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社會理論與現代化─以SARS疫情發展為例

中正大學電訊傳播所研究生 陳湘嵐

一．前言

　　如何有效的預防危機、處理危機乃至於管理危機，在近年來一直是許多學者研究及思考的焦點。隨著政府部門和企業組織面臨的危機越來越多樣，也越來越複雜，危機與風險管理在實務部門越來越被重視了。其實對於風險社會這樣一個概念主要就是對於現代化的過程提出一個批判、反省，對於科技掛帥這樣的概念提出一個批判，事實上在幾個古典社會學理對於這樣的觀念並不陌生，我們可以從韋伯、馬克思、涂爾幹都可以看到這些人反省從傳統到現代這樣一個轉換的過程中，他們對整個社會已經進行了一種很深刻的反省，也就是說整個社會都朝向進步，大家受了啟蒙運動的影響，只是進不進步，但是卻不曉得伴隨著進步而來的社會成本。這就牽涉到「風險」的議題。也就是本文主要的焦點。

　　要了解風險議題如何成為當代社會學者的關注焦點，可從貝克在1986年出版的《風險社會》(Risk Society)一書。這本著作將「風險」課題導入社會學的研究中。1991年，盧曼(N. Luhmann)發表《風險社會學》(Risk Sociology)從科學和社會系統分化的關聯性解析風險社會的意義。Giddens則從專家統計的吊詭性切入現代性與風險的關係。Giddens也採「反思性的現代性」的觀點，來檢視現代中的風險議題。他首先探討現代性制度其對個人的日常生活所造成的改變，這樣的影響使得子我認同賴以維繫的安全感受到動搖，現代性所產生的風險影響了個人與社會的互動。專家提供的決策已無法完全保障個人的安全。不僅僅是個人，風險影響的範圍已擴及全球的程度，最清楚的例子就是英國的狂牛病(BSE)[1]，此病首例早在1986年便於英國診斷出來，在1993年1月發生率達到顛峰。然而在專家對於病因意見不一的情況下，英國仍然繼續進口牛肉，也因此讓全球均在風險的威脅之下，這樣無所不在的危險情境也引發了我們對於現代風險社會的思考。這樣的情況我們並不陌生。本文就試圖以風險社會學的理論，研究近來在整個亞洲地區造成重大影響並有眾多討論的SARS[2]疫情，了解在風險社會理論下，SARS幾個不同與傳統風險的地方，也試圖為現代化發展下的「風險」，找到因應之道。

二． SARS的發展

　　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來勢洶洶，究竟這是甚麼病？根據衛生署疾病管制局指出，SARS是一種急性呼吸系統感染，最近在世界上多個地方發現，它是由一種新病原引起的非典型肺炎。世界衛生組織已證實病原是一種新發現的冠狀病毒。

　　談起SARS起源的歷史，衛生專家表示，SARS是世界衛生組織（WHO）於三月十五日新公布的名稱，在這之前稱為「非典型肺炎」。起源於二００三年二月二十六日越南河內的一位美國商人發病就醫，後來送香港治療後死亡。之後在香港、越南陸續出現非典型肺炎合併有呼吸道衰竭案例。專家指出，感染這種疾病的大部分病人都可以醫治。只要發現得早，及時求醫，痊癒的機會很高。嚴重的病例通常屬於本來有其他健康問題，或是到患病後 期才求醫的病人。值得注意是，SARS的潛伏期一般為二至七天，但可長達十天。病徵包括發燒(體溫超過攝氏38度)、咳嗽、呼吸急促或困難，全身酸痛乏力、發冷、頭痛、皮疹和腹瀉，肺部X光檢驗顯示肺炎症狀。

 　　之所以稱為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Respiratory Syndrom，SARS）的源由，專家指出，因為感染特徵為發生瀰漫性肺炎及呼吸衰竭，較過去所知病毒、細菌引起的非典型肺炎嚴重而取名。至於SARS如何傳染？傳染力如何？專家說，依據現有的證據顯示，致病原在人與人之間的傳播需經由與病人的密切接觸，可能是接觸病人的飛沫或體液而傳染。目前全球發現的病例大部份是照顧SARS病人的醫護人員，或SARS病人的至親好友。

　　目前全球正籠罩在SARS疫情陰影，衛生專家說，依據現有的證據顯示，致病原在人與人之間的傳播需經由與病人的密切接觸，可能是接觸病人的飛沫或體液而傳染。不過，要多少量的致病原才會導致感染，專家指出，目前並不清楚。

