇風險,多數人仍諮詢專家的意見,透過對專家知識的參考並將之運用到社會生活中,我們得以再熟練化(reskilled)我們自身。

  總結來說,紀登斯認為親密關係轉變包括下列特徵:

1. 它是一種介於現代性的全球化趨勢與日常生活的在地事件中的一種內省式(intrinsic)關係。

2. 自我的建構作為一種反思計畫是現代反思性中的重要元素。個人必須在由抽象體系所提供的策略與意見中發現自我的認同。

3. 基於基礎信任(basic trust)所形成的一種自我實現(self-actualisation)的趨勢,而前者在個人的範圍內只能由自我對他人的「開放」(opening out)所達成。

4. 由「自我敞開的相互性」(a mutuality of self-disclosure)所導引而形成存在於親密關係中的個人與愛欲之連帶。

5. 一種對自我充實(self-fulfillment)的關切,這是在全球化的影響對日常生活衝撞的環境下,對環境的一種積極的作用。

 

六、結語

  綜合以上的說明,可以簡單歸納出,現代性總是伴隨著抽象體系,而為橫跨時間與空間的社會關係提供抽離化的基礎,而在紀登斯心目中的現代性具體模樣為何呢?紀登斯指出,現代性就像一部巨型大碾車(juggernaut),其強大的力量使得我們所有的人類難以駕馭,彷彿脫韁野馬一般。我們在某種程度上能勉強駕馭它,卻時時有失控的危險,甚至可能翻倒而無一倖存。從這個意向紀登斯清楚的表現他對現代性的看法,現代性的發展並非我們可以完全控制,即便我們有時候似乎平安的穩住,我們也不應掉以輕心,因為高度的風險(high-consequence risks)可能僅是一線之隔;本體上的安全與存在的焦慮總是相生相伴。他也明確的指出:「信任與風險、機會與危險—這些極端而矛盾的現代性特徵穿透到日常生活的所有層面中,並再一次反映全球與地方之間的相互插補。」現代性總是包含著不穩定的因子,這是因為一方面設計可能出現失誤(design failure);另方面,無論任何設計精良的系統,如果操作者操作不當都可能產生失誤,這便是操作者失誤(operator failure)。更有甚者,無論系統設計如何精良,無論操作者如何小心謹慎,它的運作結果也不可能完全被預測,這便是前面所提的「非意圖結果」。此外,在現代性之中,由人所組成的社會世界絕不可能是一個穩定的環境,新知識、新科技並不會使其更透明,只會改變其性質,使其朝全然不同的方向發展,尤其是社會知識的運作更是如此。

 

另話

  兩年前的歐洲發生了「政治大地震」,當時法國的總統大選爆發出意料之外的結果,第一輪的投票結果出爐,代表傳統左派的社會黨候選人被淘汰出局,而成為由傳統右派和極右派決戰總統寶座。這樣的結果在震驚了歐洲各國,各地報紙也都以斗大的「震驚」、「不」等標題來報導此次的選舉結果。  

  事實上,極右派的勢力已在歐洲地區獲得連串選戰勝利,從西元兩千年的奧地利大選開始,到義大利、葡萄牙、德國、荷蘭、及丹麥等國的大選都是如此。政情分析家指出,西歐地區選民由於對犯罪率升高及外來移民等問題深感不安,因而有右傾趨勢。另外,經濟不景氣原本就對執政的左派政府不利,再加上2001年美國爆發的「九一一」事件,更加深了民眾的不安全感。 在此提到歐洲政壇的發展趨勢,主要是拿來對於紀登斯所提的全球化現象,以及他後來所提倡的中間偏左的「第三條路」作為對比。

  脈絡地看來,從九0年代初,為歐聯進行貨幣整合的馬斯垂克條約便已提供了為極右派的後來的發展鋪路。鑑於跟著上路的歐元必須塑造強勢信用,馬斯垂克條約要求各會員國恪守財政、利率等緊縮性的趨合標準,而如此的規定則造成了具有社會安全傳統的歐洲國家被迫大幅刪減福利支出,並讓一般民眾陷入高度的物質資頓與就業不安全感中。在這樣的情況下,唯一願意為受害者伸張正義的便僅剩極右派。

  到了九八年,整個歐聯大致上雖然已是泛「第三條路」的左翼從新自由主義右翼手上取回主導權,但結果卻還是與先前新自由主義右翼的經濟掛帥綱領相差無幾,攸關階級的物資再分配議題仍未受到重視,致使「第三條路」發源地的英國竟在新工黨的執政下改寫了戰後有史以來的最大貧富差距。至於奧地利、德國也都遭遇類似的命運,故真正超越左與右的似乎不是紀登斯的「第三條路」,而是以認同政治來「替天行道」的極右派。

在本文最後提出此一近年來所發生的一些政治(社會)現象,來作為闡述紀登司現代性思想後的一個反向辯證,到底紀登斯所言全球化的現象是否真的可以解釋現今的社會現狀,又「第三條路」真的是大眾最後的選擇嗎?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能還得留給歷史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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