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擬文化開展之可能性及其「象徵性」：
兼反思出版的「文化再生產」
南華大學出版學研究所 郭宣靆
摘 要
本文主要討論虛擬文化開展之可能性及其「象徵性」，延用了布爾迪厄的文化社會學觀點與「文化再生產」的論述，首先介紹作為虛擬文化開展之重要「場域」—虛擬社區，試圖從微觀層面導引出虛擬文化的主要五個特色，接著探討電腦輔助溝通如何以象徵性的方式促成資本的交換活動，這裡除了要揭露其背後所隱藏的權力鬥爭與階級衝突之外，更重要的是論證電腦輔助溝通確實為虛擬文化生成之初步階段。最後則反思出版活動在涉入虛擬文化的場域時，所面臨的轉型。
關鍵字：虛擬文化、虛擬社區、電腦輔助溝通、布爾迪厄、出版、文化再生產
一、前言：文化概念的發展與演進
文化與人類的生活息息相關，並隨著不同時代與社會的發展而在內容、意涵上有著多元而豐富的指涉。在面對已然步入的資訊時代或即將來臨的資訊社會，藉由回顧「文化」一詞的概念演化，進而思索「虛擬文化」在未來資訊社會開展的可能性，著實具有重要的意義。
「文化」長久以來，一直是社會學和其他人文學科研究的基本問題之一，根據《中國大百科全書》的定義：廣義的文化指人類創造的一切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的總和。狹義的文化專指語言、文學、藝術及一切意識形態在內的精神產品。「文化」一詞在西方來源於拉丁文cultura，原義是指農耕及對植物的培育。自15世紀以後，逐漸引申使用，把對人的品德和能力的培養也稱之為文化。在中國的古籍中，「文」既指文字、文章、文采，又指禮樂制度、法律條文等。「化」是「教化」、「教行」的意思。從社會治理的角度而言，「文化」是指以禮樂制度教化百姓。漢代劉向在《說苑》中說：「凡武之興，謂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此處「文化」一詞與「武功」相對，含教化之意。南齊王融在《曲水詩序》中說：「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其「文化」一詞也為文治教化之意。文化一詞的中西兩個來源，殊途同歸，今人都用來指稱人類社會的精神現象，抑或人類所創造的一切物質產品和非物質產品的總和。歷史學、人類學和社會學通常在廣義上使用文化概念。（楊心恒，1992）
實際上，「文化」一詞尚無統一的定義。在近代，給文化下一明確定義的，首推英國人類學家E.
B. Tylor。他於1871年出版了《原始文化》一書，文中指出：「據人種誌學的觀點來看，文化或文明是一個複雜的整體，它包括知識、信仰、藝術、倫理道德、法律、風俗和作為一個社會成員的人通過學習而獲得的任何其它能力和習慣。」（楊心恒，1992）而最為近代西方許多學者所採用的通俗定義，則是美國人類學家A.
L. Kroeber和C. Kluckhohn在1952年發表的《文化：一個概念定義的考評》中，分析考察了100多種文化定義所下的一個綜合定義：「文化存在於各種內隱的和外顯的模式之中，藉助符號的運用得以學習與傳播，並構成人類群體的特殊成就，這些成就包括他們制造物品的更種具體式樣，文化的基本要素是傳統（通過歷史衍生和由選擇得到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其中尤以價值觀最為重要。」（楊心恒，1992）
本文無意對各個文化定義做詳盡的評析，一來已有專門的學術著作，二來非本文所欲論證之「虛擬文化」特性，但為了讓讀者更了解文化概念的學術傳統與發展趨勢，同時了解學者們在文化概念界定上的優缺點，特別整理改寫了高宣揚先生在介紹布爾迪厄的文化社會學時，所提出的五個文化研究階段，藉此反映近現代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和社會心理學家對文化認識的歷程（如表一）。
表一 文化研究的五個階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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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
第一階段（十九世紀中葉到十九世紀八○年代） |
第二階段（十九世紀九○年代到二十世紀出） |
第三階段（二十世紀初至三○年代） |
第四階段（本世紀四○年代至五○年代） |
第五階段（本世紀六○年代以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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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物 |
泰勒（Sir Edward Burnett
Tylor）、斯賓塞（H. Spencer）、摩爾根（Lewis Morgan） |
博厄斯（Franz Boas）、涂爾幹（E.
