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公共性到交互主體性
－一個Habermas觀點的探究
葉允斌 南華大學社會所研究生
一般對於「公共性」[1]或「公共領域」[2]的討論，德國社會學家Jürgen Habermas總是無法脫離對他的直接聯想。Habermas於1962年出版的第一本專著，即《公共領域的結構變遷》（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r）中，即有詳盡而深入的論析。然而公共性觀點在Habermas的學術生涯中，隨著視野的開拓與思想的成熟，不斷修正與精練的結果，所呈現的意義自然有些差異。筆者認為，若以特定時期的公共性概念來斷定Habermas對公共性的思考，將忽略Habermas公共性理論的典範性轉移。循此，筆者粗略分為早期60年代以主體性原則出發的的資產階級公共性理論、70年代以後的交互主體性轉向、以及近期的政治理論建構三個階段，以進行Habermas「公共性」的論述，其中尤其突顯「資產階級公共性」（主體性）向「交互主體性」典範轉移的背景與過程，說明公共性理論乃是進一步的提昇、昇華而非遭遺棄，公共性理論乃是藉「交互主體性」得以賦予普遍性與實踐性的理解。
第一節 公共性的考源
「公共性」概念本身具有久遠的歷史，在西元前5、6世紀的希臘半島，以雅典為首的城邦所採取的平民大眾統治形態，有別於僅以貴族或少數人群所統治的形態中，呈現的「公共生活」可以說就是「公共性」的淵源所在。然而，古希臘式的民主與當今的民主觀念相差甚多，在於真正能參與公共事務活動的人口，仍然佔於成邦中總人口的少數，婦女、以及佔大多數人口的奴隸們，均無任何參政權。可以說，「古希臘式的公共性」，對於當今的民主社會而言，尚未能建立在一個普遍的合法性基礎之上。
直至17世紀末葉、以及涵蓋整個18世紀期間，以法國大革命為其巔峰的「啟蒙運動」（Aufklärung / enlightenment），則完備了「公共性」理念。這段期間傑出的思想家人才倍出，其中包括：J. Locke、亞當·斯密、J. J.
Rousseau、Ch. Baron de Montesquieu、J. W.v. Goethe、I. Kant遜等等，或統稱為「啟蒙哲學家」（Philosophes），他們皆秉持發揚理性、探究人的主體性、以科學探究自然、相信人類的善良稟賦、以及社會無限的進步可能，在社會實踐過程中，啟蒙運動提倡破除中世紀以來宗教上的迷思、建立民主政治等、並致力於經濟上的改革；總言之，18世紀的「啟蒙運動」對於之後的西方世界、甚至全球人類思想、實踐界，凡政治、經濟、社會各層面，均有深遂、廣泛的影響。對於德國哲學家Kant而言，「公共性」既是啟蒙的方法，又是啟蒙的仲介[3]，換言之，啟蒙必尋得「公共性」以作為完善的可能，至此「公共性」與「啟蒙」便結下不解之緣的關係。
此部份乃以Habermas的「公共性」為主軸，試圖連接Kant的啟蒙觀，以形塑Habermas公共性理論的基礎。
一、 啟蒙（Aufklärung）意義與歷史背景
筆者為釐清「啟蒙」原意，特從德文原字考察：「Aufklärung」是從「Klar」這個形容詞（Adj.）延伸而來的，而「Klar」本爲「清醒的」、「清楚的」或「清澈的」、「明亮的」意思[4]；而「Auf」原意為「開啟」[5]。作為動詞（V. t.），Aufklären則為弄清、查明、（天空）放晴之意[6]。於是，「Aufklärung」內涵了「理性之光」的寓意，就是將黑暗不明的、渾沌不清的現象，透過「理性之光」加以照明、照清楚。
自從17、18世紀以降，自然科學、經驗主義、理性主義思潮的興起，加上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本主義思想，啟蒙運動便以革命性的姿態展現於人類歷史中。啟蒙時代的思想家眾多，如培根Francis Bacon奠基於「歸納」法的使用，人們就此剔除人云亦云的盲從狀況，利用科學的方法，破除事物的假相。牛頓Isaac Newton認為，世界的運作乃服從於一套嚴整、系統性的力學規則，而不是遵從於「上帝」支配的律則之下，人類可以在力學規則當中所認知，甚且可以經由數學去精準掌控。理性主義者R. Descartes，則充分表明對於人類的理性具有信心，人類自身可建立一套精確、系統的數學律則，藉此已掌握外在的世界環境，換句話說，「主體擁有掌握外在世界實在性的能力」（李英明，1986：83），是以，Descartes確立了人作為主體本身，依靠自己的能力以揭示渾沌未清的現象。
從啟蒙哲學家思考中，我們可以知道，啟蒙代表著對於神權支配勢力的質疑，認為世界的秩序是按照合理的原則進行運作，而人在當中的角色，就是要利用本身具有的能力去發覺這些律動規則，透過理性的不斷反省，破除既存的假相、迷障、渾沌的現象。所以「啟蒙」乃相對於「渾沌未清」之意，啟蒙的理念意指去除遮蔽、將渾沌不清的現象給照明，並建立一個具合理秩序的理想社會。所以不難發現，啟蒙運動亦具有科學主義以及樂觀主義的傾向。
二、 Kant論「啟蒙」
[7]
接下來，啟蒙又如何與公共性聯繫上關係？在德國哲學家Kant筆下，1784年發表一篇文章爲「答『何謂啓蒙』」，可作為Kant對於啟蒙與公共性聯繫的經典表述。首先先論及Kant對於啟蒙的認知，在「答『何謂啓蒙』」文中有一段啓蒙格言：
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不成熟狀態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當其原因不在於缺乏理智，而在於不經別人的引導就缺乏勇氣與決心去加以運用時，那麼這種不成熟狀態就是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了。要有勇氣運用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運動的口號。[8]
格言中明確表述Kant對於「啟蒙」概念的認知：未啟蒙狀態表示著人類加諸於自我，致使自我仍存留於不成熟的狀態，換言之，對於人類原賦有的「理性」，因為怠慢、懦弱原因，使個人未加以利用此「天性」，而沉淪於不成熟的狀態即為「未啟蒙的狀態」。從Kant的哲學中，這裡的人類作為主體，表露了主體的能動與自律性，或言之，Kant的主體理性觀乃是在討論其啟蒙概念的出發點。
另一方面，個人從事自我啓蒙是很困難的，他鼓吹以學者的身分面對廣大的讀者，在世界全體公衆面前，就其理智做公開性的運用，Kant表示：
任何一個人要從幾乎成為自己天性的不成熟狀態中奮鬥出來，都是很艱難的；然而公眾要啟蒙自己，卻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在Habermas理解中，Kant的啟蒙亦強調「集體」面向，是一種普遍性的啟蒙，若依循獨白式的自我啟蒙方式，要脫離幾乎成為自己天性的不成熟狀態是相當困難的。
再者，雖然「理性」為人類天生所賦有，但是Kant仍然重視「既有權威」的存在。而這裡的權威作為現實中的權威體制、意識形態，成為產生控制或壓制力量的來源，而致使需被啟蒙者無法達致啟蒙的狀態。
總言之，Kant的啟蒙觀，在Habermas理解就是一種「自由、公開運用自己的理性」綜歸以上討論，筆者認為Kant的「啟蒙」概念可歸諸於以下幾點：
（1） 理性為人類所天生賦有。要脫離啟蒙，必須由個人本身的勇氣與決心加以達成。這裡強調著Kant的主體理性觀。
（2） 公開的運用理性。強調一種集體性，而非個人獨白式的啟蒙。
（3） 既有權威成為壓迫來源，致使人們無法達致啟蒙狀態。
第二節 Habermas的資產階級公共性（Publiztät／ publicity）理論
Habermas於60年代的公共性理論建構中，乃回顧了18、19世紀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Habermas以歷史性的角度回顧了資產階級公共性的興起以及20世紀職能上的轉換。此部份的討論在1962年，Habermas出版的第一本專書－《公共領域的結構變遷》（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r）中即有詳盡、深入的討論。
