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社會學對現代性動力的社會學分析
蘭州大學社會學系 韓瑞霞 黃少華
在今天，我們習慣於把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20年代初創時期的西方社會學稱之爲“經典社會學”，而這一時期，恰好是歐洲社會完成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的時期，也就是吉登斯(A.Giddens)所說的現代社會制度“斷裂”時期。[1]作爲與這種現代性社會制度“斷裂”密切相關，以對其進行理性反思爲主旨的知識形態，經典社會學的研究主題、問題意識、概念範疇及理論範式，都與“現代性”主題密切相關。例如，經典社會學家對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斷裂”過程，普遍表現出了一種強烈的理論關注，並且將“斷裂”前後的社會形態，“二元化”爲對立的兩種類型，如“身份社會－契約社會”（曼恩）、“尚武社會－工業社會”、“貴族制－民主制”（托克維爾）、“社區-社會”(滕尼斯)、“機械團結－有機團結”（塗爾幹）、“封建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馬克思）、“宗法傳統經濟－理性資本主義經濟”（韋伯）、“首屬群體－次屬群體”（庫利）、“親密關係－契約關係”（索羅金）等。[2]而爲了闡明這種“制度轉變”（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的根源，對作爲現代社會“斷裂”背後的動力機製作出社會學分析，自然成了經典社會學研究的一個重要主題。因爲如果沒有對現代性動力機制的社會學分析，那麽，前後兩種社會的“斷裂”，就無法獲得合理的解釋。而這兩個方面，正好構成了經典社會學理論範式的基本特徵。
壹
經典社會學家一般都傾向於把社會發展理解爲一個進步過程，無論他們對進步的前景持樂觀態度還是悲觀態度，都“極爲重視現代性的‘機會方面’”，相信“由現代所開闢的使人獲益的可能性，超過了它的負面效應”。[3]馬克思和塗爾幹意識到他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危機四伏的時代，但他們都相信隨著現代性的進展，這些危機能夠被現代性本身所消除。馬克思設想了一種更爲人道的社會體系的誕生，它能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異化現象；而“塗爾幹則相信，工業主義的進一步擴張，將建立一種和諧而完美的社會生活，並且，這種社會生活將通過勞動分工與道德個人主義的結合而被整合。”相對于馬克思和塗爾幹，韋伯則較爲悲觀，“他把現代世界看成是一個自相矛盾的世界，人們要在其中取得任何物質的進步，都必須以摧殘個體創造性和自主性的官僚制的擴張爲代價。”[4]然而，即使是韋伯，也並沒有能夠真正意識到現代性更爲黑暗的一面究竟有多嚴重，他仍與馬克思和塗爾幹一樣，認爲現代性會導向一種更幸福更安全的社會秩序。
正是基於這種進步主義的理論範式，經典社會學認爲，作爲現代性制度的理性資本主義、工業社會或有機團結社會，較之于傳統的宗法經濟社會、封建主義社會、機械團結社會具有無可比擬的優越性。而對這種從傳統到現代的歷史性變遷動力的制度性分析，構成了經典社會學的一個重要內容。雖然經典社會學對這種動力的理解各不相同——例如馬克思認爲影響現代世界的主要變革力量是資本主義，塗爾幹則將其主要歸結爲工業主義，而韋伯強調蘊藏在新教倫理中的“合理化”才是主調；然而，他們在對這種現代性動力作社會學解釋時所體現出來的理論範式，卻又顯示出了驚人的相似性。“社會學中最著名的理論傳統，包括那些從馬克思、塗爾幹和韋伯的著作引伸出來的觀點，在解釋現代性的性質時都傾向於注意某種單一的駕馭社會巨變的動力。”[5]
一、進步主義範式
無論是通過與前現代社會形態的比較，還是通過對現代制度的內在特性的揭示，經典社會學對現代性動力機制的分析架構，都體現出一個重要的特徵即“進步主義”，其實質是“把人類歷史看作是有一個總的發展方向，並受著某種具有普遍性的動力原則所支配的過程。”[6]這意味著，在經典社會學的理論範式中，社會進化論的影響無處不在。