Durkheim） |
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芮克里夫•布朗（AR.Radcliffe-Brown）、布魯伯（A.L.Kroeber）、毛斯（Marcel
Mauss） |
英、美、法三國鼎立的新的文化人類學研究局面，其中以法國的人類學家李維史陀（C.Levi-Strauss）最具代表 |
以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2-2002）為代表的文化社會學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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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特色 |
主要以十八世紀啟蒙運動的「進步」概念和十九世紀達爾文演化論為基礎，以自然科學的最新成果和基本方法，進一步論證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主義傳統，強調人的文化地位的優越性以及人類文化的基本特徵。文化的高低，是辨別野蠻和文明的標準，而西方文化是人類文明的典範，因為西方文化是人類文化演進的最高成果。 |
批判傳統文化研究的侷限性和片面性，強調多元和動態的文化研究方法。重視整體性的社會文化研究和各民族的具體特殊文化問題，進行經驗調查和實證分析，注意到精神層面和心理因素在群體和個體兩方面的表現與意義，其中包括了語言特徵的表達方式，擴大了人類文化研究的發展方向、深度及成果。 |
藉由吸收美國和法國各自具有優越特徵的研究結果，創造性地提出結構功能論的理論和歷史比較方法，不僅建立了人類文化學的研究傳統，同時出現了各自不同的文化理論。 |
出現了多元化的文化研究傾向。對於文化的心理深層結構和符號象徵結構的研究，在二、三○年代對於文化的語言象徵結構的研究成果基礎上，取得了新的突破。在某種意義上說，第四階段的人類學文化研究，為二十世紀六○年代後各個新階段的更活躍的多元化文化研究，做了理論上和方法論上的充分準備。 |
以反思的象徵論觀點和方法，探索當代人類社會的結構和人類精神心態結構的互動關係，並把這個問題當成他研究文化再生產中重點核心。相對於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等其他領域，文化已經躍居社會生活中的首位：現代的政治不能像古代或早期資本主義社會時期那樣，單靠政治手段就可以解決；現代的經濟，也同樣需要靠文化因素的大量介入，才能活躍起來，也就是說，文化因素已經深深地滲透到整個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和各個部門。 |
若是仔細研讀早期從事文化研究的學者之作品，可能會發現其最大的限制就在於他們始終把文化和自然置於相對立的背景下（認識論上的缺失），或者是在和社會結構相分離的情況下所得出的結論，也或許是過分專注於文化的靜態結構（作品），而忽略了文化的動態過程與背後的微妙（權力）互動關係之延續性。這也就是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提醒我們要從「反思性」（la reflexivité）的原則去察覺研究者在思想（或研究行動）上可能受到的時代、社會之侷限性。
簡而言之，文化實際上是由各種元素所組成的一個複雜的體系，除了是由人類透過後天學習而共同創造的一個連續不斷之動態過程外，文化更是具有「族群」和「階級」的特性，在整個文化的體系當中，各個組成部分在功能上互相依存，同時也在結構上互相連結，推動了社會整合和社會導向的功能。然而特定的文化有時候也成為社會變遷和人類自身發展的阻力。
本文為了深入討論虛擬文化開展之可能性及其「象徵性」，延用了布爾迪厄的文化社會學觀點與「文化再生產」（la reproduction culturelle）的論述，首先介紹作為虛擬文化開展之重要「場域」（champs／field）—虛擬社區，試圖從微觀層面導引出虛擬文化在聯繫真實與虛擬世界的曖昧特性，接著從「中介性」的功能而非「工具」的角度，探討電腦輔助溝通（CMC）如何以象徵性的方式促成資本的交換活動，這裡除了要揭露其背後所隱藏的權力鬥爭與階級衝突之外，更重要的是論證CMC確實為虛擬文化生成之重要助因，最後則反思出版活動在涉入虛擬文化的場域時，所可能遭遇的限制與風險。
二、虛擬社區中的「虛擬文化」
本節主要從虛擬社區活動的結構、精神、過程、類型以及符號等五個構面分別看虛擬文化的「空間權力」、「慾望流動」、「建構實例」、「互動模式」與「文化資產」等五項特點，旨在從微觀的層面與真實的例子分析虛擬文化的基本「場域」特色。也就是說，虛擬文化之所以可能開展，正因為這個場域的活動是確切存在的。
（一）結構：從MUD的虛擬互動看虛擬文化的「空間權力」
MUD不僅是早期虛擬社區發展的前驅，更是蘊育虛擬文化發展的搖籃。這個由原先少數電腦精英參與的多人互動遊戲，到當今為數龐大的青少年玩家，以及如雨後春筍般林立的網咖，光就「量」而言，就有不可小覷的「經濟」實力。但真正吸引玩家參與的卻是其特殊的「遊戲文化」，除了隱藏有設計者在空間創設時的權力慾與成就感外，也包括了追求升級時的玩家互動，或聊天、或交換情報、或共同作戰、或互相廝殺。
