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赫迪厄論電視》Sur la television

一個透過「場域」概念的解讀

高譜鎮（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研究生）

＜目錄＞

壹、緒論－－－－－－－－－－－－－－－－－－－－－－－2

貳、從關係的角度進行思考－Bourdieu的場域理論－－－－－3

一、概念的關係性

     二、「場域」概念的內涵

      三、遊戲的類比

      四、場域理論與系統理論

      五、場域分析的必要步驟

      六、Bourdieu對於文化生產場域的分析

參、另一種象徵暴力機制的揭發－Bourdieu的《論電視》－－6

肆、跨越界線的身影－對電視新聞場域邏輯的分析－－－－－7

      一、新聞場域的形構

     二、新聞場域的屬性

      三、新聞場域的僭越

伍、代結論：進入的權利和出去的義務－一種解決的策略－－10

陸、參考書目－－－－－－－－－－－－－－－－－－－－－11

《布赫迪厄論電視》

  Sur la television

         －－－一個透過「場域」概念的解讀

「我仍希望這些分析能提供工具或武器，給所有為了如下理想而奮鬥的影像從業人員：讓媒體成為一種民主公器，而不是成為形象符號的壓制手段。」

                                                                                                                                     Pierre Bourdieu 

壹、Bourdieu的學術軌跡  

    原是一個出身法國西南邊緣地區的一個鄉下青年，之後進入巴黎知識份子的核心體系，卻又不遺餘力地批判「國家精英」的核心，Pierre Bourdieu在法國社會學界不僅以理論見長，更關切當代的社會議題，與既存體制保持批判的距離，並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繼承了自Sartre、Foucault以來知識份子的社會實踐傳統（蔡筱穎，2000）。

Bourdieu的學術生涯開始於在阿爾及利亞從事人類學方面的研究，1960、1970年代他的研究以「文化」為主軸，其論著中突顯出不同階級都有其對文化、意識型態、代表性的各自偏好，卻與階級息息相關。Bourdieu批判「文化民主化」最具代表性著作之一，《秀異：品味判斷的社會學批判》，探討了六○至七○年代的法國人形形色色的品味/生活風格，顯示他們如何以消費、教育及品味/生活風格的展現，來塑造他們的階級身分，並將這些過程概念化，Bourdieu細緻地分析有關品味和階級之間的關係並依據社會階級形繪出一種以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為經緯的生活風格座標圖，竭力揭露出法國社會中所產生的文化錯覺，後來的事實發展也證明，法國的文化政策也逐漸修正為朝向滿足不同階層對文化藝術的需求為目標的多元化取向（蔡筱穎，2000）。

    1968年五月風暴的學生運動之後，Bourdieu開始反省其自身所處的教育體制與學術環境，《再製》、《學術人》、《國家菁英》是他對支配現代社會的權力、知識份子、政治、官僚體系、經濟生產關係所做的研究，Bourdieu認為學校教育是服務於優勢階級，經由在性別之間、支配者與被支配者之間文化資本不平等的分配、再製的秩序（蔡筱穎，2000）。Bourdieu開啟對教育和學校傳統概念批判的教育社會學，無異成為再製理論研究典範的大師之一。

在關懷知識份子的角色問題上，Bourdieu也是一位身體力行的知識份子，除了實踐個人的批判理念，也強調投入社會改造。在1988年10月的法國，在數以百計的藝文人士的帶領下，得到二十萬人簽名，要求電視戲劇在播放中不能插播廣告，要求公共頻道完全不能播放廣告，經費應全部取自執照費與徵收自私營頻道的廣告收入，這個活動的發起人之一，就是Bourdieu（蔡筱穎，2000）。

    Bourdieu認為，哲學與社會科學的文化生產的場域，現在已經由新聞場域取代，而執行這場轉換的，主要是透過身跨兩個場域的人，他們的身影並不確定，錯落在新聞場域與專業場域之間。他們利用雙重身份的優勢，躲開兩界的特定要求，但是卻將取諸兩界的或多或少的權力，引進彼此（Bourdieu，2000）。