下表為截至2003年6月全球SARS的病例統計表：

資料來源：WHO網站       期間：2002/11/1¹~2003/06/19 16:00（格林威治時間）

備註：

總病例數包括死亡數。 病例數隨時變動中，因報告病例經進一步診斷與追蹤，即予以排除SARS。

1.調查起始時間更改為2002.11.1，以涵括目前已確認為SARS病例的中國非典型肺炎病例。

2.本日可能病例數與前一日可能病例數相減若與新增病例數不符，係因某些個案被取消通報。

3.包括各國衛生部門報告之「出院」及「痊癒」個案。

4.其中一名死亡病例係於越南發病，後送香港醫療。

三．  風險社會理論

　　從社會學的角度去研究風險，我們可以發現風險本質上是社會或是集體的，而非個人的，因此必須以社會結構的分析作為基礎，才可以掌握到風險的特性以及變遷。

       紀登斯將風險和「現代性」的問題意識聯繫了起來，認為現代的專業系統使得一般人無法自行處理許多風險，對「專家」的信任成為人們生活安全感的來源，然而專家不見得有完全的知識，這種信任時常不免會動搖，益增現代性令人抓摸不定的特質。(Giddens , 1991)。對照這次因為SARS捲起的風暴，可以看出了許多與這理論相同的地方，民眾對現代的專業系統有很強的依賴，也沒有辦法自己獨力去處理一些問題。慢慢的，出現了一些所謂的「專家學者」，坊間也有了各種對SARS防治或是擴散的說法，但是卻不是所有所謂的專家學者都具有足夠或正確的知識及資訊，因此也就導致民眾反而更惶恐，信任感也不能成功的建立。

       對盧曼來說，他的《風險社會學》一書則是由系統理論的觀點分析社會對風險的溝通與決策機制，正因為風險可謂是「多重偶變的現象」，風險問題的決策必然與社會情境有關。從比較抽象的理論思考出發，他在他的書中概述了現代風險和政治、經濟、組織和科學系統之間的關係。

    　簡言之，風險社會學已明白的接露了現代的「風險」决非單純的技術性問題，它涉及了十分複雜的社會溝通與決策過程，不但社會的組織方式、發展階段與知識水準都對風險的型態和層次有決定性的作用。反過來，風險也會改變我們的意識和行為，因此風險清楚的記載了社會結構與社會組織的變革，可以作為社會研究的一個核心概念。同時，風險作為一種「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的產物是殆無疑義的，每個社會都有他自己的「風險目錄」，而風險議題更時常反映出文化的偏見。即使有認知上、程度上和文化上對風險的不同定義，「風險」一詞總和損失、傷害、毀損等不幸事故有關，在經濟學和保險學更嘗試透過「機率」的概念，用來表達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大小，並據以計算出投資報酬率或是保險費率。基本上，伴隨著科技文明而來的生活風險，與傳統社會的自然風險(如水災、旱災、颱風、地震等)在性質上有著極大的差異，包括了：(Beck, 1991:1992a)

(1)   決策決定性

　　現代風險基本上是由「技術─經濟」(techno-economy)的決策所造成，它屬於工業化發展的「副產品」，也是人類在衡量利弊得失後對生活方式的選擇。只不過，人們越了解到對科技潛在的負面效應其實還有許多「未知」的部分，便越可能感到不安全和恐懼。知識的不完全加上風險的不確定性，已成為現代人焦慮(anxiety)的重要來源。

(2)   難以認知性

　　新科技的不斷開發，使得一般人對風險的知識落差更形擴大，而在科學不見得能夠預見所有技術應用上的後果時，「專家」常常同樣是一知半解，無法在風險問題上充分控制情況。尤其現代風險事件產生的影響多半有「遲延效應」(delayed-effect)，又可能混合出現，益增在歸因和鑑定其損害上的困難，如台灣的輻射鋼筋事件，至今尚對當事人所受的影響無法估計。

(3)   後果延展性

　　上述的遲延效應，有時候不只是發生在當事人的健康或是財產損失上，甚至還會延續到下一代。由工業污染所引致的「環境風險」(environment risk)，不僅僅破壞到當前的人類生態，這些公害尚且使得未來生存在地球上的人都得面對不利的環境，這也是近年來環境保育運動快速發展的背景。