由於使用介面的豐富多元，加上遊戲充滿了不可預測的挑戰性，使得玩家通常玩上幾回之後就「黏」住了。不過對關心文化的人而言，最感興趣的問題莫過於：「這些遊戲背後所隱含的訊息，什麼樣的遊戲可以讓以高級知識分子為主的電腦族群廢寢忘食，甚至因而荒廢學業？這些人心裡在想什麼？習慣於 MUD 這種網路活動的人有什麼特質？」[2]也許是因為線上遊戲比真實生活更容易達到刺激的快感與「高峰經驗」，同時給予不同層次的需求以不同的滿足感（陳怡安，2002）。而這不正是人類尋求精神生命超越性的一種強韌生命力之表現嗎？在玩家一次又一次的自我超越中，不斷地突破原有能力狀態，朝著新的可能的超越層次發展，也同時開創了虛擬文化的無限可能性。
（二）精神：從虛擬化身看虛擬文化的「慾望流動」
「在網路上，沒有人知道你是一條狗」，這顯示了在虛擬社區中的活動並不是實體之間的交往，而是帶著人格面具所進行的角色扮演與互動模式。黃厚銘認為[3]：經由電腦網路媒介的人際關係，類似於隔著面具（persona）的互動。藉著創造一個代號（id），使用者可以暫時隱匿部份或全部在真實世界中的性別、學歷、職業、乃至於地位等身分，甚至跨越地域的限制與遠方的其他代號形成互動或資訊交流。這是許多人以匿名性（anonymity）來描述網路人際關係的原因，也是許多人把電腦網路上人際關係排斥為虛假或虛幻的理由。
然而，這種人際關係真的是虛假而且與真實生活無關，是可清楚區分斷絕的嗎？由Sherry Turkle研究網路使用者如何經由其網路活動拓展其性別和身分認同經驗告訴我們：在現實世界無法獲得滿意解答的個人，會轉到虛擬世界建立網路社群、尋求同好，也會透過網路科技架構起來的社群中尋找生命的意義與答案，然後回到現實世界，賦予生活不同的詮釋。「網路使用者因而得以初步理解自己的心理狀態，甚至進一步懂得從不同的觀點，詮釋社會演化、人我關係、政治、性別等等的意義。」[4]也就是說，虛擬化身所呈現的出來的慾望流動與延伸，是具有精神儀式的互動虛擬文化，隱含強烈的象徵結構與高度的情感投入。這同時意味著，儘管實際生活裡的身分地位似乎是不可見的，卻可能在角色的扮演當中，經由情感的窗口，透露出參與者本身的「生存心態」（habitus），亦即網路場域中「既隔離又連結」的身分與角色之間是有著雙重結構的意涵在裡頭的。
（三）、過程：從P2音樂社群看虛擬文化的「建構實例」
黃厚銘曾經借用涂爾幹的社會共同參與儀式，批評「唯有經由親身參與、在此時此地與他人共同擁有的一體感，才是社區、社群、乃至於社會的基礎，而這一點正是虛擬社區裡的人際關係所欠缺的。」[5]但不管是從線上遊戲的「網聚」活動或從美國P2社群的交往實例[6]來看，虛擬社區中的人際關係其實是可以移到現實生活當中來實踐的。雖然互動空間不同，但場域卻是一致的。
以P2（Postcard2）線上社群為例，其最大的特色在於成員們離線後也有持續多年的實際生活交往關係，甚至透過網路的聯繫來舉辦真實世界中的音樂慶典。其中一位成員Amy
Haugesag表示道：與社群成員會面的經驗比和朋友見面的感覺更密切，甚至成為自己近五年來的社交生活重心。因為在真實世界很難找到與自己一樣對音樂狂熱的女性友人，而男性友人根本不知道女性也會對音樂
同樣地熱愛。是P2虛擬社群提供了這樣的一個機會給她。[7]相信這種心靈契合（like-minded）與相見恨晚的經驗對許多曾經參與虛擬社群的人而言，是再真實也不過的共同經驗了，有時候熱絡起來，彷彿已經和對方認識了很久，甚至會忘了彼此只是透過e-mail聯絡而已。
成員間的爭吵固然在所難免，但Yates用自己的親身經歷說道：雖然我常和別人起爭執，但最後大家總是會彼此尊重。而這種意見的相左、衝突，有時候反而會激發出有趣的辯論，甚至當大家見面的時候，會意外發現對方其實是個非常好的傢伙。[8]
Knaus也反駁那些認為網路社群會導致人際疏離的批評者說：這類的指責就好比說鉛筆的發明使得人與人之間變的孤立一樣荒謬。[9]但也有成員認為若是要彼此工作，信任對方是很重要的，因此至少兩、三個月一次的「面對面」接觸是有必要的。
從上述的建構實例中我們發現到：網路社區作為一個「場域」，實際生活中的社會關係是相當可能滲透進去的，這也是虛擬文化的另一種象徵性曖昧。
（四）、類型：從電腦媒介的使用看虛擬文化的「互動模式」
不同的電腦媒介與虛擬社群所呈現的特性與互動模式也不盡相同，可以進一步區分成不同的場域，但總的來看，卻還是類似的關係網絡。不過這裡值得注意的現象虛擬社區的「次文化」形成。作為次文化的虛擬文化同時也具有雙重結構的象徵性，一方面是相對於真實世界的主流文化而言，另一方面也相對於虛擬世界的主流社群而言，其權力運作的方式是更為細膩而無所不在的，主要表現在它時間和空間方面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的共時交錯關係（同步、非同步，如表二所示），更重要的是其作為溝通媒介之「中介性」功能與其所承載之深層「象徵性」意涵。下一節會有比較詳盡的討論。
表二、電腦互動媒介之比較[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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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 |
非同步 |
匿名 |
主要活動 |
訊息 |
認同感 |
黏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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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Q &IR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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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
