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學東漸:晚清出版特性與近代華文思維模式形成

許丞宏、蔡秉羲、陳柏州(南華出版所研究生)

壹、西學東漸

一、晚清之前西方科技的傳入

  近代科學傳入中國始於明末清初傳教士的東來。為了順利獲得百姓與政府的認同,傳教士意識到西方科技在當時中國所能產生的吸引力,他們以介紹西學和翻譯西書為媒介,藉此與政府當局或士大夫接近,爭取他們的同情與支持,以達到在宮廷立足和傳教的目的。就在傳教士「科學傳教」的手段下,西方近代科學知識與技術工藝的書籍,開始為國人所知悉。

  面對西方科學的刺激,當時部份士大夫亦多潛心與之學習,並大量翻譯西書,積極引進西方科學技術。尤其是康熙皇帝,對於西方的科學技術極為愛好,傳教士多被召入宮,進講西學,「在他的倡導與鼓勵下,基本上保持了明末徐光啟時代西學東漸高潮的勢頭」,這種開放的胸襟,促使西方科學技術在中國得到有限的傳播。

  然而,開明地承認並積極吸收西學思想的有識之士畢竟不多,「寧可使中國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國有西洋人」的華夷之見,更顯示了當時大多數故步自封、盲目排外的官吏與士大夫的愚昧無知。即使是熱衷西學的康熙,對於曆法的考察,仍無法擺脫「垂象示警」的封建觀念。「西方科學技術傳入中國後,總的看,以中國皇帝為首的封建統治者,仍然沒有認識到學習和發展科學技術是治國興邦的大事」,偏狹的認知下,自然不會主動積極的推廣西學。

  此外,依賴傳教士而輸入的西方科技,受到宗教的掣肘也無法完整而客觀的引進。除了傳教士個人知識素養的侷限,導致神學與科技混雜的失誤外,更嚴重的是造成西方科技的傳輸與宗教傳播的共生局面,科技知能成為宗教的附屬品,喪失學術的自主性。當時中國對於西方科技的輸入只是被動的操控在西洋傳教士的譯介,一旦傳教活動產生變化,連帶的也波及到西學的傳輸。因此當康熙、雍正實施禁教,西方傳教士不能在中國公開活動,致使西學的輸入也因此中斷。1757年清政府實行閉關政策,閉關自守、嚴厲禁教,從此中國自絕與西方交流的管道。未料此後西方世界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工業革命後科學技術突飛猛進,政經改革造成新的國家體制,正當西方文化大躍進的時候,同時期的中國卻仍沈醉在天朝的迷夢中,昧然不知世界大勢。

二、晚清時期西方科技的傳入

  晚清時期,隨著鴉片戰爭而來,一連串的對外戰爭,打破了長期閉關自守的局面,開啟了中國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屢戰屢敗的慘痛教訓,亡國滅種的危急形勢,使得中國從舊有文化優越感的迷醉中逐漸覺醒,一步步地體會到整個世界局勢下現實的生存威脅。

(一) 洋務時期廣開科技大門

  在軍事武力的背景下,中國首先認識到了西洋船、炮的威力,少數中國官紳士庶開始反省中國的缺陷,咸認為中國的武備不如西洋,應該學習,「師夷長技以制夷,夷之長技三: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堅船利炮成為一時學習仿效的目標。在制敵自保的強烈動機下,火器機械的認識研發,帶動了對西方科技理論的需求,進而喚醒晚清對近代科學的學習。西方科技的追求不再出於消極被動的「好異」心態,而是積極主動的務求實效。從此西方科技傳入的途徑廣開,奠定了科學發展的基礎,主要有以下五個管道:

1、採購器械

  面對西方先進的軍備,晚清對於科技的需求,首先表現在國防工業的生產上。「短炸砲與各種炸藥均能製造……惟製器之器,中國所作者,一時不能如法。現亦設法購求,以期一體學製」,然鑑於當時科學水平尚不足以自造,仿製之路緩不濟急,因此「欲學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橫向移植西方現有科技以為己用,成為彌補中國落後科技景況的權宜之計,於是外購機器設廠製造,基於富國強兵的目的,大量採購器械,進行軍用工業的生產製造,以提振國力。

2、創設西式學堂

  西方機器輸入後,技術人才的培育就成了當務之急,「惟是官商各局,仿效西法,而綜理一切統用西人,絕不思教養華人,以漸收權力……堂堂中國,有器無人,遂將蹈印度、波斯、土耳其之覆轍,異日之隱憂深患,正渺然未知所終也」,在「雇募僅濟一時之需,自造實為無窮之利也」的遠見中,「今宜倣歐西之例,設立工藝學堂,招集幼童,因才教育,各分其業」。以同文館的創辦為起點,各種專門學校應運而生,在學習製造機器、槍炮和輪船的過程中,自然科學和製造技術成為西式學堂主要的課程內容,西方的科技理論與應用科學,藉以為人所熟知。

3、譯書與創辦報刊

  實際的製造研發,暴露了中國科技知識的貧乏,為了引進西方科學知識,譯書大興,「在洋務運動時代,為效習西洋,翻譯西書,介紹新知成為最基本的工作」]。當時的官方翻譯機構以京師同文館與江南製造局翻譯館為主。尤其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在1871-1879年的極盛期間,翻譯的書籍達九十八種,「在這近百本的翻譯書中,屬於自然科學方面的書籍佔47種,工藝軍工方面的書籍佔45種」,「已經銷售的翻譯書籍有三萬一千一百十一部,共計八萬三千四百五十四本」],西方科學技藝的譯本佔了90%以上,不但直接提供武備製造所需的技術科學,也系統地引進西方科技學術],彌補了當時科學專書的斷層。

  除了供給專業科技需求的譯書外,對於大多數文化程度不高,科學素養不深的百姓而言,「亟宜先從淺近者著手,漸及而至見聞廣遠,自能融會貫通矣」,故晚清報刊中偶爾間雜一些介紹科學知識的文章],並出現了刊載科學知識為主的報刊。《格致匯編》是中國最早的專門性科學雜誌,「一方面要促進探究的精神,一方面要在清帝國傳播通俗實用的科學知識,它將為介紹已出版的科學譯著服務,刊載科學課程的短篇解說和科學演講,並作為本邦受教育人士問詢、獲取其感興趣的科學信息的中介」。這些報刊藉由通俗的語言,生動地介紹科學知識,並「向中國及時報導了西方各國的科技發展動態和最新成就」,對於科學智識的普及擔負了教育啟蒙的功能。

4、倡導出國留學

  西方科技的學習,除了依賴洋人教授、書籍譯介外,有識者也提出「政府宜選派穎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學,以為國家儲備人才」],主動出洋學習一途。隨著對西學認識的深化],「設局製造」、「開館教習」的侷限逐漸凸顯,「中國仿造皆其初時舊式,良由師資不廣,見聞不多,官場藝徒雖已放手自制,只能循規蹈矩,不能繼長增高。即使訪詢新式,孜孜效法,數年而後,西人別出新奇,中國又成故步,所謂隨人作計,終後人也。若不前赴西廠觀摩考察,終難探製作之源」]。在謀求自強的動機下,滬局派幼童留美,閩廠遣藝徒赴歐,開啟了晚清官派留學的先聲,也溝通了西方科技深造的管道。