關於Habermas早期的「公共性」概念，可以區分為具體以及抽象的層面作討論。以具體層面觀之，公共領域作為「公共性」具體實踐的場域，是公衆以理性批判論辯精神構成的領域，包括政黨、媒體、報刊雜志等，「公共性」作為一個公眾參與的場域，它銜接了國家機器與私人領域，調和國家與社會的需求，因為「公共性」而使得決策變得透明了，公眾藉由「公共性」的發揮，而達至與國家公權力領域相抗衡的能力。回顧18世紀歐洲興起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正是一個私人運用理性，在論壇中進行理性討論、公開辯論的領域。Habermas從歷史分析資產階級的「公共性」與「公共領域」，賦予其相當的評價，認爲18世紀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當中正體現的民主自由理性觀，具體表現爲「啓蒙」理念的實踐。
從抽象層面觀之，正如上文所述，Habermas延續了Kant對「啓蒙」理念的討論，公共性乃體現了「啟蒙」的理念：將渾沌不清的現象給照清楚，使之變得清明。但無論如何，可以確定的是，Habermas的「公共性」觀點是延續Kant的觀點，可以說，Kant與Habermas均關懷著能成就一個「自由、平等、開放」的交往領域，都希望有一個「自由開放」的公共性與公共領域，透過理性言說，達至解放的啟蒙理想。
Kant的「啟蒙」理念奠基Habermas早期的政治哲學思想。可以說，「公共性」貫穿了Habermas的公共性理論架構：「公共性」成為「公共領域」的核心概念。在中期，轉向了「語言學」的討論，以主體之間利用批判的語言進行公開的論辯，即著重「交互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的討論；而晚期的政治論著，以「審議政治」作為關注焦點，開啟對當代全球政治的關懷。「啟蒙」－－自由、公開運用天生具有的理性，作為「公共性」的根本理念，可以說，Habermas自始至終均保持了對於自由、平等精神護衛性的姿態，啟蒙的解放理念乃貫徹了Habermas的思想脈絡。
「公共性」作為公共領域的核心概念；而公共領域又作為「公共性」的實踐場域。換言之，哈伯馬斯的「公共性」概念無法脫離其與「公共領域」理論的討論，這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變遷》中，便以歷史的角度，主軸縱貫了18、19至20世紀，論析了公共性的歷史發展與變遷。在此節中，筆者試圖以歷史性的角度回顧「公共性」的發展，作為對。首先論述歐洲中古世紀「代表型公共領域」（repräsentative Öffentlichkeit）的公共性特質；再論析18世紀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興起背景、基本結構與特色；最後討論20世紀公共性因為國家與商業化勢力侵入而致使固有的公共性產生職能上的轉換，論述公共性走向衰頹的窘境。
一、 代表型公共領域（repräsentative Öffentlichkeit）
代表型公共領域出現于中古歐洲封建時期，此種代表型公共領域並不是一個社會領域，代表型公共領域作爲一個公共領域，它毋寧說是一種地位標志（Habermas，2002：8），或者根本上是一種特權的體現。代表型公共領域與哈伯馬斯所認為18世紀資產階級的公共領域是截然不同的，因爲此種公共領域實際依附於封建領主，他們在民衆面前所「代表」的並非民衆，而是其所有權，可以說，在歐洲中世紀討論「所有權」與「公共性」之間的區別是沒有意義的，基本上，並不存在「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之間的對立情況，這說明了「公共性」即意謂著「領主佔有」。
代表型公共領域裏幷無提供主體間的理性討論的空間，其內容究竟是封建領主、王公貴族個人地位、權力的展現，人民充其量只是作爲他們的背景而已。是以，王公貴族儼然成爲「公共性」的承載者。對於Habermas而言，代表型公共領域所展現的僅僅是一種在啓蒙前的「未成熟狀態」，與18、19世紀的「公共性」意義相較，中世紀歐洲的「代表型公共領域」並未呈現任何「公共性」的意義。[9]
二、資產階級公共領域興起的歷史背景
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興起必須考源於自西元16、17世紀「重商主義」的興盛。由於現代民族國家的發展，貨幣制度的出現、對外貿易的擴張之下，租稅成為政府的主要財源。另一方面，自美洲新大陸發現後，開啟海外貿易、拓殖競爭的趨勢，爲了運用國家强大力量以應付海外競爭者，專制集權的君主、統一的民族國家隨之誕生。由此，透過國家的富庶、强大以保護貿易商業的來往，民間經濟活動有了保障，政府的財源才能源源不絕。換言之，此即受「重商主義」經濟政策、政治思想的影響。
「重商主義」思想另一個重大的影響便是國家的財政開始脫離封建貴族的管轄，成爲獨立於宮廷之外的財政官僚體系。這樣一個轉變，當時所謂「公共」已經不在涉及於代表性質的宮廷，從而與「國家」同意。現代意義上的公共領域，即公共權力領域，因此取代了中古以來的代表型公共領域。
18世紀時，商品交換已經突破家庭範圍的界限，自成一經濟運作的規律。家庭小天地與社會區隔了開來，現代經濟已成了「商業經濟」，市場取代了家庭。於是作爲政府的對應物，市民社會建立起來了。市民社會的意義在於：明確劃定一個不受公權力管轄的自律範圍，另一方面，突破了家庭藩籬，進而關注於公共的事務，成爲一個受契約支配公共領域。
Habermas在論及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興起，除了上述歸結於遠端貿易的興起，另一個重要因素便是新聞的出現，其具體表現爲報紙、雜志。新聞剛開始只是刊登教誨文章、政府法令等消息，甚至曾被作爲政府的統治工具，用來維護統治的合法性。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當局發布消息的同時，因爲對識字能力的要求，無形中劃分了市民當中「有教養的階層」與手工業、小商人階層。其中有教養的市民階層與傳統意義上的市民不同，這個階層擁有自己的特殊意識，意識到他們是作爲正在形成、與公權力相對立的社會中間力量。他們剛開始作爲閱讀群體，對文藝上作討論。後來逐漸涉及政治性議題進行批判。
資產階級公共領域在尚未形成之前，私領域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源自家庭小天地的主體性可以說無論如何都建構起了自己獨特的空間。猶在公共權力機關的公共性引起私人政治批判的爭議，最終被完全取消之前，在它的保護下，一種非政治形式的公共領域－－作爲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領域前身的「文學公共領域」（Literaruschw Öffentlichkeit）已經形成。公衆在戲院、博物館、閱覽室以及演奏會中借著對文藝的批評和討論，公衆的批判意識逐漸形成。
文學公共領域當中，中產階級先鋒透過與王公貴族的的交往，而習得、掌握了公開批判的技巧。逐漸的，中產階級與貴族的交往在「城市」中達成平衡的勢力，城市不僅是資產階級的生活中心，在與宮廷文化的抗衡中，城市形成一種「文學公共領域」。其機制表現爲英國的咖啡廳（coffeehouse）、法國的沙龍（salons）、和德國的桌社（Tischgesellschaften）。以下分述之[10]：
（一） 英國的咖啡廳（coffeehouse）