(4)   大災難(catastrophe)的可能性

　　現代風險在某些科技領域，如核能、化學毒物等方面，多半屬於機率較小(low probability)，但若是一旦出事，後果會是相當嚴重的災難性質。如1984年美國聯合碳化公司設於印度帕波耳市(Bhopal)的殺蟲劑工廠洩出有毒氣體事件，便導致了二千五百多人死亡，二十萬人受到傷害，比過去的戰爭還要殘酷。諸如此類大大小小的工業或是科技災害，構成對現代人最直接的威脅。

(5)   全球性

　　現代科技的威力十分驚人，風險的影響範圍往往超過事件製造者的所在地，而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1986年發生在前蘇聯車諾堡的核能電廠意外。當時由於輻射層四處飄散，引起了全球性的恐慌。這也令人質疑：在人類擁有的核子武器足以毀滅整個地球的情況下，即使人類的理性可以選擇和平，但意外的風險卻是依然存在。因此全人類作為一個命運共同體的必要性，從沒有像今天那麼的迫切與真實過。

(6)   日常性與公共性

　　最後，現代風險源自於科技的應用，偏偏現代生活的任何一方面都是高度的依賴科技產品，其中隱含的風險因子也就無所不在。尤其透過大眾傳播媒體的報導，我們幾乎天天都會接受到層出不窮的災難消息，這些資訊雖然時時提醒大眾各種風險的存在，但是一但風險真正發生在我們身邊，一般人卻常常束手無策，需要「專家」來處理這些事故。「知識差距」的擴大，越來越令現代人感到生活較以往還要更不安全。

　　綜合以上現代生活風險的各種特點，與這次SARS發展的各種情況作思考，我們不難發現SARS符合了相當多的特點，像是知識的不完全帶來人類高度的不安，後果的高度延展性也為民眾帶來了更多的焦慮心理。更不能忽略的是，我們雖然天天從各個電視台、報紙、甚至是網站上接受到許多有關於SARS傳布的消息，但卻對它還是有更多不了解的地方。正如上述所言，知識差距的加大，使得現代人覺得生活較以往還要不安全的多，更具備了風險。

　　同時因為現代風險造成的損失有可能相當巨大，常常非個人或是家庭所能承擔，無論在風險的預防或是善後上，政府公權力的介入已經是一個很普遍的趨勢。 現代社會中的公共政策，有很大一部分是要因應不同風險的不同性質去設計。風險的評估、管理、溝通和管理等任務。也不斷的考驗著各國政府的能力。

　　現代風險的種種特質，使得傳統的應變手段逐漸失效，關於風險的認知和辨識又是相當的依賴專業性指導，形成了一種新的「分配不均」的問題。總之，一個安全而無風險的社會，在今天卻似乎變成了不切實際的奢望。如何和風險共存，反倒更是當務之急。

四．  結論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雖然是一句古老的成語，但是事實上，任何時代任何社會都有威脅到人類生命的事物，因此若純就「風險」的客觀存在來看，他似乎具有著「超時空」(timeless)的特性。另外一方面，在環境中「趨吉避凶」則是人類維護自身生存的本能之一，如何了解並控制風險其實屬於人類源遠流長的傳統。從巫術、風水到宗教儀式，莫不隱含著以人為努力來降低風險發生機率的動機與願望，即使到了現代，仍有不少人持續應用各種古老的手段來處理生活中的「不確定性」。不過，問題是現代科技帶來的風險遠遠超過了人類的想像，尤其在理性主義的影響下，對於風險的成因、結果和控制都要求一種「解除魔咒」的清醒態度，將風險置於「可計算性」的範疇內加以解析。而風險社會(Risk Society)概念，正可以看作是近來興起的「風險社會學」(Sociology of risk)的延伸領域，著重於釐清風險與社會結構之間的辨證關係。過去一般對風險問題的研究，多半是侷限在特定風險的因果測定、評估與溝通管理等技術性觀點上，所謂的風險社會學則是試圖賦予風險在現代社會中更重要的角色。

　　另外一方面，正如上節所提到的，SARS從一開始就有「全球性」的散播趨勢，儘管發生在每一國家的案例並不算多，但它是人類歷史上少數（有人說是唯一）能在一短期間內橫跨地理範圍極廣的傳染病。這種橫跨地理的傳播一開始就與全球化的幾項特性密切關連，比如人員流動頻繁、交通運輸方便、生產線全球化，其後續的發展更與全球化的其他過程緊密扣合，比如媒體資訊無國界、國際組織（如WHO）的全球治理等。   