5、教會活動

  隨著武力的叩關,宗教禁約也逐步解除,在條約的保護下],傳教士在中國的傳教活動,更有組織、更大規模的開展。此時期的傳教士借鑒明末清初耶穌會士的經驗,仍以其科學知識的優勢,作為傳教佈道的利器。教會積極地介紹和翻譯西學以作為宣教的媒介,並藉由創辦學校和編譯書報,廣泛地傳授近代科學知識。 

  在科學教育方面,教會學校中普遍開設西學課程,教授科目「力求切實有用,故於國文之外,旁設天文、地理、格物、算術之類,靡不悉心教授」,科學知識成為課程的一部分,對於早期中國的科學教育而言,是具有先導意義與模範作用的。

  在編輯出版方面,則以「益智書會」]編譯大量的科學教科書與「廣學會」]發行的《萬國公報》傳播科學知識最力。益智書會在1877-1905年這段期間,「益智書會編輯出版圖書80餘種,其中約半數是科學教科書,遠比廣學會出版的科技圖書為多,僅次於江南製造局翻譯出版的科技書」,該會所出版的科學教科書不僅提供了教會學校教學需求外,也成為追求新知的中國士人搜求學習近代科學知識的管道。而「廣學會」的西學出版規模與數量雖為當時之冠,但出書內容側重於社會科學圖書,因此,其對於科學知識引介的最大的貢獻,則在於編印出版以介紹時事新聞與科學技術為主要內容的綜合性刊物《萬國公報》。「其中尤以格致知識如自行車、輕氣球、無線電、火車、輪船等新法及西國農政、西國治河成法等學術刊載甚多」,發行量「為當時各種刊物之首」,是歷來記載近代科技事物的報刊中流傳範圍最廣,影響力最大的讀物。

徐光啟《曆書總目表》提到:「欲求超勝,必然會通;會通之前,必須翻譯」主張以西學為基礎,中西結合,才能超勝西法。

  19世紀初,在清政府依舊實行專制統治且有諸多限禁的情況下,第一批基督教(新教)傳教士來華辦報,由此揭開了中國近代報業的序幕。自那時起,不斷有外國人遠道來華辦報(鴉片戰爭後他們更是以征服者的姿態大舉搶灘),至19世紀末,逐漸形成以英美報刊為主幹,以香港、澳門、上海為基地,輻射廣州、汕頭、福州、廈門、台灣、寧波、煙臺、天津、北京、九江、漢口等大城市的在華外報網路,出現了一大批由外國傳教士和商人主辦的、影響深遠的中外文報刊,如《蜜蜂華報》(中國境內的第一份外報)、《中國叢報》、《得臣報》、《孖刺報》、《香港電訊報》、《華北捷報》、《字林西報》、《文匯報》、《晉源報》、《京津泰晤士報》、《香港華字日報》、《香港中外新報》、《中國教會新報》、《萬國公報》、《申報》、《字林滬報》、《新聞報》等。截至中日甲午戰爭前(中國人自己創辦近代報刊始於此),外國人在華創辦的中文報刊約有80餘種,外文報刊約有130多種。它們形成了一股強勁的發展態勢,以致中國新聞史上出現了一個獨特的"外報時期"。

   以往研究者大多從外報的內容出發,談論它的作用與影響,談論它的"積極意義"和"消極意義"。這種思維框架帶有一定的局限性。在此我們不妨突破這個框架,把眼界拓展開去,從宏觀角度,從輿論與社會發展互動的層面來探討它的作用與影響。

  以此觀之,外報的影響有以下方面:

  首先,影響了中國社會的發展進程

  在歐美國家,近代報刊是由資產階級創辦的。而在中國,當這種新型的報刊樣式出現的時候,資產階級還沒有產生。是這些報刊所負載的具有資產階級性質的宣傳內容,促使中國的知識分子覺醒,使之由單一的封建知識分子分化為封建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兩部分。後一部分人轉而成為新興資產階級的代表,成為封建社會的掘墓人。

  不可否認的是,資產階級報刊是資產階級的"傳教工具"(甚至是"侵略工具"),但它們在傳揚宗教的同時,也為中國人帶來了新的知識和資訊,為他們打開了一扇看世界的窗口。在此之前,中國長期與世隔絕。很多王公大臣、名儒碩彥都不知中國之外還有廣大的文明世界。在清朝統治者的心目中,中國是"天朝上國",西方國家統統是"不知人倫"的、"未開化"的"蠻夷"之輩。事實上,19世紀初的英國早已是海上霸主和世界第一工業強國,而清朝統治者對此卻一無所知。直到英軍的堅船利炮兵臨城下了,道光還在問:"英國地方在哪?""英國到新疆有無陸路可通?"其閉塞程度由此可見一斑。因此,儘管外報及其所代表的國家是在資本擴張特性的驅使下強行進入中國的,儘管一些英文報紙的侵華主張比他們的政府更加強烈,但是"他們所宣傳的資產階級文化思想,是比封建文化思想要進步得多的意識形態" ,因而在客觀上對長期處於封建文化禁錮下的中國民眾來說,具有一定的啟蒙作用。不但如此,在外報影響下產生的資產階級輿論,對封建專制制度形成了猛烈的衝擊,加速了具有資產階級性質的中國社會變革的進程。在當時的中國,如果沒有這個加速過程,僅靠自明以來萌發的資本主義萌芽自然演進的話,中國近代化的進程恐怕要延遲許多年。也許這並不是英國殖民者預期的結果,但正如馬克思所說:"行動的目的是預期的,但行動產生的結果並不是預期的,或者這種結果起初似乎還和預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後卻完全不是預期結果"。因此可以說,外國人在華創辦的報刊是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