    場域、習性和資本是Bourdieu社會學理論的中心概念，Bourdieu在《論電視》這本書中，就是以場域的概念來批判新聞和電視的（蔡筱穎，2000）。  

貳、從關係的角度進行思考－Bourdieu的場域理論

一、概念的關係性

        在說明Bourdieu的「場域」概念前，必須先瞭解Bourdieu對於概念的用法是一種開放式概念（open concepts）的使用，他提醒說，只有通過將概念納入一個系統之中，才可能界定這些概念，而且設計任何概念都應旨在以系統的方式讓它們在經驗研究中發揮作用，給概念下定義的時候，只能在這些概念所構成的理論系統中，而絕不能孤立地界定它們。概念的真正意涵來自於各種關係，只有在關係系統之中，這些概念才獲得它們的意涵。這是一種從關係的角度進行思考的技術，而Bourdieu用場域的概念也正是要實現這一點。Bourdieu在解釋場域的邏輯時指出，場域概念的思考，是一個關係的思考，真實就是一種關係，存在社會世界裡的是關係，並非作用者之間的相互主觀的聯繫或是相互作用，而是存在著，如馬克思所言，「除了自覺和個人意志之外」的客觀關係（Bourdieu & Wacquant，1998）。  

二、「場域」概念的內涵

    「場域」（champs）是Bourdieu探討行動主體和結構之間關係的工具，對Bourdieu而言，「場域」乃是由各種社會地位和職務所建構出來的空間，其性質決定於這些空間之中各人所佔據的社會地位和職務。不同的地位和職務，會使建立於職務佔有者之間的關係，呈現不同的網路體系，因而也使各種場域的性質有所區別。因此場域不能被化約為孤立行動主體的單純聚合，或只是並列元素的總合，像磁場一樣，它是權力軌道所構成的系統（Bourdieu，1997）。在某一既定時間裡，行動主體的體系決定其特定的結構；同時，每一個行動主體亦由其在場域中的特定位置來界定，由此而產生其位置的屬性（建構的結構論和結構的建構論）。

    以概念的發展而言，場域乃源自「社會空間」的概念。Bourdieu以「社會空間」來指涉社會世界的整體概念。社會空間就像市場體系一樣，人們依據不同的特殊利益，進行特殊的交換活動；而社會空間是由許多場域的存在而結構化的，這些場域如同市場一樣，進行多重的特殊資本競爭（des capitaux specufiques）。包括經濟、文化、社會和象徵資本。Bourdieu認為，人類活動的目標在於各種不同資本的累積和獨佔，以維護或提升在場域中的地位。因此社會生活本身即是一種持續的地位鬥爭，而每一場域乃成為衝突的地方，由於場域中每一行動主體，都具有特定的份量和權力，因此場域也是一種權力的分配場（Bourdieu & Wacquant，1998）。

    從建構的觀點而言，Bourdieu場域的建構係以客觀關係的結構為基礎，以解釋具體的互動形式。並以此思考工具應用到各種不同的場域。Bourdieu認為所有的場域在結構和功能都具有異體同形的現象，具有明顯的啟發作用，而得以類比。依此種方法，對涉及不同宇宙實證研究的理論原則，不同場域的歷史和結構法則，可以高度的類化（generalization）和形式化（formalization）（Bourdieu & Wacquant，1998）。

    因此，場域可視為地位結構的空間，而其地位與彼此的關係是決定各種資本或資源的分配，場域是個鬥爭的場所，涉入其中的行動主體均試圖維繫或改變資本的分配形式。對所有的行動主體而言，不管其目的為何獲成功的機會有多少，必然分享某種根本的前提，即所有的參加者皆相信它們所玩的遊戲，以及他們進行鬥爭的賭注價值。場域或遊戲的存續乃預設對此遊戲和其賭注全部且無條件的投資，與實際和未質疑的信仰（illusio，即一種遊戲的形式或遊戲前所必需的「幻象」）。因此，場域中的鬥爭行為，往往預設所有鬥爭參與者的共謀（Bourdieu & Wacquant，1998）。  

