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資訊革命了什麼?》

The Social Life of Information》

 

John Seely Brown Paul Duguid

 

南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葉允斌

 

展望未來的正確方式,

不只是向前看,

更要向四周看。

觀察智識時代,

不要只用驚嘆號,

也要用問號。

                   ---摘自《資訊革命了什麼?》中譯本

 

 

John Seely Brown & Paul Duguid所著,內文有別於其他科學至上者的論著,以反省、批判的角度重新審視「資訊革命」的意義。作者以經驗實例論證:事實上,資訊與科技並無法解決所有的社會問題,以及資訊引至的其他社會問題。最終將依歸於社會資源進行解決,而社會資源即呈顯為人類組織、社群以及體制。本文分為五個部分,一、從科技決定論的資訊萬能觀點,以及終結論著手;二、接續陳述作者觀點;三、從七個社會實踐層面討論科技決定論者觀點的謬誤與作者認為改善可循的方向;四、作者可能超越的方向;五、筆者欲從「科技理論」與「實踐」之間關聯性議題作為結論部分的討論。

 

一、科技決定論者的盲目

1. 資訊萬能:

科技決定論者單純地認為科技本身即完全左右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影響。資訊科技本身具有靈丹妙藥能力,所有社會問題均可經由「資訊」獲得完善的回應,甚至資訊科技所產生的社會問題,依然可經由更進步、功能更完全的資訊科技進行解決。

2. 終結論:

(一)、組織的消逝

於未來學者、資訊迷的認知,個體在新世界中只需依恃「資訊」即可獲致完美的發展,科技至上論者對個人主義崇拜,認為人類的組織、社群以及體制只是對於人類社會進步的箝制,資訊革命勢將終結其存在。資訊科技革命所帶來的是個人化的數位時代。

(二)、6-D觀點--去大量化、去集中化、去國家化、去專門化、去中介化、去集體化

隨著資訊科技的能量釋放,社會將解構至「個人」與「訊息」,換言之,人類社會的發展也將從複雜的團體演進成為簡單的個體。

 

二、具體論點陳述

未來學者與資訊迷沉溺於資訊技術進步的榮景,資訊社會似乎失去了其「肯定」與「否定」的雙面性,成為只有單面向的肯定 [i],也失去對人類價值本身的關懷。作者持以批判立場,試圖提醒世人資訊科技可能帶來的狹隘觀點,如資訊萬能與各種資訊終結論述;若單面向的肯定「資訊科技」對於人類所帶來的進步,著迷於資訊科技,甚而認為「資訊」本身獨立於人類社群組織之外而存在,勢必將忽視「資訊科技」於人類現實生活中的「實踐」問題。

事實上,人類社群、組織的重要性是不可抹滅的,如書中舉以的「甜豆」與「卜派」例子,正如「資訊科技」與「社群」之間的關係,作者言及「資訊的邏輯終究必須符合人的邏輯。不管資訊有多麼獨立,到頭來還是人類、社群、組織及體制在決定資訊的意義和存在的理由」[ii]。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並非全盤否認資訊科技對人類所帶來的長足進步成就,只是提醒世人在乘資訊之翼時,別忘了回顧「資訊以外」的世界。

接續,作者試圖從社會各面向實例,對科技至上論者所持論點進行批判,同時論證自己的觀點。

 

三、實例分析、批判與論證

者舉以1. 代理軟體2. 家庭辦公室3. 流程化4. 學習的理論與實務5. 知識經濟時代的組織改革6. 背景環境對解讀資訊的關係重大7. 資訊對大學教育的挑戰等七個層面進行討論,筆者以表格繪制如下:

 

 

 

討論層面

 

科技智至上論者論點

John Seely Brown

Paul Duguid 論點

代理軟體

代理軟體在現今資訊發展上,被視為關鍵性之一環,而科技至上論者認為未來社會中,代理軟體將替代人本身親自的服務,而「取而代之」。

認為「人」與「代理軟體」最終無法等同視之,例如:人類的人文活動、信任度、特殊情感等,作者就此認為,代理軟體應與人類進行「截長補短」工作。

家庭辦公室

科技至上論者提倡資訊個人化。

認為科技至上論者「忽略了科技社會化過程中不可或缺的社會資源」[iii],而辦公室中的輔助系統,是由社會系統、社會組織所提供,在家中獨立作業將無法參與如此的人際交往網絡或學習交流社群。

流程化

固定流程的安排為公司提供標準的作業流程,精準化了員工的工作行為,然而,公司為追求執行效率,往往僅重視上、下部門的「垂直」連結關係

事實上面對實際突發情況,標準化的作業流程時常無法提供完善的解決方案實際情況仍是經由「水平式」的學習、意見交流社群的參與,始得到相關維修訊息與經驗。故,「社群」的存在有其關鍵性地位。

學習的理論與實務

科技至上論者混淆「資訊」與「知識」意義,而專注於資訊的積累上。

知識本身不在於資訊的接收而已,而在於消化與吸收,經由「學習」,個體將「資訊」轉化為「知識」。就此,作者認為學習的管道必須經由「實務」著手,「資訊本身並不足以構成可付諸行動的知識。能知必須先能行」[iv]。然而,「要練習實務最好的方法,是向一群有經驗的的同行學習」[v]。換言之,實務工作成就了學習,而「社群」又是提供「實務學習」的最佳環境