  第二,促使中國知識分子轉變觀念,投身社會變革

  傳統的舊式士大夫的價值取向,概言之,即所謂"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也就是說,舊式中國知識分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由士而仕,充當帝師王左。為此,他們畢生奔忙於科舉功名,舍儒家經典和辭章帖括之外,不知道還有什麼別的學問。外報及其負載的西方文化的進入,猶如在波瀾不驚的水面上投進一塊巨石,它對中國知識界的震蕩與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從內容上看,外報最初以傳揚宗教開始,但是隨著時勢的變遷,宗教的成分逐漸減少,西方先進科技與文化資訊逐漸增多,內容涉及天文、地理、醫療、工業、農業、人文、政情、歷史沿革、國際關係等各個方面。在"西學知識"的衝擊與影響下,中國知識分子開始了從傳統的封閉心態向近代開放意識的轉變。林則徐、魏源等人最先從"天朝上國"的夢幻中警醒過來,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奪彼所長、益吾之短"的主張。在他們的著作中,大量使用了外報提供的知識。洋務派大量引進西方應用技術,辦船政、辦企業、造槍炮、翻譯書籍,對中國近代化的起步產生了積極的作用。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人士不但主張學習西方先進的技術、文化,更強調傚法歐美的民主政治和國家制度,把封建自然經濟演變為大機器生產的資本主義經濟。他們提出的政治、經濟綱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報西學宣傳的啟發。"1882年康到上海,第一次接觸到《萬國公報》,第2年開始訂閱,成為該報的熱心讀者。經過對的這些書刊的潛心攻讀,他的思想遂'日新大進'。後來他在萬木草堂,又把《西國近事彙編》、《萬國公報》作為弟子的自學材料"。1維新派的第一個機關報取名《萬國公報》(後來才改為《中外紀聞》),亦可見外報對改良運動的影響。而康、梁以及其後中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進行的旨在改變舊的政治體制的維新、憲政和革命運動,在不同程度上共同推進了中國的政治民主和現代化進程。

  第三、為中國人自己辦報提供了樣板

  從客觀上看,外報對中國報業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做了人員上的準備。早在馬禮遜、米憐創辦《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的年代,就有中國人參與其間(如中國刻印工人梁發)。之後外國人辦的一些中文報刊,也多有中國人參與(鴉片戰爭後聘任中國人做主筆更成為一時風尚)。例如第一份中文商業報紙《香港中外新報》(1858年)早期的編輯即為中國人黃勝。黃勝是我國第一批留美學生,曾在英國人開的德臣報館學習印刷。該報19世紀90年代轉為中國人自己所有。此類先由中國人參與編輯,然後轉而成為中國人自己報紙的還有《中外新聞七日報》(1871年)、《香港華字日報》(1872年)、《近事編錄》(1864年)等。《迴圈日報》(1874年)是我國第一批自辦報紙中影響最大、歷史最為悠久的,它的創辦者、我國近代著名的政論家、傑出報人王韜也曾長期在外報工作,業務上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二是提供了現成的模式。中國人開始創辦報刊時,外國人在華出版中文報刊已達半個世紀之久,近代化報紙的模式和有關報刊的基本知識已為部分中國知識分子所掌握。因此,19世紀70年代,當他們開始自己的報刊活動時,便"一切均倣泰西報館章程辦理"。這一時期中國人所創辦的報紙與封建邸報、京報已經有了本質區別,它不再是本冊形式而發展成為近代報型,並由內容單調、欄目不多的報紙發展成為由新聞、言論、文藝和廣告所組成的近代化報紙。在西歐等國,這個過程的完成用了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而在中國,近代報刊剛一齣現,就具備了所有的要素。三是提供了技術支持。傳教士們來到中國的同時,也帶來了西方先進的印刷出版技術。凸版印刷術、平版印刷術、凹版印刷術,以及鉛活字排版法及影印、彩印等技術的引進,新型印刷設備的使用,對中國傳統印刷出版業向近代轉變影響極大。

  由此可見,外報的創辦者們在向中國輸出他們的宗教學說、思想觀念的同時,也輸出了近代報刊的知識與模式,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技術條件,並培養了中國最初的報業人才,為中國近代報刊的創辦提供了樣板。而報刊──輿論工具無疑是歷史發展的助推器,它促使中國社會由封閉走向開放,由封建走向民主,由隔離走向融通。

第四、促進了中國沿海地區經濟的發展

  關於鴉片戰爭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有學者指出:"戰前,中國的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給自足的經濟結構,由於戰後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遭到猛烈的衝擊而逐漸解體,中國經濟也就逐漸被捲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漩渦"。從微觀層面講,外來資本的強行進入帶有道義上的反動性,但從社會發展的宏觀層面講,封閉的小農經濟向資本主義經濟的轉變,又是中國邁入近代化社會的一個必要條件。在此過程中,報外扮演了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配合外國勢力進入中國之需要,這些報刊經常刊登商業性資訊,有的還開闢了金融貿易方面的專版、專欄,報道中外貿易活動,對當時東南沿海一帶的經濟發展產生了直接的影響(當時對華貿易被限制在東南沿海的五個通商口岸)。外報所提供的商業資訊,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貨價行情。當時各報(無論中、外文)均設有行情專版,廣州、香港、上海、漢口的英文報館還出版專門的行情報,提供包括鴉片、棉紗布匹等在內的貨價資訊。各類外報還經常載文分析市場形勢,估量中外貿易動態和趨向,帶有明顯的市場導向性。二是廣告。廣告在外報上所佔的篇幅,少則四分之一,多則一半以上。鴉片戰爭以後,一些英文報館還創辦了廣告報。廣告內容多為外國商品介紹,也有金融、保險、運輸等方面的資訊。三是航運資訊。航運是中外貿易的生命線,向為外報所重視。鴉片戰爭前,廣州的英文報紙就設有航運專欄,中文報紙也十分重視航運資訊。鴉片戰爭後,隨著新的通商口岸的開闢,報紙上的航運消息更是大量增加。

  儘管這類資訊服務於資本主義國家向中國傾銷商品的需要,儘管它們發生作用的範圍僅限於幾個通商口岸以及周圍不大的地區,但是它對這些地區商品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及其對中國內地自然經濟的潛在影響卻是毋庸置疑的。

  外國人來華傳教並非始於馬禮遜。早在17世紀,西學東漸的先行者利瑪竇就遠道東來,在傳教的同時從事中外文化交流活動(結交朋友、出版書籍)。然而"傳播西方近代文化並產生更大影響的,卻是後期到中國傳教的歐美基督教(新教)"。此中原因多種多樣,而不容忽略的一點是,馬禮遜們比他們的前輩掌握了更為先進的傳播工具──報刊。與書籍相比,它有多種優勢:出版週期短;能以定期發行的特質使傳播內容具有連續性和完整性,從而更大程度地滿足人們對資訊的需求。這也正是外國在華報刊能夠對中國近代社會產生深遠影響的原因之所在。

貳、晚清出版特性

 

一、洋印刷術與印刷機械的傳入

  1.凸版印刷術

  凸版印刷術是歷史最為久遠的一種印刷技術,我國的木板雕刻印刷與活字印刷,也是屬於凸版印刷術的一種。最早傳入我國的印刷機,是手版架的形式,對於印刷的效率上,並沒有多大的提昇。之後陸續有手搖輪轉機傳入,但是仍然以手工人力的方式運作,速度不快,仍然不普及。後來有蒸氣動力的輪轉機傳入,速度便加快許多。

