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12
南華教社所學生群
強化家庭教育 減少體罰糾紛
洪海雄
我們常聽得人們朗朗上口的一句話：「子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顯示中國人在責罵別人時，往往不是歸究受責罵者本身的問題，而是將根源回溯到對方的教育者（如：父母、老師）身上。顯然在中國傳統的教育理念上，對於教師及父母的嚴格管教是存肯定態度的。時至今日，體罰更成為現今教育場域中激烈爭辯的問題，政府教育當局對體罰制度有一套鉅細靡遺的規範，基層教師則認為規定繁瑣的體罰制度令教師無法有效且迅速的赫阻學生的不良行為，這兩者之間又是一場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激辯。從上而論，我們可以感受到從前的人對於體罰是較表贊同的，而在今日即使教育當局基於人道立場，訂立許多規則讓體罰小心翼翼的被執行，但仍出現許多不當體罰的爭論事件，這中間的差異筆者認為原因在於家庭結構及家庭教育方式的改變；從前的人們在中國傳統禮教約束下，對於修身齊家的觀念是相當強烈的，雖然家庭子女數繁多，但三綱五常的觀念使得父母親十分注重身教及言教，無形中家庭教育已經隱含著一種威權的型態，時時約束著孩童遵循規範中的人生旅程前進，在這一系統的家庭教育運作中，體罰行為其實已經在家庭中進行，因為家庭教育的落實使的學校教育中的體罰便不是那麼引人注意了。反觀今日教育，因為家庭結構的轉變，子女數減少相對的家長對於子女便不再施予那麼嚴格的家庭教育，於是學童偏差行為只能依賴學校教育來矯正，如此一來便衍生許多體罰糾紛，事實上如果我們仔細的觀察那些引發爭議的體罰事件，不難發現幾乎所有的體罰行為或舉動都是父母親在家常施行的體罰行為，這也顯示許多體罰行為的爭議其實不是在於行為本身而是在施加者角色定位的問題，，因此或許我們可以更加強化家庭教育的作用，讓孩童從小在家庭中端正行為，使偏差行為在家庭教育中獲得矯正，自然而然就可以讓體罰爭議在學校教育中減少到最低。
出國拿碩士一年只要五十萬，係金A?
紀佳嫻
長期收聽ICRT是筆者的習慣，因為其頻道的特殊性質，穿梭在節目間的廣告不飭為是與英、美語相關的訊息，其內容也不外乎是國內英、美語補習班、雜誌及遊學代辦機構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英、美語的重要性；而另外一種亦是強調語言重要性的廣告類型—出國留學拿學、碩士，便宜又大碗。後者的廣告類型倒是引起了筆者的注意。「出國拿碩士，一年的生活費加上學費只要五十萬」、「SARS蔓延台灣，還不趕快送孩子出國讀書、學英文，便宜又……」，這一類型的廣告一直以來就充斥在ICRT的頻道中，當然，在資本社會下的商業機構中，聽到此一類型的廣告，並不令人意外，但從廣告中的意識形態，多多少少也反應出台灣人民對於外語及教育(或者說文憑)的需求。首先，因為台灣並沒有說英語的環境，所以透過出國的管道，學得語言絕對是台灣人最迫切渴求的；再者，自從教育部開始打造一個高等教育的台灣後，一向崇尚文憑、唯有讀書高的台灣社會，其士大夫風氣的根本觀念不僅未改，反而變本加厲地往上延伸到研究所文憑的取得，如果經濟許可的話，「國外的和尚比較會念經」的效應就出現了—人人皆渴求能到國外拿文憑；最後，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局，打著「便宜」的口號，我們姑且不論廣告的真實度，光聽到能學英文、能出國、能拿高學歷文憑又便宜，不知道就打動了多少人的心了，但是其教育品質有多少人關心呢? 難道台灣無法提供同等的教育品質?在全球村及西方霸權的時代下，英、美語的確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筆者相信台灣的教育當局也看到了台灣人民的焦慮及渴求，不然不會有從國小即開始英語教學的政策，然而，這只是台灣教育跨出地球村的一小步。咱們的台灣教育當局能否放遠眼光，志在打造一個不用出國，就能有高品質、兼具本土及國際觀英語學習的教育環境呢?這不僅考驗了在上位者的決心，亦考驗了全台灣人民根本觀念的改變。相信，倘若有一日台灣能作到此地步，大家都能有信心地大拍胸脯說：「係金A!」
是「教育」部長難為嗎？抑或是教育「部長」難為呢？