　　SARS相對於目前也同時存在的其他傳染性疾病非常不同，在於它發生在鑲嵌於全球化過程相當深的幾個亞洲國家（中國、新加坡、香港、台灣），這個區域經濟與歐美經濟體往來密切，以致於疫情發展立刻牽動全球的注意。作為一對照組，近來Ebola病毒也已經奪走非洲剛果共和國許多人的生命，卻未引起全世界的關注，正因為非洲與全球化的資本主義體系有相當的「隔離」，以致於其疫情被認為比較是區域性的疾病。相形之下，SARS疫情出現的這些國家，歐美各國要不是大量在此區域內投資，就是以此地區的生產者為代工廠，生產各種重要產品以及零組件，此地的疫情造成可能的生產線停擺，立即衝擊這些公司的全球調度能力。此外，歐美公司人員經常往來此一區域並派駐大量人員，這些人的健康風險立刻引起歐美社會高度的重視。

　　以台灣而言，對大陸的投資活動造就了與資本相關的各種遷移現象，投資者、幹部、以及去大陸尋找工作機會的人以及眷屬，以及晚近在中國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他/她們在中、港、台之間頻繁地流動。在這一次SARS疫情中，這些高度流動的遷移者自身的健康風險，以及可能帶來的疫情「傳播」途徑，也已經成為台灣政府的防疫政策、企業界應變措施、以及一般人關注的焦點。

　　雖然通訊科技的發展，已經使得許多跨國的事務得以用非面對面的方式進行與處理，然而，全球化的許多面向比如跨國投資、教育的國際化、異國旅遊消費、跨國尋找工作與生活機會等帶動更多人員的跨國遷移。從出國學習遊歷的年輕人、旅遊的觀光客、洽商的投資人與經理人、找尋工作機會的移工、在移居地與母國頻繁往返的移民，SARS正是隨著這些再尋常不過的旅人與旅程，經由在各地起降頻繁的噴射機傳播到各地。

　　工業文明創造的社會新面貌，在表面上看來是一個秩序井然，充滿理性的世界，「現代風險」卻像一顆顆隱藏在各個工廠、實驗室、發電廠、瓦斯儲存槽等的定時炸彈，隨時可能引爆。人們需要更多的「想像」才能認知到自己所處的危險情境，事實上，企圖去理解現代風險的成因、結果和可採取的預防措施，已經越來越困難，而同樣地，如何去判斷風險的可接受程度，也越來越複雜。可以確定的是，「風險」作為下一個世紀的熱門話題，其社會性的意義將更為突顯。

　　從貝克對「風險社會」概念的陳述與分析中，我們發現現代人生活裡十分無奈的一面，未來「風險社會」的文化特質，可能集中於培養處理「恐懼」、「焦慮」、以及「不安全」的能力上，而非只專注於經濟的生產或是成長數字。現代風險為「現代性」的內容添加了幾絲陰影，但他也提供了反省的機會，讓人們懂得如何去實踐「責任倫理」的要求，以免自己或下一代橫遭浩劫。在二十一世紀來臨之際，西方興起新的人文主義呼聲，特別強調人類對自己同類，包括自然界的「責任原則」。台灣社會原本只有薄弱的風險意識，經過這次SARS疫情的發燒與帶來的種種影響，我們不難了解到：日後對教育及傳播媒體方面應該要再多多的加強宣導，更應該要未雨綢繆，在制度面上採取先進的規範設計，才能降低現代風險的威脅。否則風險的頻頻發生，一定將吞沒經濟發展的果實，製造更多悲劇，我想這顯然不是我們所樂見的。

  參考書目：

周桂田(2000)，〈高科技風險：科學與社會之多元與共識問題〉，《思與言》，38:3：75-103。

周桂田(1998)，〈「風險社會」中結構與行動的轉轍〉，《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刊》，26：99+101-150。

顧忠華(1999)，〈風險、社會與倫理〉，《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5：19-37。

曹永慶(2002)，《紀登斯論現代社會的風險》。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論文。

翟芳怡(2000)，《當代社會的風險與科技的震撼──理論的省思與實察之考察》，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論文。

鄭培滄(2001)，《我國發展高科技政策之研究--貝克風險社會理論的觀點》，國立暨南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顧忠華編(2001)，《第二現代──風險社會的出路》，台北：巨流。

Beck, Ulrich (1992a). Risk Society :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Translated by Ritter, M. Saqe Publishing, London.

Beck, Ulrich (1992b). From Industrial Society to the Risk Society: Question of Survival, Social Structure & Ecological Enlightement. “Theory, Culture & Society,”vol.9. Sage Publishing, London.

Giddens, A.( 2000)Runaway World: How Globalization is Reshaping Our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回39期目錄

回39期目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