三、遊戲的類比

Bourdieu在用「場域」概念來理解社會世界時，經常用「遊戲」來做類比性的解釋，將一個場域比做一種遊戲。無論什麼時候，都是參與遊戲者之間力量關係的狀況在決定某個場域的結構。遊戲者的形象就好像是，面對一堆不同顏色的符號標誌，每一種顏色都對應一種他擁有的特定資本，與此相對應的是他在遊戲中的相對力量，他在游戲空間中的位置，以及他對遊戲所採取的策略性取向；他所採取的每一步行動，都既取決於他手裡符號標誌的總數，也取決於這堆符號標誌的組成狀況，這也就是說，取決於他擁有資本的數量和結構。更準確地說一位遊戲者的各種策略，以及確定他的遊戲的各種因素，既是在所考察的時刻他的資本的數量和結構的函數，和這些因素向他所保證的遊戲機會的函數，也是這一資本的數量和結構隨時間而演進的函數，在與客觀機會的確定分配之間久已形成的關係中所構成的習性的函數（Bourdieu & Wacquant，1998）。

此外，在遵守遊戲的默契規則和再製遊戲及其利害關鍵的先決條件的情況下，遊戲者可以通過參與遊戲來增加或維持他們的資本，即他們擁有的符號標誌的數量；但他們也同樣可以投身遊戲之中，去部分或徹底地改變遊戲的固有規則，如不同顏色符號標誌的相對價值或不同類型資本的兌換比率；辦法可以是運用各種策略，以極力貶低作為對手力量之所在的那種資本形式的價值，而努力維持他們自己優先擁有的資本種類（Bourdieu & Wacquant，1998）。

四、場域理論與系統理論

    表面上場域理論與系統理論（system theory）有許多的類似，但其中仍有相當的差異之處：

      1.場域的概念排除了功能論和有機論。

      2.場域並非由部分組成，彼此協調一致；事實上每一個場域都有其自己的邏輯與規則。

    Bourdieu描述場域及其特性的用語，如市場、資本、利潤等，係經濟學語言的借用，但他並非以狹義的經濟學概念來分析場域。事實上，Bourdieu分析互動的形式不只限於經濟的交易，而比經濟化約論更複雜也更圓熟，所依賴的也非僅是有限的經濟邏輯。因此場域分析必須避免單純的經濟邏輯，於是欲理解文學或藝術生產場域所賭注的利益，必須重新建構文學或藝術場域與經濟、政治場域的關係。如此一來將可以發現文學或藝術場域的自主性愈高，則場域中的行動主體則愈被導向非金錢和非政治目的。因而愈具有「無私欲的利益」的假象。事實上，文學或藝術生產無私欲的表現，外貌上似乎與商品和權力的世俗世界是對立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利益是中立的，相反地，它意味的只是更容易在純淨美學的面紗下隱藏其利益（邱天助，1998）。

    因此，對Bourdieu而言，無論是政治、哲學、宗教及科學，都是場域分析的體裁。所應注意的是，在各個場域鬥爭中，有相當大的程度是取決於在場域中取得正當的構成地位的那些人，如政治學者、哲學家、等等。它們壟斷著披著合法暴力的外衣，控制著場域中的鬥爭及其策略文化走向。也就是說，Bourdieu的「場域」概念提供廣泛的討論舞台，也確認了競鬥的領域。另外，Bourdieu的場域分析也揭露了被排除在場域之外者的無力感，因此Bourdieu才主張「反思社會學」是宰制結構可以逐漸獲得修正的唯一途徑（邱天助，1998）。  

五、場域分析的必要步驟

    Bourdieu指出從場域角度進行分析涉及三個必需的且內在關連的環節。首先，必須分析與權力場域相對的場域位置。其次，必須勾畫出行動者與機構所佔據的位置之間的客觀關係結構，因為在這個場域中，佔據這些位置的行動者或機構為了控制這一場域所特有的合法形式的權威，相互競爭，從而形成種種關係。第三個不可缺少的環節，即必須分析行動者的習性，亦即千差萬別的性情傾向系統，行動者是通過將一定類型的社會條件和經濟條件與以內在化的方式獲得這些性情傾向的。