玉玟
民國八十五年到九十三年，從吳京、林清江、楊朝祥、曾志朗到黃榮村，短短七八年間，經歷了五任教育部長，平均每位任期不到兩年。兩年的時間能實踐多少政策理念？改朝換代而人去政亡，這才是政策反覆不定的原因之一。在速食主義的大行其道的時代，喜新厭舊的症狀也就特別厲害，哪位教育部長不是因為「民氣」而斷送「官途」的。那麼是「教育」部長難為嗎？抑或是教育「部長」難為呢？「教育」部長難為嗎？教育是所有人民的寄望，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傳統社會風氣下，教育就像一頭肥羊，人人爭食，若抱持著「會鬧的孩子有糖吃」的心態，誰不是以受害者自居。而「民氣」就代表了「民意」嗎？台灣有兩千多萬人口，每個人談到教育，自有一套說法，那台灣豈不是有兩千多萬個教育家？一道菜要能滿足每個人的胃口，想必是因為香、色、味俱全的緣故，然而，若還是有拒食者呢？身為烹飪者應該提點出這道菜的營養價值，總不能因此放棄這道佳餚。那教育「部長」又如何？教育是百年樹人的事業，然而一位部長的政治生命最多能有幾載？在短短數年內，欲完成百年樹人的志業，後來者也要有蕭規曹隨的雅量，否則後繼來者只求在青史能留下一筆，那麼即使再縝密不過的規劃，最終也只能落的棄之如敝屣的光景，想藉此完成教育志業？還不如學賣牛肉麵的阿明集資建大學還來的快些。自黃部長上任來，哪天不是在收拾前朝遺留下來的爛攤子。然而，前面的政策都錯了嗎？一棵才正萌芽的嫩苗怎能就此判定所結果實是優是劣？當一位部長嘆到「反正我已被罵習慣了！」這該說是部長的悲情呢？還是人民的悲哀？
無法實現的夢想－教育機會均等
許家祥
又聽聞立委抨擊大學多「元」入學是多「錢」才能入學，其實教育機會的不均等，一直存在於我們的社會中，無論過往或是現在。而且我們希望的不只是入學機會的平等，更希望自己的子女在學校求學的過程中也能獲得公平競爭的機會。但這一切有可能實現嗎？在資本主義的制度下要求平等，這希望真是渺茫。當政府藉由獎助學金、清寒補助、甚至免費入學等政策企圖普及初等教育的同時，看似在提供一個平等的機會使民眾處於相同的立足點，並藉由教育文憑的取得而向社會的上階層提升。但是初等教育入學機會的平等，並不代表高等教育的入學機會均等，更遑論最後取得教育成就的機會能夠平等。在學校求學的過程中，往往可以看出學校的運作機制正在層層篩選出中上階層的子女。從過往的教育制度來看，學校透過考試讓具有「能力」，也就是學業成績表現較好的學生獲得較佳的入學機會，例如高中聯考、大學聯考。這樣的制度看似公平競爭，卻是對低階層家庭非常地不利。其中影響最大的在於經濟方面的條件，因為他們不僅減少了課外輔導（補習）的機會，以充實「學校所要的知識」，甚至可能得犧牲課餘學習的機會分擔家裡的經濟壓力，也就是大部分經濟地位不利的家庭，基於生活的考慮往往著重眼前的壓力而非未來的開創性，因而減少教育投資或放棄繼續升學的機會。其次，這些處於低階層的父母可能無暇顧及子女的學習情形或者疏於管教，所以對其子女的學習助益甚少。社會階級較低的子女，擁有的條件不利於在學校中的競爭，若要求他們通過學校教育的選擇機制，這意味著要求他們需要表現的比別人好，付出的比他人多，在教育機制中脫穎而出的機會也就相對少了許多。至於這幾年開始實施的多元入學，可以說是在低階層家庭的傷口上再補上一刀。姑且不論那些有權有勢，能夠靠關係、走後門的，就算是按部就班來競爭，有的人可以花錢請人做精美的自傳、研讀計畫，有的人家裡連電腦、印表機都沒有，想自己做都有點麻煩；當有錢人家的小孩上才藝班、請家教，卻有小孩想抱著吉他在家裡自己練習都無法做到。當我們有些父母在緊張自己的小孩有沒有機會上國立大學時，是否又曾想到，有些父母為了自己的小孩必須儘快結束學業，進入勞力市場接受剝削、無法翻身而暗自掉淚。教育機會均等，可能永遠是個夢想，但天底下有多少的父母仍衷心期盼著社會大眾的關切。我們無法做到均等，但是我們仍須共同努力，為「減少教育機會不均等」而努力。
不要輸在起跑點？
林季謙
根據《天下雜誌》針對家有學齡前兒童父母的抽樣調查顯示，每個月托育支出平均約一萬多元，佔了家庭收入近五分之一，負擔不可謂不重。而在父母望子龍、望女成鳳的心情下，對於學前教育的投資更是不餘移力；從胎教、上幼稚園等，各種五花門的
”學前教育”
對台灣的家長而言，就如同一個緊箍咒，緊緊扣在父母頭上，就深怕自己的小孩「輸在起跑點」；但這是否又是另一個教育迷思呢？洪蘭指出，所謂三歲定終身，輸在起跑點或學習有黃金時期等說法均屬無稽。著有《最初三年的迷思》（The