馬克思認爲，現代社會的進步性，體現在資本主義的産生，符合當時歷史條件的要求。在封建社會後期，當生産力發展導致舊的生產關係已不能適應生産力的狀況時，新的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崛起，無疑是一種歷史的進步。馬克思對這種進步性作過形象的描繪：“手推磨産生的是封建主義的生産方式，蒸汽機産生的資本主義的生産方式。”生産方式的這種“升級換代”，推動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而塗爾幹通過對勞動分工的社會學解釋，闡明了由複雜的勞動分工所孕育的工業主義這一現代性動力因素所體現的現代社會的進步性。他認爲，分工使現代社會在穩定、有序的情勢下實現了轉型，而且分工本身所體現出來的功能耦合、結構互補特徵，使其能夠依賴自身化解如失範的分工、強制的分工、反常形式的分工所導致的一定程度上整合度的降低及道德感的破壞。而韋伯之所以認爲新教尤其是加爾文教能産生與資本主義精神相契合的勞動天職觀、職業成就觀、節欲勤儉觀，在於它首先把人們從冥冥的宗教儀式活動中解救了出來，強調個人只是通過在世俗世界的經濟活動來證明上帝對自己的恩寵。[7]顯然，這種入世的救贖觀與主張逃避世俗的隱修式的禁欲主義相比，具有無可比擬的進步性，正是這種理性精神，最終推動了理性化資本主義社會的崛起。
二、單一動力解釋架構
之所以幾乎所有的經典社會學家都以不同的表達方式，將基本的社會形態劃分爲“傳統-現代”兩種理想類型，“在相當程度上正是因爲他們認爲存在著一種與先前不一樣的社會變遷動力，並在改變著這個世界”。[8]儘管經典社會學家對影響現代世界的動力有著不同的理解，而且都程度不同地相信影響社會進步的因素存在著多個維度，但是他們卻又常常借助于某種單一的因素，對現代性動力作單一的解釋。例如，雖然馬克思承認現代社會轉型是經濟、政治、文化多種力量整合的結果，但他始終認爲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力量，是資本主義的生産方式即生産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馬克思認爲，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夠代替封建主義，正是由於這一矛盾運動使然。隨著封建主義的衰亡，農業生産被供國內外市場需要的生産所取代，這個市場擁有豐富的物質産品，而且人的勞動力也成了商品，從而使現代性所呈現的社會秩序，在經濟及其他制度方面都具有資本主義的特徵。在馬克思那裏，這種現代性特徵被解釋爲投資-利潤-投資迴圈的後果。與馬克思不同，塗爾幹反對以經濟文明來劃分社會，主張推動社會變遷的只能是人的因素。他把由複雜的勞動分工所孕育的工業主義視爲從機械團結社會向有機團結社會過渡的根本原因。他認爲，正是由於勞動分工的日益發達，使得社會成員的職業專門化程度提高，整個社會的異質化程度也隨之增強，從而導致從事專門活動的個體間呈現出一種全新的關係，“集體意識”削弱，個性得以發揮，恢復性法律代替懲戒性法律，最終實現以有機團結爲特質的現代社會。[9]而在韋伯看來，近代理性資本主義之所以在歐洲産生，是由於新教倫理的勞動天職觀、節欲勤儉觀、職業成就觀與資本主義的理性精神，即“通過勤儉節約的生活方式來達到資本積累”具有內在的“親和性”（affinity）。[10]這很大程度上使得韋伯的社會學理論被人們視爲“文化社會學”。
三、民族-國家模式
馬克思、塗爾幹和韋伯對現代性動力機制所做的社會學分析，目的在於把握處於“斷裂”過程中的歐洲社會，這使他們的社會學理論範式呈現出一種較爲明顯的以民族-國家爲分析基礎的理論色彩。按照這種民族-國家中心論範式，“社會”作爲人類組織實體，構成了人類生活的基本框架，民族-國家不僅是實行有效社會控制的場所，而且是社會變遷實際發生的場所。社會的界限與國家的界限是同一的，所謂社會變遷，也就是民族-國家的變遷。[11]
在經典社會學的理論話語中，“社會”這個概念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經典社會學的一個重要貢獻，就是集中探討了“社會”這個社會學最重要卻又十分含糊的概念，用“社會”這一概念指謂社會聯繫，或者指謂社會關係的一種獨特體系。在塗爾幹那裏，社會甚至具有一種超然於個體之上的凸現性質。這種被經典社會學家預設的界限清晰的社會存在，具有自身內部的統一性，因此他們所說的社會，實際上就是民族-國家。正如吉登斯所說：“學者們一致認爲，‘社會’，更準確地說與現代相關聯的那種社會形態，乃是社會學研究的客體。由於‘社會’被解釋爲具有邊界的整體，因此在此它即指民族-國家。”[12]當馬克思、塗爾幹、韋伯分別從生産方式、理性化、社會分工等不同視角闡明形塑現代性的動力機制時，他們真正面對的，恰恰是以國家與社會高度融合爲特徵的民族-國家的形塑。而民族-國家是現代西方社會的一個具有本質意義的特徵。經典社會學家在分析與思考促使現代性“斷裂”背後的動力時，並沒有脫開歐洲民族-國家的特質而對社會作抽象的把握，從而導致他們將歐洲國家的現代性“斷裂”視爲具有普世意義的社會特徵。
