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第32期，2003年06月15日

內容摘要：哈維認爲，20世紀晚期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系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即從福特主義到彈性積累的轉變，這種歷史斷裂構成了後現代思想存在的基礎。但是哈維强調，在這種變化背後，資本主義積累的潜在邏輯幷沒有發生變化，在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之間仍然存在著連續性。哈維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的視野，提出時－空壓縮概念，具體分析了這種後現代轉變的實質，從而發展出了一個受馬克思主義理論形塑的後現代理論框架。

歷史是最大的辯證法實踐者，它在成就一切的同時又讓一切歸於無意義，或者說，它成就一切的目的就是爲了否定一切。曾幾何時，面對古典主義那巨人般的身影，現代主義高舉反抗的大旗幷一舉成功，從而造就了一個全新的文化時代。然而，就在現代主義高唱凱歌歡慶勝利的時刻，後現代主義者卻當頭棒喝：人類社會已經進入到了一個“後”時代——後工業、後現代、後歷史、後馬克思主義等。面對這種歷史的辯證法，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立場，把後現代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經濟動力相聯繫，從社會生産的時—空轉變，以及人們對時空壓縮的知覺的角度，具體分析和闡述了這種歷史變遷，幷據此對所謂的後現代狀况作了富有洞察力的論述。

歷史唯物主義認爲，資本主義作爲一種革命性的生産模式，其結構、行爲與文化都與人們的生産實踐密切相關。資本主義的産生、發展和成熟，始終都是圍繞對利潤的追求爲核心展開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社會組織以最大化資本的價值爲原則，這種對利潤的不懈追求，導致整個社會始終處于永恒的變動之中。哈維以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這一基本理論立場爲出發點，對20世紀晚期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轉變，進行了審慎的考察，幷據此對後現代理論作出了批判。哈維強調：“後現代理論需要面對的是它的思想根源——20世紀後期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的轉化。”[1]他認爲，政治－經濟系統的核心問題是控制市場和勞動過程，即資本積累問題。因此，哈維從組織控制市場和勞動變化的角度，將20世紀晚期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轉變視爲“一種在積累王國及其與社會、政治管理關係的轉變。”[2]即從福特主義到彈性積累的組織方式的轉變。

哈維認爲，從1945年到1973年間的戰後時期，資本主義市場和勞動控制是以福特主義爲特徵的。福特主義作爲一種資本主義生産組織方式，以剛性積累過程爲特徵，其特點是追求批量化、標準化生産和批量化、標準化消費，這是一種運用集體力量，將經濟當作一個整體進行管理與控制的剛性組織方式，其目的是刺激有效需求，進而重建商業信心。福特主義在實踐中的形成和展開，體現爲一個跨越半個世紀的複雜過程，它根源于依靠不計其數的個人的、企業的、制度的、國家的力量，以應對資本主義危機，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衰退。哈維認爲，作爲一種管理方式，“福特主義明顯地依賴民族國家，正如Gramsci所描述地那樣，民族國家在所有的社會管理系統內扮演了極爲重要的特殊角色。”[3]在20世紀20年代，大量的經濟問題開始在資本主義世界出現，這在客觀上需要國家權威的幹預以平衡資本主義，正如凱因斯所說，不同的民主國家爲了恢復經濟，更多地傾向于對經濟采取管制的態度。於是，福特主義開始形成。1945年以後，面對二戰的廢墟，國家權力的調整使福特主義與凱因斯主義緊密相聯，從而使福特主義作爲一種積累方式逐漸成熟起來。戰後推行羅斯福新政的美國，在政治經濟領域一枝獨秀，使美元成爲世界儲備貨幣，從而導致世界經濟發展與美國的財政及貨幣政策緊密相連。于是，福特主義開始被所有那些追求自己的勞動關係管理、貨幣和財政政策、福利和公共投資策略模式的民主國家所采用，幷憑藉以美國爲主導的全球軍事聯盟和權力關係，逐漸在全世界擴展開來。這時，福特主義已經不僅僅是批量化生産方式，而且更多地表現爲一種總體性生活方式，批量化和標準化同時成爲一種全新的美學、文化和商品消費方式。