Myth of the First Three Years），並擔任美國麥克唐納基金會（James
S. McDonnel Foundation）總裁的布魯爾（John T. Bruer）認為，許多父母願意相信「天才是可以被培養的」，並且努力為它尋找合理的解釋，任何小實驗，不管多粗糙，只要能支持這個迷思都被歡迎。兒童精神科醫師葛林斯潘（Stanley
I. Greenspan）認為，訓練會造成壓力，令人擔心的不只是父母反覆播放錄影帶或記憶圖卡，而是幼兒在做這些事時錯過了真正重要的學習──遊戲。因為玩是幼兒認識複雜世界、與人建立關係的關鍵，任何他們要學的事均可在遊戲中完成，由這觀點可見強迫兒童做出超齡的學習活動不僅無法使學童在未來的學習上佔優勢，反而可能因揠苗助長，錯過生長的關鍵期，造成日後學習的困難，這可是求好心切的家長們所欲看到的情形？「再怎麼苦，也不要苦到小孩」（閩南語）。現在家長越來越有投資教育的想法，因此願意花費大把銀子在兒童的學習上，但在家長滿懷希望投注一心力於未來的希望上時，可曾想過是否做了傷害兒童而不自知的事，雖然台灣家長都擁有豐碩的經濟資本，但布爾迪厄也告訴我們，資本間雖可以轉換，但不代表有經濟濟資本就一定可以擁有文化資本；因此，到底是揠苗助長？還是嬴在起跑點上？端看聰明的家長能否了解自己的孩子而作正確的投資。
為「末」而捨「本」的教育政策
陳琮仁
近年來政府的教改政策，針對高等教育決策中，有二種分貝最高的聲音：一個是大學整併計劃；另外一個是提昇大學競爭力。把這兩個方案解構，打開天窗說亮話，就是：辦大學，想要贏過別人，必須聯手起來打群架（有點類似毛主席的土法煉鋼）。然而，從國際上的大學排名可以知道，一間大學辦的好，排名前面，主要不是系所多就可以贏過人家，也不是因為公私立的資源分配就可以排前面，主要是學風、品質，辦大學最重要的是各自追求優質的特色，不是非「比」個你輸我贏不可，難道真的要透過「彼此競爭」的方式與手段才會提昇辦大學的品質嗎？
為什麼大學必須整併，才具有競爭力？教改的專家學者說，因為有很多大學「人數」不夠多，各種科系不完整，「經濟規模」不夠大，競爭力就必然不足。人多就有力量，拚起經濟來就一定會贏。然而，他們卻忘了，「人」不是「物」，其「力」不可量化。人多，可以是「合作」，也可以是「互耗」，尤其中國人更是一盤散沙啊！沒得玩了！。假如人多就一定會贏，這個邏輯有其必然性，那麼印度絕對比新加坡超過千萬倍的競爭力；而台灣也該及早匍匐在中國大陸的腳下了，我們還需要「莊敬自強」、「毋忘在莒」的「拚經濟」下去嗎？
大學整併之後，人數增多了，科系增多了；然而，因為原本兩校各自不同的「文化」與「生態」，所引起的不可避免的人際衝突、互耗，可預見的會降低競爭力，再費二十年都不見得恢復回來。但情況若好一點，也許兩地相安無事，老死不相往來，卻永遠也無法統一，只是有合併之名無合併之實。因此，大學整併的政策，表面上看起來是有計劃的解決了師範院校的轉型、收拾過去廣設大學謬誤政策所造成的爛攤子、替政府節省些經費，而滿足「提昇競爭力」的幻想之外。若從「人」的角度去看，實在看不出對解決教育「本質性」的問題，也衡量不出多少正面的效益。這又是個為「末」而捨「本」的教育政策。大家又有得玩啦！
近日社會案件的省思
劉嘉樺
近日發生花蓮縣一名國中生失手殺死六歲女童的案件，原因只是為了小女孩無意間脫口而出的一句髒話，卻因而招致殺生之禍，結束了短暫的生命，看到這起駭人聽聞的報導，覺得真是令人感嘆，一場突發事件卻再也喚不回六歲女童的生命，或許這僅僅是諸多社會案件其中的一件，也僅僅是社會上的冰山一角，但這卻代表著我們的社會出了問題，需要眾人著手參與改善，使得社會能有更多的契機，單親、隔代教養的家庭不再弱勢。此名國中生是由外公外婆一手帶大，自小生長在單親且為隔代教養的家庭裡，但由於外公、外婆已年邁，對孫子的教育問題無法給予較大的幫助，再加上父母親離異，使其行為和觀念產生偏差，例如：會虐待小動物、個性自閉且較少與其他同學往來，有憂鬱症的傾向；由於從小父母親並未妥善教養，導致該生有偏差的行為和憂鬱症的傾向，若能多提供一些關心和實質上的幫助，相信必定能免於發生這起慘劇。現行台灣社會有很多家庭都是屬於隔代教養，也因此產生一些社會問題，少了健全的家庭，孩子較容易行為偏差；孩子是需要父母親的關心和愛護，若是本身家庭不夠健全，但是只要旁人多多給予孩子們關懷，相信就能夠減少問題的產生，雖然說大家都不願看到悲劇的發生，但是有時我們卻對旁人殊少付出關心，抱持著自掃門前雪的觀念，讓台灣的社會日益缺乏人情味，而政府當局也需為弱勢的家庭伸出援手，成立一些專門負責的社工團體，實際參與協助，讓我們社會充滿溫馨，人間處處有愛。