四、理性化
經典社會學深受源於16世紀的啓蒙思想的影響。啓蒙思潮的重要價值趨向，在於強調自由與理性的意義。這種價值趨向，反映在應時而生的經典社會學理論範式上，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就是在對現代性動力機制作社會學分析時，呈現出非常明顯的強調理性化的理論傾向。例如韋伯強調，新教倫理主張積極創造財富的同時節制消費的觀點，認爲創造財富上帝是贊許的，而享受財富卻是禁止的倫理觀點，要求人們帶著倫理的義務去投入世俗的經濟生活，實現社會生活的全面合理化。這種作爲理性化精神的現實化身的新教倫理觀念，必然推動理性化社會生活的産生。不僅如此，而且經典社會學家在分析現代性社會轉型動力時所運用的方法，也具有明顯的理性化傾向。例如由韋伯提出的“理想類型”（ideal
typoligy）方法，即在研究中通過對現實中一些典型因素的突出、綜合得出一個比較分析的尺規的方法，雖然是以綜合現實中“許多彌漫的、無聯繫的、或多或少存在、偶爾又不存在的具體的個別的現象”爲基礎的，但韋伯強調，理想類型只是一個理性上的分析架構，即主觀思維建構的産物和邏輯上的純粹形式，“這種精神結構不能憑經驗在現實世界的任何地方發現。它是一種烏托邦。”[13]韋伯對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關係的闡述，在相當程度上反映的正是研究者審視問題的這一獨特角度或眼光。這種理性化的研究方法，正如阿隆(R.Aron)所說：“是與現代社會和現代科學的特點，即理性化的過程，聯繫在一起的。種種理想類型的建立，表明各門學科都在努力尋找物質的內在合理性，並以某種半成型的物質爲基礎建立這種合理性，使物質爲人們所理解。”[14]經典社會學對現代性動力的這一分析架構，反映了現代性誕生之時理性化本身的強大威力，同時它對這一理性化傾向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貳
社會學作爲一門獨立學科的産生，與西方現代性社會轉型有著本質上的勾聯。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是歐洲社會發生劇烈變遷的時期，也就是從傳統到現代的社會轉型期。經典社會學作爲對這一社會變遷的知識關注和反思，以理論結構的形式，反映了這一時期社會文化的基本主題，體現了對當時社會進程“斷裂”的“時代興趣”。對於經典社會學來說，正是通過對這一現代性社會變遷的理性反思，建構了其社會學的基本理論範式。
如前所述，經典社會學理論范式對現代社會轉型的社會學解釋，有一個重要的特徵，就是運用類型學的方法，對社會形態作一種“二元化”的解釋。而爲了說明兩種社會形態轉變的動力，經典社會學又往往求助於某種單一的動力因素。這種對現代性動力的分析，既是經典社會學對時代變遷的理論反應，同時也構成了經典社會學理論範式的一個重要特徵，體現了經典社會學家對現代性“斷裂”背後的根本動因的理性追問。因此可以說，對現代性動力機制的社會學分析，是經典社會學理論範式的核心之一，“正是因爲他們認爲存在著一種與先前不一樣的社會變遷的動力，並在改變著這個世界，所以才會使經典社會學家以不同的表達方式，都將基本的社會形態劃分爲‘傳統-現代’兩種理想類型。”[15]換言之，對現代性動力機制的社會學闡述，正是經典社會學家對現代社會“斷裂”作出“二元化”說明的根源。這種理論解釋架構的意義，不僅在於對現代性社會“斷裂”及其對人類社會的後果第一次作出了理性的反思，而且在於建構了一種全新的面向現代社會的知識範式。
然而，這種用以解釋現代性社會“斷裂”的分析架構，雖然體現了當時的“時代興趣”，但卻具有不可避免的先天缺陷。首先，正如吉登斯所說，現代性社會“斷裂”的動力機制在制度層面上多維的，但經典社會學家對這種社會變遷的動力，都只注重某種單一制度性分析，因而或多或少地呈現出較爲明顯的“決定論”色彩。其次，儘管經典社會學家在不同程度上意識到了現代社會是一個問題層出不窮的時代，例如塗爾幹認爲，失範的勞動分工可能導致個體與群體産生離異感，而極端的個人主義則會造成社會認同感的缺失；韋伯則指出，形式合理性的膨脹，會導致人類困於“理性的牢籠”（the