在斯圖亞特王朝，直到查理二世文學與藝術一直都是供王公貴族們使用、爲國王而服務。但是經過光榮革命之後，此種情况有了改變。在英國當時咖啡廳的興起，這種新興的機制加强了城市的核心地位。咖啡管的繁華時期於1680至1780年之間，在批評的過程中，一群有教養的公衆形成了。咖啡管中討論的內容起先是以對文學、藝術作品爲中心，後來逐漸朝向政治、經濟性的議題進行論辯。咖啡館中最初只有男人容許進入，後來開始接納廣泛的社會階層，不僅向權威性的圈子自由開放，更包括了中間階層，甚至手工業和小商人。
（二） 法國的沙龍（salons）
在法國，市民階級取得經濟領域中的優勢地位，而貴族通過君主特權和嚴格强調社會交往過程中的等級秩序（Habermas，2002：44），王公貴族與市民階層的知識份子兩股勢力取得平衡，在沙龍中便平等相遇了。沙龍裡的傑出人物不再替其庇護者效力；意見也不受經濟條件的限制。在18世紀的沙龍，似乎壟斷了首發權：任何一個新的作品都必須先在這樣一個論壇中經過參與者的討論與批判，以取得期合法地位。任何一件事，在沙龍中都受到平等而認真的對待。
（三） 德國的桌社（Tischgesellschaften）
相較於英國和法國，德國的公共領域機制「桌社」在城市還沒有興起時，其活動較咖啡館、沙龍少得多，影響力更難以發揮。在這些組織中，市民排除了等級制度的束縛，成員們之間平等對待。在德國專制政體下，他們共同反對專制主義，其公共領域靠秘密性的結社來維持。參與者們私下的進行辯論，以保護理性光輝。
在文學公共領域中産生的批判，逐漸擴增到其他的領域，包括：戲劇、音樂、繪畫等等。大衆的評論逐漸形成且有組織，文藝評論這項新興行業應運而生。文藝評論家認爲自己既是公衆的代表又能教育公衆，由於他們必須爭取廣大群衆認可，定期性的月刊或周刊於焉産生（沈樹華，1998：18）。藝術和文化批評雜誌在18世紀時，成爲藝術的評論工具，而不局限於咖啡廳、沙龍等狹小的圈子裡。
哈氏認爲，在公權力仍强大之時，公衆借著對文藝的批評，使得批判精神得以逐漸養成，此種非政治形式的公共領域成爲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領域的前身。正如咖啡廳、沙龍、桌社等文學公共領域中的相關機制，成員們最初總是圍繞著以文學、藝術作爲核心議題進行交流。然而在法國大革命的衝擊之下，原本以文學、藝術批評爲內容的公共領域逐漸趨向於政治化，擴大爲關於政治、經濟上的關懷與爭論。就此，文學公共領域儼然成爲公開批判的練習場所，爲政治公共領域作了先前的鋪路工作。
以文學公共領域爲仲介，個體獲得自律的基礎與主體性，與公衆相關的私人性的經驗關係也進入了政治公共領域。私有化的交換經濟領域中的利益代表問題可以借助從家庭私有天地裡生長出來的觀念獲得澄清。Habermas稱市場領域稱爲私領域，而私領域的核心正爲家庭。一般以爲家庭應獨立於私領域之外，事實上家庭却又被捲入市場需求當中。家庭的尷尬處境，即家庭是社會的代言人，又以某種方式從社會中分離出來[11]。然而一方面，家庭隨著商品交易的範圍不斷的擴大而與社會生産的領域區分開來；另一方面，家庭提供資產階級公共領域內在批判的重要基礎，教導一些人性中的本質。在這種情况下，資產階級的個人同時擁有「物主」與「人」的雙重角色。
是以，成熟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永遠都是建立在組成公衆的私人所具有的雙重角色。即作為『物主』和『人』的虛構統一性的基礎之上」（J. Habermas，2002：72-73）。作爲「物主」的公衆和作爲「人」的公衆雙重身份的結合說明了資產階級私人的社會地位原本即具有「財産」和「教育」雙重特徵
[12]。
總言之，Habermas認爲的公共領域是以私人的身份聚集在一起形成公衆，主張公共領域相對於公共權力，可以自行掌控自身。對於與公衆有關的商品交易與社會勞動領域方面的政策進行討論，公共領域中參與主體作即為公衆輿論中參與的公衆。
三、資產階級公共領域（Öffentlichkeit）的基本結構
Habermas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變遷》（Struk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一書對於「公共領域」（Öffentlichkeit）概念做了深入的分析。當哈伯馬斯論及18、19世紀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形成時，「資產階級公共領域」之於Habermas而言是一種社會狀態，尤其是一種能創造「公共性」（Publiztät）的狀態，在當中能够形成「公衆輿論」（öffentliche
Meinung）。公共領域形成於進行交往的私人之集合，其中私人成員要求此受上層控制的公共領域，作為反對公共權力機關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經屬於私人，但仍具有公共性質的商品交換和社會勞動領域中的一般交換規則等問題，同公共權力機關展開討論。這種政治討論手段，即公開批判（das öffentliche Räsonnement）。公眾要求推翻現存的公權力領域所提出的控制原則，致使政府遵從理性標準與法律形式，換言之，公眾以「公開批判」對現存統治原則提出徹底的變革。
公共領域是建立在商品交換關係與家庭生活的基礎之上。Habermas將商品交換市場歸屬於私領域，而私領域的核心即爲「家庭」。家庭本身隨著商品交易的範圍不斷的擴大而與社會生産的領域區分開來。對於公共領域而言，家庭正提供資產階級公共領域內在批判的重要基礎，教導人性中的一些本質。在這種情况下，私人同時擁有「商品所有者」與「一家之主」的雙重角色。從家庭中，個體獲得自律的與主體性，他們聚集起來，藉由彼此形成公衆輿論。總言之，構成資產階級公共領域中的公衆是一群進行交往的些私人，是源自家庭內在領域中的私人，與公衆密切相關的主體，彼此進行交往，成為公開批判的參與主體。
Habermas曾以下結構圖，來描繪18世紀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基本輪廓 [13]：
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基本輪廓圖
Privatbereich
私人領域 |
Öffentlichkeit 公共領域 |
Sphäre d. öffentl. Gewalt 公共權力領域 |
|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市民社會 （Bereich d. Warenverkehrs u. d. gesellsch. Arbeit） （商品交換、 社會勞動領域） Kleinfam. Binnenraum 小家庭的內在活動空間 （bürgerl. Intelligenz） （中產階級的智識） |
politische Öffentlichkeit 政治公共領域 literar. Öffentlichkeit 文學公共領域 （Clubs, Presse） （俱樂部、新聞界） （Kultur gütermarkt ※Stadt） （文化資産市場、 商品市場） |
Staat 國 家 （Bereich d. ※Polizei） （警察機關） Hof 宮廷 （adlig-höf. Gesellschaft） 王公貴族社會 |
公共領域是由私人組成，對於私人所有的天地，可以區分出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私人領域包括狹義上的市民社會，亦即商品交換和社會勞動；家庭以及其中的私生活也包括在其中。政治公共領域是從文學公共領域中産生出來的；它以公衆輿論爲媒介對國家和社會的需求加以調節[14]。
Habermas之公共領域特色可歸結如下 [15]：
1.
「公共性」為公共領域之核心概念。
2.
公共領域中參與成員一律平等，一個人的身分地位在當中被以「存而不論」的態度面對。
3.
理性論辯成為公共領域當中的唯一仲裁者。
4.
公共領域中討論議題具有開放性，即任何受到成員「共同關心」、有興趣的事務，都將被列為公開討論的對象。
5.