  2.平版印刷術

  平版印刷術的發明,促使印刷事業的蓬勃發展。

  3.凹版印刷術

  雕刻凹版起自15世紀中葉。19世紀初,歐洲才始用雕刻凹版印製名畫。西方近代雕刻凹版之傳入中國,分南北二系。南方為意大利派,經由日本傳入中國;北方則為美國派,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北京度支部印刷局初建時所引進。西方近代銅凹版印刷傳入中國的時間大約在18世紀初。當時意大利傳教士、畫家兼雕刻師馬國賢在清廷任職,受康熙認任命在宮廷鐫刻銅版畫,刻印了《熱河三十六景圖》,還有清代大地圖(即《皇輿全覽圖》)。之後,馬國賢共鐫刻中國地圖44幅,並應康熙之邀,將雕刻銅版技術傳授給中國人。這是銅凹版印刷術最早傳入中國的情況。只是因其局限在清廷,未產生多大影響。故一般未將其作為近代凹版印刷術正式傳入中國之始。

二、西方傳教士及商人在中國建立的印刷機構

  (一)基督教建立的印刷機構

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傳教,以基督教傳教士人數最多,也最為活躍。因此,外國人在中國開辦的印刷機構,大多都是基督教公理會等組織和基督教傳教士創辦的。據不完全統計,在19世紀前後的百餘年間,基督教在中國創辦的印刷機構至少60所。其中美華書館、墨海書館等,規模宏大、技術先進、設備精良,在近代早期的中國出版印刷業中獨步一時,佔盡風騷。

  (二)天主教建立的印刷機構

早在歐美基督教新教傳教士進入中國之前的16世紀,西方的天主教派系已經來到中國,並 在中國的北京、廣州、上海、南京、杭州、西安、福州、南昌、開封、寧波、肇慶、澳門、韶州、絳州等地建立出版布道書籍的印刷所多處。其中印書最多的是北京南堂、杭州天主堂、福州欽一堂。出版圖書約二百餘種。只是這些圖書都是採用中國傳統的雕版印刷的。天主教在中國建立的近代印刷機構不少於20所,其中規模最大或較負盛名的是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和北京遣使會印書館。

  (三)東正教和外國商人建立的印刷機構

  俄國的東正教1902年以後在北京東直門內重建修道院。這個修道院俗稱為羅剎廟北館,有麵粉廠、織布廠、鐵工廠、牛奶場、養蜂場,北館還建有造紙作坊、石印局、鑄字房和裝訂房等從事出版印刷的機構。其中出版印刷機構由俄國技師主持工作,承接中、西文的印刷業務。十月革命後,俄國政權更換,該教會不接受蘇聯政令。之後,該教後繼無人,自然消亡,印刷廠下落未見史料記載。

  (四)外國商人在中國建立的印刷機構

前已述及,外國人在中國建立的印刷機構,絕大部分屬宗教性質,由基督教、天主教會和他 們的傳教士所創設。俄國的東正教只有北京羅剎廟北館一家。除此之外,則是歐美和日本商人建立的印刷機構。

三、出版發行機構的建立與發展

我國古代出版發行機構的建立和發展,大體經歷四個階段:兩漢以前為初建階段,兩漢至隋唐時期是初興階段,宋代為發展階段,元明清為初具規模階段。

  (一)官刻機構的建立

我國隨唐以前,歷朝都由官家修書,書籍的生產靠手抄。隨唐初期官刻初興,這是出版機構全面建立時期。清代的中央政府出版機構,逐漸趨於集中統一,它改變了明代由司禮監經營、各部院分頭刻印的做法,而在皇室內府武英殿設置刻書處,集中統一領導,世稱“武英殿本”,簡稱“殿版”。康熙時,為擴大出版能力,有些刻版先在楊州、蘇州等地刻好,然後運歸武英殿。到乾隆時,才全部在武英殿刻印書籍。清代刻書主要是中央官刻機構一手包辦,地方官刻書籍很長時間沒有開展印刷。後來武英殿刻書允許各省翻刻,自此至後,各省的官刻機構才逐漸增多。

  (二)坊刻和家刻的盛行

 

坊刻是指一般書商所刻的書。在唐代由於經濟文化的發達,手工業漢商業的繁榮,一些手工業印刷工人和私有者,就開始經營書坊刻書。我國的坊刻是手工業刻書機構,它開始早,散佈廣,印刷量大。明清的坊刻沿著元代遺風,嘉靖以後湖州、獻縣刻書工藝發達,出品精美。

  萬曆、崇禎年間,刻工多移居南京、蘇州、常熟一帶,坊刻遍佈各地,刻書種類繁多,除醫書、類書外,小說、戲曲盛行。清代坊刻書籍量多質好,坊刻業各地皆很興盛,尤以北京為最,成為當時出版事業的中心,市內刻坊很多。這是私人刻書業興旺發達的象徵。

  所謂家刻是指私人出資校刻的書,他們選擇優秀善本,並進行認真細緻的校訂來進行翻刻。清代私刻,最大成就是:邊刻印邊校勘,成績卓著,遠勝於明代。在研究我國古代出版機構時,坊刻和家刻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這一時期,有時以官刻為主,有時坊刻多於官刻,更多的時候是三者並行。這就是我國古代出版機構發展的特點。

  (三)書籍業的發展

我國古代發行事業始於西漢,興於隨唐。聖於兩宋,書籍業的發展有兩個特點,一是不論官刻還是坊刻和家刻,往往是刻書又賣書,出版兼發行﹔二是書店以私人經營為主。元明清時期,出版書籍種類、數量多。反映在書店發行工作上,出現了書籍業的繁榮。到了鴉片戰爭後,西方資本主義的侵入和西分印刷技術的採用,我國才開始有了近代化的資本主義企業經營的新式書店,使我國的發行事業進入了新的階段。

四、我國近代出版事業的形成

1840年的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在文化出版事業上,由於西方資本主義的文化侵略和近代印刷技術的傳入,代表封建統治階級文化的“舊學”,日益萎靡不振,而代表資產階級文化的“新學”逐漸發展。圖書出版由封建的舊式書籍印行,轉變到近代新式書刊印行,使我國出版事業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這一時期的出版事業,在書刊內容上由宣傳學習西方語言文字、科學技術,以挽救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逐漸轉到宣傳經濟和政治制度的改革,最後發展到宣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在印刷技術和裝訂技術上,完成了由雕印到鉛印的轉變,使書籍的形式以冊葉為主,變為以平裝、精裝為主﹔在出版物的種類上,新增加了期刊染志、報紙和教科書等。另外,翻譯的書籍占重要地位,特別是技術科學、自然科學、國際知識、社會科學和文藝小說等,得以大量翻譯出版﹔在出版發行機構上,在以封建政府官刻及小私有者的坊刻、家刻和書籍舖的一統天下中,開始出現了近代資本主義企業經營的新式印書館、印書局。印書和發行往往合而為一,為我國近代出版事業的發展,開闢了新的道路。

 

五、近代出版事業大發展的原因

近代出版事業得到大發展的原因:一是由於西方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侵入,刺激我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產生了對科學技術等新知識的強烈要求,因而推動了出版事業以與之相適應的速度前進﹔二是由於在當時國際國內的激烈鬥爭中,各政治黨派、人士都紛紛著書立說,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和思想來爭取群眾,這也促進了出版事業的發展﹔三是由於西方近代印刷術傳入後,各地陸續設立新式印書館,普遍採用新技術,使書刊得以大量出版,廣為發行。