然而，在1965年到1973年間，福特主義和凱因斯主義的固有矛盾越來越明顯地顯現出來了。這種矛盾，在表面上可以用“僵化”一詞來概括，表現爲批量化生産系統內長期大批固定投資的僵化，阻礙了計劃的彈性和不同消費市場的穩定增長。同時，這種僵化也體現在就業和勞動力市場上，以財政爲基礎的政府也受到了生産僵化的嚴重限制。而這種矛盾的深層原因，在于存在一個損壞而不是保護資本積累的大資本和大政府。

1973年由石油危機引發的資本主義世界大衰退，使人們清晰地目睹了福特主義作爲生産組織形式的破壞作用。因此，從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人們開始嘗試對經濟、社會和政治進行連續不斷重構和調整。“所有的流變和不確定性創造了新的社會空間，一系列的新式方法被應用在工業組織中，政治和社會生活也在進行重塑。這些實驗表徵了向一個全新的積累方式的轉變，同時伴隨一個非常不同的政治和社會管理系統的形成。”[4]政治－經濟系統開始進入了一個與福特主義的僵化相對的更富彈性的積累過程。這種後福特主義的彈性積累，表現爲“勞動過程、勞動市場、産品和消費模式的彈性。它以出現全新的生産部門、提供金融服務的新方式、新市場的出現，以及商業、技術和組織創新速率的極大强化爲特徵。”[5]

在從福特主義向彈性積累的轉變中，資本主義世界在1973年采用浮動匯率系統是一個標志性的事件。哈維認爲，福特主義－凱因斯主義的轟然倒塌，暗示著政治－經濟系統開始向一個與民族國家相分離的强有力的金融資本體系轉變。當這種轉變被置于運輸和溝通費用迅速减少的背景下時，生産和設計指令便能够在全球範圍內實現即時溝通。這意味著，自1970年代以降，一次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中間發生的、全球範圍內的權力轉移已經日益顯著地成爲現實。哈維認爲，這種從福特主義向彈性積累的轉變是顯而易見的。“更加富有彈性的資本強調的是創新、易變、即時、轉瞬即逝這些現代生活的共同特點，而不是福特主義情況下的僵化價值。”[6]大量事實表明，一個彈性積累的資本主義時代已經到來了。

在傳統社會學理論中，時間與空間常常被簡單地視爲社會行動的環境或舞臺，幷不假思索地接受時間和空間是一種可以客觀地加以數學測量的觀念，而在當代社會學理論中，時間與空間卻越來越被視爲相對的，並被認爲是滲透於社會行動過程中的關鍵因素。像吉登斯（A.Giddens）、卡斯特爾(M.Castells)、鮑曼（G.Bauman）等社會學家，都十分强調時間、空間與社會形式和社會過程的關聯。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甚至强調，“社會系統的時空構成恰恰是社會理論的核心”。[7]吉登斯認爲，在今天，現代性與全球化聯手改變了我們對于時間和空間的認知。他強調，理解現代性的關鍵之一是認識時間－空間的伸延和分離。現代社會不僅使時間與空間相分離，而且也使空間與場所相分離。由於郵件通訊、電報電話、互聯網等科技和社會組織方式的推動，人類的生活方式發生了巨大的變遷。在場的東西的直接作用正越來越被在時－空意義上缺場的東西所取代。換言之，時間與空間的無限伸延，導致社會被不斷地重組。與吉登斯強調現代性的時－空伸延不同，像鮑曼和哈維這些學者強調的是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例如鮑曼認爲，“‘時－空壓縮’這一術語概括了目前正在進行的人類狀况參數的多層面改變”。[8]哈維同樣將現代性的時－空面向性勢不可擋的變化概括爲“時－空壓縮”。哈維認爲，現代性改變了時間與空間的表現形式，幷進而改變了我們經歷與理解時間與空間的方式。現代主義促進了時間與空間的壓縮，而且這個過程在後現代時期已被大大加速，從而導致時空壓縮的强化階段。“强大的發明潮流，集中聚焦在加快和快速的周轉時間上。决策的時間範域（現在已經是國際金融市場上分秒必爭）縮短了，而且生活方式的風尚變換迅速。這一切伴隨了空間關係的激烈重組、空間障礙的進一步消除，以及一個資本主義發展的新地理形勢的浮現。這些事件，引發了强烈的時空壓縮的感受，影響了文化和政治生活的每個面向。”[9]