公共領域的接受的參與成員日趨廣泛，具有包容性，越來越多的人可以接近文化產物，使文化產物如：書籍、報紙等普及化。
總之，Habermas界定的公共性精確的說，應是「資產階級的公共性」，資產
階級公共性依然以特定的教育、經濟條件作為參與資格，所以Habermas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尚未對所有他人進行開放，其資產階級公共性理論無法突破特定社會脈絡與時間之下的限制，此處也成為受其他學者詬病之處。雖然如此，筆者認為仍可將重點放置Habermas欲強調的「公共性理念」，它代表著啟蒙解放大業，建構自由、公開、平等論域的企圖。
四、 考究資產階級公共性的主體性原則
如前文所述，之於Habermas而言，Kant對他的早期的公共理論實在影響深遠，Kant啟蒙的格言：「要有勇氣運用自己的理智！」，就明白表示了Kant對於人做為主體的價值的肯定。在Kant那裡，人作為認知的主體、價值的主體，對於主體的最徹底、根本肯定，可以在他的三大批判中一覽無遺：在《純粹理性批判》中討論主體的認知；在《實踐理性批判中》，談到道德於主體當中的基礎問題；而在《判斷力批判》中，則論及美感、藝術、人生目的在主體當中的基礎。是以，再再顯示主體在Kant哲學中，所呈現的地位與重要性。
承緒Kant的觀點，Habermas前期的公共性理論，當中的「主體」自然成為Kant式的理性、能動與自律主體：發揮個人的理性潛能，公開的面對大眾，進行意見的表述與論辯，以形成理性的共識。所以可以這樣說，Kant之於Habermas，致使Habermas的公共性理論其論理是從「主體理性」原則出發的[16]。
然而，Kant的理性主體雖然在Habermas的早期的公共性理論中得到了青睞，卻與Habermas原本公共性的「普遍原則」相矛盾，公共性理論更無法現實於中得到實踐（筆者分為兩大矛盾，於下文中會進行討論）。至此，Habermas不得不進行其公共性理論的修正與重建。
第三節 從公共性到交互主體性
前期對於公共性詳盡的歷史分析，Habermas卻無法脫離自己理論上的矛盾。關於Habermas公共性理論的矛盾可以分為兩個：第一個矛盾，在於與公共性「普遍原則」的矛盾：Habermas前期的公共性並非對所有有開放，其中仍受制於教育水準、財產、甚至於性別上的限制，這裡延續著Kant的主體觀，乃與原先強調的普遍性原則相衝突。第二個矛盾，在於與「實踐」之間的矛盾：從社會現實面考察，國家與商業勢力侵入公共領域，致使公共領域無法發揮應有的效能，是以，Habermas的公共性理論並無法對於實踐進行指導，即Habermas的公共領域無法保證提供一個無曲解、獨立性、自由開放的言談論域。以下分別論析這兩個公共性的矛盾。
一、資產階級的公共性並非對所有人開放
回顧於學術早期，Habermas以歷史的角度論析了18、19世紀「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形成與其特質，當中「包容」與「平等」應被視為一種「普遍化的原則」，又應被視為有效溝通得以形成的條件。然而，Habermas對於公共性理論的建構，卻難逃自己理論上內在的矛盾：所謂「公共領域」在Habermas的早期著作中，難以脫離以特定時空（18、19世紀）作為思考背景，形構出來的「公共性」，至多也僅能稱為「資產階級公共性」或「布爾喬亞的公共性」，其中的參與者，作為公眾便具有「物主」與「人」的雙重身份，即於很大程度上依然受到經濟能力、教育程度等條件的限制，這與資產階級的公共性又強調所謂「普遍性」原則觀點是相衝突的。
從哲學層面觀之，Habermas早期的主體性原則承繼Kant自啟蒙以來的主體觀，強調主體的能動、自律性，一切探討知識、價值、權力問題依循此個實在的起點，另一面，Kant的主體是作為一個非實踐、而超驗的自我，如此便不具有主體之間溝通的可能性[17]。或言之，Habermas早期對於主體性的認識並沒有脫離自啟蒙以來現代性意義下的主體觀。這無疑體現了現代主體性的極端與獨尊心態，在Hegel的努力下，主體更徹底成為現代性之下的主要特徵。如此的主體膨脹結果，同時造成了「客體」次級地位的產生。
綜以上兩點所述，這無疑窄化了Habermas原初的「公共性」構想：以「包容」態度、「平等」身分共同參與的理念，矛盾的存在「排他」或「客體」的現象。Habermas建構的公共性理論建構，受制於理論本身的矛盾，窄化了應有的普遍性，所以Habermas早期的公共性理論至多也僅能稱作是一種歷史性的分析，缺乏實踐性，對於社會現實面並無法提供適當的指導。Habermas承認自己的矛盾，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特定時期與空間確實會導致公共領域意義的窄化與不足。
二、資產階級公共性理論無法指導實踐
在18、19世紀自由資本主義之下的公共領域，對哈伯馬斯而言在論述社會合理化的過程中，公共領域具有言論自由、社會交往的獨立性是絕對重要且必要的，此種早期資本主義階段的公共領域，其成員（公眾）乃「享有參與政治參加選舉的權利，並有權依據理性原則對統治者的權力與活動，進行公開評論、批評和監督」（歐力同，1997：296），對公共權力領域作有效的監督與批判，從而可降低官僚主義形成獨裁的可能。換言之，當中的公眾是具有依據理性，在理想言情境中以平等、自由、自主性的身分進行溝通對話、論辯討論的公眾，公眾因此被賦予「輿論的承擔者」之責，其中，報紙、媒體被視為公眾的喉舌，政黨、民意代表視為公眾的代言人。在特定的時、空下（自由主義時期），公共性依然提供了民主政治確立自身合法性的基本原則。
然而，這種理想的情境到了20世紀福利國家的工業社會時卻有所改變。首先，起因於20世紀壟斷的資本主義階段市場經濟的動盪情勢，這種情況致使國家對經濟活動干預的增強，產生「國家與社會相互滲透」的情形，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區別消失了，出現了一個由國家控制的中間領域，即「沒有通過政治評論的社會國家化領域」（Habermas，1989）。
其次，技術統治論的擴張壓制了公共領域的自由討論。進入本世紀後，國家權力膨脹起來，官僚機構試圖把各種政治問題限定爲只能由專家來解決的純技術問題，反對交由公眾去討論和爭論，公共領域日益萎縮。這相對於18、19世紀的自由資本主義公共領域而言，公共領域的公眾因為國家的強烈干預，各種管理機制、政黨，已從公眾「代表」轉型成為凌駕於公眾之上的、進而取代公眾的協調機制，公眾在政治公共領域中對公權力領域的批判與基督失去效用，重大的政治決策不再與公眾有關，公共事務基本上脫離了公眾的視野。
再則，隨著商業化原則對社會文化生活領域的滲透，文學藝術、新聞出版、廣播電視把追求商業利益擺在了首位，大衆文化變得低級庸俗，公共領域受到商業化原則的而衰頹。
公共領域在20世紀職能上的轉換，對哈伯馬斯而言，將產生嚴重後果：其一，表現在「私人」的自主權的削弱，即私人自主權僅表現為文化消費權力；其二，公眾失去對政治評論的權力，公眾淪為為公權力所預設的政治決策的「喝采歡呼」者；其三，文化領域中，分裂成不再公開評論政治議題的專家與文化消費公眾，即轉型成為「非政治性」的公眾；其四，原本作為為公眾喉舌的媒體、報紙，也成為政治權力的宣傳文宣。這種種的後果所帶來的是非政治的公共領域產生。是以，哈伯馬斯認為20世紀的公共性衰頹窘境正如同歐洲中古世紀時期的「代表形公共性」模式，哈伯馬斯稱之公共性的「再封建化」，顧名思義，「再封建化」是因為20世紀的國家與商業勢力的侵入，危害公共領域的本質結構，「公共性仿造了過去那種代表型公共領域賦予個人魅力和超自然的神聖光環」（Habermas，2002：252）。