iron rationality）而無法解脫；而馬克思更是對資本主義社會人的“異化”進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批判。然而，在總體上，經典社會學家在理論上更關注于對現代社會的“機會方面”作出理論上的“合理”解釋，相信由現代性所開闢的使人獲益的可能性，遠遠超過了它的負面效應。在現代性越來越展現出其“風險”一面的今天，經典社會學的這一局限性已日益明顯地凸現出來了。第三，社會學作爲對現代性社會轉型的理性反思，在本質上與“現代性方案”息息相關。經典社會學對現代性動力的社會學分析，正是對歐洲因工業社會崛起而造成的社會“斷裂”的反應。但“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歐洲環境強烈地影響和限制了我們試圖理解現代社會發展軌迹的一般途徑”，從而使其思想深深地打上了當時歐洲社會的烙印。然而，在20世紀，這種以歐洲的民族-國家爲基礎的社會學理論範式，“擺脫了其最初形成時的環境繼續發揮著支配作用”，“繼續向社會學提供大量重要的研究主題”。但在今天，社會學家已越來越認識到，現代性實際上比經典社會學家的“任何一種預設的觀點都要複雜得多”。[16]第四，經典社會學對現代性動力機制的社會學分析，體現了肇始於文藝復興的理性精神。正是這種理性主義的解釋架構，使其未能充分認識到現代性的反思性，即社會學知識與現代社會制度實際發展之間的相互影響。
總之，以歐洲現代性社會“斷裂”爲背景的經典社會學對有關這種“斷裂”的動力機制的社會學分析，既體現了深刻的時代性，又潛藏著歷史的局限性。正如現代性風險只有通過超越現代來克服一樣，對於經典社會學理論範式的所有局限，也只有通過超越現代性社會學的理論範式才能克服。
[1] A.吉登斯，《現代性的後果》，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年，第5頁。
[2] 周曉虹，《西方社會學歷史與體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頁。
[3] A.吉登斯，《現代性的後果》，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年，第6頁。
[4] A.吉登斯，《現代性的後果》，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年，第7頁。
[5] A.吉登斯，《現代性的後果》，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年，第9頁。
[6] A.吉登斯，《現代性的後果》，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年，第4頁。
[7] 蔡禾主編，《現代社會學理論評述》，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3頁。
[8] 周曉虹，《西方社會學歷史與體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62頁。
[9] 蔡禾主編，《現代社會學理論評述》，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9頁。
[10] 張維安，《文化與經濟：韋伯社會學研究》，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95年，第46頁。
[11] 梁光嚴，《全球化研究與社會學的範式轉換》，《國外社會科學》2000年第3期。
[12] A.吉登斯，《民族-國家與暴力》，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第24頁。
[13] M.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85頁。
[14] R.阿隆，《社會學主要思潮》，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年，第348頁。
[15]周曉虹，《西方社會學歷史與體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6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