    在方法論上，各種位置的場域與各種立場的場域（基於客觀位置的主觀態度的場域）密不可分，也就是說，與行動者的實踐與表達所構成的、受結構形塑的系統密不可分。不論是客觀位置的空間，還是主觀立場的空間，都應該放在一起分析。不過，在平常的狀況下，位置的空間仍然傾向對於立場空間發揮支配的作用（Bourdieu & Wacquant，1998）。

六、Bourdieu對文化生產場域的分析

    Bourdieu曾經詳細分析文化場域的一些普通特質。從Bourdieu的觀點而言，文化場域是由不同角色功能且彼此相互關連的行動主體和機構所組合而成，其工作劃分如文化貨物的生產者、再製者和傳播者等。文化貨物除了本身是商品有其商業價值之外，任何文化客體也是一種象徵貨物，具有特殊的文化價值。依其考慮的優先性是象徵或經濟價值，Bourdieu將文化生產的場域依象徵貨物市場的概念分成兩個部分（邱天助，1998）：

1.限制生產場域（the field of restricted production）：

在限制生產場域中經濟利潤是次要的，其重點在增加產絣的象徵價值，與孕育和累積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象徵資本。限制生產場域本身相當的封閉，享有高度的自主性，自行發展自己生產及其產品評鑑的規準。但生產者仍然必須以其作品的公眾意義與其本身的關係來界定自己。這種意義的生產是在流傳與消費的過程中獲得文化的認定而來的。

2.規模文化生產場域（the field of large-scale culture production）：

大規模文化生產場域的產出幾乎不以象徵價值的尺度來衡量。其產品相當短命，就像日常經濟貨物一樣。與限制生產場域相反的，其生命係操縱在非生產者和非競爭者的消費者身上，產品只在符應外界的需求。

    每一個場域，幾乎都會受到更大社會的衝突所影響，但也有其自己的邏輯，因此任何對場域的影響都會經由場域本身的結構而加以折射。例如一個知識份子與特定階級的關係由其在知識場域中的位置而傳達，亦即每一場域有其不同程度的相對自主性。在學術界中一個學門的產生和成熟是自主化的過程，一個成熟的學門必需度過認識論或社會的危機，在此時期中其對社會和文化影響的感受性可能增強（他律性原則與自主性原則的雙重作用）（邱天助，1998）。  