綜以上所述，Habermas前期的公共性理論並無法同時具有缺乏普遍性與缺乏實踐性的雙重矛盾：一方面受制於身分限制或現代性主體的極端，平等、包容精神無法真正獲得開展；另一方面，在商業化和技術統治論的影響下，公共性理論自身無法保證一個無權力、金錢介入的理想的言談領域。這致使Habermas的公共性理論遭致實踐上的困難。於是，從70年代開始，Habermas試圖尋求一個「普遍性」的理解，希望藉由「普遍性的理論」以修正早期公共性理論的偏頗，他轉向牛津學派L. Wittgenstein的「語言遊戲」（Sprachspiel）概念，希望藉由語言遊戲本身設定的「交互主體性」前提，來修正、提昇自己早期公共性理論的不足。
哈伯馬斯考源於牛津學派的「日用語言學」（ordinary language）的理解，也融合了Husserl的「交互主體性」與「生活世界」概念，試圖重建不受權威勢力壓迫的「理想的言談情境」，進而成就具有能力與公權力領域相抗衡的政治公共領域。於此，在Habermas學術生涯中期，將建立自由、平等、開放的言談領域重擔置於「語言」的分析上。成就了它在1981年出版的《溝通行動理論》鉅作，啟蒙大業就此轉移尋求「交互主體性」以作發展。
Habermas從早期公共性的「理性的公開使用」，到學術中期轉向了以語言為媒介進行「互為主體的理性使用」的討論。同樣要求一個非強制的交往過程，主體向眾多公眾進行理性運用，強調主體之間的論辯，進而產生共識以作為向權威勢力的監督。不同的是，交互主體性更要求一種「互為平等」、「普遍性」與強調「語言上的使用」概念。公共性的概念是生活世界的思想先趨，儘管並不完全等同（尼格爾．多德，2002：136）。可以說Habermas是「昇華」而非「捨棄」公共性的理念。
筆者認為對於Habermas公共性理論的理解，並不能取決於特定的時空，反之應置於Habermas整體的思想脈絡之下，才不會產生對Habermas思想脈絡理解上的斷裂。
三、典範的轉移：從公共性到交互主體性
（一） 轉向交互主體性
關於Habermas「交互主體性」、「生活世界」觀點的形成，可以歸諸於「日用語言學」對於語言的「反省性」、「對象性」、「規則性」以及「實用性」的確立，另一方面還包括Husserl於「交互主體性」、「生活世界」概念。
1. 「日用語言學」
對於從公共性到以交互主體性的溝通行動的轉折，「日用語言學」創立者 Wittgenstein的「語言遊戲」（Sprachspiel）概念對於Habermas公共性的昇華有首要的助益。
「日用語言學」是由Wittgenstein創立，後為John Langshaw Austin和John Roger Searle共同擴展。在Wittgenstein認為，語言和社會生活之間具有緊密的聯繫，語言本身並非外在於生活，而是組成社會生活的要件。是以，語言和社會生活之間具有緊密的聯繫，語言在生活當中根本上就是一種實踐，「當我們在談論一個言語者的時候，我們正在理解一個概念，即已經隱含地關聯於一個共同的語言實踐。這樣的看法只有在下列的條件下才成為可能，即這個言語者乃是作為一個語言生活體（Sprachgemeinschaft）的成員」（林信華，1999：37），這裡強調著，說話的人乃是作為一個「語言生活體之內的成員」，語言使用者並非處於孤立或獨白的狀態，而是在一個共同體中的一員、社會中的自我，語言交往之處，必同時存在自我與他我的角色。簡言之，在Wittgenstein的「語言遊戲」裡，交互主體性本身就是一個自明的出發點」（盛曉明，1999：62）[18]。
Austin則將言語行為分為「表述」與「施行」，之後又將「表述」與「施行」改為「語謂」與「語用」，Austin重視的是「語用行為」。[19] 而Searle則認為語言本身作為一套制度或規則系統，這形成令人相信、看不見的透明網絡，他相信一旦一句話被說了出來，就已經存在著一套無法被看見的社會網絡，這些句子早已內涵著被信任、被相信的規則系統。換言之，語言被說出時，規則就早已建構出來，所以任何言語的表達，都具有「制度」的意義，簡言之，Searle探究了語言的「規則性」。總的來說，從Austin到Searle，他們把關於命題的形式語義學拓展到了言語行爲當中。形式語義學不再僅限於語言的表現功能，而且也開始分析各種不同的語言行事力量，揭示了語言表達的「實用」能力，另一方面，Searle則探究了語言的規則性特徵[20]。
2. Husserl的交互主體性與生活世界概念
E.
Husserl在研究他的現象學問題時開創了一條把交互主體性和生活世界聯繫在一起的新途徑。Husserl（E. Husserl）晚期面對20世紀以來的「歐洲文明危機」，曾於《歐洲科學危機與超越現象學》一書中提出「生活世界」（Lebesnwelt）概念作為回應。Husserl認為，20世紀初葉西方人將自伽利略以及牛頓的量化世界視為唯一真實且客觀的世界，即科學、機械化的思維取代既存於歐洲文化當中的理性。胡賽爾駁斥這樣的觀點，它試圖回歸理性與人為上的關懷。他認為現代人基本上都面臨著三個世界，即：日常的生活世界、科學的世界和哲學的世界。如果我們要尋求互相理解的話，我們必須以生活世界爲基礎。我們的理解是循序漸進的，從日常的生活世界到科學世界，再到哲學的世界。如果我要理解哲學理論或科學理論的話，我們應設法使之還原爲簡單易懂的生活世界中的概念。
而生活世界的構成，在於以「互為主體」的關係，破除唯我論的極端，進一步希望藉由主體自我與他我共同構造客觀具體的生活世界，還原生活世界的本質意義。故可以說，主體共同構造生活世界，而生活世界作為交互主體的背景，交互主體性概念又成為生活世界構成的前提。
（1）Husserl的交互主體性概念
對Husserl的交互主體性觀點的討論，可以從他對於同樣身為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茲的封閉性「單子」（主體）的批判進行論述。萊布尼茲將「單子」視為具體的自我，從萊布尼茲以來的單子論，乃指向一個單一的主體，它是封閉、自足的，且自己擁有的世界，無涉及他我、沒有與他我進行互動的自我，無數個單子構成宇宙萬物，在萊布尼茲看來，這個宇宙乃是處於一個和諧、井然有序的狀態。換言之，單子都是「自我封閉的」、「孤立的」存在和運動；因為上帝的安排，一切單子都處於和諧秩序中，萊布尼茲稱之為「單子無窗口」。
相反的，Husserl認為世界面對的並非單一主體的直接經驗；世界是由主體與主體之間、自我與他我之間的交互關係、或兩個主體以上所共同承擔、共同架構出來的客觀世界。萊布尼茲的「單子無窗口」一說對Husserl而言，無疑帶有濃厚的「唯我論」（Solipsism）色彩：單子面對自己孤獨的世界，成為獨立的自我，單子之間沒有聯繫、沒有溝通，形成的是多數個獨白的世界。如此，「單子無窗口」論述的結果，將無法解決世界的客觀性問題。Husserl鑒於此，急呼必須建立他我和多元主體性的觀念，才能突破「唯我論」形成的孤立、狹隘的獨我世界。
總歸來說，Husserl提出「交互主體性」或「單子有視窗」論述，其目的有二：
l 交互主體性理論的提出，可以使先驗現象學擺脫「唯我論」或「自我論」的假象。
l 把握客觀世界的「原本構造」的企圖，這種把握應當能夠為諸如「生活世界」、「客觀世界」、「客觀科學世界」、「文化世界」等等這樣一些與人類現實存在有關的世界提供本質的說明。（倪梁康，1994：140-142）
前者為理論性的範疇；而後者則歸屬於實踐的層面。由此可知，Husserl的「交互主體性」概念強調個體主體之間的「共存關係」，並且共同面對客觀世界。而這個世界對於每一個主體而言都是同一個世界，世界的客觀性必須由主體之間認識的一致性作為前提。換言之，世界在客觀世界的構成中，各個生命體擁有自己的世界，個別從不同面向、角度指向一個唯一的客觀世界，所以客觀世界所面對的主體，之間不是相對立的，而是發揮個別主體的特色，共同承擔、共同成就、同一屬於主體群的客觀世界。這種客觀世界的構成，才能為現象學、生活世界提供忠實而明確的基礎與背景。總言之，現象學作為一門普遍性的、大全的學說，只有在脫離「唯我論」的狹隘觀念，解決「交互主體性」的問題時，現象學才能聲稱為一門「哲學」。