聊天 |
文字 |
普通 |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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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D |
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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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
冒險(遊) |
文字、圖 |
高 |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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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線遊戲 |
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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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
冒險(遊) |
圖示 |
高 |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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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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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
ˇ |
討論 |
文字 |
普通 |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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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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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
ˇ |
討論 |
文字 |
普通 |
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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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
|
ˇ |
ˇ |
綜合 |
文字、圖 |
普通 |
高 |
基本上虛擬社區中的媒介互動是「雙重性的線上互動」（the double-edge of online interaction），一方面使用者得以操弄時空如同重塑自我般的遊戲扮演，一方面也受限於媒介所建構出來的功能限制，兩者相互建構的同時也相互制約，有新結果產生的，也有刻板印象的加深，透過不斷的調整，其中介性之功能表露無疑：
…實踐的中介性環節在本質上就是人的創造物，也同時就是人類的的實踐本身的產品。這樣一來，人類實踐需要在具備不斷完善化的中介性因素條件下來進行；但同時，隨著實踐的發展，實踐本身所需要的中介性因素，也作為實踐的產品而不斷豐富和複雜化。實踐及其中介性因素之間，不僅存在著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的關係，而且還存在著相互構成相互推進的循環地不斷再生產不斷更新的關係。（高宣揚，2002：169-70）
（五）、符號：從溝通符號的使用看虛擬文化的「文化資產」
虛擬社區中的互動符號相當豐富。這些互動符號主要表現了人類行動和行動者精神心態與文化活動之間的相互滲透關係。而「表情符號」又是所有互動符號中，最具有情感色彩的表達方式，象徵著緊密相繫的人際關係。然而，就整個語言符號系統而言，虛擬社區中的符號表現其實是具有高度的象徵性權力—以整個英語世界為主宰的語言符號系統，例如全球網址、文字輸入法、程式語言、視窗介面等等，更不用說以英文網頁為主的資料庫了。由於使用者去中心化的錯覺，加上翻譯系統的即時處理（儘管不是很理想，可視為權力的破綻），彷彿所有使用者的立足點是平等的，但實際上卻不然。
撇開數位落差不談，光就符號的權力象徵性而言，我們就可以看出明顯的角力痕跡。除了朋友之間為了強化情感而互寄的溫馨勵志小品外（從某個角度而言，這也可以視為是一種權力交換或權力強化的關係），冷笑話、辛辣的對話、文字遊戲、誇張的廣告動畫等，幾乎都是以「寓言」、「諷喻」、「以動物喻人」的方式呈現。而這類的表達方式在東、西方文學傳統，如《世說新語》、《西遊記》、《聊齋誌異》、《坎特伯里故事》、《伊索寓言》、《十日談》等，都象徵著社會中的宗教或聖賢道德力量（權力）已經不符合世俗的期待與要求（例如賣贖罪券的謬行或滿口仁義道德的偽君子行為），因而興起了虛擬文化近乎嘲弄的「語言戲局」表述方式，如聊天室常用「粉」代表「很」、「醬子」代表「這樣子」（與官方語言形成強烈的對比），還有把通俗連續劇「飛龍在天」的歌詞翻成滑稽的英文「Flying