知識經濟時代的組織改革

科技至上論者提出「終結論」觀點--「距離之死」、「公司之死」。

作者認為當今企業面對知識經濟時代,應該針對流動性的知識做出有效的部署與管理,即透過網路聯盟方式進行知識上的共享與互惠。作者在此提出「知識群聚生態」概念,藉由此概念能顯現企業互惠所能達成的效果:藉由個別公司之間對訊息的互通有無,知識在地區範圍內以流動的形態進行傳遞,如此,群聚生態之下的經濟效應將遠大於單獨公司所能達至的水準,甚至可與另一地區的大型企業體相抗衡。

背景環境對解讀資訊的關係重大

科技至上論者試圖對傳統紙張進行終結性的變革,提出無紙社會、或電子報等相關概念。

作者提醒世人,傳統紙張文件具有其固定的詮釋意義,足以掌握文章背景、脈絡,而資訊本身終究無法脫離背景而存在,做為典範的紙張文件仍有其絕對重要的地位。有效的溝通不在於獲取資訊的多寡,即在於對背景環境的了解與重視。

資訊對大學教育的挑戰

科技至上論者認為「遠距教學」消除地理距離的限制,將終結傳統大學校園。

作者認為傳統大學組織上會有所革新,但是大學校園中教室、圖書館將不會如科技至上論者所言「終結」情況發生,數位時代的大學仍具有無可取代的多項特質。

制表人 葉允斌

小結

作者以經驗實例論證,資訊與科技終將無法解決所有的社會問題,其社會問題以及資訊引至的其他社會問題,終將依歸於社會資源進行解決,而社會資源的具體呈顯即為人類組織、社群以及體制。

 

四、超越

科技至上論者眼裡,許多傳統社會系統或社群組織看似「限制」者,卻往往富函豐富的資源,如此,關鍵只在於人們如何看待傳統的體制,如何將「限制」轉化為助力。另一方面,作者認為傳統體制並非如科技至上論者所言即將終結,而是進行不斷的演進與革新,人們看似消逝的體制,事實上只是改變其形式,「突變」成另一種新體制而制約著人們。換言之,人類終究無法跳脫體制的制約與影響,體制總是如影隨行的,縱使生活在資訊時代的人們,也不可忽視「體制」的關鍵性存在與絕對的影響力,尤其是面臨解決現存社會問題的同時。

 

、結論--筆者心得

從直視「前方」到環顧「四周」--「科技理論」與「實踐」之間

「在偉大的社會學傳統中,理論與實踐Theorie und Praxis的關係所涉及的一直都是善的、正確的生活,是作為國家市民的個人的共同生活、真正的生活」[vi],德國社會學大儒Jürgen Habermas曾經論及「理論與實踐關聯」的討論,認為理論本身必須擁有內在的反省能力,保證理論的基礎本身,才能對社會現實作出強而有力的批判;另一方面,為保證理論本身批判的基礎,理論必然有賴於實踐的批判與檢證,換言之,理論與實踐之間必須有其內在的關聯性:理論若脫離實踐,理論將僅成為「技術」,無法回答社會現實的問題。

Habermas名著《溝通行動理論》,對「語言的批判性」的討論成為溝通理論當中的核心觀點,哈氏認為:因為「語言」促成了主體之間溝通、互動、爭論以及協商的可能,「藉著對話的自我反省,理論與實踐合一」[vii]。相較於《資訊革命了什麼?》一書,作者並無相當多的社會理論性的論證,但可發現John Seely Brown Paul Duguid試圖提出社會資源--固有的人類「社群」,認為「社群」可做為彌補科技理論與實踐之間可能產生的落差,然而這個社群原來就一直存有著,只是被科技至上論者所刻意忽略,於是「科技技術」與「人類生活」便分道揚鑣了。例如文中所舉影印機技術代表例子,當技術代表面對現實機器損壞情境,做為指導維修機器的流程安排,並無法提供有效支援,如此「社群」在當中即扮演關鍵性的彌補性角色,技術代表可藉由與另一位同伴進行討論,亦可在公司裡與同社群中的同事進行意見交換,以增加對突如其來的機器損壞情況進行維修的成功率。由此可看出,縱使在現今資訊進步的社會裡,「社群」仍具有其關鍵性的地位。

換言之,於作者大篇幅的進行對科技至上論者的批判與質疑,即在於科技至上論者僅單純關注於資訊科技技術的可能發展,卻刻意忽視人類現實生活中的社會資源。最終,科技溣為單純「技術」,對於人類生活冷眼以待,人類本質亦將受到抹滅。故,作者提醒我們回到「社群」本身,從人性價值重新審視科技意義,除了「向前看」之外,更要向「四周看」,審視人類的真切生活,隨時提出質疑。或者,如Andrew L. Shapiro所言「批判的了解科技的角色,並以符合根本的人性價值的態度運用科技」[viii]

 

 

注釋



[i] 參考Marcuse之《單面向的人》。

[ii] John Seely Brown Paul Duguid 著,顧淑馨 譯,《資訊革命了什麼?》,台北:先覺出版社,p.20

[iii] 同上,p.96

[iv] 同上,p.145

[v] 同上,p.145

[vi] Jürgen Habermas 著,《理論與實踐》,1963

[vii] 翟本瑞 著,1999,《思想與文化的考掘》,嘉義:南華大學。

[viii] Andrew L. Shapiro著,劉靜怡 譯,《控制權革命:新興科技對我們的最大衝擊》,臉譜出版社,2001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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