（2）Husserl的生活世界概念
主體間的交互行為共同形構Husserl晚期討論「生活世界」的理論前提。Husserl對「生活世界」的討論仍本著其的觀念論、以及「先驗自我」、「還原」等現象學的基本概念思想為基礎，延續這些概念，Husserl認為：「客體或存有的意義是由主體或理性所給予的。通過生活世界觀念，意義是由主體在生活世界中進行種種實踐而被給予的。因此，客體或存有還是由主體決定，沒有自己的獨立實在性」（吳汝鈞，2001）。就此，Husserl嚴格界定生活世界與自然科學之間的差別與相互關係，他認為：建立世界不能依靠客觀外在的自然科學世界；相反的，應從人們的意識活動作為基礎。概而言之，Husserl的生活世界內容為：「生活世界」是我們生活於其中的、動感的世界；它是「意識」之下的產物，為主體透過知覺、直覺、記憶所直接經驗到的具體世界，如此，主體在「生活世界」中表現具有個別的主觀性與不同的真理性、以及主體的知覺、表現方式。總言之，「生活世界是未經科學化、理論化、抽象化前的日常人接觸的世界」（吳汝鈞，2001），然而，又是由人類共同擔當起責任的世界。如Husserl自己所言：生活世界是一種本來自明性範域，一切自明地呈現出來的事物，都被當作在知覺中直接出現的事物自身，在記憶中被回想成事物自己，或其他直覺方式中呈顯出來的事物自身。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Husserl從交互主體性到生活世界的討論，乃把握自然世界的「原本構造」，此推論過程可如下圖所示：首先對交互主體性的把握，其中自我與他我共同構造了客觀具體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是交互主體的結果；面對生活世界概念，我們可以說，Husserl對交互主體性的研究，是為了呈現出一種把握「原本性」的意圖，進而握自然世界的構造。從Husserl推論的過程中，可以看出Husserl仍延續「先驗還原」、「先驗自我」等先驗現象學的基本概念，最終達到對事物做出忠實的描述、還原到事物的本質。這樣的研究路徑與結論，可視為Husserl對歐洲文明危機的具體回應。
（二） 溝通行動理論的建構
1. Habermas語言的特質：交互主體性、批判性
Habermas語言的轉向，建構他的原創性理論－溝通行動，修正了前期公共性理論的雙重矛盾：語言具有對象性，世界上並不存在所謂的私自語言，修正了現代性主體原則的極端，再者，Habermas更進一步賦予交互主體性社會學的意義，要求公共領域中參與成員必須持以尊重、包容、平等的精神與異己者進行對話，擴大了參與成員的範圍；再則，語言具有反省性，在日用語言學那裡，語言本身就是自己的後設語言，可以反省到本身的基礎，Habermas進一步提高語言在主體之間批判性的力量，於此，藉著語言批判、反省的特質，保證了理論對現實批判的有效性。
（1） 語言的對象性：以交互主體性為前提
語言的「對象性」奠定於「交互主體性」的基礎，個體在社會中與其他主體藉由語言進行交往、互動、溝通，換言之，「日用語用學的主體性一開始就意味著『交互主體性』。任何個體想要成為主體，都必須以他人的在場為前提」（盛曉明，2000：18）[21]。使用語言並非是「獨白」式的，而是使用在人群之間的互動中，具體的表現出在社會的「交互主體性」概念，並且主體透過語言而意識到其他主體的存在、使自我成為「社會性的個體」，脫離單獨的自我。
溝通行動理論就是以「交互主體性」為首要前提，表現著主體以言語相互交往，Habermas更賦予社會學上的意議，即立基於「交互主體性」的概念，以「包容他者」的機制進行「互為平等」身份的認同，身分、地位在此被懸置起來，參與者應以「主體－主體」的關係進行理性論辯，簡言之，互相承認的基礎使「平等」成為可能，是以，溝通行動理論的建構彌補了「資產階級公共性」「主體性」與「排他」的窘況。
可以說，以交互主體性為前提的溝通行動，較之於前期的「公共性理論」，更多了一份超越特定歷史、社會脈絡的「普遍性」特徵，實現真正「包容」精神，這訴諸著一個道理：
不能從私人性（包括個人的權利、自由和尊嚴）出發來構造公共性，而是相反，只有從主體間性出發，才能理解每個人在遊戲中的地位與角色。其次，從主體間性出發還能實現對公共領域的重構。（盛曉明，1999：62）
（2） 語言的反省性：批判性語言保證了理論的實踐性
當代社會學家重視「語言」的分析，認為社會當中主體間的溝通乃以「語言」作為唯一媒介，而Habermas將社會視為一個由符號建構的系統，並以「語言」作為主體之間進行溝通交往的媒介，誠如Habermas所言：「使我們脫離自然狀態的唯一事物是『語言』。我們知道他的本質。由於語言的構成，我們成熟了。」（曹玉文，1992）。由此可以看出，「語言」之於Habermas當負起「啟蒙」之責；因為語言，人們始以脫離蒙智未開的狀態。然而不同於一般的社會學家、哲學家，「語言」在Habermas那裡並非是單純是以語詞、句子為研究對象，而是研究「語言的使用」問題，更重要的是賦予了「語言」批判的力量，這才完成了使語言具有「啟蒙」意義。換言之，「溝通行動理論」基本上就是轉向對「語言的批判性」的討論。
Habermas「在相互主體間提高語言意識的批判力量」（林信華，1999：60），主體之間藉著對批判、反省語言的使用，保證了理論對現實批判的有效性，如此，溝通行動理論才能對現實政治產生引領、指導的作用。換言之，溝通行動理論最終必須回答實踐的問題，而語言批判性成就了指導實踐的可能。
在主體之間藉著不斷反覆的論辯（discursive argument）、對話，以保證溝通行動理論的實踐有效性，故可以說，溝通行動理論本身即為理論與實踐的統一體，「批判、反省的語言」保證了溝通行動理論。
2. 理想言談情境
由上可知，必須以反覆的論辯來保證「理論與實踐的內在關聯性」，但是反覆的論辯又如何成為可能？Habermas認為，反覆的論辯必須置於「理想言談情境」當中，Habermas表示必須在「理想言談情境」中予以實現，其中參與對話的成員，主體間必須同時遵守四項規則，即四種有效宣稱：
l 「可理解宣稱」：說出某種可理解的東西，以便爲他人所理解；
l 「真理宣稱」 ：陳述內容必須符合事實，提供某種真實的陳述，以便他人能共用知識；
l 「真誠宣稱」：真誠地表達自己的意向，以便自己能爲他人所理解和信任；
l
「正當宣稱」：說出本身是正確的話語、符合社會規範，以便得到他人的認同。
這些宣稱成為主體間進行溝通交往的前提，既是主體群之間建立共識的必循規則，缺一不可，又是促使社會進化的必要條件。而在理想的言談情境中，又須以「較佳論據力量」（the Force of Better Argument）的獲得以完成主體之間的共識。
然而，在現實中，因外力介入而產生曲解，理想的言談情境不覆存在，Habermas乃以「生活世界」作為研究對象，試圖重建「無曲解的生活世界」，建立理想的言談情境，藉此，提供人類一個建構理想言談情境的指標。
3. 系統與生活世界
然而，在社會現實面的考量，主體之間進行交往過程中，可能因為外力的介入而使「語言」成為欺詐的來源，理想的交往、互動模式將被扭曲。對於溝通遭受扭曲的情況，Habermas採用Husserl的「生活世界」觀，建構「系統」與「生活世界」兩個概念作爲理論分析的框架。