是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
謝亞恆
這一、兩個月來台灣籠罩在SARS疫情中，不僅人心惶惶，更使得台灣經濟愈顯雪上加霜。從台北和平醫院蔓延到高雄長庚醫院、折煞了許多升斗小民更折損了幾位站在醫療前線的醫護人員；人人談SARS色變，深恐一不小心即成為患者之一，處在如此風聲鶴唳的非常時期中，恐慌的程度是有增無減的。在這波疫情中共折損了兩名醫師與幾名護理人員，而前幾天筆者在新聞媒體中看到林重威醫師的母親在追思會中提到：早知道會有SARS，也不會讓她的兒子從醫。聽完這句話時，筆者不禁聯想到，台灣在70年代初期開始有新竹科學園區的規劃，當時多少學子一窩蜂的報讀理工熱門科系，只為了能進園區成為電子新貴；再者，也有多少學子想成為醫生，成為醫界中的翹楚，既有名又有利；漸漸地，隨著台灣社會變遷、政治解嚴、兩岸通商、國際一片景氣亮紅燈之餘，這些新興行業隨即不再熱門，取代而之的是能使國人求個溫飽的公家工作；因此，高普考、初等特考、技術考、師資班等考試---一夕之間水漲船高。白髮人送黑髮人，喪子之痛的心情，相信是天下父母親永難平息的傷口，況且林醫師這麼的年輕，在他接受長達七年專業知識與訓練後即將懸壺濟世救人時，卻因感染SARS殉職，我們深表惋惜與遺憾；只是當他的母親說出早知道有SARS時，我也不會讓他唸醫科。也讓我想起，當初林重威醫師報讀醫學院時曾說過，當醫師是他的志向、願意造福更多的病患，而且家人也感到非常光榮。這些話似乎猶言在耳，聽起來既真實又諷刺！從事每種行業定會有可靠及風險性，只是可靠性我們可以推估、風險性就不得而知了。SARS風暴的突然來臨，也任人意想不到其威力竟能威脅到醫護人員的性命，正因如此醫護人員成為高危險職業群組時，許多學生紛紛改填志願，豈不就成為另一波的時勢造英雄了嗎？我們的社會其實不需太多的「時勢造英雄或英雄造時勢」，需要的只是自己要什麼？也就是認清自己不隨波逐流，站在屬於自己的位置即能活得自在又快樂。
SARS風暴之我見
雅雯
眼看各國SARS疫情逐漸降溫，台灣的疫情目前也在慢慢穩定中。回頭檢視連月來的疫情，從本來引以自豪地保持三零記錄到全國人心惶惶，大亂台灣人民長久以來安居樂業的生活步調。就整個與疫情抗戰的歷程而言，政府最被詬病的一點就是沒有做好統籌的工作，形成多頭馬車的情況，不然就是讓民眾領教到各單位推卸責任的功力。筆者認為SARS考驗的是兩大系統的應變能力與反應機制，而結果就是社會大眾所見到的亂象叢生。SARS的衝擊讓兩大保守系統的缺失在短時間內顯露無遺，這兩大系統，一為政府龐大的公務人員系統；二為醫院層級分明的體制。兩者共通點就是各層級各司其職、各級人員習慣一套行事規則。所以當面臨重大事件時，儘管上頭往往會組成臨時應變組織，負責統合各項事務，但這些臨時組織能發揮的效用在遇到已經幾成僵硬的行政體系時，政策的執行度往往減低一半。因為各司其職，所以，特別強調責任歸屬的釐清；因為習慣固定行事規則，而形成僵硬的體系而喪失警覺心與應變能力。它是時間累積形成的，是由一群抱著「凡事請示」、「多做多錯、少做少錯」心態的人所共同塑造出來的組織氣氛與執行機制，簡言之，這套「官僚作風」就是在此兩大保守系統中的生存心態。所以，許多人將防疫不利歸咎於現在政府的無能其實是很表象的評斷。
再論決策層級似乎也多有過於相信專家的迷思，近來各界專家們群策群力地為抗疫而努力，各界專家也紛紛建言或發表高見，導致每天都有不同的說法出現，不免讓大家無所是從，更不免出現烏龍事件。一如教育部對於大學指定科目考試方式的宣布，令社會大眾見識到真正的朝令夕改是何樣。教育部此舉引起全國譁然，一陣批鬥聲，幸而目前仍是全力抗疫期間，否則在眾多政治勢力的群起圍攻之下，或許在歷史上留名的教育部長又得多一位了。小時候作文時，總會姣盡腦汁地思索著適合的例子去說明「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這句話的涵義。然而，面對近幾年的大小災難，才真正體會到它並非是八股的，而是真正受用的一句話。