Dragon in the Sky」[11]，在網路上廣為流傳。
如果不從權力的角度（挑戰社會尺度）與心理補償的作用來看虛擬文化的「文化資產」，只是一昧地批評或籠統地歸類為「青少年次文化」，是無法全盤理解（或著欣賞？）線上的俗民文化。翟本瑞先生（2002a：130、131）認為：「笑話可說是匠心營造的巧思，以其情境的誤置、或表面上的類似性而產生的暗示作用、聯想作用，以達成精神上的或心靈上的補償作用」，而「精神能量的宣洩，不同時代、不同社會、不同情境，就有著完全不同的標準。它是針對社會中的權威與審查制度而發，經由對言論與思想的尺度加以打擊而得到的精神性勝利」。
就虛擬文化中的「互動符號」本身之深層「象徵」意義而言，如布爾迪厄所指出的：「任何象徵性結構都是與人的實踐有密切關係。這不僅是因為象徵結構及其體系都是人的實踐所創造的，而且其運作也是完全依賴於人的實踐活動。所以，象徵符號及其體系的生命力來自於人的實踐。脫離了人的實踐，任何象徵性結構及其體系就只是一串毫無意義的符號，是沒有生命、也沒有動力的純粹符號的堆積。」（高宣揚，2002：303）而就「語言結構」在虛擬文化所代表的意義而言，也印證了布爾迪厄所指稱的「語言權力關係」：
在象徵性實際活動中，具有象徵結構的語言，集中地透過語言本身的運作，把語言所包含的一切雙重意義結構滲透和擴展到社會結構中，一方面使社會和文化中原有的象徵性結構及其複雜關係，進一步透過語言的象徵性而再次雙重化和複雜化，另一方面，又同時帶動語言和社會象徵性結構的不斷再生產。…在這意義上說，「中介化」成為了語言象徵性權力運作的主要過程，也是整個社會在象徵性實踐中不斷複雜化和不斷區分化的主要途徑。…
語言的雙重意義結構，表面看來是各個歷史時代社會共識的結果，但實際上是社會中權力鬥爭的產物和基本條件。意義系統的建構，一方面，是社會各階層成員間力量較量的紀錄和結果，另一方面，又被社會中取得正當化統治地位的社會力量所利用，為他們的利益和權力再分配服務的象徵性體系。
語言中的雙重結構的重要性，正是在於它以自身的中介性環節為基礎，為與其相關的一切因素的不斷再中介化提供可能性。所以，象徵性運作，也就是象徵性實踐，歸根究底，就是中介化不斷分化和再中介化的過程。而且，由於象徵性運作中的中介化過程，為中介性因素的策略性運用提供了種種可能性，所以，中介化的象徵性實踐，就隱含著使用中介性因素的各種策略遊戲。（高宣揚，2002：303-05）
從上述五個構成虛擬文化的面向探討，成功地證明了虛擬文化乃具有特殊場域性質的文化活動，它不但不是鑲嵌於社會中的「附屬」文化，反而能夠透過高度象徵化的運作方式，一方面開創出曖昧、豐富的虛擬空間，同時也累積出其獨特的文化資產。
下一節將繼續論證當前的「虛擬文化」由於是建立在以「電腦輔助溝通」為主要中介性功能的「網路」基礎之上，也因此「網路文化」成為了當前最重要也最鮮明的「虛擬文化」代表。
三、電腦輔助溝通（CMC）作為虛擬文化的特性[12]
Lawley認為大部分對電腦輔助溝通（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所作的研究都只是把CMC視為是「工具」（tool）而非「建構出來的環境」（constructed environment）。只有少數的人類學家與社會學家從個體互動的角度來檢視「電腦文化」（culture
of computing），並研究電腦科技對人類行為與互動性的影響。
雖然人類學家與社會學家開啟了CMC的文化研究範疇，但真正從理論面來探討CMC的研究很少，因此Lawley認為借用布爾迪厄的文化社會學理論模式來分析CMC特別具有意義。他首先界定CMC環境為「文化」之合法性，然後簡單回顧布爾迪厄的學說，論述、類比相關架構，最後評估、總結其適用性。
（一）、將CMC視為「文化」之合法性
本文第二節已從「中介性」的觀點將CMC視為是虛擬文化的特性之一，但Lawley更細部地界定CMC是透過電腦與溝通網絡的參與者直接用來傳遞訊息（主要為訊息，但不限定為訊息）的過程。其所指的電腦輔助工具不包括telephony或是compressed
video，但不限定必須要透過鍵盤來輸入。此外，使用者必須意識到自己是與電腦科技互動來傳遞訊息，通常是文字訊息，但也可能結合聲音、圖形、視訊功能的成熟使用。很顯然地，這是在「反思性」的前提下，所刻意點明的做法。
Lawley也有一整節對文化定義的探討，並從具有權威性質的工具書或是學界的研究定義中發現，他們對於「文化」的觀念通常為：一種具有智識與藝術性的活動，或是從這些領域所獲得的知識。而將CMC視為是一種文化的論點，主要是從人類學家對文化所下的定義而來，也就是把文化當成是形塑人類生活的諸多過程與關係。然而這樣的定義又顯得太廣泛了，因此有必要再從各個範疇中去尋找其共通的特性，Lawley考察所得到的結論是：文化是意義的集（總）體創造，也就是強調文化作為主觀經驗的感受性，而非單純客觀的外在實證對象。如此一來，便巧妙地與布爾迪厄的「生存心態」（habitus）的概念掛勾，進一步指出布爾迪厄文化社會學理論所強調的菁英傾向，認為這些統治階層（dominant
class）最具有影響文化的能力，能夠主導、干預並同時塑造出「有意義的生活方式」。
（二）、布爾迪厄文化社會學中的理論架構
Lawley認為布爾迪厄的社會學模型與社會關係是根植於馬克思的階級與衝突，他把這樣的社會關係用「場域」（field）一詞來表達，亦即社會關係的競爭系統是根據一套特別的邏輯規則來運作的。場域是統治階層與臣屬階層之間爭奪權力的發生地點。統領階層的合法性來自於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的獲得，藉由這些象徵資本，階層複製的合法性也因此繼續延續下去。布爾迪厄的場域不是指單一的場域，而是日常生活中包括休閒、家庭、消費、工作、藝術以及其他場域的統稱，在不同的場域當中，統領階層則大同小異地從事資本累積的工作。