參、另一種象徵暴力機制的揭發－Bourdieu的《論電視》

    在世紀末，Bourdieu的《論電視》一書，不僅關切電視的社會功能，更層層描述知識份子、政治人物、記者和政論節目主持人等共

組的「電視新聞場域」的內情，掀開了螢光幕後的劣質性，讓廣大的讀者見識到隱藏在深層結構的另一面。

    在本書「舞台及其幕後」這一部分中，Bourdieu主要著眼說明，對於電視媒體的批判性解讀，不能只限於注意到政治、經濟力量在

控制與審查上的表象作用。Bourdieu認為”批判只是最起碼的感知，但簡單的批判只會隱藏這些無形的、看不到的機制，這些機制作用

在所有秩序的審查上 ，使這些審查製造出使電視成為一個維持象徵秩序的巨大工具。”電視台更由於強調包含影像、獨家、戲劇性與

收視率的商業競爭原則，因此越來越與闡述公共事務的主題背離，忽略公民行使民主權利所需的確切資訊，大量報導新奇、聳動、暴

力的社會新聞。”不過Bourdieu提醒大家，罪不在記者個人，真正影響媒體言論環境的是媒體組織、消息來源等一系列的機制，強加在

新聞工作者的制約。由於這些力量影響，使得表面上看來充滿競爭的媒體環境，其實各電視台新聞的內容卻越來越單一化，新聞工作

者順從於相同的限制，舉辦類似的民意調查，接受同一批廣告客戶，像鏡子遊戲般，一個事件會在相互反射的同時，出現在每一面鏡

子上，媒體互相解讀，也彼此為對方加上鎖鍊，製造出一個巨大的禁區效果，所以電視上出現的新聞議題，幾乎是一種沒有主體性的

選擇，往往是自我設限、不具挑戰性、因循苟且與去深度思考的。Bourdieu接著又詳細的描述新聞性節目中一系列不明顯地審查機制的

操作，包括主持人的干涉角色與人員邀請的配置，實際上都造成了壓制和扭曲的效果。電視新聞記者以超乎尋常的支配力量，選擇與

塑造所謂的公眾人物，不符合電視臺的選擇偏好，不能配合電視媒體要求的方式以進行快速思考的學者與專家，他深刻的思考就無從

讓觀眾接觸到（Bourdieu，2000）。

    在本書「不可見的結構和它的效用」的部份中，Bourdieu試圖開始引用「新聞場域」（champ journalistique）的概念，要瞭解電視媒

體發生的一切，就必須考量到組成新聞場域結構之客觀力量的整體關係（Bourdieu，2000），他指出，近年來在新聞的場域裡，電視媒

體趨向變成經濟性和象徵性的支配者。在新聞場域中的媒體組織，靠它們在社會世界裡的重要性，在生產的工具和大規模播放訊息的

工具上，掌握了壟斷事實的權力，並透過這些工具，控制普通的公民，也控制其他文化生產者、學者、藝術家、作家相互接觸的機會

，其影響性一直延伸到所謂的「公共空間」。但這個位置（即記者們所占有的）卻與他們擁有的知識價值不成比例。此外，在電視新

聞場域裡，並沒有發現有相等於科學場域裡某種被小心遵守的內在規範，能使得那些要違反遊戲規則的人將因此得到懲罰，或使得那

些適應遊戲規則的人得到同業們的肯定。Bourdieu進一步指出，電視在當代知識界與文化界正發揮一種反智、犬儒、平庸化的力量。學

術圈也越來越重視媒體的裁判，學者的聲望不是靠學術權來加冕，而是必須藉由迎向媒體，建立排行榜上的高知名度，賣弄膚淺的學

術術語及「被認可的概念」，放棄思考的自主性，變成一個無所不可與談的萬事通。在這樣的結構下，電視危害之深，就不僅限於對

公民生活、政治文化的壓抑，將其自己經由收視率來裁判的商業制約邏輯強加在其他的場域上，更由於媒體不斷僭越本身的位置，以

與「敵人」（其他場域內的共犯）合作的細緻操作方式，進一步侵犯了學術文化生產場域的自主性（Bourdieu，2000）。

肆、跨越界線的身影－對電視新聞場域邏輯的分析  

一、新聞場域的形構

Bourdieu對於電視新聞場域的分析，其所著力的焦點在於找出使得電視新聞場域愈加服從於市場要求的種種機制，而這個機制首先就作用在對記者（或是具有知識份子身份的記者）的影響上，其次，這個影響又透過記者們，在一定的程度上，以相當類似的方式作用在文化生產的各種場域中（如司法、文學、藝術、科學）。Bourdieu認為，在對這個結構的制約進行探討的時候，必需避免掉入兩個對立的錯覺，一個是認為這些現象是全新的從未發生過的，另一個是認為這些現象只是老生常談（Bourdieu，2000）。

但Bourdieu並不諱言，現今新聞媒體的此種情況在一定程度上具備一些史無前例的特徵，尤其在強度和規模上，電視發展出的影響施加在所有文化生產的場域裡，無論在廣度和深度上，都遠遠大於在過去工業革命之後出現工業文學所帶來的大發行量的報刊和連載故事所造成的影響。新聞場域對文化生產的場域所施加的一系列影響，在內容及形式上，都依賴新聞場域本身的結構。談到一個記者本身的自主性層次，首先他是依靠在幾個媒體機構的寡占局面下生存，其次，他所屬的媒體在業界裡的位置，也就是在「知識份子的」和「商業的」兩極之間，再者，在媒體機構內他所擁有的個人位置（薪資、職位），最後是他個人的資訊自主生產能力的因素（在某特定領域的專業知識與能力）（Bourdieu，2000）。