 

叁、近代華文思維模式形成

一、思維模式基本概念探析及其意義

思維是意識形式的一種心理反映,是潛在的意識形式,但它卻主導著人們對事物及其發展的主觀看法和意見,一旦顯示出其外表特性,它即成為人們有意識的行動指南。人們在長期的思維過程中,將各種思維要素、形式和方法通過優化選擇,形成了某種習慣性思考問題的方向、程式和定型化的思維結構,即思維方式。思維方式的社會化定型,即思維模式。具體來講,思維模式是深層次蘊藏于人們心理的主導人們行為的潛在意識形式,思維模式對社會歷史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二、中國人的思維缺陷  胡星斗

中國人的思維有一些致命的缺陷,如擅長直覺、悟性、感性思維,而理性思維能力比較弱。我們崇尚的是對大自然、社會、人生的體驗、感受和頓悟,是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心境。

正因為感性思維的妨礙,中國人對大自然的理性認識始終是欠缺的、原始的、模模糊糊的,一直沒有能夠形成明確的自然科學體系。愛因斯坦說:“西方科學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那就是,希臘哲學發明的形式邏輯體系,以及通過實驗發現有可能找出因果關係。中國聖哲沒有走這兩步,勿驚奇,驚奇的倒是這些發現在中國全都做出來了”。當然,中國人往往只注意一些現象,卻不想透過事物的表像去抓住背後隱藏著的本質,也就是說,中國人很少有形而上的衝動,對現實之外的東西都不感興趣,它帶來的必然後果就是理論的膚淺和不成體系,更進一步的後果就是技術的落後。當技術發展到一定程度時,由於缺乏理論的指導而陷入停滯。中國古代有四大發明,而近代卻挨打,難道不是這種思維模式所帶來的必然結果嗎?

 

三、近代文學家、翻譯家簡介 (由近至遠)

   1.魯 迅(1881∼1936)

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才。浙江紹興人。1898年到南京求學,先入江南水師學堂,次年考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務鐵路學堂。其間接觸了西方資產階級的“科學”與民主”。1902年赴日本留學,入東京弘文學院。1904年到仙台醫學專科學校學醫, 後棄醫習文。1906年回到東京從事文藝活動,翻譯、介紹俄國、東歐和其他一些被壓迫民族的文學作品,發表了《摩羅 詩 力 說》、《科 學 史 教 篇》、《文 化 偏 至 論》等富有戰鬥精神的論文。1918年在《 新 青 年》上發表了第一篇白話小說《狂 人 日 記》,抨擊家族制度與封建禮教而且此後不間斷。1920年 8月起,先後在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校兼課翻釋介紹外國文學。1936年10月19日,這位偉大的文化巨人因積勞成疾在上海逝世。

   2.嚴 複(1854∼1921)

近代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翻譯家。原名宗光,字又陵,1871年( 同 治 十 年)畢業於福州船政學堂。1877年(光緒 三 年)派赴英國格林尼治海軍大學 學習,其間廣泛接觸西方資產階級自然科學和社會政治學說。甲午戰爭後,深感 國勢日危,先後發表《論 世 變 之 亟》、《原 強》、《辟韓》、《救 亡 決 論》等文,抨擊封建專制,主張向西方學習。1895 ∼ 1898 年翻譯T.H.赫胥黎的《天 演 論》, 以“物 競 天 擇,適 者 生 存”的進化論觀點喚起國人救亡圖存,“自強 保 種”,對近代思想界影響極大。戊戌變法後,至宣統元年(1909), 先後譯出《 原 富》、《群 學 肄 言》、《群 己 權 界 論》、《社 會 通 詮》、《法意》、《名 學 淺 說》、《穆 勒 名 學》等書,是近代中國系統地介紹和傳播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學說和思想文化制度的第一人。

   3.龔自珍 (1792-1841) 啟蒙教育改革

龔自珍﹐字璱人﹐浙江杭州人﹐生於官宦之家﹐自幼習詩、考據學和金石學﹐二十歲以詩文聞名於世﹐三十八歲中進士﹐任禮部主事。中國清代教育家兼思想家龔自珍強調「經 世 致 用 」﹐反對空談﹐有助晚清思想解放﹐啟蒙中國近代教育的改革。

龔自珍是一位特立獨行,一心想以學問救世的學者,他在嘉道時期眼見清朝衰象畢露,而自己有志不能伸,因而走上了社會批判的道路。他常常寫文章「譏切時政,詆排專制」,他猛力抨擊專制帝王,認定「一人為剛,萬夫為柔」不是王道。他指陳當時的社會是一個是非顛倒,黑白不分,麻木不仁的衰世。他以為貧富不均是造成社會危機的一項主因。對於官員與讀書人他嚴責他們多不知恥,惟以追逐財富祿位為目標。他也看出外國人以通商為名而以侵略為實的野心,並著文反映了他的警覺與憂慮。他竭力主張政府要變,強調要救弊,修廢,革窮只有變局才能竟其功,他大呼「一祖之法無不敝,千夫之議無不廉,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孰若自改革」。可惜他死於鴉片戰爭期間,又因他居官常住京師,對外國的體認不多,因而他只能援經議政,把學術人引向經國濟世的方向,侷限的缺陷自然不能避免;不過他是開反帝制、反封建、反西洋列強風氣之先的人,也是開清代學人議政之風的人,實在有其超凡的歷史地位。

   4.林則徐(1785∼1850)

林則徐字少穆,一字元撫,清福建侯官人。嘉慶十六年(1837)進士。曾與龔自珍、魏源、黃爵滋等提倡經世致用之學。道光十七年,升任湖廣總督,道光帝於十一月受命欽差大臣,前往廣東禁煙。出任欽差大臣之後,先在廣州「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譯西書,又購其新聞紙」作為知己知彼的第一步。講求認識西方、介紹西洋思想於道光十九年焚燬鴉片 在此期間,林則徐注意瞭解外國情況,組織翻譯西文書報,供制定對策、辦理交涉參考。所譯資料,先後輯有《四洲志》、《華事夷言》、《滑達爾各國律例》、《澳門新聞紙》等,他因時代憂患意識為救國救民而接觸西洋文化,成中國近代最早介紹外國的文獻。

   5.魏源 1797∼1857)經世致用的魏源

魏源生於清朝乾隆五十九年,卒于咸豐七年。原名遠達,字默深,湖南韶陽縣金灘人。林則徐的好友魏源也是因鴉片戰爭帶來的文化震撼,而感到西洋文化有考察價值的,特別是軍用工業值得借鏡。他的最大貢獻是收集國外資料編著《海國圖志》一書,他的駭人呼籲則是「師夷長技以制夷」。在當時提出向西洋學習的主張是「以夏變夷」的大逆行為,他更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是在書中提到美國與瑞士實行民主政治的事,而且表現了羨慕之情,他簡直是向君權挑戰了。