另一個重要的詞彙概念是「生存心態」（habitus）[13]，意指後天習得的一套系統運作方式，是有意識、可於實際生活中察覺的區分標準，進而形塑生活中的行動指導原則，簡而言之，就是個體所能了解在生活世界的那套「遊戲規則」。這樣的習俗慣性是可以主觀地建構，而客觀地加以實施，不必然是主客對立的情況。
布爾迪厄不認為社會的形式的是受到求生存的需求所驅使，而是在不同場域依著不同時空的生存心態而產生類似的階級衝突之象徵性行為，是帶有任意性的社會建構過程，不是功能性的決定方式。如同場域和生存心態代表著階級衝突發生的環境與規則，象徵資本就是統治階層得以複製下去的重要「工具」（tool）。
布爾迪厄的資本包括了經濟和文化的資本[14]，除了延續馬克思所談的經濟資本外，布爾迪厄的貢獻在於提出了文化資本作為一種競爭能力、建立合法性的重要手段，而這兩類的資本是可以互相轉換的。雖然經濟的資本較具有流動性，可輕易傳承下去，但文化資本也可透過教育制度的系統而創造出以文憑作為貨幣的交易市場。在布爾迪厄的學說中，資本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資本在階級持續鬥爭的過程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透過資本的獲得，統治階級得以施展象徵性的暴力以確保其合法性與可複製性。如同馬克思的觀念，象徵性的暴力愈隱而不現，愈無法受到挑戰，其階級統治的力量就愈龐大，布爾迪厄稱這類的象徵性暴力為「教學法行動」（pedagogic action）。
由此可知，布爾迪厄的學說不限於純理論的探討，還強調一種教學的行動實踐，亦即透過實際的應用，來發現真正存在於高等教育場域中所進行的象徵性資本與權力之交換活動。同時也提供我們用文化與社會學的模型來探討CMC的可行性。
（三）、布爾迪厄理論架構中的CMC研究
布爾迪厄在Homo Academicus一書中先從認識論的根源出發，反省並檢視研究所存有的內在限制性與不可避免的利益觀點，特別是研究者本身的涉入。也因此，當我們把CMC當成一個環境的時候，必須先認知研究者所扮演的內在角色，指出哪些是研究者個人的觀點。
為了套用布爾迪厄的理論，實有必要先說明在CMC的脈絡當中，潛在的場域（或可能的次要場域）、階級、生存心態與象徵資本究竟為何？然而，這絕非一件簡單的工程，只能姑且提出暫時可行的定義，等待未來進一步的經驗觀察後，再行修改。
首先，可以將每個CMC的系統都視為個別不同的場域，或者，也可以將所有的CMC媒介看成一個總的場域，而個別的CMC系統只是當中個別的次要領域。後者顯然比較適合。由於布爾迪厄對場域一詞的界定相當靈活，只要容許階層、生存心態和資本運作的地點，都可以作為廣義的場域，因此這樣的借用應該是可以接受的。至於階層在廣義的CMC脈絡當中，則是指：在不同CMC系統中所擁有的專業技術以及經驗值的多寡，年資愈久，就愈具有權威性，也愈容易累積其文化資本，這是很重要的一點。事實上，愈早投入CMC這個場域的系統（如WELL）、大學，相較於一些晚近的商業網站（如美國線上），確實具有較高的歷史地位與知名的傳統。當然，每個系統當中又有個體層次上的不同階層存在，這也是根據其所擁有的文化資本來進行區分的—早期的電腦使用者通常是菁英族群，這些電腦菁英包括了電腦科學家、網路計畫研究者，如ARPANet，也就是這些人決定了「網際網路」（Internet）的名稱，甚至還包括電腦業餘愛好者、網路駭客、草根性的電腦網路（如FidoNet）或是建置電腦系統與網路的那群人。1960年代的反文化行動主義者因為發現了CMC的影響力，也可算作是第一批的CMC族群。這一批族群除了在經濟上累積資本外，更是獨占性地壟斷了CMC所有的文化資本。透過國家力量的牽制，CMC是具有高度技術、使用目的限制的門檻，新進者更是容易受到嘲笑與攻擊。
不過利用布爾迪厄理論來談CMC最大的問題性在於「生存心態」的概念使用，因為這牽涉到了主觀建構的過程。然而，如果從CMC中所存在的「專門用語」（包含廣義的術語或特殊文化詞彙）的角度來看，就不難發現這一整套的語言傳統所建構出來的摸索、學習過程。光是從書架上所擺設的一堆專有術語辭典，便可一目了然，這不是其他媒介（如收音機、電視）所能比擬的。較具有代表性的辭彙包括了「網規」（netiquette）、「熱罵」（flaming）與具有歧視意味的「網路菜鳥」（newbie）。而這些詞彙的大量傳遞與使用，同時證明了CMC場域裡存在著一套既有的規範以及各類複雜的文化資本運作現象，權力之間的主從關係由此顯而易見。
本文認為Lawley成功地透過布爾迪厄的文化社會學理論架構看到了CMC作為文化場域的動態結構，但在另一方面卻又窄化了「虛擬文化」的某些獨特場域空間與深層的符號象徵性結構，事實上在「階級鬥爭」的過程，人類也不斷追求精神上的超越，而不是被動地等待統治階層的宰制，特別是在虛擬文化的獨特空間。此外，虛擬文化的豐富文化資產，不能單用權力的角度一概而論，必須放進更大的語言戲局與語言權力的結構中去做進一步的分析，找出必然的限制性與超越的可能性。而本文也一再強調必須擴充布爾迪厄的「場域」概念，不能一眛地套用社會鑲嵌理論[15]來看CMC的「工具性」，而是要從「場域」的「中介性」功能與象徵性活動來發掘虛擬文化的無窮寶藏。
當前的虛擬文化確實受限於「媒介」本身功能的限制，而以CMC為基礎發展的「網路文化」也只能是作為「虛擬文化」開展的初步階段，若是網路的「連線」功能有一天被「無線」的功能取代，當虛擬實境、增強實境、削減實境、遠具實境、互動式數位助理、代理人程式乃至於cyborg的虛擬世界入侵真實之後（或者取代？），是否屆時我們還能分的清楚虛擬與真實之間的界線？（翟本瑞，2002b：194-95）可以肯定的是，虛擬文化將不再是時空的問題，而是我們如何理解與互動的問題。布爾迪厄用高度象徵的「場域」概念，讓我們看見了虛擬文化開展之無窮可能性與虛擬文化豐富、多元的互動模式。