「系統」（system）包括政治系統和經濟系統。當中不以語言的溝通交往為中心，強調「權力」（power）與「金錢」（money）作為互動的媒介。至於「生活世界」中，人們則以參與者的身份，達至相互理解爲目的，是一個具有原初的自明性的領域。具體而言，生活世界是人們在交往行爲中促成人們彼此間的相互理解、將往互動以及社會化，致使文化的再生産、社會得以整合以及社會化人格的形塑。簡言之，「系統的特點是廣泛的經濟性的，而生活世界特點是廣泛的文化性的」（尼格爾．多德，2002：131）。可以說，「生活世界」亦作為知識的儲存系統，此種知識儲存為進行交往、溝通的成員提供了達成共識的背景信念，所以生活世界在Habermas的理解如同胡賽爾，都是「前科學的」。另一方面，生活世界也是人們展開一切社會行為和理解活動的基礎範圍，一切知識研究最終均應該進入生活世界中進行討論，當然，技術上的知識也是如此。
不同於學術前輩的理解，Habermas在對「生活世界」的理解，更著重於「社會學」意義之下的理解與應用，加上Habermas賦予主體具有使用語言的能力，所以Habermas關心的是主體之間的交往互動、達致理解的過程，另一方面，Habermas的「生活世界」不僅是「前科學」的，而且更進一步賦予「生活世界」「先驗」的意義。就此，可以說Habermas語言學研究，正是透過了「生活世界」，而使溝通行動導入了他的社會學理論之途。
然而，系統和生活世界彼此本遵循不同的發展邏輯，兩者原本應是「相輔」的關係，不能整合在一起。不幸的是，在當代西方國家中，系統發生對生活世界的侵蝕狀況，表現在以金錢和權力為媒介的目的性行爲，取代了以相互理解爲目的的溝通行動；如此，在Habermas認為生活世界被系統「殖民」：「一方面，使人的『工具行動』越來越合理化，人的勞動越來越符合科學技術的要求，人變成勞動的工具，被異化了；另一方面，則是使人的溝通行為越來越不合理化，溝通行為被吸納到工具行為的的範疇中，這勢必造成行為主體間的不理解、不信任，人與人之間的衝突和矛盾加劇」（陳學明 等，1998：2 - 3）[22]
如前文所述，外力的介入與扭曲，致使理想的言談情境不覆存在。生活世界的構想就在這樣的背景中被建構出來，所以生活世界乃是Habermas力圖重建無曲解的理想言談情境，恢復系統與生活世界應有的平衡狀態，把潛藏於人類語言使用的能力加以彰顯，從科技理性的壓迫中解放出來的具體方法與目標。
Habermas的交互主體觀或是生活世界概念，與日用語言學派、Husserl等，除了有緊密的關聯之外，更重要的是，Habermas將交互主體性、生活世界概念納入「社會學」的範疇內，所以，他的溝通行動理論便透過「交互主體性」與「生活世界」使之成為社會學理論；也因為交互主體性與生活世界，理論與實踐就此結合，溝通行動理論不是純粹的哲學冥思，進一步被賦予了具體且富社會實踐性的意義，這尤其可以在Habermas近期的審議政治理論的建構工作中觀察到。
對於為何將「生活世界」作為溝通行動理論的基礎概念，Habermas曾說到：
我想通過這個概念，在它直到目前的分析中，提出和研究問題，生活世界，作為交往行動者「一直已經」在其中運動的視野，並且按照一種重建的研究展望，引進了生活世界概念。（Habermas，1981）
Habermas的「生活世界」概念的構面可分列如下：
l
行為主體在「生活世界」中進行相互理解，所形成的一種關係。
l
溝通行動的主體總是在「生活世界」的範圍內，以語言為媒介進行交流、互動。
l
主體之間達至相互理解，乃是於一定的「狀況」規定之下完成的，而規定這種「狀況」，乃是以「生活世界」背景為基礎。
l
承上所述，「狀況規定」是由「生活世界」中的成員們共同設置的。
l
生活世界本身具有先人儲存下來的知識，「生活世界儲存了先輩們以前所做的解釋成就」，藉著儲存下來的知識，做為主體交往設置狀況關係的依據。
l
「生活世界」作為通過「語言溝通」達成交往互動的領域，乃是與透過「金錢」、「權力」的「系統」相對立。
總言之，在Habermas的「生活世界」觀點裡，行為者通過「生活世界」在其中達致相互理解、一致意見的理想關係，是以，「生活世界」的概念作為理解過程的組成部份，而進行溝通行動的主體始終是在「生活世界」範圍之內進行相互的理解，這形成與「金錢」、「權力」作為媒介的「系統」相對立的「世界」。換言之，人們的溝通乃是以理解為目的，而「生活世界」則提供了理解的背景以及環境、更提供了社會互動的知識基礎。所以，無論交互主體性或溝通行動理論均無法脫離生活世界基礎而被理解，而生活世界也因交互主體而成為可能。
第四節 近期的觀點：交互主體性的政治實踐
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因為國家社會黨殘暴作為的揭露，對於年僅15歲的Habermas而言，造成了強烈的震撼，影響所及甚至貫穿Habermas一生的學術思想，對於理想言談情境的構建、民主政治理論的形構、跨國組織的催生等等的思考，都具有絕對性的啟發。
此部份筆者試圖論析Habermas於近期的政治性論述，以審議政治理論與世界公民的集體認同作為討論對象。Habermas近期的論述中，將深化後的「公共性」或「溝通行動」理論置於民主政治的關懷下進行政治理論的建構工作，即「審議政治理論」（deliberative Politik）的建構，如Habermas所言「審議政治」乃是「提出關於交往過程的交互主體性，它將涉及到正義問題的商議規則和辯論形式作爲民主政治的核心。一方面表現爲議會中的商議制度形式，另一方面則表現爲公共領域中的商議制度形式」（Habermas，2002），這種審議的共識對於權威產生特定的監督、制衡的作用，換言之，Habermas濃厚的「民主的程序主義」（democratic proceduralism）意味，乃是公共性深化的結果，仍然以溝通行動理論作為基礎，成為政治議題的理論核心。
另一方面，帶有濃厚的交互者體性哲學意味的「世界公民」理想中，Habermas提倡的「世界公民」的認同基礎在於「政治文化」本身，並且基於交互主體性理念，同時又不失於對各民族國家之下個殊、異己、多元文化的尊重。相對於20世紀上半葉的民族國家的戰爭與紛亂，對異己的殘暴行為與歧視作風而言，Habermas提出了一套具體的調節方案，至此，也可以看出Habermas對於政治的實踐層面的關懷與付出。
一、 「審議政治」（deliberative Politik）理論的建構
對「deliberative Politik」的理解，學者一般譯為「商議政治」、「審議政治」或「話語政治」，而「deliberative」本為「商量」、「諮商」、「磋商」、「商議」、「考量」、「審議」之意，與「beraten」同意－－含有「向…提供意見」之意，表現了藉由話語與他人進行彼此意見的交流，並針對彼此的意見進行磋商的義意。Habermas所言「審議政治」乃是「提出關於交往過程的主體間性，它將涉及到正義問題的商議規則和辯論形式作爲民主政治的核心。一方面表現爲議會中的商議制度形式，另一方面則表現爲公共領域中的商議制度形式」（Habermas，2002），在政治舞台上公共意志形成，「非正式的意見形式貫徹在制度化的選舉抉擇和行政決策當中，通過它們，交往權力轉換成了行政權力」（Habermas，2002）。Habermas特別強調，這一審議政治民主的實質在於「反對一切形式的強制，公共意志的形成，必須包容所有人不同的意見，並通過理性的論證或爭論，以求得共識」（許紀霖，2001）。明顯的，「程序」、「包容」概念審議政治觀點中表現的淋漓盡致，政治語言不再以國家為核心，而關心的是龐大行為主體的共同利益。依靠程序的制度化、包容精神的確立，賦予了公眾政治上的力量，公眾的政治話語決定了國家的合法性地位。
Habermas之「政治語言的公共性」概念依然承續了Kant的想法。Habermas與Kant一樣都希望有一個「自由開放」的公共性與公共領域，其中人們透過理性的討論，並排除所有外在既存的體制限制，由此達至「啓蒙」。而公共領域作為輿論領域，其中「啟蒙」的理念根本表現在「語言」的反省特質上。學術近期Habermas的政治理論研究，即依循反省性的語言為核心，成就其「審議政治」理論。Habermas的「審議政治」表現為：反對一切強制形式、強制規範為目的，其中公共意志的形成，必須包容所有人的不同意見，通過理性的爭論，以平等身分成員對話關係，求得之間的共識。換言之，「審議政治」實質上就是「民主意志」的形成，由此，藉由反覆進行政治話語的過程，市民制約了公權力本身。