另外，說到政府的決策機構威權本身，不僅它們能夠經由運用經濟限制來施加對媒體的影響，而且也經由所有授權合法化資訊壟斷的控制，特別是官方消息發佈來源；這些壟斷提供政府的權威和提供行政當局，作為對付記者的鬥爭武器，但在另一邊，新聞媒體則嘗試要操縱政府官方資訊的掌握者，以企圖獲得資訊和獨家發表權（Bourdieu，2000）。

二、新聞場域的屬性（機制作用）

一如其他文化生產的場域，新聞場域也是一個有特殊邏輯的文化場所，它經由彼此制約和控制而體現出來，使記者接受並相互影響，和因此遵守這個邏輯，以奠定了專業信譽的聲望。但事實上在新聞場域裡，是很少有存在著關於違反這個場域邏輯的懲罰，例如譴責媒體在報導時不去引述新聞消息的來源。這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傾向，除非會有發生法律糾紛的顧慮。

通過直接發行量或收視率的間接認可，新聞場域是隨時順服在市場的意見制裁下的，敏銳於「收視率指標」的記者，通常佔據一個較高的職位，相反的，較年輕和較少被制約的記者是較傾向反對這些「職業」要求的規則和價值觀，反對他們的「前輩」較現實或較犬儒的要求（Bourdieu，2000）。

新聞場域裡的特殊邏輯被傾向生產極端不持久的產品，特別注重生產新聞，亦即是採取一種為了獲得最新最獨家新聞的優先權競爭形式，就這一點來說，是非常商業導向的。事實上，這些被新聞媒體追逐和喜好的獨家新聞，在吸引觀眾上，如同一張「王牌」，賭的是讀者或觀眾的未知與在競爭中記者必要的察覺力。在新聞場域的機制和結構下，為獨家優先權的競爭，而傾向在速度的原則和永久的競爭循環上，進行新聞場域的專業日常工作，這個新聞工作節奏促使記者只做短暫的思考，而在評價一種訊息的時候，是依時間性做判斷，因而有利於閱聽大眾的永久性遺忘與只對新奇、煽動的事物有興趣，而且使閱聽大眾養成依據新聞「新鮮度」的位置，來評判新聞場域生產者和產品好壞的習慣（Bourdieu，2000）。

新聞場域中媒體之間的競爭促使對競爭對手進行一種相互間永久的偵察監視，如此做的目的，一來是為了自競爭對手的失敗中獲益，同時避免他們的錯誤，二來是為了抵制對手的成功，同時嘗試借用它們成功的工具。別人已發現的主題不能不做，甚至相互爭奪記者。因為如此，這個場域的競爭方式自動地遠離多樣性和獨創性的生產，往往只傾向於促進提供一致性的生產（Bourdieu，2000）。

Bourdieu認為電視新聞場域中還有一個非常強勢的機制作用，即在電視這一個順服於市場制約最多的媒體，其以擁有直接和完整的傳播工具，將他們自己的選擇強加在整個新聞場域上，在保守意義的價值下，指導所有的生產，例如在定期的排行榜上（著作書籍），被記者支持而列入在暢銷名單中的，首先都取決於這個約定俗成的作者，同時是有「可靠名望」，常保持作品會暢銷的作者，以及長期以來都是最佳銷售的古典作品。這已不是單純個別記者工作的產出，而是其背後新聞場域結構特徵的作用影響（Bourdieu，2000）。  

三、新聞場域的僭越

在越來越順服於直接或間接商業邏輯的統治下，一個新聞場域由於自身影響力的強化，連帶地使這個商業邏輯傾向於威脅文化生產不同場域的自主性。新聞場域的影響運作在文化生產（哲學、社會科學）上，主要是透過處於記者場域和專業場域之間，一個不明確點的文化生產者的介入而起作用。這些具有知識份子身份的記者利用它們的雙重屬性，逃避兩個圈子的特殊要求，和彼此引進它們自己在另一個場域中或好或壞令其滿意的權力，因而這就促成兩個主要效果：一方面造成文化生產的新形式，這個新形式是游移在學院裡的深奧理論和記者的公開主義之間，很難被明確定義，亦即是降低了專業場域的進入標準；另一方面，以擴大聽眾為藉口，特別是經由這些雙重身份的人之批評判斷，提供了從知識權威到市場認可的一個表面膚淺的裁決，同時強化了從消費者到一些新主張範疇的自發性傾向。以上的這些效果強加了一種文化生產的評估原則，這個新形式的評估原則趨向於強化類似像收視率的指標或最佳排行榜的名單，並作用於文化生產的驗收上，而且也間接地影響文化生產自身在選擇上朝向要求最少和賣得最多的產品，這就讓人想到一種經常被利用在雜誌銷售上的廣告用語：「這是一本高水準和所有人都能看得懂的科學雜誌。」（Bourdieu，2000）