四、結語：兼反思出版的「文化再生產」
當前討論出版活動主要都是從「文化工業」的角度來看出版品的商業化活動，著眼於對大眾文化的批判，卻忽略更為重要的「文化」概念與本質正在累積量變造成質變的能量，也就是虛擬文化的大步開展。
把出版放在文化工業的範疇，看見的是文化工業的三個重要特性：（1）文化的產生越來越類似於現代大工業的生產過程、（2）文化的產生與現代科學技術的結合越來越緊密、（3）文化的主體越來越不是作為文化消費者的廣大群眾（陳學明，1996：19-20），特別是植根於交換價值而非使用價值所產生的社會商品之統治結構，亦即「拜物」（fetishism）的消費傾向。從某個意義而言，布爾迪厄把階級和品味掛勾，是延伸了文化工業這個部分的討論。於是乎，出版品的消費模式乃成為眾矢之的，儼然是當代文化學者批判大眾消費的代罪羔羊。
換另外一個角度（後現代）來看，Steven Connor認為：在全球化的情境下，從最廣義的角度來說，「文化」生產就是符號生產，換言之，也就是再現、影像，甚至「生活風格」。這種全球化情境已經開始超越只能製造具有實體、可計算的貨品或服務的老舊生產模式，而似乎具有更大的誘因。（1999：350）而從傅柯（Michel
Foucault）晚期的著作與皮喬（Michael Pêcheux）等其他理論家的論述中，則可確定後現代文化政治至少會朝兩個方面發展：第一、文化不應該再被單純地認為只是「再現」的空間，應該從物質層面出發，而不是基於某個距離之外「真實」生活的殘酷事實，因為論述理論將再現的形式與時機都視為某種權力關係（而不是單單反映出某個存在於某處的權力關係）。第二、我們不應該以龐大集團、單一結集、階層或國家等巨觀的角度，來理解文化的概念，而應該轉以微觀層面出發，研究存在於社會中每個角落的權力關係網絡。這個看法正好符合遠離歷史對政治進行全觀整體敘事的運動，同時也強調了解地方性、局部性的特殊差異與抗爭形式（Connor，1999：350-351）。由此可知，出版活動本身其實是涉入全球的文化政治活動當中，或透過版權交易、或透過翻譯活動，或以對抗某種形式的文化霸權而鬥爭，這點又和布爾迪厄談權力互動關係有異曲同工之妙。
相信到了網路空間[16]，這類的權力運作模式會更加細微，而出版活動的表現形式也會更加細膩、多元。自此，文化生產與保存的功能將不再是作為文化工業生產的傳統出版業所專有，而是透過轉換式後的「虛擬出版」新面貌出現，這是一種對於「空間或空間不存在情形的一種經由轉化反思的結果」（Connor，1999：362）。
參考文獻
楊心恒（1992）。《中國大百科全書》（正體字版）。台北：錦繡。
高宣揚著（2002）。《布爾迪厄》。台北：生智。
陳怡安（2002）。〈線上遊戲的魅力〉，《資訊社會研究》3：210。
翟本瑞（2002a）。〈線上俗民文化：以江西傳奇及檳榔西施為例〉，《連線文化》，嘉義：南華社會所。
翟本瑞（2002b）。〈網路文化與虛擬生活世界〉，《連線文化》，嘉義：南華社會所。
陳學明（1996）。《文化工業》，台北：揚智。
Connor, Stevn著、唐維敏譯（1999）。《後現代文化導論》（Postmodernist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ies of the Contemporary）。台北：五南。
Possibility
of Virtual Culture to Develop and Its “Symbolique”：
Xüan-dai Guo
Institute of Publishing, Nan-hua University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tries to discuss the possibility of virtual culture to develop and its “symbolique” by adopting Bourdieu’s sociology of culture
theory and his ideas about “reproduction
culturelle.” Starting with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field of virtual culture —the virtual
community so as to outline fiv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virtual culture, we
then turn to analyze the CMC while disclosing its symbolic capital exchanging
activities and its struggling for power, and most importantly, to argue that
CMC is just the first-stage of virtual culture in developing. Last but not
least, we reflex on the publishing activities when stepping into virtual
culture fields, focusing mainly on the possible transformation of publishing.
