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社理論文獻評析---
陳俊升 南華教社所碩士
在”The Forms of Capital”一文中，Bourdieu開宗明義便講到”The social world is accumulated history”，由此可見，在眾多解釋社會結構如何再製的各家學說中，Bourideu特別強調的歷史性與文化性因素的獨到見解使其不僅在此領域中自成一格，同時也受到相當的注目，因為他的理論對傳統經濟決定論產生了周延性的作用，也就是說Bourdieu的理論並非推翻了專統的經濟決定論，而是使社會學在解釋社會結構再製的解釋上有著更趨周延及完善的模型。尤其在他著墨最多的文化資本部分，Bourdieu揭開了階級結構再製過程中許多隱而不顯的部分，據此，法國教育系統中的階級再製機制的滲透便昭然若揭，當然這樣的啟示作用不只發生在法國本土的學術討論當中，對於漸漸重視歐陸思想的我國而言，也形成一股重要的學術觀點，對於正進行的如火如荼的教育改革而言，發揮了某種程度的影響。以下是我在閱讀過The Forms of Capital後，對於台灣教育現況的一些有趣的想法。
一、
由文化資本的重要性看幼兒才藝班問題
依據Bourdieu的看法，文化資本有三種主要狀態（Embodied、Objectified、Instiutionalized ），其中以Embodied state最具基要性，因為這種資本是指內化於人們身心上的長久稟性。例如個人的語言風格、行為習慣、舉止進退、人格類型和文化習尚等文化素養，它是歷經長期的社會化後的結果，也因為如此，Bourdieu指出此中資本的累積關鍵在於是否及早開始而沒延遲，以及之後是否能持續且給予充足的經濟支援，好使其產生累加累乘的效果。
根據上面的說法，我們不清楚法國是否有幼兒學才藝的風潮，不過在台灣這可是一個令所有家長都難以抗拒的事實，學鋼琴、繪畫、舞蹈等等的幼兒才藝課程多的令人眼花撩亂，雖然學到這些不見得就等同於獲得了Bourdieu所說的文化資本，不過我們卻不能否認，這些課程有可能是累積許多文化素養或稟性的開始，也是在結構再製的過程中搶得先機的開始。我們可以嘗試著由以下的幾個線路的發展來說明這樣的可能性，第一、上過才藝班的幼兒身懷許多才藝，進了學校之後，由於才藝的關係所以有較多的機會在眾人的面前表演，或講解相關的細節，所以成為眾人注目的焦點的頻率將高於其他的同學，較易獲得同學和老師的青睞，尤其在參與學校的相關性社團之後，這種效果將會被擴大，更重要的是在目前的入學評核方式中有相當程度是被要求社團或特殊才藝要素的具備與否，所以這樣不就是等同為這些學生闢了一條通往精英團體的管道嗎？當然這些學生的家長有高的機率本身就是社會中的菁英份子。第二、如果這些學生所參加的才藝班是開設於名師之家，則這些學生所累積的資本將不止於身懷某些文化稟性，尚還包括了一個有力的證明書，也等同於推薦涵（例如某某有名的音樂教室），這樣的情形在某種程度上也等同於Bourdieu所說的第三種文化資本的形式（Instiutionalized ），同時這些名師的背後往往也連結有相當豐富的社會網絡，所以這寫學生也與這個網絡形成程度不一的連結，當然，這些網絡所聯結的大部分將指向社會中的精英團體網絡，如此，Bourdieu所謂的社會資本也累積於無形之中。
在這裡提出的只是對Bourdieu的理論與台灣的幼兒學才藝的現象做嘗試性的連結，並非有目的的要解釋些什麼，不過那些開設幼兒才藝班的業者鐵定是不認識、也沒拜讀過Bourdieu的理論與作品，否則Bourdieu一定成為這些業者宣傳的有力訴求，當然話說回來，也可能Bourdieu的名氣不如蒙特梭利、或福祿貝爾等人的大，所以才沒被作為宣傳的重點，不過未來是充滿可能性的，哪天若在街上看到以Bourdieu為名而開設的幼兒才藝班，我想也沒什麼好驚奇的吧！
二、
由文化資本理論看文化不利問題
在Bourdieu的分法裡面，文化被區分為三種文化（資產、小資產、通俗），主要的區分標準仍然和階級有著相當程度的相關，但在這樣的區分標準之外，倒是引起我注意到另一個問題，假設有一種狀況，某個學生他是精英的後代，他也依據理論模式累積了豐厚的文化資本，但他卻不如理論所預期的成為社會中主流的精英，我想這種情況是有的，如果他是台灣原住民族群精英團體的後代就有發生這種情形的可能，同時這些人的居住地也有高的機率就是被編列為文化不利的地區，在這裡所有討論的是，文化不利不見得就是具備的文化素養不足，而是如果所具備的文化資本不是社會中主流的文化資本，那在結構再製的輪迴當中便相當於被判了永不超生的命運，我並非執意提出這種消極的看法，但如果我們從Bourdieu的說法來看，這並非不可能，Bourdieu曾提及，各種資本的形式是可以相互轉換的，同時要分析結構再製的問題也必須從各個方面著手，而非僅從經濟等層面切入，據此，在解決原住民地區的文化不利的問題時，我們便不能只期望投入經濟變項就等著會有令人滿意的輸出結果，所以文化不利問題當然也需要從文化的層面來一同解決，不過這也是最令人所不想碰觸的問題，因為我們所要解決的到底是要保護、扶持、壯大他們原有的文化？還是要徹底的輸入社會主流文化？前者是讓原住民的文化能和社會主流文化中平行競賽，後者是讓原住民文化在主流文化中被同化於垂直競賽之中，我們的教育體系在過去顯然的是採取後者的方式，在現在則漸漸趨向於採取前者的方式，讓文化的生命力不單單只有延續，同時還有創新的可能性。當然這種意識的覺醒也再次的提醒決策者，教育政策的制定與執行不能只從單一層面分析，誠如Bourdieu所提及，除非以資本的各種形式，而不單以經濟理論所承認的形式來分析其動力，否則無法解釋社會的結構與功能運作。如此所制定的政策才有可能是一個最貼近現實的政策。
三、結語
讀過了這篇文章之後，我有兩個感觸，第一在中國的用字當中，「宇宙」二字分別代表者兩個意思，前者是上下四方，後者是古往今來的意思，也就是說以空間和時間的概念來分析我們生存的世界在中國早已有之但卻沒有如Bourdieu以時間和空間並重的方式來描述社會結構再製的過程形成創舉，是故令人感觸；第二的感觸其實使個想像，當全球化的腳步愈趨愈近之際，不同的文化相互滲透（不論是否處在對等狀態），彼此的界線愈趨模糊，文化資本的累積方面在某些方面（過程及手段）必定產生質與量的變化，當然這種質量變化的週期性也可能縮短，若將這些因素投入Bourdieu的理論中，想必又會是另一場精采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