政治性語言同樣貫穿了Habermas論及「合法性」（legitimacy）的討論。在這裡，「合法性本身並不是簡單地意指合乎法律，而是在於公民對政治行爲的自願接受性。合法性是政治統治的基本要素，對於民主政治而言尤其如此，民主政治要求政府的行爲必須具有合法性依據」（俞可平，2002）。Habermas認爲，對於民主政治而言，政治合法性的主要來源不是法律、規章、制度和傳統的內容本身，而是産生這些法律、制度的程序。對於憲法，看重應該是它的制定過程，即這部憲法是由誰制定的以及怎樣制定的。Habermas在《事實與規範之間》（Between Facts and Norms : Contributions
to a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Democracy）一書中比喻：民主就像一個旋轉的陀螺，重要的是旋轉的過程。法治的觀念就是使法律的應用機制這個陀螺旋轉起來，由此可知Habermas的政治理論帶有濃厚的「民主的程序主義」（democratic
proceduralism）色彩。
總言之，Habermas的審議政治理論，其重要的是過程而非共識本身：公共性的體現應在於以互為主體、相互尊重、包容異己的態度為前提，在於「程序理性」的實踐過程，藉以批判性的政治語言進行理解、論辯與協商。換言之，Habermas公共性的體現在於主體之間公開性的進行論辯，重點應置於批判的「程序」，而非共識的必然達成。而「交互主體性」的社會哲學觀則提供了批判程序一個合法的基礎。
二、 國家公民在全球化之下的集體認同：
「世界公民」（World Citizens）的建構
「交互主體性」在Habermas整體的思想框架中佔有相當重要的位置，甚至在近期的政治理論的討論當中，亦可看出Habermas延續了「交互主體」思維所進行的政治論述。自1960年代全球化於時間與空間上多層面的挑戰了地理意義下的民族國家。在民族國家的範圍內，特定的民族的符號結構，使得現代國家成為民族國家。全球多元文化加強了對現代國家內部的離心力量，基於語言、歷史背景、出生等同質性的民族精神已無法適應多元文化的趨勢。
Habermas提出轉以建立基於共同「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的憲法愛國主義作為現代「世界公民」（World Citizens）的集體認同基礎，以適應全球的多元化性質。換言之，全球化的民主政治取向，在Habermas認為，即必須建立一個以共同的政治文化為基礎，從「民族國家的公民團結」轉移到「世界公民的團結」。
Habermas提倡的「世界公民」的認同基礎在於「政治文化」本身，然而，又不失於對各民族國家之下個殊、多元文化的尊重。Habermas稱許了現今的「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以下簡稱歐盟）的貢獻，它體現了「世界公民」（World Citizens）的任務：他們把自已看做是一個相互合作、相互兼顧利益，而且又尊重彼此個殊文化的國際共同體成員。
民主過程深入到一種共同的政治文化當中，所具有的不是一種排斥的意義，不是要突出民族的特性，而是一種包容的意義，這是一種自我立法的實踐，它把所有民眾都平等的包容進去。（J.
Habermas，2002）
這裡明白顯示民主制度在現今多元文化的趨勢當中的可適用性，「政治文化」就是對所有的公民都保持了一種「開放的態度」的政治共同體基礎，不管其組成成員的出生、語言、及歷史背景。這表現為Habermas的「世界公民」概念：他們把自已看做是一個相互合作、相互依存、相互承認、相互包容、相互尊重、互為平等的國際共同體成員。
總言之，現代公民應表現為一定領土範圍內，語言、出生、歷史同質的「國家公民」，以及政治文化之下的「世界公民」，民族國家與全球化之下的矛盾與緊張，Habermas尋求以「包容」概念作為超越方案，因此可以說：世界公民本的主體性意義本身即表現為著「交互主體性」的意義。
所以可知道「交互主體性」對於Habermas而言，乃是一個「社會哲學」的概念，交互主體性本身即具有「實踐」的個性，呈現主體與主體的平等互動交往關係。
第五節
小結
Habermas把早期思維焦點，從對18、19世紀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緬懷中抽離出來，「昇華」、「重構」為一個理想言談情境，而這個言談情境乃是超越特定歷史、具體社會脈絡，以交互主體性為前提的理論，又是一個具有自我反省性的理論，同時彌補了前期公共性的「普遍性」與「實踐性」上的不足。
然而，無論概念的如何轉變，從「公共性」轉移至「交互主體性」的討論，最終關懷的都是如何重建一個「理想、無曲解、美好的人類生活世界」的問題。或許可以說，Habermas轉向溝通行動，同時留有前期公共性的自由、理性論辯等的理念與精神，進一步，將公共性提昇為一個具普遍性、實踐性的社會理論。誠如Habermas所言：
我建議將社會批判理論的規範基礎建立在一個更深的層次，溝通行動理論就是開放那內在於日常溝通實踐的理性潛能…使得規範潛能的追尋，不再限制在一個特定時期的公共領域形構。（Habermas，1992：442）
筆者統合Habermas在超越其前期的資產階級公共性，所思考的「普遍意義之下的公共性理論」概念，可歸納理解為：
（一）
公共性以互為主體性為前提
公共性必須置於交互主體性的語言交往之上才可以進行理解，世界上並不存在的私自的語言，沒有一個人可以脫離社會而使用語言進行交往。在這裡，Habermas進一步賦予交互主體性社會學的意義，要求了參與成員持以尊重、包容、平等的精神與異己者進行對話，擴大了參與成員的範圍。
（二）
公共性以批判性語言作為溝通的媒介
語言在Habermas那裡負起了啟蒙之責，語言並非語詞、語句，而是關注於語言的使用性或實用性，即人際之間、主體與主體之間的語言使用，是以，語言具有「對象性」。另一方面，Habermas提高主體之間語言的批判性，致使語言有其反省性、批判特質，要求人們使用批判性的語言，在理想言談情境中，對於共同關心的事務進行不斷的反省與論辯，並依循四個有效性宣稱，以較佳論據達成主體之間的共識。在交互主體性間，主體們共同藉由批判性語言進行溝通交往，並以此脫離蒙智未開的狀態。也可以說，藉由互為主體的使用批判語言進行交往，公共性始得彰顯。
（三）
公共領域作為公共性的實踐場域
「公共性」作為「公共領域」的核心概念，而公共領域作為公共性的實踐場域，它包括了政黨、報刊、媒體等機制，他們應作為公眾的喉舌，成為輿論的承擔者，這裡的公共領域與輿論領域乃是同意的。早期Habermas以歷史性的角度分析了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公共性，之後，即轉向交互主體以尋求擴大性的解釋，並由此建構一個不受特定歷史、空間的限制的普遍性公共領域理論。
（四）
公共性根植於生活世界基礎
生活世界是各個行為主體在當中進行相互理解、互相交流的領域，是一切理論生活和科學生活賴以而生的前提，一切科學是生活世界的沈澱物，儲存了先輩們以前所做的解釋成就與知識。藉著儲存下來的知識，溝通行動的主體在「生活世界」的範圍內，以語言為媒介進行交流、互動，達至相互的理解。可以說，每個言說主體，其理性本能、教育培養、文化的養成均根植於「生活世界」。所以，進行言說的主體共同成就「公共性」理念，是必須立基於「生活世界」本身。在這裡公共性被提昇為一種普遍性的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