    最後，Bourdieu舉出司法場域的例子，做一個加強的說明，司法人員自認為完全依據它們的判決並未受到外界干擾的自我信仰，是以永恆的原則做出判決。但事實上是如此嗎？Bourdieu認為這些司法人員不自覺地體現一種集體的偽善，實際上他們並沒有完全脫離社會勢力的制約並且也被滲透了，就如同在其他場域中的社會作用者一樣（Bourdieu，2000）。

伍、代結論：進入的權利和出去的義務－一種解決的策略  

         “彰顯記者們所受到的不可見箝制以及對文化生產者領域的影響，並不是去揭發主事者或是去找替罪羔羊。這應該是嘗試讓各方能經由主觀努力，從這些機制的桎梏下解放出來，並且進而提供一個行動計畫，聯合藝術家、作家、學者和記者們，傳播工具的壟斷者；只有經由這樣一個合作，將可能有效地工作，使分享研究的最普遍成果成為可能，以及，就實際而言，開始普遍化這些進入圈子的條件。”

                                                                   Pierre Bourdieu 

在理解上文之前，Bourdieu認為必須先要有這樣的思考：進入一個經驗豐富的學術生產場域是需要文化和經濟的條件，就像人們不可能用「公民投票」的方式來解決科學問題，因為假使這麼做（即用所謂的民意調查來決定對學理的詮釋與應用），很可能就同時了消滅科學生產所必須的條件。所以應該要保護科學或文化藝術社群的入口柵欄，抵禦來自外面不恰當且不專業的市場評價，以及抵抗對文化生產場域規則破壞性的突然侵入，這麼做是為了普及大部分先進科學或藝術研究中最珍貴的成就與質疑和挑戰傳播工具對這種科學或藝術資訊的壟斷－即被新聞場域的獨佔掌握（Bourdieu，2000）。

    人們可能會誤會，Bourdieu怎麼會採取具有保守意義的菁英主義論述，事實上正好相反，他是為了避免菁英主義和蠱惑人心的宣傳不斷出現與為了維護人類最高創造的生產和傳播放送的必要條件。當務之急，必須著手去做的，就是改善文化生產場域太低太多的進入權與必須強化出去的義務。換句話說，必須捍衛圈子（文化生產場域）進步必要的生產條件，同時也要積極從事普及化進入圈子的條件，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具備必要條件，而擁有深度的概念。為了擁有傳播放送的良性條件與為了具備傳播工具、方法的所有權，在小堡壘（新聞場域）裡的生產者（記者們）必須和知識份子們及各個專業場域的團體結合奮鬥，以一種集體的力量，針對商業競爭邏輯的結構制約進行脫離與鬥爭，使接收者（閱聽大眾）能接收到一種目的是提升他們接收層次的教育（Bourdieu，2000）。

    Bourdieu提到，在十九世紀，法蘭西共和體制的創建者曾說，教育文化的目標，不是僅僅知道讀、寫、算，以成為一個好的工人而已，而是擁有必要的方法，以成為一個好的公民，能夠瞭解法律，能夠瞭解和保衛他的權利，教育文化必須對身為公民所應具備知識和其他概念的取得能力的條件進行普及化（Bourdieu，2000）。在我們今天看來，這不也正是所有的民主社會所共同追求的普遍理想嗎？

陸、參考書目  

蔡筱穎譯（2000）《布赫迪厄論電視》，台北：麥田。

李猛 李康譯（1998）《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邱天助（1998）《布爾迪厄的文化再製理論》，台北：桂冠。

包亞明譯（1997）《布爾迪厄訪談錄：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