哈維强調，時間與空間概念是社會地建構起來的，它們與客觀事實的全體力量一起運作，隨著政治－經濟系統的實踐而一同變化，幷且在社會再生産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在資本主義興起成爲一種特殊的社會經濟體系中具有根本性的地位。這意味著，“時空概念和相關的實踐，在人類的事務裏，絕非是社會性中立的。”[10]換言之，時間和空間的客觀概念是通過物質實踐與過程而創造出來的，不能脫離社會行動來理解。哈維通過對資本主義時代時空的歷史地理學考量，說明有四個因素，會影響到時空概念和相關實踐的改變：“（1）先進的傳播和運輸技術，（2）分配過程不斷增加的合理性，（3）加速通貨運行的原水平世界水平的貨幣市場，（4）在某些地理場所（如城市、民族、地區等）裏不斷減少的資本空間關聯。”[11]在今天，電子技術使我們可以快速地通過空間移動人們及物品，加上建立在能迅速地在全球範圍內移動的資本基礎之上的彈性資本主義，使空間被壓縮，從而創造了一種全新的時空壓縮感。

哈維强調，資本主義是一個革命式的生産模式，它總是不停歇地尋找新的組織形式、新的技術、新的生活方式，以及新的生産與剝削的形態。資本主義在其時間和空間的客觀社會定義上，也是革命性的。收稅公路和運河、鐵路、汽船和電報、收音機與汽車、貨櫃化運輸、飛航貨運、電視和電子通訊，所有這些事物改變了時空關係，逼使我們進入新的物質實踐和空間再現模式。測量和分劃時間的能力也經歷了革命，首先是日益精確的計時器的生産和傳播，其次是密切關注生産的速度和調和機制（自動化和機械人化），以及貨物、人群、資訊、訊息等等的移動速度，已經成爲人類事務中快速移動而非固定的資料點。

馬克思主義認爲，社會勞動時間是價值的衡量標準，而剩餘社會勞動時間則是利潤來源的核心。因此，資本周轉的時間十分重要，因爲加速（生産、行銷、資本周轉）是個別資本家擴大利潤的有力競爭手段。據此，哈維認爲，時間是資本主義的重要量度，而同樣的命題也可以運用到空間的經驗上。空間障礙的消除和“藉由時間來消滅空間”的鬥爭，對于資本積累的整體動態非常重要，而且在資本過渡積累的危機中體現得格外明顯。藉著進入新地盤的地理擴張和一組全新的空間關係的建構，來吸收資本的剩餘（有時是勞動力的剩餘），已經是十分常見的事情。正如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所說，時空關係和全球空間經濟的建構與再建構，乃是資本主義能够存活到20世紀的主要手段。

對于哈維來說，從福特主義到彈性積累，從現代主義到後現代主義的文化轉變過程，最重要的是人們的時間和空間經驗的轉變。傳播速度的提升，徹底改變了人們對全球時間和全球空間的知覺。哈維把這種對時間與空間的知覺的改變，應用到金融領域，認爲隨著更快、更新的電子通訊，金融市場能够做到即時覆蓋全球。同時，通過這種時空壓縮，金融系統從實際的商品生産中分離出來。這種資本主義生産中的“價值評估面向貨幣靠攏的根本性轉變”，導致了資本主義向後現代主義特徵的轉向。

正是基于上述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轉變的分析，哈維進一步對新的後現代時—空場景進行了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和描述。哈維認爲，後現代狀態是一種隨著從福特主義向彈性積累的組織轉變，隨著經濟動力變化而發生的社會轉變，是由時空壓縮引起的世界巨變所呈現的一種社會狀態。換言之，正是20世紀晚期資本主義這一巨大變化，構成了後現代主義存在的基礎，但是，與後現代主義不同，他相信在福特主義和彈性積累之間仍然存在著許多的連續性。在他看來，“從1973年以來，資本主義表面上確實有著滄海桑田的變化……但資本主義積累和它那危機趨勢的潜在邏輯仍然沒有什麽變化”。[12] 這意味著，通過把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轉變置於連續的歷史情境之下，我們可以把後現代狀況納入到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和闡述之中，從而闡明後現代狀況的政治經濟基礎，把後現代主義視爲一種對資本主義時間和空間轉變的新反應。借助于歷史唯物主義，哈維把所謂的後現代視爲一面當今資本主義發展的鏡子，視爲對時空壓縮、政治－經濟轉變的反應。與後現代主義不同，他強調，這種轉變是一個連續的過程，後現代主義和現代主義都是同一個資本主義深層運動過程的反映。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福特主義和後福特主義，共存於當今的世界之上。在這一點上，相信哈維會同意哈桑（Hassan）的說法，“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幷沒有一層鐵幕或者一道中國萬裏長城隔開；因爲歷史是一張可以多次刮去字迹的羊皮紙，而文化則滲透在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時間之中。我猜想，我們都同時帶著些許維多利亞、現代和後現代的氣質。”[13]