與魏源幾乎同時的人還有一位徐繼畬,他曾在閩粵海疆服官多年,並且親身參與過中英戰爭。在鴉片戰爭之後,他也因巨變而奮發作書,出版了著名《瀛環志略》。這部書從材料到思想都是劃時代的作品,因為它不但向國人報導西歐美國的富庶繁榮,文化昌盛,讓人了解世界上還有比中國更美好更強大的國家,更優秀的文化。同時他又強調歐美這些國家「國無苛政」,「數百年不見兵事」,簡直是「西土之桃花源」,而這些國家的「牧民之任,宜擇有德者為之」,國家領導人的大位承繼也不是家天下的,因為「得國而傳子孫,是私也」,公器應付之公論,才是合理。徐繼畬的這些報導與評論,顯然比林則徐與魏源的要深入得多了,也更具叛逆性了。尤其他提出的自強主張,官商合作辦法以及務實外交,仿效帝俄等事,更有前瞻性。對於為清朝描繪變革與開放遠景而言,徐繼畬的膽識是值得人欽佩的。

四、以清末教育史觀之

  (一)晚清新政改革與社會教育勃興

  1900年八國聯軍打到了北京,中華民族接受了來自外部世界的最殘酷的挑戰,最高統治者們終於被迫走上了改革之路。

由於戊戌變法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且時間暫短,不足以改變國民的思想意識與傳統習俗。當年敏於時事追求改革的人們,接受了改造國民性的教育思想,在推行新政過程中,他們強調新的章法雖然頒佈了,但是人的觀念與行為不改變,新政也是徒勞無益的。其次,立憲、發展實業、實施地方自治,都依託國民的教育基礎。“今日吾國之策,救亡者莫不改憲法也、興實業也、立地方自治制度也。故欲改憲法而無國民參政之知識,則法萬不能成立,欲興實業而無普通必須之科學,則實業萬不能完善,欲立地方自製而無東西洋公民之資格,則凡百事業決不能擔當責任,然則今日救亡之道莫急於教育國民。在學校教育不普及的情況下,必須採取一種變通的方法,來彌補學校無力解決普及教育問題的不足。從實踐上他們找到了權變開通之法即扒行社會教育,其社會教育的開展為推行新政以及後來辛亥革命爆發奠定了社會基礎。

  (二)晚清新政社會教育的形式與功能

     1.到鄉村“宣講”

     2.廣建簡易圖書館。

    為了普及國民教育,倡議廣建簡易圖書館,是一種明確的以社會教育機關來彌補學校教育之不足,促進教育普及的主張。

     3.成立閱報社。

       20世紀中國的報業發展迅速,報館人員認為“報館乃起衰振懦之猛劑,拯危救亡之良方”。

  (三)晚清新政社會教育的影響

     1.對中國近代社會教育發展的直接影響。

   文化發達地區普遍好于文化落後地區,說明地區文化基礎對於社會教育發展的重要意義。

     2.對改變中國教育目標價值取向的間接作用。

     3.對近代中國文化變遷的積極作用。

   文化變遷是在不同層面依次遞進,由淺入深的過程。教育是文化傳遞與文化創造的重要途徑,在整個文化變遷中具有重要作用。清末新政社會教育的推行,提倡白話演講,面向普通民眾,導致教育內容發生了從官學文化到民俗文化的改變。促進了中國近代的文化變遷。

     4.對改造國民社會心態的積極影響。

 晚清新政社會教育對改造國民社會心態主生了積極作用。

五、小結

近代的文學家創始了近代的文學思想也牽引了近代華文的思維模式,接而翻譯家經由翻譯之手引進西方文學主義之思想牽動了近代華文思維模式。在觀看晚清新政的改革對於教育的重視以及教育的普及提升了全國國民知識程度,促進影響了近代國人的思維模式繼而形成近代華人思維模式的成型

參考文獻:

www.thinkerstar.com/sci-fi/ching/ch3-1.html 晚清科幻小說研究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3-06/28/content_943141.htm 略論外報對中國近代社會的影響

濱州教育學院學報 第七卷第二期 史春風、李中華

http://www.chinaoninternet.com/famous/modern/artist/famou012.htm 魯迅

http://www.chinaoninternet.com/famous/modern/artist/famou059.htm 嚴複

http://www.mingpao.com/newspaper/millenium/991007/tea1hl.htm 龔自珍

http://www.greatchinese.com/famous/xianchen/linzexu.htm 林則徐

http://www.csonline.com.cn/gb/content/2002-03/28/content_115235.htm 魏源

http://www.crrs.org/m21j.htm 龔自珍、林則、徐魏源

http://www.hubce.edu.cn/cbb/qwjs/lib/20301.html 思維模式探析

http://www.huxingdou.com.cn/thinking.htm 中國人的思維缺陷

http://www.china1840-1949.com/modern/shownews.asp?NewsID=620 晚清新政改革中的社會教育

 

課前心得與推薦網站

92143003 陳信州】

對於西學的東進,在某種程度上是令人又愛又恨。愛的是,它拓展了我們的視野,從所謂的諸子百家之言掙脫了出來,只是另一方面,因為西方強大的軍事力量,造成民族自信心的喪失,因為誤解中國固有之思想、文化如同糟粕般的,又令人心痛不己。

中學時期,談論到民初之概況時,總會提及幾位有名人士,是如此的反對中國固有的思想,用著極為強烈的字句來抨擊之。胡適亦同,但胡適在批判的過種中,逐漸的發現中國固有文化的本質,脫去那腐敗、沉重的外衣,那內在的精華方能浮現出來。不知該可悲亦或可喜,這種的了解法,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從這點又能思索著,為何中國本來的思想、科技均是領先西方各國,為何會在短短的幾年內,落後如斯,其中有一重要因素不可不查,即科舉制度。明清時期的八股文舉試,強烈的侷限住中國士子的思想,造成極度的僵化,眼界也逐漸的縮小起來,如此一來,焉能不落後。再者固步自封,不肯吸收外來的新知,自以為蠻夷邦學,不值一顧。更甚者,專注於朋黨之爭,自然也就……。

  有人曾說,我們從歷史學到的一件事就是學不到任何東西,反觀今日,不亦如此。

推薦網頁:

http://202.130.245.40/chinese/ch-yuwai/216313.htm

 

92143007 李冠儀】

在一百多年的『西學東漸』潮流之前,即16至18世紀,地球上卻發生著與之相反的交流,即『東學西漸』。或許是亞洲人的崇洋媚外,以外國月的月亮比較元的心態去看待自己的文化,慢慢的,忘記自己所擁有的創造能力。

1421中國發現世界』這本書,上週老師所提到,不同的觀點去看待我們原有的知識,或許是種挑戰,但是有可能是引領亞洲人跳脫出框架的開始。

推薦網站︰

http://202.130.245.40/chinese/ch-yuwai/216313.htm 西學東漸下的中國

http://www.1421.tv/ 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

http://www.ylib.com/activity/1421apex/index.htm 1421中國發現世界

http://www.booker.com.cn/gb/paper17/1/class001700003/hwz3758.htm 西學東漸又一枝

 