台灣小姐
相伶
今天在新聞中看到這樣一則消息，在選美活動中脫穎而出的優勝者，在代表我們國家到外國參加比賽時，在中共的壓力下，竟然要我們更改國名才准我們參賽，不能頂著「台灣小姐」這樣的名彙參加比賽。又是一次在國際的舞台上對我們的打壓，原本以為在世界衛生組織這樣大型的國際組織中，千方百計的阻撓我們加入就算了，連選美活動這樣的非正式國際定位比賽，也完全不讓我們有出頭的機會。這樣專制獨裁的方式，怎麼讓人相信中國大陸是要走向民主化呢？或又是令一個如對香港的承諾？「必也正名乎。」有時候我們在乎的不只是一個屬於自己的名號而已，但一再的打壓，不讓我們有自己的名字，那是一種連最基本的尊重都沒做到的事，更遑論那些談判時的甜言蜜語了。如果現在都不讓我們以真實的名字視人的話，更不用說以後了。疫情這樣的壞東西，可以在「國內」流竄，但真正「抗煞」這樣的舉動，卻是要靠我們自己這個中華民國來進行危機處理的，做得不好罵我們的政府，疫情沒控制罵我們的官員，卻沒有人追究到那個沒通知又愛管東管西的「大陸先生」。
政府的教改政策與對抗SARS政策的共通點
洪莉云
任何一個社會，在沒有面臨重大的社會危機時，往往無法意識到社會結構中何處有問題？但當危機來臨，往往會將社會架構中隱藏的問題暴露出來。原本認為是醫療層面可解決的SARS，無法如理想中順利防堵，台灣的人們開始發覺，最大的問題並非來自醫療層面，而是來自行政層面。其實，在國家的教改政策推行時，已可看出些端倪，只是人們尚未警覺到罷了。我們的政府在行政層面的問題如下：一、「報喜不報憂」的行政文化，當九年一貫新課程開始請各重點學校試行時，重點學校為了能有良好的考評績效，無不傾力實踐九一課程、交出漂亮的成績單。成績單只顯示出九一新課程的完美，卻沒有顯示出背後的推行難處、教師困惑，以及人仰馬翻的景象。中央教育部看到的是可推行、頗佳的試行結果，但當全國推行時，才發現下情並未完全上達。再看看我們的衛生行政體系，從和平醫院到仁濟醫院，再到高雄長庚醫院，因隱匿SARS病情，而被社會輿論所攻訐時，也隱隱顯露「報喜不報憂」的行政積弊。當我們指責醫院為何隱瞞、拖延實情時，或許最該檢討的，應是此種不良的行政文化。二、「朝令夕改」的行政措施，曾有句順口溜是這樣說的「教改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正一針見血的道出教改行政方面的善變，舉例來說，大學多元入學方案自提出以來，多次修訂、變更，這使得莘莘學子們不僅忙於追逐不同的升學管道，也使得教師、家長們疲於認識新的升學方式，徒增人們的困擾。而SARS的防疫工作又何嘗不是如此？自前行政院衛生署署長涂醒哲先生於三月中旬表示衛生署隨時掌控疫情至今，我們的抗煞行政組織出現過行政院SARS疫情應變處理委員會醫療及疫情組、行政院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防治及紓困委員會，最後連衛生署長都換成陳建仁先生，一套又一套的防煞政策不斷出爐，但大部分的人民卻仍摸不著頭緒，往往不知不覺中便觸犯規定。國家正面臨著教改與SARS的困境，若中央政府能藉此發現行政層面的問題而加以改進，誰又能說危機不是轉機？！
二十一世紀教師應扮演的角色
鴻輝
在資訊流通快速的此時，教師的角色與過去比較已大不相同，過去教師的地位非常崇高，而今常令人有今非昔彼的感嘆；昔日學生獲得知識的主要來源是教師，而今天透過多媒體、網路的學習途徑，學生懂得知識，教師卻未必懂；且由於社會的變遷快速的因素，使得師生間的關係己不若過去單純，師生間常有突如的緊張關係發生。故在此刻，教師應有心態上適時的調整，扮演更積極關懷的角色，才能適應於時代、社會的改變。筆者認為教師應具有以下五種角色特質：
1.發揮愛心，了解學生：愛是教育的動力，唯有愛，一切的教材、教法才顯得有意義，因此教師更應該發揮愛與關懷，了解學生，建立彼此之間的感情。2.要注重學生的個別差異：學生來自於不同的家庭，所受的家庭教育也有所不同，因此，教師應對學生的起點行為有所了解，對不同程度的學生施予不同的深度教育。3.不斷學習成長：新知識的不斷產生，若不跟上學習的腳步，很快的落後在資訊的社會之中，教師身為知識的傳授者，更應持續的進修精進。4.虛心請教、合作學習：如彼得．聖吉《第五項修練》一書中，主張學習的基本單位是團隊而非個人，的確現今的社會已不再強調單打獨鬥，而是一個團隊的學習，透過團隊的學習、分享成長，進而產生出更出色的成果。5.具有研究的能力：在九年一貫的課程架構下，教師須具有自編教材與研究的能力，故教師不單只是扮演一個知識的傳授者，更應是具有教育專業素質的研究者。每一個身為教師的人或許都會有教師難為的感嘆，但我相信只有在先扮演好自己應做好的教師角色之後，再去評斷整個教育環境的改變是否有疏失，這應才是最積極的角色態度。