後現代主義對現代性的批判中，主要集中在理性、歷史和人三個方面。哈維拒絕後現代主義者對理性的批判，認爲“後現代主義的花言巧語是危險的，因爲他避免了去面對政治經濟的現實和全球權力的環境。”[14] 但他承認後現代的“不確定性”，在他的理論視野中的後現代，更多地表現爲去中心性、瞬間的變异性、差异性以及不確定性和多元性等特徵。他强調應從社會經濟方面界定後現代，正如現代是“對生産、流通和消費的反應”一樣，後現代是由福特主義到彈性積累的生産組織方式的轉變所引發的。因此，哈維一方面認爲後現代思想裏有著許多的優點，另一方面他從馬克思主義的視角，又强調後現代主義存在著許多嚴重的缺點。後現代理論被他指責爲過分强調現代世界的各種問題而過低評價現代世界的物質成就，因爲在哈維看來，時空壓縮、彈性積累導致的後現代，是一種理性發展所帶來的經濟社會變遷的産物。

哈維認爲，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出現的更加激烈的時空壓縮，導致在政治和私人領域以及社會公共領域相應出現的大量即時和碎片化的時間，確實意味著一個特殊的後現代時代的到來。他以鮑德裏亞（J.Bandrillard）和福柯（M.Foucault）等人的思想作爲參照，借用“擬像”和“多重共時主體”等概念，來具體面對和描述這種後現代狀况：“日常生活中在同一時空中把不同的世界（商品）聚合到一起的擬像交織，幾乎取消了任何原初性的痕迹，即産生它們的勞動過程，或者在生産中所蘊涵的社會，這些幻像本身最終變成了現實。”[15]而這種時空壓縮會影響到整個社會的經濟、階級、文化和日常生活，縮短生産、交換和消費的周期，幷且使消費時尚發生轉變，即從消費物品轉向消費服務，從而逼迫人們去面對和處理更多的新奇物、資源和即刻可能淘汰的物品。在這種分化、流動、易變的世界裏，廣告和媒體形象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它們藉由製造擬像，越來越有力地操縱著人的欲望和品味，而生産實踐也日益從生産實物轉向了生産市場形象。

從對後現代狀况的這種理解出發，哈維進一步對後現代的建築、城市規劃、電影、廣告等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描述。在哈維看來，城市，無論它的空間樣式是如何組織的，都有一個物質實踐基礎，基于此一可感知的社會實踐，城市才能被思考、評價和獲取。後現代城市是一個多中心、多層次、具有自身特色的居住地。他詳細考查了他長期居住的城市巴爾的摩：

這個城市開始慶祝鄰裏和族群間的多樣性，甚至走出原來的路子而去推進族群（與種族不同）認同。在20世紀70年代的第一年裏，有34萬來訪者來到這個城市，而到1973年這個數位已經膨脹到將近2百萬。但逐漸地呈現出更少的鄰居關係和更多商業化關係（即使族群群體也開始從販賣具有民族特色的商品中獲利）。這個城市開始在一個管制的基礎上吸引越來越多的人來到郊區，開始能够看到各種景觀。從這種狀况發展到一個制度化了的近乎永久性的商業港口（一個臨水發展，比迪斯尼吸引更多人群）、一個科學中心、一個水族館、一個會議中心、一個游艇停泊港、不計其數的旅館、各式各樣的娛樂城的狀况只有一小步路要走。從這些杰出成就（雖然城市中的貧困和無家可歸者、衛生保健、可提供的教育，已經被忽略甚至遺忘了）不難判斷，這種發展顯示一個整體上與20世紀60年代占主導的郊區翻新模式不同的建築發展模式。[16]