92143008 黃怡茵】

    1807年傳教士Robert Morrison來到中國,西方的鉛字活版印刷技術遂傳入我國。據統計,從清末至1936年共出版漢譯之科技書籍有九百六十多種,其中大都經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透過大量來自西方學術名著的譯本,商務把國外豐富的文化學術及多元的發展成果帶到中國。各種新思想在國內滋長蔓延,並宣傳各自的主張,出版品因而開始帶有宣傳功能,如報紙、刊物和小冊子。外國翻譯書夾雜著西方的聲音,遠渡重洋,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的思維傾向,使國人在無任何心理準備下逐漸被西化。現今的出版產業大量引進外文翻譯本,完全沒考慮到國情殊異,加上翻譯品質參差不齊,使得新書數量暴增,因而引起退書危機。

21世紀是華人的世紀,華文的閱讀人口會大於英文,華文出版界應進行有機的整合,消除貿易壁壘和繁體、簡體字體隔閡,進而發展為一個完整的華文市場。不但可互通,更可通往世界,造成東學西漸的風潮,席捲回西方。

推薦網頁:

http://www.people.com.cn/BIG5/paper85/8554/802622.html“西方哲學東漸”百年史:回顧與思考

 

92143010 許丞宏】

中國自從接連被以往瞧不起的夷國打敗後,民族自信心開始崩盤,有識之士如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為了救亡圖存,開始提倡大量引入外國學問、知識的運動,並一直持續至今。

中國西化的目的在於富國強兵,進而恢復民族自信心,西學東漸是對中國文化的一大挑戰,如果中國文化中亦有相當於西方的人文思想,這就有助溝通東西文化,更重要的是使中國文化不致被排於世界文化之外。

全盤西化是中國求之不得的事。雖然做起來有阻力、有困難,但是,困難不等於不好,不等於行不通。求進步的中國人只有孜孜不倦、持之以恆地不懈努力,才能開創一個全盤西化的新局面。

推薦網站︰http://www.asiademo.org/2001/10/20011004a.htm 為「全盤西化」翻案   丁證霖

 

92143011 葉宗勳】

儒家道統下,中國知識份子向來有著經世濟民的懷抱與理想,是以著書、立言期盼一己之思、一己之言能在文、社、經、政等各領域中發揮影響,進而使家國社稷得享安樂太平。心繫家國社稷、黎民蒼生是身為中國知識份子無可旁貸的歷史責任,清末民初的知識份子不論「全盤西化」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對於西方新知的譯介都投注了相當多的精力與熱情。這背後的中心思想稱之「愛國主義精神」是相當貼切的,而這樣的愛國主義精神傳統,不只在清末外力交迫的時代背景下被突顯,在現代做為知識傳播要角的出版人、媒體人也仍然看得到所謂「愛國主義精神」的影子。在時間的游帶中,清末以前如此,時至當代亦然,因此,清末先識之士積極引介西方經典、科技、思潮進入中國的作為,在所謂愛國主義主義的傳統之下來看並不特別。

在任何時代中中國知識份子的角色基本上都沒有太大的差別。清末以前讀書人以清議、著述傳承愛國主義;清末以後大量的西學引介與演繹成為讀書人表現家國之愛的主要方式,骨子裡的核心思想沒有二致,不同之處只在於所採用的方式。只是,若我們再深究這先後的差異,何以先者可僅以清談、著述,而後者則必須大量的仰仗”外援”?清末洋槍、洋砲撼碎了中國人的強國夢,同時也撕裂了中國民族尊嚴,當時的西力壓迫,抵抗、排拒或者死守著中國千百年來的文化自豪,對中國人而言已是客觀上的不能,這樣的勢微讓我們的民族自信開始快速萎縮,而這個時代背景留下民族自卑的陰影恐怕也就是近百年來中華民族迷失、迷信西學的主要癥結。

李白堅在《中國出版文化概況》中談及:「…中國文化的發展進程又因近代西方文的介入而變得十分矛盾複雜。一方面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因其歷史悠久、體系龐大而顯得頑強、穩固、難以征服,因此任何外國文化都難以輕而易舉地進入中華,而任何侵入中華文化的外國文化都不得不經過中國傳統文化的洗禮,進而被裝潢、修飾或改造。但是另一方面在外國文化的巨大衝擊之下,中國的傳統文化畢竟因其古老、悠久、一成不變而顯得落後、脆弱,不堪與西方文化相匹敵。西方文化一經輸入,便會給中國文化以沉重的打擊,中國知識份子一旦認識了西方文化的真理,就會對中國的固有文化頓生厭棄之心。」但裝潢、修飾、改造若只是因為中國文化頑強、穩固、難以征服嗎?倘若如此因何有人取而代之的是厭棄之心?這兩種對於西洋文明入侵的反應真的是種矛盾嗎?用民族自卑來理解這兩者其實並不矛盾。

強勢文明的入侵,弱勢者的空間是夾縫,關起門來,我們還是可以驕傲地保有我們的固有價值,但是如果這道門關不緊,我們還是得探出頭來時,粉飾的太平仍舊是一碰即碎。一個不再是強勢的文化,如何頑強、難以征服?侵略者讓被征服者洗禮恐怕是種邏輯的錯亂,以前一週東方主義課程中討論到《臥虎藏龍》、《英雄》在好萊塢成功的案例為例,個案中成功的其實不是東方的反撲,而是西方人對於東方這個概念與新鮮感被滿足了,因而華人電影得以在好萊塢大賣。在強勢者的主導下,弱勢文化只是強勢主角手上新鮮的玩物。西方文明受中國文化洗禮而產生改裝、改造這樣的說法,值得質疑。如同《菊花與劍》中提及日本人自卑心理作祟一般,李白堅描述的這種改裝其實也可是說理解成是飽受壓抑下尋求自卑心理的補償,是現實不能之下所堅持的「示微文明仍有其善」。同樣的邏輯,厭棄心理則是自卑轉而”媚外”的體現。

清末以來東、西文明的再次交鋒,中國已從昔日的強勢者角色轉為被侵略的體勢者,並且在其後相當漫長的時間,這種強、弱之別的態勢都沒有太大的變動。自卑的”假面”可以理解,自卑轉向”媚外”也可以被體諒,強勢文明可以是一息尚存弱勢文化重新出發的礎石,但得先懂得放下自卑、重新瞭解自我、認清現實。當我們開始懂得還原真實,也開始意識不該讓”媚外”成為現存文化中的普世價值時,我們才能再次踩上他們的肩背,重新站回強勢者的地位。