Keywords: Virtual Culture, Virtual
Community, CMC, Pierre Bourdieu, Publishing, Culture Reproduction
[1]本表整理改寫自高宣揚著（2002）。《布爾迪厄》。台北：生智，頁37-52。
[2]張民欣。〈MUD、文化、與 MUD 文化〉。（http://cindy.cis.nctu.edu.tw/MUD/97/annihilator.txt），2002/11/05
[3]黃厚銘。〈面具與人格認同—網路的人際關係〉。（http://cindy.cis.nctu.edu.tw/MUD/99/papers/huang1.txt）2002/11/05
[4]劉靜怡。〈從實際到虛擬，從不可變到可變：網路時代的身分認同、人我關係與規範運作〉。（http://cindy.cis.nctu.edu.tw/MUD/99/papers/liu1.html）2002/11/05
[5] 同註3。
[6] Knaus, Chris. “Twang in Cyberspace: How One Music-related Online Community Blurs the Line between ‘Real’ and ‘Virtual’.” （http://www.serviceleader.org/vv/culture/twang.html）2002/11/05
[7] 同註6。
[8] 同註6。
[9] 同註6。
[10] 引自陳怡安。〈虛擬社群〉。原表名稱為「虛擬社區的比較」（http://mail.nhu.edu.tw/~society/e-j/21/21-17.htm）2002/11/05
[11]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人生在世只有兩字 ／一字情，一字義／你的手親像我的天／我的愛只乎一個你／咱的心永遠永遠不分開／好男兒不怕出身低／男子漢志在出頭天 ／咱的緣前世就註定／咱的愛今生來完成／手牽手，心逗陣／把握好時機 ／~親像飛龍飛上天~ （One in the lake, body isn’t myself／ Only two words live in the world／／One is love；One is justice／Your hands are like my sky／My love is only giving to you／Our hearts never part forever／Man isn’t fear with low background／Real man’s goal is success／Our fate is doomed pre-life／Our love finish this present life／Hand in hand，Hearts are together／Take the good chance／Like dragon fly to the sky）
[12] 本節主要論點與架構是根據Elizabeth Lane Lawley討論CMC文化時所採用的布爾迪厄之「場域」（field）、「生存心態」（habitus）與「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等概念之分析，除了有延續的部分，本文更進一步地深入追問、檢討與釐清相關議題。行文時不一一註明出處，請讀者詳參Lawley, Elizabeth Lane.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An Initial Exploration.”（http://www.itcs.com/elawley/bourdieu.html）, 2002/11/05
[13] 關於habitus一詞的中文翻譯，有「習性」、「慣習」、「習癖」、「習俗慣性」等等，本文認為高宣揚先生所譯的「生存心態」最能貼切表達habitus一詞的深層意函，也最具有參考價值。詳細討論請參考高宣揚著（2002）。《布爾迪厄》。台北：生智，頁vii-x、190-96。
[14]布爾迪厄其實把社會空間的各個市場中競爭的資本分成：經濟資本（le capital économique）、文化資本（le capital culturel）、社會資本（le capital social）和象徵資本（le capital symbolique），後兩者為其最大貢獻。基本上文化資本（le capital culturel）可以採取三種形式：被歸併化的形式（l’ état incorpor é）、客觀化的形式（l’ état objectif）和制度化的形式（l’ état institutionalisé）。被歸併化的形式，指的是在人體內長期地和穩定地內在化，成為一種稟性和才能，構成為「生存心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客觀化的形式，指的是物化或對象化為文化財產，例如有一定價值的油畫、各種骨董或歷史文物等。制度化的形式，指的是由合法化和正當化的制度所確認的各種學位及名校畢業文憑等。詳細討論請參考高宣揚著（2002）。《布爾迪厄》。台北：生智，頁250。
[15]這類的討論以大衛波特（David Poter）和湯普森（J.B. Thompson）從「文化傳播」的角度談論最多，很多觀點也深具啟發性。中文文獻資料（二手評論）部分可參考James Slevin著、王樂成、林佑聖、葉欣怡譯（2002）。《網際網路與社會》（Internet and Society）。台北：弘智文化。
[16] 或稱作「電子空間」、「吉布生網際空間」（Gibsonian cyberspace）。吉布生的虛擬網際空間概念是一塊地方，那裡能整理世界上所有資訊，而且無形體的意識也能夠進入。無形體透過電腦而產生。吉布生網際空間提供權力給能夠在網際空間操弄資訊的人，不管它們是仰賴專家性的個人駭客，還是依賴公司組織的大型機構。（轉引自Jordon, Tim著，江靜之譯（2000）。《網際權力：網際空間與網際網路的文化政治》，台北：韋伯文化，頁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