哈維認爲，巴爾的摩這種具有展示性和瞬間性特徵，閃耀著表面感性和歡樂參與的後現代建築景觀，在新的城市空間發展中幷不是唯一的，而是一種極爲普遍的現象。他進而指出，今天的城市空間，已越來越注重和追求創建一個適宜和高質量的形象空間，幷以建築和都市設計來回應這種追求。這些追求和變化把經典的城市帶入到了一個後現代調色板、後現代劇場的流行藝術與技術世界。“最終，後現代建築和城市設計傳達了一種對激情世界的追求，這些虛幻帶引我們超越現實，進入到一個想像的世界。”[17]

身處20世紀晚期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體系轉變時期，哈維從中覺察到了某種後現代的變化和斷裂，幷致力于從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對這種變化和斷裂從理論上加以概括。他強調：“我的立場顯然是馬克思主義的，也就是所有探討都依照歷史地理學的唯物論的基本原則來開展。客觀的定義，首要以對社會再生産的物質過程的研究來理解，而非訴諸思想與觀念的世界。”［18］借助于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哈維闡述了後現代思想所包含的優點和缺點。他批評後現代理論過分強調現代世界的各種問題而過低評價現代世界的物質成就。更重要的是，後現代思想完全接受了後現代性以及與之相連的那些問題，而沒有去探討解决這些問題的方法。他認爲，後現代主義對社會的指責和批評，沒有注意到政治經濟的現實和全球權力的環境。而問題的關鍵在于，後現代理論需要認真面對它自己的思想根源——20世紀後期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的轉化，即從剛性積累到彈性積累的轉化，因爲這一轉化正是後現代思想産生的基礎。而哈維基於歷史唯物主義所開啓的研究思路，正是要從20世紀晚期資本主義轉變所引發的新時空經驗入手，來理解後現代狀況的實質。與後現代主義不同，哈維相信，在福特主義與後福特主義之間不僅存在著斷裂，而且存在著連續性，福特主義和後福特主義都是同一個資本主義深層運動過程的反映。所以他一方面贊揚不確定、流動、分裂和差异意義，另一方面又强調統一的（全球化）規則限定了貨幣的權力，以及溝通（互聯網）與商品文化的規則；一方面强調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之間的連續性，另一方面又强調後現代性中的某些斷裂。可以說，哈維站立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上，借助于時空壓縮概念對20世紀晚期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轉變，以及建築、電影、藝術等後現代文化的分析，在相當程度上體悟到了我們這個時代的一些深層困境。他的分析“揭露了文化表現爲何突然朝向否定意義與反諷，幷以之作爲至高價值的社會性根源”(哈維甚至認爲這種分析賦予歷史唯物主義以一種更新或重建的可能性)，不過，正如卡斯特爾所說，哈維對當前文化轉化過程的分析，“賦予了資本主義邏輯過多的責任”，［19］因此很難說哈維已經爲我們清晰地描述了今天這個世界的面貌，但我們仍然有理由認爲，他爲我們接近對這個新的時代的理解，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1] G.瑞澤爾，《後現代社會理論》，華夏出版社，2003年，第235頁。

[2]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0, p.121.

[3]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p.135.

[4]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p.145.

[5]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p.147.

[6]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p.171.

[7] A .吉登斯，《社會的構成：結構化理論大綱》，三聯書店，1998年，第196頁。

[8] G.鮑曼，《全球化：人類的後果》，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1頁。

[9] D.哈維，〈時空之間：關于地理學想象的反思〉，《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産》，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92頁。

[10] D.哈維，〈時空之間：關于地理學想象的反思〉，《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産》，第387頁。

[11] J.特納，《社會學理論的結構》[下]，華夏出版社，2001年，第297頁。

[12]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p. 189.

[13] 哈桑，〈後現代主義初探〉，《後現代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118頁。

[14]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p.117.

[15]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p. 300.

[16]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p. 89.

[17]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p.97.

［18］D.哈維，〈時空之間：關于地理學想象的反思〉，《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産》，第383頁。

［19］M.卡斯特爾，《網路社會的崛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56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