勞務替代刑罰
緹芸
我國刑法係採「罪刑法定主義」立法，因此在判斷一個人是否犯罪，首先就要觀察他的行為是否符合刑法上處罰的規定，否則便不得加以處罰。當然這種看法有其背景淵源，如就犯罪學的觀點來看，古典學派即認為每一種犯罪都應該要有固定的刑罰，同時對犯罪者處以刑罰才能達到嚇阻犯罪的效果，此一主張對日後刑法的改革產生莫大的影響。其實以勞務替代服刑，除了檢察官基於社會公益的考量外，在實際的執行上至少還具有以下二個積極意義：（一）透過暫緩起訴的處分，可避免標籤作用的效應。蓋犯罪者被定罪判刑時，其實也正公開地向社會宣佈他將從合法的社會中隔離，而這種標籤的作法，對於輕微犯罪者不但無助於行為的改善，反而有可能使他們更容易再次犯罪。（二）根據社會控制的觀點，基本上認為犯罪是無可避免的現象，不過因為個人與他人會產生情感的依附關係，透過這層關係能夠阻止犯罪的發生。因此倘若透過勞務來取代刑罰，那麼不僅能加強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連結，同時也可讓輕微犯罪者因為在意這種關係而不輕易犯罪。以勞務替代刑罰實具有積極正面的意義，一方面避免標籤的負面作用產生，另外也可讓輕微犯罪者與社會的連結更加緊密，無論如何都可能比牢獄之刑更具效益。
重視生命教育
小媚
在一片SARS恐慌中，人們是否反思生命教育的重要？筆者日前觀看了一部大約十幾年以前的教育短片，片中述及兩位同班的國中生，情如手足，平常一起吃飯、打球、上課、放學，並相約將來一起上同一所高中、同一所大學。然而命運捉弄人，其中一人卻在一次放學意外車禍中喪生，面對如此重大打擊，突然失去同學，體認生命如此短暫與脆弱，至此作任何事都提不起勁，整日陷入悲傷自閉中。幸虧教師的引導，讓他重新感受生命的多采多姿，體認雖失去同學，但其精神卻永遠陪伴左右，和他一同上高中、大學。雖然是平凡的故事，而我卻感動得落淚，心情久久無法平息。這讓我想起一高中同學，因為上不同的大學，而大一的新鮮人，總有參加不完的迎新活動，忙碌的生活讓彼此較少聯絡。一天，突然憶起，冥冥中似乎牽引著些許，讓我打電話給她，卻得知她剛發生車禍身亡，一陣晴天霹靂，讓我陷入谷底。難道人生的美好就此結束，我們曾一同規劃未來，畢業後的藍圖，難道就這樣簡單交代了事！那段時間是我青春歲月中的遺憾，但我走過了，因為規劃的未來必須有人去實現！人們常因不如意而尋求自殺解脫，為社會帶來反面的教育意義，這和SARS疫情中所犧牲生命的抗疫人類，是否成了強烈的對比？早在秦始皇時代就為了能長生不死而遍尋神藥，而文明的現代人卻如此虛度生命，究竟是社會現象所帶來的反效應？抑或是我們的教育出了問題？生命本就短暫，尤其是年少時，總有一些夢想，期盼去追尋、去實現，重新正視生命的可貴，是我們現代人的一大挑戰，期盼生命教育能重新受到重視，為那些正在生死邊緣中掙扎的人們加油吧！
教改後的升學主義
林俊榮
新世代的教改目標強調帶得走的基本能力，屏棄背不動的知識教材，希望學生從生活經驗中快樂的學習，並適性發展個別差異。無奈的是，上有改策下有對策。在目前國小進國中時便有所謂的〝資優班〞考試，徹徹底底的將學生做─能力分班。而更荒謬的是，其測驗內容簡直令人不敢領教，不但內容以舊課程為主，其難度與類型更可比照大學聯考模式，筆者所在學校，今年參與學區內所屬國中的資優班考試內容，就連教師來解題，未必能得八十分以上，而這正是國小生國中的資優班考題，同事們私下議論與其說是有鑑別度，其鑑別內容可能是︰誰有在燒香拜拜吧！(因為所有考題皆為選擇題)國中的能力分班考試或許真有其實務上需要，但是新課程已實施多年，而教材、教法方面亦早已跟進，如今的〝升學考〞內容卻仍以舊課程為主，實在難以令人茍同，不但為難學生，更打擊其面對未來課程之信心。
愛牠就別再吃牠
楊媛媛