推薦網頁︰

戊戌變法,網址:「http://www.chiculture.net/0120/html/index.html」。

網站中對於戊戌政變、百日維新等清末重大史實做了簡要的整理,網站中的內容有助於掌握清末民初西學東漸的概況及背景。

梁啟超《中國積弱溯源論》﹙節錄﹚,網址:「http://staff.whsh.tc.edu.tw/~huanyin/anfa_liangchi/016.htm」。

梁啟超在《中國積弱溯源論》中對中國時下教育及政局痛下針砭,直指教育及政府機器陳敗迂腐是中國積弱不指的兩大主因,其中對政府以科舉試考空耗文生儒士精智更為當時中國遠落後西方之最大惡源,如文中所言:「試觀今日所以為教育之道者何如?非捨八股之外無他物乎!八股猶以為未足,而又設割裂戳搭、連上犯下之禁,使人入於其中,銷磨數十年之精神,猶未能盡其伎倆,而遑及他事。猶以為未足,禁其用後世事、後世語,務驅此數百萬侁侁衿纓之士,使束書不觀,胸無一字,並中國往事且不識,更奚論外國?並日用應酬且不解,更奚論經世?猶以為未足,更助之以試帖,使之習為歌匠;重之以楷法,使之學為鈔胥。猶以為未足,恐夫聰明俊偉之士,僅以八股、試帖、楷法不足盡其腦筋之用,而橫溢於他途也,於是提倡所謂考據、詞章、金石、校勘之學者,以涵蓋籠罩之,使上下四方,皆入吾網。」讀書人除了八股文、假道學之外,空無一物,此說固有其理,事實上當時有識者、倡議維新改革等文士,亦多附和此說,只是客觀上來看,當時中國雖不若日本自江戶時代後的全面鎖國,在禁教之後中國至少也是呈現半閉鎖狀態,這樣的外在條件與嚴禁外教的政治氛圍,在康梁之先的儒生縱使棄八股,欲求新識恐也有客觀上之不能。

薛湧專稿:文化價值與文化權力–論華人大學的理念﹙之二﹚,多維新聞網,網址:「http://www6.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Opinion/2003_9_7_21_45_50_742.html

日本紀元年表,時報悅讀網,網址:「http://www.readingtimes.com.tw/folk/dozou/sketch/chro.htm」。

福澤諭吉,鄭瑞澤,網址:「http://www.nioerar.edu.tw/basis1/693/a45.htm」。

在近代史中的日本和中國有著相當類似的發展和故事,日本有黑船事件,中國則經歷了鴉片戰爭,這兩個重大事件都使得兩個國家開始清楚地意識到鎖國的代價,開始認清積進引進西學新知的重要,福澤諭吉就如同中國的嚴復、康、梁,不見得是西學東漸過程對各自國家最有貢獻的人物,但至少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在《福澤諭吉》這個網頁中對於福澤諭吉的生平與重要思想發展有簡要的介紹,在其中也可以看出這些時代的先識在外力交迫的情況下積極倡議西化維新的心境。

 

92143012 蔡秉羲】

  從鴉片戰爭後舊式出版格局被打破到維新運動後出版業真正邁向近代化,在新舊文化劇烈衝突的近代,中國出版業曾走過了極爲艱難的歷程,某種程度上也折射著整個中華民族近代化的艱辛。毛澤東說,1840 年鴉片戰爭失敗後,中國人開始向西方學習,並且認爲“要救國,只有維新,要維新,只有學西方”,這是近代國人多次挨打後的選擇,而近代世界,也確實“只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進步的,它們成功地建設了資產階級的現代化國家”,中國人的選擇在當時並沒有錯。對走向近代的中國出版業而言,以學習西方爲務,也沒有什麽大的過失。戊戌維新之後,中國出版業已基本完成其走向近代化的使命,雖然真正的近代化,光靠學西方還不能解決問題,它的路程要難得多。回首先輩走過的路,對今天的我們,應該會有所啓示。

推薦網站︰

http://202.130.245.40/chinese/ch-yuwai/216313.htm 西學東漸下的中國

裡面有41個西學東漸細項文章的相關連結,是個相當充實的網站

 

92143013 陳柏州】

近代幾位著名的文學家以及翻譯家創始了近代華文的文學思想,隨即也牽引了近代華文的思維模式,接而多位學者憂國憂民進而翻譯西書意圖自強保國,這些翻譯家們經由翻譯之手引進西方文學、主義之思想牽動了我們近代華文思維的模式。再來從晚清新政的改革來觀看其對於教育的重視以及改革方面還有教育的普及方面,對於全國國民知識程度逐漸提升冉冉升起,這些種種活動改革與創新促進了近代國人的思維模式繼而形成也影響了近代華人思維模式的成型

經由這次報告的主題近代華文的思維模式形成,我曾接嘗試經由多方面思考、著筆,也因為思維模式形成方面牽連到思想、文學與教育,因此以近代文學家的著作與翻譯以及近代教育方面來思考,但是這些方面是否夠深入,是否可以知曉近代華文的思維模式形成的全貌則或有闕漏,因此闕漏之處還有賴大家多家的探討與思考

推薦網頁︰

http://www.cuhk.edu.hk/ics/21c/issue/article/0110003.htm

這是《晚清學部研究》一本著作經由作者在其博士論文基礎上修改而成,這是大陸第一部專門研究晚清學部的著作。

 

92143015 王玉芬】

清末張之洞在《勸學篇》中提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以中國傳統的綱常倫理之學為精神指導,而以西方的實用經濟之學為實現富強的手段。這一觀念,幾乎是那時中國官方和非官方知識階層的通識。而之後的全盤西化理論,更是引介大量西方思想、科技、經濟…等西方文化,正也讓許多華人陷入西學迷思中,甚至影響至今出版文化,談及商業經濟書籍,市面上充斥著西方的學者、企業界的論著譯本,而國內作者在論述其著作時,也常引用國外的相關理論,來延伸或驗證。我認為西方的先進成就,的確是我們應學習之處,但如何發展屬於自身文化優越,才能在全球化過程中立足而不淘汰。

推薦網站︰

http://www.booker.com.cn/big5/paper18/1/class001800003/hwz2839.htm 西學與中學,“解體”與“重構”

 

92143016黃世明

「中國學術」就是中國傳統文化,包括孝悌忠信、仁愛信義以及三綱五常等道理。所謂「西方學術」包括西政與西藝,西政指學校、度支、財富等;西藝指算數、繪畫、醫學等;對於中西學,亦認為「西藝非要,西政為要。」

明末清初至現今,中國經歷了西學東進的衝擊與文化的融合。在接收西方文化的同時,要保有傳統的文化實難,面對西學的影響,我們應以健康的心態認真研究借鋻外來文化,積極宣傳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沿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不斷推進中國文化對外開放的歷程並確保中國文化對外開放持續、穩定、健康發展。

    西學東漸,改變了我們閱讀與出版的舊有模式,接受了新穎的思維浪潮。

推薦網站︰

http://www.china10k.com/trad/history/6/61/61j/61j01/61j0101.htm 傳教士來華與西學東漸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3-06/28/content_943141.htm 略論外報對中國近代社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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