日前大陸醫學家發現野生動物如果子貍、蛇及蝙蝠等身上有SARS反應，懷疑感染首例途徑可能來自野生動物。當SARS在台灣不能有效控制的時候，這個消息的確可以給普世華人一個教訓，不要再輕忽和我們共享地球的動物。也讓我們以這個教訓來教育自己和孩子，要好好愛護大自然裡的動、植物。長久以來，華人對野生動物的荼毒已根生蒂固，吃了五千年的野味，是該覺醒一下了。古早，可能物質欠豐，必需以野外獵捕的物種來填補食物的不足，但時間的演進，讓我們所有生產機能均有效的跟上先進國家，可以不再饑餓，但人文素養卻未跟上時代。啖食野味時有所聞，早期的娃娃魚（蠑螈）、熊掌、膽、猴腦、象拔（大象鼻子）、虎古、犀角….，一路吃到人類身邊忠心的狗隻，政府公告的保育類動物等等。取用的理由大多為了一個「補」字，其中壯陽的還不少，而獵捕、宰殺及取用的手段還頗極殘忍。雖然貿易強國動用了經貿制裁，但物種還是在我們身邊一一的絕種消失。防治疾病失效，宣導禁止似乎也難有成果，只有面臨疾病環侍威脅時，才短暫的知道野味不能吃。覺醒永遠都不嫌晚，下次出遊時記得告訴小孩，魚蝦要留在水裡才能快樂悠遊，所有的野生動物都要在屬於牠的地方才能存活，帶回家牠們永遠活不了，獵食或捕殺牠們，以後就永遠看不到了，地球只剩人類是很孤寂可憐的。再不知尊重牠們，下一次，就不知又有什麼可怕的東西要來傷害我們了。
需不需要對智能不足者採取「絕育」的措施
玟萃
繼上禮拜和大家分享「為什麼要對智障者施行性教育之後」，看到昨天的一則新聞更引起了我想在本週探討「要不要把智障者絕育」的這個議題。在那則新聞裡，一名弱智且被居家隔離的叔叔性侵害也是智能不足的姪女，而該姪女被性侵害之後竟然發高燒，這件事情才會被暴料出來，目前案子已經依性侵害防治法檢送法辦。以下我將整理社會上各種觀點，從認為「需要」將智障者絕育和認為「不需要」的兩個層面進行探討：
一、需要將智障者絕育
1.無法自行養育子女的觀點：智障孩子因為不太瞭解一些行為規範與禁忌，因此也會發生一些偶然、意外的性行為。假如懷孕了，雖然作治療性流產，但總是多了些麻煩。而且即使將嬰兒生下，自己做了父母，恐怕也將難以擔負對下一代養育、照顧、教育的親職責任。
2.容易被性侵害的觀點：智障孩子通常較單純，沒有戒心，因此常成為壞人欺負的受害者。假如監護人一時不查，結果也可能發生意外懷孕。因此父母可考慮在適當時機讓重度智障的孩子進行結紮手術。
3.優生學觀點：若是遺傳疾病患者的壽命得以延長，同時患有遺傳疾病者繁殖迅速，如此長期發展下去，人種品質不僅無法提升，甚至社會整體將為其付出太多的照護成本；無生存價值生命－強迫絕育政策－納粹時期的優生政策
二、不需要將智障者絕育
1.人權觀點：假如重度智障兒有適當的生活自理能力、良好的監護與協助，且無遺傳的顧慮時，則重度智障兒該不該結紮，還應考慮家族傳衍後代的需求，智障者生育後代的養育責任歸屬和智障者本身的意願（智障者也有人權）。
2.施行性教育的觀點：對於心智障礙者的性和感情與婚姻問題之處理，給予適當的性教育，幫助其逐漸瞭解性的意義與疏解性的衝動，提供各種方法以供選擇，才能健全其人格。不當的社會隔離與約束，必使其受到更大的剝削與痛苦，而削弱了人性的尊嚴與價值。
3.人道觀點：本身是一個實證、體會、願意改變、適應的教育。孩子是特殊孩子，但不必被特殊待遇。一樣是要被尊重，有權利可以去發展生命的。為了照顧方便而將小孩結紮，切除卵巢是不人道的，不是我們講的理想教育。性教育應該是生活的教育，平權的教育，極致是對人絕對的尊重。
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知道，認為需要將智障者絕育的人多是從生活和現實面來考量，認為結紮並不會影響性生活，而且可以避免許多意外發生，而增加社會成本；而認為不需要將智障者絕育的人多是從道德層面來思考，認為我們沒有權力剝奪任何人繁衍下一代的自由，而且智能不足者，除了唐氏症患者之外，很少會遺傳到下一代的。當我們能夠從現實、法律、人權、道德等不同觀點來討論「智障者要不要絕育」的時候，也許可以幫助我們用更理性的態度來分析社會的現象！
ＳＡＲＳ來襲，教育政策又見急轉彎—大學指定考
思甫
ＳＡＲＳ來襲，造成國內教育決策又出現急轉彎！教育部今天宣布恢復大學指定考試的國文和英文科作文考試。教育部昨天才宣佈大學指考不考非選擇題，可是一天還不到，在各界反彈聲浪下，教育部隨即改變政策，宣佈恢復大學指定考科國、英文作文。幾天之前，教育部宣佈了大學與高中集中測驗延考的標準；不久，教育部又宣告 大學指定考試命題方式的改變。雖然這兩次考試相關更動都與ＳＡＲＳ有關，但兩者情況卻有本質上的不同。前一次的延考宣佈，是顧及大規模考生匯集應考的風險，是以考生權益為中心的思慮，頗具有正當性。但這一次的命題方式改變，卻是以閱卷空間密閉等技術性、枝節性問題為出發點，完全不顧考生權益的優先性，實在不具正當性。教育部與大考中心又再做改變，在最短的期間內收回成命，試圖和緩已然沸騰的民怨。身為國家最高教育主管單位，身繫全國十二萬多名考生利益與權利，卻未經過周詳的考慮與計畫，一再更改大考考題，造成學子無所適從。在距離大學聯考倒數之際，學子早已忙於規劃每日作息與補強較弱科目，在此身心俱疲之際，除了面臨ＳＡＲＳ的威脅外，卻還要面臨連續兩天政策的大逆轉，學生的壓力可見一斑，不知教育主管單位有無考慮到學生的心聲與無奈。首先我們要問一開始決定不考非測驗題的決策過程如何，是否有召開招聯會委員會決定，同樣的在更改決定的過程，是教育部長黃榮村、招委會聯合會主任委員台灣大學校長陳維昭、大考中心主任劉兆漢三人開會就做了決定，為什麼這麼重要的事，牽涉到十幾萬考生的事，我們很多大學校長教務長都是只能從新聞中得知最新消息，而且完全不曉得為什麼要這樣做。大考中心宣佈全採測驗題的理由，是為了避免人工閱卷，擔心閱卷者集體染煞。但是問題有這麼嚴重嗎？這些技術問題都不能克服嗎？如所週知，聯考的命題需要入闈，但閱卷卻不必。每位老師定期前往閱卷中心，向行政人員領取一定數量的考卷，當天離開閱卷中心之前，再與行政人員清點結清即可。這樣的作業方式在考卷密封條碼的保護下，完全沒有洩密的風險。因此，人工閱卷並不需要集中與外隔離數日，當然也就沒有「入闈者集體感染」的風險。如果擔心閱卷當時的接觸風險，則更是荒謬。大考中心只要將閱卷場地開窗、通風，對閱卷者測體溫，則閱卷中心的安全度絕不比任何辦公場所為差。如果閱卷中心需要封閉，那麼全國的辦公場所都該要淨空才是，哪有單挑與考生權益關係最大的辦公場所單獨淨空的道理？此外，如果在通風、量溫的準備下，教育部還是擔心閱卷中心的作業安全，那麼加派駐地醫護、定期省問關照、外場警衛駐守待命，也就萬全足夠了。這些技術細節都可以克服，都不難克服，也都不應該成為改變考試方式的理由。大考最重要的是試題的信度、效度與鑑別度，廢除非選擇題一定會對學生造成莫大的影響，尤其在聯考逼近之日，教育主管單位做出如此粗糙的政策，試題的鑑別度將會被大打折扣。綜合各家見解與看法，教育當局應當以更宏觀與豁達的態度，面對此波ＳＡＲＳ對於學生與學校的衝擊，除了隨時監控ＳＡＲＳ疫情狀況，至於各項大考試題與配套措施，教育當局亦應儘速公佈與確定，讓學生有所適從，不要再讓學生除了置身於ＳＡＲＳ的恐懼中進行學習外，還要面臨政策的大轉彎摧殘。總之，教育當局當前應該儘速審慎評估，使學生能在ＳＡＲＳ的威脅下，能夠安然度過此次大考。最後，我們要再一次提醒相關行政官員，要以同情心、同理心來處理聯考事務。聯考是諸多學子求學過程中必經的歷程，準備時間長、閱讀材料枯燥；學生及家長身心緊張煎熬，往往長達數個月之久。對他們來說，當年的聯考才是關鍵，明年如何更動都不重要。多年來大考中心的主事者都是年逾耳順的養望之輩；他們可曾有子女經歷聯考的切膚感觸？如果他們能以同理心體會一下無辜學子的無助，相信他們就不會如此倉卒宣佈、倉卒撤回了。
假退稅 真詐財
吳柳蓓
假退稅、真詐財案件也在中部出現！中縣海線地區最近發生歹徒佯稱國稅局人員騙民眾以電話轉帳方式，提領去年度退稅金額；民眾信以為真，存款被轉帳一空，經警調查，有近百人受害，被騙金額高達數千萬元。詐騙集團行騙手法五花八門，從刮刮樂、中獎、退稅等琳瑯滿目，日前最慣用的手法，即佯稱國稅局人員，以退稅為由，騙民眾持提款卡到銀行或郵局，利用提款機轉帳方式，將被害人存款轉帳一空。警方調查，海線地區從前天起，民眾又接獲自稱國稅局人員的電話，宣稱去年度退稅，須在五月底前完成提領，否則今天起將被全數充公，要求對方利用電話轉帳方式，國稅局會將退稅金額撥到帳戶內，讓許多民眾信以為真，依對方指示操作，帳戶內上百萬元存款被轉帳一空。梧棲鎮一位王姓婦人，接到自稱國稅局人員電話，說她先生去年度還有三萬多元稅金可退，到五月底前若未提領，將被沒入國庫；王姓婦人信以為真，即以電話依對方指示操作，沒想到僅兩分鐘，辛苦數十年省吃儉用的五十六萬元積蓄，竟被歹徒轉帳一空。警方表示，詐騙集團為取信於民，還要求民眾依其所留的電話連絡，當電話接通時，對方還以電話語音自稱國稅局，要對方自行轉接，分機有收發室、主計室、資訊室、政風室等，和一般國稅局的總機如出一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